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峥 | 现实与隐喻的“公园” ——京派文学的公共领域与生产机制_风闻

引言

中山公园是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之一。因其前身是社稷坛，具有得天独厚的象征资本和地理优势，设计又富有不俗的审美品位，因此获得当时众多中上层文化精英的青睐，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茶座“来今雨轩”。关于来今雨轩与京派文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关系，学界此前已多有讨论，如唐小兵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 1949）》一书就曾论及。唐小兵的观点基本可以代表迄今学界的共识：一是中山公园的茶座主要承担《大公报》文学副刊聚会场所的功能；二是茶会的人员构成基本以京派中坚为主，即沈从文、杨振声、周作人、林徽因、萧乾等人。本文则在此基础上，将茶座空间的文化活动与《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编纂实践更切实地结合起来，指出文学副刊、公园茶座、客厅沙龙这几个文学公共空间彼此互通声气，且公园茶座中的对谈与《大公报》“读者与编者”“答辞”等专栏的开辟具有相互启发、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山公园的茶会实际上是兼及新老作家、分批进行的，通常学界只注重京派的成名作家，忽略了新人群体；而后者恰是京派文学得以推广、延续自身文学主张的关键，也体现了京派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中山公园与《大公报》文学副刊作为文学公共领域，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京派成名作家的俱乐部，转变为其沟通前后代之桥梁的过程，京派文人充分利用茶座和专栏空间，争取青年、培育后进，促成了新文学的再生产。

培育新秀的《小公园》

1933 年，受胡适等力荐的杨振声、沈从文接替学衡派领袖吴宓接编《大公报》文学副刊，象征新派文化人入主北方文坛的重镇，《大公报》文学副刊从此面目一新。而来今雨轩便成为刚从青岛回到北京的编者杨振声、沈从文宴请作者、孕育京派文学的公共空间。

自1933 年初起，身在青岛的杨振声与沈从文即为筹备《文艺副刊》而频繁来京，宴请林徽因、梁思成、朱自清、郑振铎、周作人等此后京派的核心人物。1933 年9 月23 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正式创刊后，杨振声、沈从文更是定期在京组织聚餐会和茶会。据《周作人年谱》，1934 年多有赴《大公报·文艺副刊》在丰泽园（亦有玉华台、会贤堂）聚餐会的记录，基本上每月一次，参加者有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胡适、闻一多、林徽因、梁思成、俞平伯、朱自清、叶公超、余上沅、巴金、郑振铎、卞之琳、李健吾、梁实秋、孙大雨等人，俱为京派的中坚力量。此前研究普遍认为杨振声、沈从文的茶会与聚餐会是一体的，参与者以上述人员为主。但我经过考辨发现，聚餐会与茶会的功能实际上有所区分，聚餐会重在宴请成名作家，茶会则兼及发掘、培养新人。这个变化肇始于1935 年下半年，与萧乾接手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有关。1935 年7 月萧乾接管《小公园》，9 月《小公园》与《文艺副刊》合并为《文艺》，仍由萧乾主编，据他晚年回忆，他延续了沈从文、杨振声以来今雨轩为据点联络作者的传统：

1935 年我接手编《大公报·文艺》后，每个月必从天津来北京，到（来）今雨轩请一次茶会，由杨振声、沈从文二位主持。如果把与会者名单开列一下，每次三十至四十人，倒真像个京派文人俱乐部。每次必到的有朱光潜、梁宗岱、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徽因及梁思成、巴金、靳以（但不久他们二人赴沪了，靳以编《文季月刊》，说明当时我们还不忘《文学季刊》的日子）。还有冯至，他应是京派的中坚。

《大公报·文艺副刊》

就萧乾开列的名单，依旧是我们所熟悉的“京派文人俱乐部”。然而，根据当时的青年作者芦焚（即师陀）回忆，萧乾刚接手《大公报·文艺》时，是分两拨宴请作者，于是增列了一份新的名单：

约在1935 年冬，萧乾同志已经从燕京大学毕业，进《大公报》主编《文艺》普通版，前来北平宴请写稿人。被宴请的人全住在北平，却分为两批：头一批是周作人、俞平伯、杨振声等人，第二批是冯至、吴组缃、屈曲夫、刘白羽、杨刚等人，其中也有我。总之，除了冯至同志三十来岁，第二批全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从芦焚的叙述可以看出，萧乾是兼及新老作家、分批宴请的。参考同辈作家王西彦、严文井等人的回忆，他们介入《大公报》的聚餐和茶会活动皆始自1935 年秋天（即《文艺》创刊前后），且记忆中的成员有很大重合，基本上是杨刚、芦焚、刘祖春、李君彦（威深）、屈曲夫、田涛等人，全是后起的青年作者，并没有老一辈作家。王西彦、严文井都是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后，由萧乾出面邀请，并在宴席上见到沈从文，此后加入沈从文在中山公园或北海主持的茶会。由此可见，沈从文、杨振声在来今雨轩的茶会兼具两个功能：凝聚知名作家，提携文学新秀，且通常是分开进行的。这实际上揭示了《大公报》文学副刊和中山公园茶座互为表里的文学公共空间——不仅是京派同仁的俱乐部，更是他们沟通代际、培育后进的桥梁。萧乾是承上启下的一个典型，他本身便是由《大公报》擢拔、成就于此，又将传统薪火相传。

1933 年10 月，沈从文在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一个月后，发表了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萧乾寄给自己请教的习作《蚕》。这是萧乾的处女作，他由此得以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受到了诸位京派领袖的关注。林徽因看到报纸后率先致信沈从文，邀请萧乾来家做客。于是青年学生萧乾在沈从文的陪同下，进入了颇具传奇性的“太太的客厅”，相当于象征性地进入了京派的中心地带。此后萧乾备受沈从文、杨振声、林徽因等人的赏识，不仅沈从文每月定期向他约稿，他还在《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中忆及杨振声对自己的提携：“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间，除了去西斜街看望他，我还常同他一道参加在北平举行的文艺盛会、中山公园品茗或到朱光潜先生家去听诗朗诵。” 1935 年初春，杨振声约萧乾到来今雨轩喝茶，在座有沈从文和《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此即杨、沈二人向胡政之推荐萧乾接任《大公报·小公园》主编。《小公园》遂成为萧乾的试手之作。

《小公园》本是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副刊，刊登的文章“体裁不论新旧，趣味务求浓郁”，以消遣性的小品文为主。首任主编何心冷在发刊词《我们的公园》中取“公园”意象，以“园丁”自喻，栏目设置亦以“蜂尾”“镰刀”“仙人掌”等命名，由此可见其对于“公园”及副刊的认知定位——以消闲娱乐为主，也不拘新旧文学。冯叔鸾继任后，更是大量刊登符合其自身趣味的传统曲艺和旧闻掌故，即便在萧乾接手前后，仍陆续刊登了齐如山等人的作品。但“公园”对于新文化人来说，本来就不是纯粹的消闲场所，乃是投射了自身的现代性想象与启蒙理想的所在。萧乾接手《小公园》后，《大公报·艺术周刊》主编司徒乔及梁思成、林徽因伉俪便分别替《小公园》重新设计了两帧新的刊头，景致颇似北海与中山公园，表达了京派文人对于“小公园”的理解和期待。1935年7 月4 日萧乾正式走马上任，以“编者”署名发布《园例》，在这封“致文艺生产者”的信中，他想象了一位独自躲在屋子一角对着白纸发愁的“投稿者”，完稿后又小心翼翼、饱含期待地寄出稿件。很明显，萧乾设想中的对话对象是典型的新文学的青年习作者，而他旨在指点这些青年作者何为好的文学。从开宗明义的《园例》即可看出，萧乾对于《小公园》的设定，他预设的潜在读者与作者是合一的，即新文学的青年爱好者，而《小公园》负有引导青年文学趣味的职责。研究者往往关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和《文艺》，而较少注意存在时间较短、作者也不够璀璨的《小公园》。但《小公园》实为《大公报》文学副刊转型中承上启下、培养后进的阵地，促成京派文学理念的推行和自我繁衍，具有关键性的奠基作用。萧乾曾谈到他主编《小公园》的初衷：鉴于自己是投稿出身的文艺青年，因此要将《小公园》造就为“千千万万个文艺青年自己的园地”。这一思想也得到了胡政之的充分支持，表示“《大公报》不能只编给提笼架鸟的老头儿看”，并建议萧乾策略性地以新人替换旧人。

萧乾的这一理念非常明确，且一以贯之，延续到他后来主编《文艺》。萧乾多次在阐述自己办报经验的文章中强调副刊培育“新人”的重要性。他回忆《文艺》创刊之初，胡政之曾多次嘱咐他“不必学许多势利编辑那样，专在名流上着眼。要多留意新人”。在《我与副刊》一文中，他指出副刊与新人彼此相互依存的意义：“副刊是新作者露面的主要渠道。我自己就是这样：在副刊上发表的作品受到注目，随后《水星》《文学季刊》《文丛》等编者相继约我写稿，商务印书馆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以及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也约我出书。这种‘三级跳’的过程许多人都经历过，其中最带关键性的是副刊。因此，副刊如不以登新人作品为主，它就失却了存在的意义。”而反之，新人也是副刊“存在的意义”，他曾说，中国报纸的特色是副刊，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应该为‘五四’以来的文艺副刊单辟一章”，相较之下，西方报纸虽然也有文艺副刊如《泰晤士报》或《纽约时报》，但主要登书评；“而中国报纸副刊的特点则主要是刊登创作。并且首先是新人的创作。这样，它就具有了育苗的作用”。他甚至界定：“品评一个文学刊物的成就，主要不是看它发表过多少资深作家的文章，而是看它登过多少无名的。”

《大公报》文学副刊的主编沈从文、萧乾自身都曾有作为文学青年习作和投稿的经历，因此他们在执掌副刊时，也特别注意引导和培养新人，这成为《大公报》文学副刊一个鲜明的办报理念。如何引导和培养新人？萧乾曾亲身受惠于前辈沈从文的悉心指教，他承袭了这种经验，并将它进一步以制度的形式落实下来——在《小公园》开辟“读者与编者”栏目。1935 年7 月5 日，在萧乾发布《园例》后一天，他追加《计划》，公告《小公园》在筹备三个特栏，即“书报简评”“文艺新闻”和“读者与编者”。其中“读者与编者”模拟公园茶座的交谈，采取一种对话的形式，发表编者与读者之间的通信，呈现两者之间的互动。编者萧乾是以第二人称“你”向读者发言，而且这个“你”明确指向的是青年习作者。在7 月8 日“读者与编者”第一期中，萧乾发表了四封给投稿者的拒稿信，一封致写作旧诗的“前辈”，三封给青年习作者，两类拒稿信截然不同。在前者中萧乾直言不讳：“这类文字，本园目前暂不想刊登。理由很简单：我们的篇幅有限，积稿太多。在这年轻人没处说话的岁月……我们决定请前辈容忍一刻”；在后者中则不厌其烦地指导作者应该怎样把“血和泪”的情绪进一步客观化，并许诺：“这刊物虽小，我们将努力克服编辑上传统的势利心。我们的光荣将不在于曾刊登了‘老作者’们的稿子。我们准备着更多的骄傲来发见新进。”这相当于宣告了《小公园》的新定位：新文学（而非旧文学）、新人（而非名家）的天地。

左起：萧乾、曹禺、沈从文、靳以（1933年摄于北平）

1935 年7 月16 日萧乾在给一位读者的拒稿信中指出，该投稿者及另一位投稿者分别模仿了张天翼的小说《蜜蜂》和《俘虏》，由此讨论创作与模仿的问题。这反映了新文学发展期的一个普遍现象，即初学者在创作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模仿既有的新文学作品。此时距《青年杂志》创刊、新文学发轫已有20 年，新文学已形成一整套相对成熟的生产、消费、再生产的印刷秩序。事实上，萧乾的恩师沈从文就是最初受新文学体制召唤和滋养的文学青年的典型，并在从边缘向中心位移的过程中成功地内化为体制的一分子，沈从文本人的早期创作也是从模仿各式新文学潮流起家的。借助报刊的传播，文学的接受、消费、反馈以及再生产都被加速了，新文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在《小公园》的读者来信中，就有读者自白文艺成为他“唯一的‘出路’”。而正因为新文学形成了这样一套再生产的内在循环，其自我复制的问题也暴露出来。萧乾注意到这个问题：“拓版式的模仿是条死路……八股文是费了好大力气才打倒的，我们不可另创一新八股。那是时代之孽障！”如何打破这种封闭循环的“新八股”？沈从文和萧乾很清楚报纸作为新文学印刷载体的力量（正面或负面），也明白应该如何借助这种力量达成自身文学理想的推行和对新文学未来作者的培养，《小公园》辟设的两个栏目“书报简评”和“读者与编者”便是方法。前者希望给予读者“购买和阅读上的指导”，“精细地筛去出版物的渣滓，使只有健康的、正确的、美的才为读者接近”，从阅读的方面形塑读者对于文学的审美；而后者则是从创作的方面斧正作者的写作品位。

萧乾多次强调当前的文学标准与新文学初期不同，不须蹈袭前人，应突破既有的文学形式，有自己新的创造。1935 年7 月30 日，他在编者信中指出文艺不仅是情感的宣泄，“我们不必再重复古人的偏见”，这“古人”并非指向新文学的对立面旧文学，而是初期的新文学本身：

在五四后，新文艺的曙光期，这确实是一般作家的认识。我们能体谅当时的情形：一个才出狱的久囚犯人。于是，除了一部分作家滴着“爱莫能助”的同情泪，在黯淡的角落里写着人道主义的小说外，文艺界成为了一个繁荣的鸟市，一个疯癫院：烦闷了的就扯开喉咙啸号一阵；害歇斯底里的就笑出响朗的笑；穷的就跳着脚嚷出自己的需求，那有着性的烦闷竟在小庭广众下把衣服脱个净光。朋友，他们是可原谅的，时代压得他们太闷窒了。他们不知怎样发泄内在的那点热力了。

萧乾对于早期的新文学趣味明确地做出区隔甚至大胆地否定，指出新文学应建立新的标准，应在审美上更锤炼，在表达上更节制，这实际也代表了京派的文学主张。“读者与编者”通过表明我们想要怎样的稿件，实际上亦借此引领青年的写作方向。此前，《小公园》曾登出沈从文的《废邮存底·关于“批评”一点讨论》，对读者提出的给予文学创作建议的请求，沈从文的回应是让读者仔细阅读“读者与编者”的编者回信：“您说正留心值得留心的作品，我以为那些信件就值得您特别留心。您说您欢喜创作，努力创作，可不知如何写下去，方能同社会接头，得到出路！而且是个正当的出路，要听听我的意见。我的意见依然是劝您去读读那些信件。”可见沈从文与萧乾的态度是一致的，很自觉地通过“读者与编者”引导青年的写作趣味，也即对文学的审美。这种有意识的召唤立竿见影，青年读者们给出了积极的回应。据萧乾回忆，“读者与编者”栏目一开，每天的来稿增加了不止一倍。一位读者在来信中热烈地表示自己是“你希望‘用笔耕耘自己理想的青年’里的一个”，并透露“随了《园例》，七月五日在小公园里发现了你的《计划》，直到现在没有一天不是在用饥渴的贪婪的眼睛一字不遗的读着记着你的那‘读者与编者’。它给予我不少过去难以得到的正确启示”。8 月16 日，一位读者来信则一一评点了自《计划》发布后新辟的几个栏目，高度肯定“读者与编者”对于文学青年的影响：

这一栏的开辟是在全国所有的文艺刊里不易见到的。它握住了时代的需要，和青年文艺者的迫切要求，给予我们许多极须知道而又无从理解的东西。它正确明白的告诉给我们应该怎样去寻创作的材料，怎样才能把作品客观化，一个作品应该怎样去顾及时代和若干创作的必备条件。我可以说无数的文艺青年受了你那娓婉的信感动鼓舞而提起笔来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相信如果不放松的将这栏里的文字仔细的看看，并能相互继续商讨下去，那收获定比读十本二十本所谓“小说作法入门”的书多到不只数倍。

“读者与编者”虽然只持续了两个月不到，影响却不小。由于改版后的《小公园》与《文艺副刊》日趋接近，1935 年9 月1 日《小公园》停刊，与《文艺副刊》合并为《文艺》，除周日《星期特刊》由沈从文编辑外，余日仍由萧乾主编，“读者与编者”栏目也随之废止。但自11 月16 日始，《文艺》开辟“答辞”栏目，萧乾在《启事》中解释因《小公园》原辟有“读者与编者”，“内容不外是一个年轻人对另一年轻人的攀谈”，改刊后因考虑到《文艺》的读者层添了很多长辈，自觉在大人面前絮叨是不好的；然而许多青年读者写信来表示不满，“他们要它。他们要的不是什么文章，他们要一个心灵间的交通媒介……眼看着他们就要哭丧着脸，一个个走开了。我们舍不得丢失这些年轻朋友”，因此决定开辟“答辞”，并请长辈们谅解。在同期的首封“答辞”中，萧乾向一位读者（亦即所有青年读者的代表）道歉迟复来信，并宽慰他们不要担心《小公园》停刊将导致青年作者失去阵地，声明从本月起每周三的《文艺》专为新作者保留，“纵有文坛先辈的好文章，也不使这天受侵犯”。从萧乾的回应可以看出，《小公园》尤其是“读者与编者”的停刊在青年读者中引发强烈反响，他们担心失去沟通的渠道与发表的空间。这从反面折射了编者与读者双方对于《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功能定位有明确共识：《小公园》是文学青年的园地，《文艺副刊》则面向成名作家。《小公园》与《文艺副刊》合并为《文艺》后，新老作家群体并存，这也呼应了前文萧乾在聚餐和茶会时分批进行的安排。萧乾主编的周三版和沈从文主编的《星期特刊》分别承继了原来《小公园》和《文艺副刊》的分工，他们彼此也会向对方的版面推荐稿件，如沈从文会将青年作者的稿件推荐给萧乾，而成熟了的青年作家也可以“登堂入室”在《星期特刊》上发表，因此两个版面、两个群体之间又是彼此流动、互通有无的。

萧乾自己曾总结，自他接编以来《文艺》所发生的质变，“原先它穿的仿佛是士大夫的长袍马褂，联系较多的是：五四早期的老作家。我经管后，新一代作家群成为中坚力量，可以说穿的是学生服”。实际上，这种变化是从《小公园》肇始的，《小公园》在《大公报》文学副刊的转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使其从京派主流作家的俱乐部，转而成为沟通新人与前辈的桥梁。

茶座与圆桌

萧乾不止一次在“读者与编者”中强调这个栏目不该成为编者的独白，而是“一张圆桌，不是课堂，也永不可成为沙场。这圆桌上没有主席，所以大家说出的都只是意见”，希望读者成为栏目的主人。萧乾始终注意营造副刊作为“圆桌”的对话性，比如“书报简评”栏目，也多有作者、读者、评论家、出版商往来的批评对话，创造了一种“立体式”的书评。“读者与编者”栏目中，读者不仅是听众和提问者，也会积极参与讨论，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针对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人物与故事的创作法等，都曾出现多人的往复辩论，在纸面上形成一个“圆桌”的空间。我认为，来今雨轩的茶会与“读者与编者”的“圆桌”理念是相互启发、相辅相成的。从萧乾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开始，更年轻的作者如王西彦、寒毂、屈曲夫、田涛、杨刚、严文井、李威深、常风，甚至还有欧阳山、姚雪垠、林庚、张秀亚等开始崭露头角。当投稿者的文章被挑选发表于《小公园》或《文艺》后，便会由萧乾出面邀请其中有潜力的青年作者赴宴，再由沈从文邀约参加茶会。如王西彦回忆在给《大公报》投了几次稿后，1935 年秋天得到萧乾的通知，去东城一家菜馆参加晚便餐，“那天晚上接受邀请的都是北平的青年作者”，并由此结识在场的沈从文。此后王西彦除了去沈从文家中拜访，沈从文也常发通知邀约年轻作者到公园喝茶。他回忆：

我们常去的地方，是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还有北海公园的漪澜堂和五龙亭。大概是每隔一两个月就聚会一次，所约的人也并不完全相同，但每次都是从文先生亲自写简短的通知信，且无例外地归他付钱作东。大家先先后后地到了，就那么随随便便地坐了下来，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以从文先生为中心的局面。可是，交谈的时候，你一句，我一句，并不像是从文先生在主持什么会议，因而既没有一定的议题，谈话的内容虽大致以文学和写作为主，也可以旁及其他，如时局和人生问题，等等。时间也没有规定，每次总是两三个小时的样子。完全是一种漫谈式的聚会，目的似乎只在联络联络感情、喝喝茶，吃吃点心，看看树木和潮水，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中山公园的公园茶座

严文井也是于1935 年秋天，连续投了几篇习作给《大公报·文艺》周日版后，某天突然收到沈从文的一封短简，“他批评我写得太多太快，劝导我多动手修改自己的文章，学会自己修改自己的文章”。当时沈从文虽没有在《星期特刊》上发表严文井的文章，但会推荐给萧乾的版面刊发。1936 年春，严文井即受邀参加聚餐，并在席上第一次见到沈从文。此后，“从文先生大约每隔一两个月就要邀约这批年轻人在北海或中山公园聚集一次，喝茶并交谈。用今天的话，也可以说是开座谈会。不过每次座谈都没有主席和议题。”

从王西彦和严文井的追述可以看出，沈从文主持的公园茶会有一个主要特点：它与沈从文、萧乾经营的“读者与编者”“答辞”栏目一样，是一个“圆桌”而非“讲台”，没有“主席”，是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沈从文早年向《晨报副刊》投稿时曾受主编孙伏园怠慢，后得徐志摩知遇，因此在“领导北方文运”时矢志把徐志摩的“火”传递下去，特别注意扶植青年作者。恰如王西彦等人的回忆，他主持的茶会具有相当的平等性，为青年习作者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公共空间，参与者皆可以自由地表达观点，成为京派文人不同代际之间建立社会网络关系的场域。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萧乾始终强调《小公园》是一个“圆桌”而非“讲台”，不抹杀任何人发言的权力，但他与沈从文无论是在茶座现实空间还是在报刊象征空间的交流中，坚持与青年平等对话的同时，也不乏对其温和而坚定的引导乃至批评。因此，“圆桌”虽没有“主席”，但存在“核心人物”，这二者并不相悖。

沈从文在公园茶座中对于青年作者的建议，与在报纸上对于青年读者的答复，表达的理念和措辞都很相似。比如写作就是文字锻炼，使用文字要有选择、有节制等观点，沈从文不仅在茶会现场，在“读者与编者”“答辞”中也多次谈到。在《答辞十·天才与耐性》中，沈从文批评一位投稿者“还不很懂得驾驭文字的方法”，要学会“如何吝惜文字”，以及“文章写的太快，一来许多篇”，建议该投稿者要学会修改自己的文章，放弃“天才”，尊重“耐性”，这与他在私人通信中对严文井的批评也如出一辙。在《答辞八》中，沈从文提出小说情节的设置也要明白“‘经济’两个字在作品上的意义，不能过度挥霍文字，不宜过度铺排故事”。萧乾亦在同一期“答辞”中回应投稿者对于删改自己文法的质疑，指出“如果想文字有光彩，富血肉，得爬在那个上面，搬运，调遣，熔铸，酿造，为了完成一个更严肃的工作”。在另一期中，萧乾则指导习作者在表现生活时要学会重新组织材料，“敏感外，你还得会节制摆布”。“节制”是京派文学的基本主张。借助公开发表通信，沈从文、萧乾得以透彻全面地阐释、贯彻自己的文学理念，同时，借助印刷文化的加速作用使这两个栏目成为推动新文学自我繁衍的一环。它直接面向青年习作者发言，并给出具体可行的写作指导，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青年习作者积极自觉地向编者的趣味靠拢，使得京派的理念不限于纸上谈兵，而是迅速地在再生产中得以推广。

由上可见，沈从文、萧乾在副刊专栏中以编者名义回复读者来信，针对习作者进行文学理念和技术上的指导，同在公园茶座中与青年作者的讨论一样，都形成编辑与作者、读者之间沟通交流的空间。换言之，聚餐会、公园茶会的交流方式，被沈从文、萧乾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中以“读者与编者”“答辞”的专栏形式落实到了纸面。报纸副刊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在民国时期风头尤健，它迥异于前现代的文集，甚至比同属现代出版物的杂志更为典型。其版面内部是一个丰富、开放的空间，各种不同的文体、文本在同一平面内并存、对话，正如公园茶会中的交锋，相互激发、共同生长，呈现出一副生气淋漓的面貌。如此，报刊专栏与公园茶座不仅在形式和内容上具有同构性，并且在现实中也相互补充。“读者与编者”“答辞”面向的读者，亦即副刊潜在的作者，其中脱颖而出的投稿者将有可能参加实体空间的交流。京派作家正是以《大公报》文学副刊为据点，充分利用实质的公园空间与象征的专栏空间，发掘培养青年作家，传播自身的文学观念，扩大文学影响。

1936 年，为了纪念新记《大公报》创刊十周年，萧乾建议《文艺》设立“大公报文艺奖金”和编选《〈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得到了胡政之的首肯。“文艺奖金”与“小说选”的评选都体现出《大公报》文学副刊对于新人的重视和在培育新人方面的成绩。“文艺奖金”的三位获选者何其芳、芦焚与曹禺皆为当时初出茅庐的文坛新秀，且无一不是由《大公报》文学副刊发现或力捧的，这一结果不仅显示了《大公报》奖掖后进、培养文学新人的原则，三人未来的发展也证实了评选者的眼光。《小说选》由林徽因主编，《大公报》刊登的广告辞曰：“读者也许奇怪居然有那么些位南北文坛先辈看重这个日报刊物，连久不执笔的也在这里露了面；其实，这正是老实的收获。同时读者还会带着不少惊讶，发现若干位正为人注目的‘后起之秀’，原来他们初露锋芒是在这个刊物上，这也不希奇；一个老实刊物原应是一座桥梁，一个新作品的驮负者。”《小说选》收录的作品也充分证明了这点，既包括名家如沈从文、杨振声、老舍、凌叔华、林徽因、李健吾等，也不乏新人萧乾、芦焚、威深、寒毂、刘祖春等人的文章，展现了《大公报》文学副刊作为“桥梁”的实绩。林徽因在《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中特别肯定入选短篇小说的技巧，较之新文学初期有了很大的提升。这种技巧的精进，与“读者与编者”“答辞”上对于技巧的重视、锤炼有很大关系。《大公报》文学副刊能够抟合大量知名作家，并且扶植一批新人，从而孕育京派文学，离不开现实与隐喻的“公园”空间的双重感召力。

大公报文艺奖金

结语

“小公园”不是个案，而是反映了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化界的普遍生态。20 世纪中国现代报刊文化勃兴，而新文学期刊的一大特点是，编辑通常由在文坛举足轻重的知名作家担任，编辑不单纯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角色，而是强势介入期刊的定位和运作，从而影响新文学的走向。传统的文学研究通常聚焦于作者，近年来随着阅读史的兴起，部分学者也开始关注读者的作用，而本文旨在提示作者与读者之外，也不应忽略编者的意义。京派文人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与《大公报》文学副刊的文化实践，正是突出显示了编辑行为在新文学再生产中的重要性，揭示出编者、作者、读者三者之间生机勃勃的往来互动（这种互动不仅限于交流和对话，也包括身份/ 位置的流动互换），不应将他们割裂开，孤立地考察其在新文学版图中的角色。

同时，“小公园”折射了京派在处理与青年的关系方面有别于左翼的方式。20 世纪30 年代，以上海为大本营的左翼文人已渐趋集中化、组织化，以“左联”的成立为标志，左翼阵营也在有意识地争取和教育青年。而京派自由主义文人与青年的关系则是另一种模式，从沈从文与萧乾在现实与隐喻的“公园”空间与文学青年的交往来看，他们有意识地经营一种反组织化的、日常生活的朋友关系。沈从文与萧乾在中山公园茶座和《大公报》文学副刊专栏的“漫谈”，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平等、温和的理性启蒙，探索了在文学界乃至思想界争取青年、扩大自身影响的另一种可能性。

此外，“小公园”的个案还揭示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共同体往往依托于期刊，进而在公共空间聚合，形成文学团体、公共空间与文学期刊三位一体的同构性。某种程度上，这一时期北京的公园茶座承载了哈贝马斯所谓的“文学公共领域”的功能，与中世纪巴黎的沙龙、19 世纪末维也纳的咖啡馆、20 世纪20— 30 年代上海的书店和咖啡馆等具有相似的理论意义。哈罗德·西格尔曾编纂《维也纳咖啡馆的智者们》 一书，揭示1890—1938 年间维也纳的咖啡馆，不仅提供作家聚会的场所、写作的环境和对象，甚至影响了文学的类型与风格，咖啡馆情境下的印象式速写和机智谈锋，促成了专栏小品这种新文体。而我认为，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的公园茶座，不仅与“世纪末维也纳”的咖啡馆有异曲同工之妙，且在本土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展出了自身独特的表达。在京派这一案例中，公园茶座与副刊专栏的“圆桌对话”在形式和内容上具有同构性，不仅作为物质的空间，也作为隐喻的空间，二者相互启发，分工合作，共同构成为酝酿京派文化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