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浪后传：中国富豪大爷图鉴_风闻

　　花儿街参考 · 出品 

　　作者 | 林默

　　1

　　少年心气

　　1988年，汉城奥运会失利的体操运动员李宁，拆开了一封粉丝寄来的信，一阵寒光晃眼——寄来的是刀片。

　　饭圈近代史上第一枚感受到粉丝脱粉回踩的小鲜肉，不是坤坤，也不是战战，而是曾获得14个世界冠军、106枚国内外重大比赛金牌，被誉为“体操王子”的李宁。

　　汉城奥运会给当时的中国人民带来的失意情绪是压倒性的。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自信心重建的改革开放初期，迫切需要在国际舞台得到认可。四年前，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首次重返奥运赛场的中国队，一举摘下15枚金牌，举国沸腾。而汉城奥运会上，中国队带回的金牌数仅有5枚。

　　英雄主义情结的落空，让大众情绪骤然遇冷。25岁的李宁在被足足骂了一年之后宣布退役。一年后，他创立了运动品牌“李宁”。

　　也是在1988年，张艺谋执导，姜文、巩俐主演的电影《红高粱》在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拿到了金熊奖，这是首部获得这一奖项的亚洲电影。

　　就算没看过电影的人，也多半能唱出那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现在看来，这几乎成了当时社会风潮的写照。那是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经济发展成果初现，冰箱、彩电、洗衣机进入寻常百姓家，牛仔裤开始在时髦青年中流行——这也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最细微的证明。

　　积极向上、打破常规、勇敢尝试的少年心气，成了当时社会的主旋律。

　　1988年4月13日，海南建省。冯仑带着小队伍，从国家体改委奔赴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他眼前的海南热闹而杂乱，每天都有章法的上限被商人的想象力突破。冯仑看到，“每个人都充满激情，充满希望，两眼放光”。

　　那也是国门初启的黄金年代。1985年，“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十二字方针出台，一场史无前例的出国潮席卷全国。

　　1988年，留校任教三年的俞敏洪终于决定出国。为了攒钱，26岁的他跟王强等同学一起，开了个校外培训班。这种赚外快的行为让他供职的北大很不满意，以“私自办学，影响教学秩序”的名义，给了他一个处分。

　　最终，俞敏洪没有出国读书。他捕捉到时代的脉搏，发现把别人送出国读书的生意，远比自己出去念书来得直接。1993年，他正式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至今累计帮助400万年轻学子出国读书。

　　30多年后，作为腾讯新闻《酌见》节目发起人和访谈者的俞敏洪，与李宁畅谈起这些年商场上的兴衰沉浮。他们谈到企业家勇气、胆魄、坚持的精神，李宁说，这些品质得益于少年时代的运动员经历，让他知道面对困难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要寻找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2

　　赌把大的

　　1994年6月，“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rap流行10年后，旨在“促进工程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中国工程院，终于在各方battle下成立了。而此刻，距离北京2160公里之外，还是一片大工地的深圳特区，一个年轻人却因为看到“工程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前景，准备出走体制。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与来自内蒙古的资源方，在深圳合资成立了一家电池公司，由全国最年轻的处长、时年28岁的王传福出任总经理。

　　两边出资方的合作并不顺利，拉扯摩擦不停。

　　在深圳，真切看到了电池市场与专利技术前景的王传福坐不住了。当时，一块充电电池的价格高达数百元，而国内还没有拥有二次充电电池独立知识产权的企业。他从体制内辞职，在深圳布吉镇租来的冶金大院里，开始了创业。

　　1989年赴美留学的艺术家王中军，也在这一年回国创业了。他拉上自己的兄弟一起，创办了一家叫华谊兄弟的广告公司。这家公司最出名的业务，是拿下了中国银行15000家网点的设计工程，作品就是现在还在沿用的中国银行的红色logo。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甘霖初降后一场充满野性的万物生长，那么90年代的中国企业，则开始真正走进规则与差异化的竞技场。越来越多的企业掌舵者开始从理性与长远出发，思索从企业向品牌、从生意到价值的跨越。

　　1991年，万通公司成立。后来江湖上赫赫有名“六君子”，有的从官场下海，有的从体制内走出，有的刚刚大学毕业。在创业浪潮的推动下，这几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从天南海北聚集在一起。冯仑回忆起当年的盛况，“北京CBD一半是我们盖的”。

　　高歌猛进的势头延续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遍地都是机遇的年代，只是因为对一个信息多加思考，就登上时代列车一夜暴富的故事层出不穷，仿佛只要看准一个支点，就都有一颗星球可以被撬起。

　　2003年，在911事件中倒下的纽约世贸大厦开始筹备重建。冯仑看到了自己职业生涯中可能打出高光的机会。他开始跟西尔维斯坦家族谈判，希望参与到二期中最高建筑自由塔的投资建设。

　　冯仑规划的重要一环是，在自由塔上建一个“中国中心”。这不仅是世贸大厦二期的最高建筑，也把他推上了彼时舆论关注的最高点。

　　许多年后，他向俞敏洪解释自己做这件事的原因，“就是想让中美之间，在那个时间点上能有所改变”。

　　但从商业角度考量，一个在世贸大厦最高点操盘“中国中心”的地产商，将为万通带来怎样的商业势能?

　　这个问题迟迟没有答案，因为经历了各种变数之后，直到2019年“中国中心”才得以开业。17年沧海桑田，这位中国地产商的处境早就不复当初，中美关系也已是另一番光景。

　　开放的机会不仅来自大洋彼岸，更来自中国经济发展中不断拓宽的想象边界。王中军的目光紧紧盯在2002年2月开始施行的《电影管理条例》上——条例放宽了民营资本进入电影制作、发行行业的准入门槛。在这之前，这家依靠如中国银行这样的客户积累了大量现金的广告公司，仅仅是作为电影电视剧的投资方存在的。

　　王中军动作极快。2003年2月，出品过《人生》《老井》《红高粱》《双旗镇刀客》的西影宣布完成重组，华谊成为新晋股东。华谊兄弟自此拥有了在电影制作、发行上的完整生产体系。铁王座在远处，缓缓拉开帷幕。

　视频连接请戳

　　一个企业家一生中，赢面最大的与最虚无的机会，都来自他们对时代下注的时刻。某种意义上来说，李宁提到的勇气、胆魄、坚定、坚持的精神，是所有成功企业家需要具备的共同品质。

　　企业家是这样一种存在，他们的每一个洞察与判断，其实都在推进一次关于资源再次组合的大型社会实验——北方人会不会喜欢吃四川火锅？制造一个通关托福的道具，会让多少人更想出国去看看？电动汽车会不会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新的交通方式？岁末的一档电影，能否爆发出比平时更大的感召力？除了居住，建筑还能传达什么样的意义？

　　在他们身上，映射出来的是观察与判断的张力，是冒险的光芒，也是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的共振。

　　3

　　无解的命题

　　2013年，47岁的王传福已经不再年轻。这位功成名就的亚太区电池大王宣布，将通过旗下的香港主板上市公司比亚迪股份，以2.54亿港元的对价，收购西安的秦川汽车。

　　比亚迪股价应声大跌。资本市场不看好比亚迪的造车战略，也弄不明白一家做电池的公司买名不见经传的秦川汽车，到底买了个啥。

　　“当时买秦川汽车，其实它连发动机技术都没有，我们买的就是一个（可以造车）的license（牌照）。”多年后，王传福在《酌见》中告诉俞敏洪。此时的比亚迪，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超过20%，2020年公司市值跃居国产车企榜首、排名全球第四。成功被验证之后，当初的所有误解都化为笑谈，一切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正如很多人说的那样，被误解是企业家的宿命。

　　比如俞敏洪，坊间向来议论纷纷。有人说他从北大出来，放弃对学术和思想的追求，居然来做一个庸俗的生意。有人管他叫个体户，说办个培训机构有什么了不起。他有段时间陷在沮丧情绪里，想不明白自己赋予自己的伟大使命，为什么在外人看来一文不值。

　　今天的年轻人也许不知道，几年前在社交媒体上翻过车的俞敏洪，曾经是在中国高校巡回演讲最成功的老师，甚至是上一个时代最会与年轻人交流的导师。但现在，俞敏洪说，今天的大学生已经听不进去他的话了。

　　永远有年轻人冒出来，他们才是社会的主流和希望。借助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时代旋律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发生变化。老一辈的经验或许能带来下一次成功，也或许会阻碍下一次成功。

　　任何一个企业的升级，都是企业家本人精神的升级；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和转型，都是企业家内心精神和灵魂，眼界和胸怀变革的结果。俞敏洪和节目里所有企业家一样，他们的成功得益于年轻时候的野心勃勃，以及对未来的精准判断和把握；却也随着年龄增长，时刻担心自己知识结构陈旧、眼光不再锐利，进而走到自己的反面，被时代抛弃。他们渴望被理解，渴望交流，渴望从新的角度不断修正对世界的认知。

　　这是难得的自省，也是几乎无解的人生命题。

　　关于自己和时代的关系，冯仑有着与俞敏洪同款的恐惧。他这一生，都想以钢筋水泥的方式带来某种存在的改变——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台湾盖房子的大陆地产商，前些年还发射过国内第一颗私人卫星。

　　“30岁的时候干什么都是当下，稍一努力就干成未来了，但现在一不留神就干成过去了。”30岁那年，“冯副主任”第一次踏上海南岛，而现在，已过耳顺之年的他在镜头前叹一口气，感慨踩不中点了。

　　王传福带俞敏洪体验了比亚迪厂区里运行的轨道交通，描绘起他理解中的未来城市交通解决方案。但无可回避的事实是，王传福坚定布局的比亚迪云巴和云轨战略，多年来备受质疑。

　　至于决策背后的信念来自哪里，王传福的回答很坚定：“这就是我们学技术的人，我们有数据来决定战略，有数据来决定我们的每一项决策，我们有充分的数据来证明我们是对的。”

　　旁观者当然无从知晓他掌握的所有数据，但技术狂人也算不尽世间变数。没有人能知道，饱受争议的云巴和云轨，会是比亚迪的下一个“秦川汽车”，抑或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妄想。

　　4

　　拥抱年轻人

　　李宁今年58岁。他说，15年前就觉得自己老了。但12年前，为了公司的年轻化战略，他公开宣布，自己拥有一颗90后的心。

　　2010年6月，盛大的20周年庆典上，李宁公司宣布用新的slogan “make the change（让改变发生）”，取代此前的“一切皆有可能”。此后，以90后为目标消费人群的品牌广告频繁亮相。

　　借助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李宁在鸟巢上空“飞天点火”的东风，2010年，李宁品牌的全年营收逼近95亿元，门店数超过8000家。但“让改变发生”之后，2012年开始，品牌营收接连下降，三年连续亏损31.5亿。

　　在经历了三年的渠道、产品、品牌革新后，时至今日，“国潮”让李宁终于拥有了他当年梦寐以求的年轻人。00后对在巴黎时装周上走秀的“李宁”津津乐道，他们不知道，这个品牌当年是如何以几乎断臂的代价寻求年轻化转型。

　　谈起那段深陷泥淖的日子，李宁谨慎地撇清2008年奥运会对李宁品牌的加持作用。他对俞敏洪说，“走一圈是跟公司没关系的。公司靠这个，很难去真正获得发展。”

　　王中军也老了。1998年，英达来找他投资电视剧时，手里拿着个把亿的他，没怎么犹豫就投了。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很有钱”。

　　今年他61岁了，刚刚带领华谊兄弟走出那场“非常差钱”的危局。他反思了自己的过度乐观，反思了钱：“（当时）对整个市场走向没有真正的判断，甚至也没有去判断。我们公司最高市值有800多亿，为什么没有去融资？”

　　这是一群平均年龄将近60岁的企业家，早已摆脱了关于个人财富的困扰。他们每个人都有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以及对未来无穷无尽的探索精神。他们是生命被2倍速乃至n倍速快进的一群人，在大风乍起时率先起跑，有人跑到技术与产品进步的最前沿，也有人站在当下预判明天的人心所向。他们把这种倍速层层传递出去，推动技术变革与资源流动，给更多人带来更多元化的选择，努力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但现在，他们过了体力与精力最好的年纪，对曾经最熟悉的节奏，会犹豫，甚至是错判。

　　有一个人除外，43岁的搜狗公司CEO王小川。

　　回到故事最开始的198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去成都考察时，特意去了一趟成都七中。他俯身去看一个正在老式计算机前操演的学生，问了个问题：“一分钟能打多少字？”

　　那个穿着蓝色校服的少年，就是王小川。

　　王小川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这是生下来就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一代人，是从小敲着代码长大的一代人。在2003年冯仑往返美国谈判之时，搜狐开始组建开发搜狗搜索引擎研发中心，负责这一工作的，是还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高性能所读研究生的王小川。

　　研发中心先后推出搜狗搜索、搜狗输入法、搜狗浏览器等产品，首创“输入法-浏览器-搜索”三级火箭模式，成为行业追赶者破局搜索的唯一成功模式。团队里的20来人，多数都是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读书的学生，其中12人出自奥赛集训班。王小川说，“这些人都是我挨家挨户找来的。”

　　和《酌见》中所有前辈企业家一样，作为第二代民营企业家代表的王小川，对时代和未来也有自己的判断。他将未来押注在AI人工智能上。在他的构想里，机器可以模仿人的大脑连接，深度学习获得语音图像的能力，产生理解人行为的能力，也能在语言之上产生推理能力和知识的观念能力。

　　这故事似曾相识，它关于时代，关于未来，关于眼界，关于对人类发展方向的构想和判断。它正在王小川这代年轻企业家身上发生，又仿佛回到俞敏洪、冯仑、王中军、李宁、王传福二三十年前开疆拓土的创业年代。那里有怀疑，有误解，有孤注一掷，有化险为夷——这是勇敢者的冒险游戏，需要一点点运气，需要大环境的滋养，更需要人们内心中最宝贵的勇气、智慧和坚定不移的品格。

　　俞敏洪和《酌见》所做的，首先是打造一面镜子。透过它，企业家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见自己——看见过往的成长经历，看见自己为什么能把企业做成，看见生命中的得与失、偶然与必然，看见过去与未来更多的可能性。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关于企业家的采访，隔三差五就会在媒体上出现，但多数都是隔岸观火。俞敏洪说，作为企业家群体的一员，他有足够的理解力与亲和力，将老朋友们的状态挖掘、呈现出来——而这种关于人生困惑和世界观层面的沟通，又是日常聚会时很难涉及的深度。

　　他说，“这件事情应该由我来完成”。

　　《酌见》的另一重意义，在于搭建一座理解的桥梁。在中国，企业家群体尤其是50岁到70岁的民营企业家，几乎亲身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但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却没有被真实展现，还常常被公众误解——80%的老百姓在民营企业工作，他们是最普通的打工人，经常会抱怨老板脾气不好，决策失误，朝令夕改，不体恤下属……

　　这座桥梁，或许能给他们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去了解企业家们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承担着多少压力，在面对困境时是怎样的无奈、纠结和挣扎。或许只需要一点点的了解，就能让原本处于对立关系的两群人，拥有握手言和的可能。

　　如果说《酌见》还有更深刻的意义，那就是它试图勾勒出一部中国企业家的口述史。在这里，他们的个人际遇，与改革开放40年历程相融合，与整个国家的发展命运和谐共振。企业家的经历、感悟、体会、思考，是中国现代企业发展史的重要部分，他们的精神面貌，也是这个时代风气的真实写照。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值得被记录，也必须被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