消化一下：溯源新疆棉花这事，我们挖出个“神棍博士”_风闻

大家好，我是在观网陪您看世界的谷智轩。这两天，瑞典服装企业H&M的一份声明被扒了出来，说他们不用新疆服装加工厂，也不从新疆采购原料，声称“对公民社会团体和媒体报道的新疆少数民族受歧视及强制劳动等指控深表关切”，想给新疆棉花扣上“强迫劳动”的帽子，明摆着吃饭砸锅嘛。H&M在中国的代言人们，立马站出来划清界限。面对中国网民的抵制，H&M又发了声明，不但拒不认错，还甩锅经合组织的商业行为准则，狡辩说不用新疆棉，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场，明显还是想骑墙。求仁得仁，H&M产品纷纷被购物网站下架，APP在应用平台被撤，门店位置也被地图软件屏蔽了。本期《消化一下》，就带你拆穿新疆“强迫劳动”的谎言，看看一个子虚乌有的指控，如何被包装成西方视角里的“真相”。

其实不止H&M，耐克，优衣库等外国品牌，也“碰瓷”过新疆棉花，这次一并被网友扒了出来。这里要注意的是，H&M在声明里提到了一个组织，叫Better Cotton Initiative，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缩写BCI。H&M说我不用新疆棉，是因为BCI不发许可证。这个BCI组织到底什么来头？说白了，就是大企业豢养的NGO，号称要实现棉花可持续发展，设定一个“环保标准”，笼络企业去拿认证。明面上，企业要想拿到认证，一要保护劳动者健康和权益，二要合理使用化肥，三还得保护生物多样性。听着是不是挺虚的？那我们在整点实在的，想要入会，拿绿色认证，打钱就可以。怎么才能收更多钱？人家BCI制定了会费标准，按照企业营业额，设置了阶梯会费，有钱企业付得更多，没钱就少付点，其实跟经济学里价格歧视的道理一样。您瞧瞧，明明号称NGO，却把商业理性发挥到了极致。BCI不止拿企业的钱，政府机构也不放过，背后的金主，就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真是哪哪都有美国人。

这类NGO，日常工作就是在表演“关心棉花绿色生产”。去年12月，BCI发了公告，说接受“BBC有关新疆的报道”，已经停止给新疆企业发认证。有意思是，在H&M事件发酵后，BCI在官网上撤了这份公告。而在本月1号，BCI的官方公众号发过声明，说经过调查，新疆产棉都符合BCI标准，没有强迫劳动。总结一下，BCI之所以在中英文网站摆出两幅面孔，就是想骑墙，谁也不得罪。

上面提到的“BBC有关报道”，指的就是去年12月17号，英国广播公司驻华记者沙磊（John Sudworth）的报道，里面引用了德国“反华学者”郑国恩的文章，文章污蔑中国强制动员劳工，搞所谓“强迫劳动”。好家伙，终于找到源头了。

我先来扒皮一下这个郑国恩，本名阿德里安·曾兹（Adrian Zenz），号称是个学者，但其实就是个极右翼福音派神棍。

2006年，郑国恩去剑桥大学读人类学博士，开始“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搞人类学调查，只有和当地人面对面沟通，才能拿到准确的一手资料。但这位"郑博士"写博士论文，靠的是看看媒体报道，谷歌一下卫星图像，撑死了翻译翻译当地政府宣传稿，其余全靠脑补。2013年，他的“大作”横空出世，声称发现了“西藏大规模强迫劳动”。这套东西违反学科伦理，又没有科学性，主流德国汉学家评价，说这玩意太荒诞，只当是看个玩笑。郑国恩博士毕业后，也没有正经学校敢收他，就去了一个叫“欧洲文化神学院”的学校当讲师，这个学校是德国福音派联盟出资办的。

福音派这个派别全世界都有，靠野路子传教，政治和文化上都非常保守，还有反智倾向。特朗普之所以能上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能煽动福音派。这个德国福音派联盟也不太正经，除了传教，还要搞政治游说，经常出入德国联邦议会。总结一下，2016年之前的郑国恩，就是一个彻底的loser，没本事靠正经学术谋生，只能在教会混口饭吃。

到了2016年，“懂王”上台，加速打压中国。反华集团经费充足，一看还有郑国恩这个想象力丰富的“人才”，赶紧招入麾下。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西方媒体支持下，郑国恩马力全开，一连撰写了十多份有关新疆的“报告”，说的全都是车轱辘话，什么种族灭绝、强迫绝育，一看“证据”，口述全靠编，数据全靠推测，关联全无逻辑。这些报告的传播，也全靠极右翼媒体和宗教狂热分子，其中就有反华工具“自由亚洲电台”。

2018年，“神学家”郑国恩摇身一变，成了“新疆问题专家”。他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说研究新疆这事儿啊，“我很清楚地感受到了上帝的指引”（ I feel very clearly led by God to do this），典型神棍行为。到了2019年，郑国恩连“独立学者” 的帽子都不要了，投奔反华组织“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馆基金会”，当了“高级研究员”。这个基金会成立于1983年，一开始是一个反苏游说集团，创立者之一还是纳粹德国的民兵。苏联解体后，这个组织群聚了大量反华分子，而且极端保守，是“新纳粹、法西斯和反犹太极端主义者的巢穴”，观念就是“共产主义等同于谋杀”。去年4月，他们又发声明，说新冠病毒流行“都是阿共仔的阴谋”，把新冠死亡患者，都归到了“共产主义受害者”里面。

在驳斥郑国恩的“研究”之前，我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新疆的现状，所谓新疆棉花存在“强迫劳动”，主要针对的是南疆地区。

201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原棉年产值超过963亿元，占农业产值的四成多，农民纯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来自于植棉收入。全区一半以上的农民种植棉花，而在南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县市植棉，22个深度贫困县，都是植棉的县市。换句话说，植棉是南疆经济发展、农民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棉花产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了南疆农民的生计。

南疆棉花产业长期面临两大矛盾，第一是棉花采收难。就算采好了，企业在当地招不到工人，就面临棉花加工难，这就是第二大问题，我们先说第一个。

棉花采收难的直接原因，是南疆土地碎片化，不利于机械采摘。2020年，新疆棉花机采率达到了百分之69.83。但我们再细看一层，南疆五地州棉花种植面积，占了全区棉花种植面积的近七成，机采率却只有百分之34.7；而北疆的机采率已经打到了百分之95以上。南疆土地流转缓慢，还有150万亩地是林棉间作，不适合农业机械，农田建设水平较低，机耕道等基础配套设施也相对落后。

这些问题导致了一个现象，那就是虽然新疆农业机械化率逐年提高，但每到了收获季节，依然有采摘棉花的工人缺口。90年代中期以来，来自河南、四川、云南、甘肃等中西部农村的劳动力，每年通过铁路、公路，赴新疆拾花“淘金”，一度有60多万人，主要在南疆地区。棉花采摘是季节性工作，如果不及时，棉花卖出去的价格就不高。

由于南疆还有不少人收入较低，近年来，国家帮助脱贫，当起了企业和当地居民的介绍人，招募群众来摘棉花。采摘棉花虽然辛苦，但往往收入可观，一个月可以挣5000元左右。这个政策，提高了当地人的就业比例，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帮助贫困户脱贫，还能促进棉花产业发展，一举多得。

在新疆读过书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当地不少小学和初中，到了收获季节会组织户外活动，主要就是采棉花。这种“户外课”，其实就是让学生们去玩儿的，体验生活，能采到的棉花也不多，大家都心知肚明。

但郑国恩不这么想，在他的“报告”里，政府介绍采棉打工，成了“新疆有使用非自愿劳动力采棉的历史”、而组织学生体验生活，直接叫“多年来强迫数十万中学生采摘棉花”。

这还远没完，政府帮助打通市场环节，郑国恩解读为“新疆不断扩大推动侵入式社会管控机制”、“胁迫性劳动转移机制”。国家为了扶贫，要帮贫困户联系企业，到了郑国恩嘴里，就是因为“集体生活更方便监视控制”，“工人在有宿舍的大院里工作和生活，他们的生活环境比牧民或农民更容易被国家控制。”这个脑回路，不愧被各种西方媒体追捧。

我再说一下南疆棉花产业的第二大问题——企业招工难。这背后，就是南疆的教育问题。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百分之94.8，而剩下那百分之5.2里，就有不少在南疆地区。长期以来，许多少数民族贫困劳动力，受限于地理位置，无法熟练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也缺乏职业技能。2015年的一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在农村常住居民的户主里，4成人只上过小学，不到一半人上过初中，这还是户主的文化程度，整体受教育水平要更低。

国家多次组织职业培训，驻村干部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有些村民嫌累不愿意，有的贫困户怕脱贫后享受不到国家的优惠政策，不配合脱贫工作，驻村干部还帮忙做思想工作。郑国恩看到这些如获至宝：扶贫干部去给贫困户做思想工作，那就是“侵入性政治灌输”；驻村干部组织职业培训，那就是“强制性军事化灌输”。

为了提高贫困户职业技能，政府还积极帮贫困户联系纺织企业就业，帮他们做培训。比如2018年，政府组织阿克苏地区的深度贫困户，奔赴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纺织工程系培训，把他们培养成服装产业工人。《阿克苏日报》就报道过一名贫困户通过打工脱贫的故事，农民古扎努尔·艾买尔，在就业扶贫政策扶持下，2017年到家门口的卫星工厂新疆诺顿服装有限公司工作，原来在家里给人做衣服，一个月收入只有500元，到厂里上班后，一个月工资3000元，极大地提高了生活水平。对于这类事迹，郑国恩加工成“政府通过高度灌输性、强制性、军事化的职业培训，把少数民族劳动力从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

政府不仅是介绍工作，有的贫困户担心出去摘棉花后，家里老人孩子没人照顾，政府也帮他们照顾，如果孩子还比较小，就优先在本县本村内安排转移就业。郑国恩张口就来啊：“在这种环境下，他们会对孩子进行严厉的灌输，如果他们不说汉语，就会受到惩罚”，全是他脑补出来的场景。再比如什么“政府强制父母和孩子骨肉分离，让人们担心会受到胁迫”，明摆着歪曲原意。

总结一下，这个郑国恩，号称找到了“强迫劳动”的证据。证据是他看新闻，看到政府说有50万人转移就业，那就是“有50万强制劳工”；看到学校组织了户外课，那就是“强迫使用非自愿劳动力”；过去企业在车站前举牌子招工，现在驻村干部直接帮忙介绍工作，那就是“侵入式社会管控”；看到村民到外地打工，那就是“被政府强迫和家人骨肉分离”。就这样一篇异想天开的所谓“报告”，全程靠自己脑补，却让西方一些势力“如获至宝”，欧美媒体听风就是雨，纷纷指责中国“强制劳工”。我只能说，宝才，捡到鬼了！

就在H&M事件的前两天，欧盟以“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宣布制裁中国四名官员和一个实体。老掉牙的套路了，你以为我们不会吗？在中方的反制性制裁名单里，“德国学者”郑国恩，已经安排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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