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小枫教授《现代国际秩序的政治史学含义》一文及相关问题的评论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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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者是需要坚实的价值依托的。研习了神学之后的刘小枫开始明白，看似世俗化的自由主义是有着神学作为它的价值来源。缺失了上帝的救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者是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展开自己有力的伦理实践的，只能委靡不振，乃至枯萎而死。这正是近代中国式自由主义的宿命，它的内核实为庄子式的价值虚无主义。

所以，一开始刘小枫确实想用上帝的救赎改造庄子的逍遥，但神学实在无法作为中国人的价值核心。此后他又发现了施特劳斯，于是他让哲学形而上学重回古希腊去体验原初性的经验，看有没有可能开辟一条通往“绝对价值”的，非神学的道路，其结果应该是失败的。但如果就停留在哲学形而上学的立场呢？

海德格尔已经证明，那只能得到虚无主义的结果。最终，他弄经学，史学，携带政治的哲学，还是回归中国自身的史学精神上来，并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相遇了。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以辩证法为中介，以史学精神为框架，吸纳西方的哲学形而上学，让它在阴阳流动互补中找到一个适当位置。它既有苏格拉底辩证法的，向着天空的无限上升运动，又可以回过头来下降到坚实的大地。在天空与大地之间来回往复的精神运动，就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这使它提供的价值不自诩绝对，但绝对具有稳定性。

总之，刘小枫孜孜不倦寻找“绝对价值”这根红线是不变的，是贯彻始终的，“基督救赎”不过是他寻求“绝对价值”途中的一个驿站罢了。个人主义者是不应该指责为他们风尘仆仆，寻求精神出路的刘小枫的。

另外，所谓政治的哲学就是有敏锐老练的政治意识的哲学，是哲学的一种生存方式。它也限制哲人的精神追求过分脱离此岸，此世，而保持一种平衡感，这似乎再一次重演化西来佛教为禅宗的历史。

刘小枫用它来调节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要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个人主义者的精神存在（个人主义并不必然与自由主义有关联，比如鲁迅就是真正典型的个人主义者，而周作人则把枯守斗室，离群索居的隐士当成个人主义了）。既能进行精神贵族的遨游，又不脱离与作为源头活水的现实的联系，并对现实保持间接隐秘的影响力。

同时，他也在史学化的写作中，找到了“微言大义”的写作方式的实践领域，借他家的史事，说自己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想法。各人从自己所需出发，都可在他的写作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总会有人找到他的代表他的真实意图的东西。

刘小枫的求索，同时也是自五四以后，理学失效，中国人从自己的传统精神家园集体出走，再寻新的精神家园的一个缩影。

刘小枫从神学哲学转向史学，是回归中国的史学精神。而刘小枫近一步强调以超历史的眼光进行史学教育，而史学教育的内涵实为政治伦理教育。那么这里的超历史的眼光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以史学为载体进行政治伦理教育，是经学的功能。经是史的浓缩升华。因此这里的超历史的眼光不是站在哲学或神学的立场，而指以经学的视角看问题。不可将经学与哲学或神学混为一谈。

哲学追求的是抽象的普遍性，是僵硬的一元化。而经学是既抽象又具体，是多元一体。神学以神，彼岸彼世为思考的枢纽。而经学的基础是未知生，焉知死，是敬鬼神而远之，是现世的历史。 随着二十世纪的中国逐步走出理学，复苏着史学精神，中国精神慢慢走向新的立德立教时刻 ，因此，也就呼唤经学的出场。

因为只有经学才能超越历史事实的海洋，形成反思力。史实无非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行动踪迹，经学探寻这个踪迹，感知这些活生生的人行动背后的心性，吸取潜藏的生命的伟力。经学比较这些史实，形成判断力，明了历史的得失和兴衰成败，增强自身临事的明智，处事的能力。经学抓住历史实践的整体，洞察历史中人性的流变表达，提炼出德性的新准则，指出教化的大方向，塑造出黄中内润，文明外照的人类形象。

在这里不要拘泥于经学这个名称，闻之而色变，把它与陈腐古旧挂上钩。使用这个名称，代表的是一种独特的思想结构，一种独特的思考问题的进路，是抓住中华文明自身精神脉落，精神特质的表达。它不再是历史上的旧经学，而是与变迁的历史条件及新的认识相结合再造的新经学，而具有新的精神。

因此这里的经学不能理解成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的历史上的老式经学，而是构筑在辨证的唯物史观之上的新经学。它的‘天下’也不只是‘华夏’的‘天下’，而是全球范围的‘天下’。

新经学中不止有圣王圣人，还有人民的出场。人民有德性之质，圣人有德性之文，圣王则有德性之文质兼备。德性之质是解放的冲动与实践，德性之文则是觉悟，是觉悟到这解放做冲动，并引导之。新经学是对理学的反转。

如果说理学是灭人欲，是克服劣根性，是消极的。新经学则是鼓动，释放藏于德性之质之中的能动力量，是积极的。鲁迅学生仍在大谈人民的‘精神创伤’，可谓不知世变。不知道人欲，劣根性本构成人性矛盾的一端，不可消灭，但可扼制，转换。

如果照亮德性之质，就如点燃火，在火之映射下，人之欲望的消极面，劣根性自会退居一隅。人民自有其经历史锤炼所获的德性，圣人所做不过认识到这一点，使其觉悟之。圣王则不仅使人民觉悟之，并亲身带领人民实践之。

这个内涵为政治伦理教育的史学教育实为经学教育，它发掘人民的德性之质，育圣人德性之文，使潜在圣王德性文质兼备，使各得其所，这也就是立教。圣王在新的历史时代，不是某个特定的人格化身，而是一个群体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