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白岩松痛批的中国家长, 恰恰是最会扛压的一代人 | 文化纵横_风闻

✪ 刘硕、周可阳 | 香港树仁大学社会学系

【导读】近日两则消息引发热议：一是知名主持人白岩松直指“中国教育最值得吐槽的是家长”，二是上海教育改革在全市范围内将教育资源“大饼摊开”，引发一连串反应，知名“老破小”学区房一夜直降60万，北京、深圳的家长也人心惶惶。

伴随十几年住房商品化的进程以及教育体制的转型，社区阶层化早已明晰可辨，学区房作为重要载体，助推了家庭资源转化为子女教育机会，但也激化了“教育焦虑”。

本文基于实证调查，深入分析了新中产阶层人士购买学区房行为的动机与策略。有意思的是，“80后”和“90后”的新中产人士在权衡教育资源与居住体验时，似乎没了“60后”和“70后”的那种自我压抑态度，他们追求的，是在确保子女受到良好教育与保障自身居住的舒适环境之间，达成最佳的平衡。在购买学区房的策略方面，面对教育政策的不确定性，新中产人士以把控子女教育机会和实现现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着眼点，来规划设计自己的购房方案，以确保所购置的学区房产能够转换成更多元化的教育资源，从而为实现代际优势的排他性传递而服务。

本文原载《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4期，原题为《学区房消费与新中产阶层的内部分化——基于绍兴市新中产阶层的访谈研究》。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学区房消费与新中产阶层的内部分化——基于绍兴市新中产阶层的访谈研究

教育是中产阶级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对比其他阶层,中产阶层家长最担心的是孩子无法维持中产的位置。随着向上流动渠道的制度化,学历和资格成了晋升中产的前提条件,因此中产阶级能做的就是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最有利于应付这场竞赛的环境和资源,使得他们的子女能够在客观公开的教育竞赛当中胜出。

随着住房商品化的进程以及教育体制的转型,住房和教育资源紧密联系在一起,社区阶层化已经明晰可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学校环境之间质量差异明显。社区在分层,学校也在分层,因此家庭资源能够比以往更容易更有效地转化为子女教育机会。在家庭和学校的双重影响下,新中产阶级可以更为有效地将自身的文化优势和经济优势转化成子女的学业成就。在中国目前的政策下,能否令子女在教育竞赛当中占据有利位置,顺利完成父代与子代阶级位置的交接,学区房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也因此成为了中产阶层焦虑的集中地。

**▍**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于2019年2月至4月,采用深度访谈形式进行。本文共有12个受访者,他们的年龄介乎29—57岁,以立意抽样的原则和滚雪球的方式选取。受访者首先必须吻合前述关于中产阶级的职业定义。从下面的受访者基本资料表格可以看出,他们的教育程度大多是本科及大专,而从事的职业多为经理或者专业人士,也有个体工商户。此外,我们在选取受访者时也对他们的年龄进行了要求,根据他们的年龄及出生年份,我们大体上将他们区分为“60后”“70后”的中年中产阶级以及“80后”“90后”的青年中产阶级。每个人访谈时间为1—2小时。

12位受访者当中,10位受访者通过各种渠道拥有了上述学区内的学区房,2位并没有目前也不打算购买学区房。10位受访者拥有两套或以上住房。而获取学区房的渠道上,7位是通过购买商品房获得的;2位是通过单位分配获得,而还有1位则是通过继承加市场置换获得。大部分受访者购房的时间都是在2004年内地房价开始起飞后购买的,而结合访谈中他们提及的子女年龄资料,我们发现他们购买学区房的时间基本上都集中在子女就学前。表1梳理了受访者的一些基本资料。

**▍**学区房的获得途径

我们已经可以初步从受访者的资料里面看到,他们大部分都通过或购买、或分配、或继承而拥有了学区房。其中,在商品房市场上直接购买,是他们获得学区房的最主要渠道。购买了学区房的受访者都表示,和大城市动辄几百万的学区房不同,绍兴的学区房总价并没有太贵,几十万的总房款是在他们经济能力可以承受的范围里面,压力并不是太大。比如“60后”的受访者W先生就谈到:

我们买这个房子之前也没有想那么多,因为觉得学区房嘛,总要买的,早买晚买是一样的,就挑选了一下地点、对应的学区还有周边的设施什么的,符合我们的要求,那价格又在我们可接受的范围内,我们就买了。(W先生)

“80后”的W女士和Z女士的经历也是类似的:

购买之前我们主要想的是学区好坏是首要的,其他的可能就是一个交通要方便,设施方便,主要以方便为主。毕竟绍兴物价也不算高的,我们的收入还是能负担得起的。(W女士)这套房子本身是比较旧的。我买的时候只是考虑了孩子们学习的问题。因为我买得早,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价格不是很高,58万左右,我们可以负担的。我也没有怎么考虑过生活环境,因为我买的时候本来就不打算住的。(Z女士)

**相对于“60后”“70后”的中产阶级较强的消费信心而言,受访者中更加年轻的两位受访者都表示了学区房还是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压力。**如“85后”的Z先生所言:

学区房目前带给我们的压力就是经济方面压力比较大一些,我们也是工薪阶层嘛,因为学区房么价格肯定要比普通的不是学区房的要高很多,这个上面压力比较大一点,其他倒也还好。我和他妈妈都还算是比较有空的,时间、精力这些也不是很成问题。经济上面问题会大一点。(Z先生)

“90后”的SH先生更是在考虑了经济因素以后放弃了学区房。他说:

我们的房子购买时也是参考了父母朋友们的意见。我们曾经考虑过是否应该购买一套学区房。但是考虑了我们的经济因素后,我们最终还是放弃了。我和我妻子还比较年轻,积累的财富肯定是要少于那些中年中产阶级家长的。所以我们考虑之后觉得,购买效益不稳定的学区房还不如购买拥有舒适居住环境的房子来得划算。(SH先生)

受访者给我们的反馈让我们看到,比一线城市便宜得多的房价使得小城市的中产阶级拥有更高的购买力,也给了中产阶级对于学区房更加灵活的选择权。在我们的受访者当中,经济基础比较强的“60后”和“70后”拥有学区房的人占了绝大多数。相比较聂辰所做的北京中产阶层购买学区房的动机研究中,买学区房的人只占全部受访者的六成,这一比例提高了不少。这当然不是说小城市的学区房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完全不构成负担,只是相比较大城市,这部分消费压力给小城市的中产阶级带来的影响较小,他们的消费信心相对较高。

除了在商品房市场上直接购买学区房,也有一部分业主是透过分配或者继承获得的学区房。我们的受访者当中,有一位“80后”及一位“60后”的受访者是通过继承获得了父辈分配到的学区房:

那个时候国有企业和机关有些学历的、有专业职称的,他是能分到这个房子的,说白了就是国家给你的。当时呢我老爸在80年代就是高级工程师,国家给他的待遇就是有这个房子可以分,说白了就是共产党的优惠政策……后来是这个房子可以转成私人的了,我们就把它给买下来了。就是房改房的时候,原先是属于公家的,后来房改之后可以属于私人了。那时候给的就没有多少,几万块钱,很顺利的就把它办下来了,也没有什么困难。(Y女士)

随着“50后”新中产逐渐退休,他们的学区房就自然交给了下一代来继承,后者再加以整合变为自身的资源。由于城镇住房供给的双轨制,“50后”的中产阶级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事业以及行政单位的雇员可以以相当低廉的成本成为昂贵住房的拥有者,而这些以福利形式分配的房屋则成为了这些雇员的私有财产。正是因为这些福利的存在,国家控制体系下的雇员可以通过房屋分配迅速累积其拥有的经济资源。这一部分的中产阶级占比随着住房商品化改革的进程有所降低,但他们拥有的资源却可以通过代际传递转移给其子代,令其在上升的渠道当中拥有更多的经济优势。这样的案例相信会随着中产阶层内部的代际更替而越来越多。

尽管不同代际的中产阶层面临的经济压力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在我们的受访者看来,目前生活的地区物价相对较低,因而无论是直接在商品房市场中购买,还是通过继承以及置换,拥有学区房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并不是太过难以接受。因此他们在购置学区房时展现出比一、二线城市灵活得多的弹性策略,能够相对从容地平衡购房时的各种需求,这一点会在后面更加详细的说明。

**▍**学区房的购买动机

除了在获得学区房的途径上,我们看到小城市的中产阶层和大城市相比有所区别,更大比例的受访者倾向于拥有而不是放弃学区房;在购买学区房的动机上,我们则看到“60后”“70后”的中年中产和“80后”“90后”的青年中产之间,也出现了微妙的话语上的差异。

对于**中年中产而言,购买学区房的首要目标是为了获取文化资本,尤其是制度性文化资本。**如“60后”受访者W先生所言:

(购买学区房的)主要目的还是给孩子选择一个更好的学校,在我们的能力范围里面,想要给他最好的助力。那读书我们肯定是不能帮他读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尽可能让他轻松一点。(W先生)

除了制度性文化资本以外,这个年龄段的中产家长也同时注重作为学习习惯以及学习风气的身体性文化资本:

这种初中和小学啊,学习风气还是比较要紧的。现在国家不是提倡减负吗,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真正体现出名校的特别,它的管理啊,风气啊,抓得比较好。(F先生)我听他老师讲,他和同学们平时聚在一起讨论的就主要是这道题你是怎么做的,我是怎么做的,应该怎么样做好,而不是在讨论游戏什么的,我感觉这样的氛围挺好的。(C女士)

**除了增加本身的文化资本以外,他们购买学区房的另一个动机则是借此更加确认中产身份。**对于大多数的受访者而言,拥有房子已经不足以构成中产阶级的身份标志,一套好学区的学区房才足以证明自己的中产阶级位置。这种身份象征的建构一方面通过学校的筛选,与工人阶层区分开,将自身拥有的优势固化下来:

这种学校里面一般都是家庭条件还不错的,能够买得起学区房去读的,相对来说这些孩子的家庭教育比较好,家庭的父母呢也都是白领,比较注重人的素质和品质,养成教育,那么相对来说名校里面欺凌这种事情会比较少,我也比较放心我的孩子去和他们接触、交流。其他的一些民工子弟学校家庭教育当中相对会比较薄弱一点,就容易发生校园欺凌,社会上的混混比较多。(FU先生)

另一方面,则希望自己可以和同等职业、教育、收入状况的人相匹敌,不希望自己落后于人:

我们身边像我们这样的,处在这个位置上的,起码95%以上的人都是买学区房的。学区房好像成了一个很必然的刚需。没办法,一定要买。(ZH女士)

学区房不光承载着他们对于本身阶级身份的认同,也承载这他们对于子代阶级位置的期待,希望子代可以快人一步,保持中产阶层位置甚至进一步提升:

像我小孩周围同学他们家里大多数也都是买学区房的。这是我们唯一能为他做的。如果人家都去买了学区房而你没买,人家的孩子可以进好学校,然后考上好的高中、好的大学,之后找到了好的工作,那你的孩子就输在起跑线上了。当然也不是说真的就让他成绩有多好,但是起码我们做家长的会心安一点。你说我们也不是买不起,那万一就是这么不买然后害得他比人家差了呢?我们赌不起的呀。对我们来说做了肯定比不做好,这是我们的想法。(W先生)

但是好学区的学区房通常比较老、旧、小,社区配套设施也不齐备,这都是和新中产阶层对于家庭生活的想象有出入的:

我们那套是普通的楼房嘛,不大,两个小小的房间。卖家曾于几年前简单的装修过,但是空放了这么几年也是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就又简单地装修了一下,然后就过去住了一年半……就是住在那里的时候我和他妈妈停车会比较麻烦,那我们那个是老小区,没有专门的停车场,停车要不就停广场的停车位上,要不就只能早点在单元楼下占位置,这个不是很方便,但是为了他上学那也没办法。(W先生)

尽管这些居住体验并不尽如人意,但中产阶级多数可以凭借相对优势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居住体验进行改善。比如任职建筑业的受访者F先生的经历:

周围什么还是方便的,房子里边卫生设施什么也是齐全的。居住的那些家具啊设施啊什么的都是我自己弄的,我本身是这个职业嘛,比较熟悉这些,在搬进去之前全部自己设计自己装修了一遍,住住还是舒服的,有经过一些改造。(F先生)

除了尽力改善学区房的居住条件以满足中产阶级的居住要求,“60后”“70后”的受访者因为都拥有第二套住房,因此当子女入学,学籍稳定后,他们多数都选择回到更为舒适的场所居住。比如受访者F先生和ZH女士,都是在孩子入读心仪学校以后就搬到更舒适的住房居住,而学区房则暂时空置。自身居住需求的满足在他们看来理所应当排在子女教育后面,因此大部分中年中产阶级在谈到当时购房时的抉择过程时,都倾向于轻描淡写地用“没有怎么考虑”,“价钱合适就买了”这样的话语一笔带过。似乎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抉择既然是必须,就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精力权衡。

**相比较“60后”“70后”的中年中产阶级依然将子女教育放在首位考虑,“80后”和“90后”的青年中产阶级在权衡教育资源与居住体验时,似乎没有了“60后”“70后”那种自我压抑牺牲的态度,代之以更加平衡的取向。**如“80后”的Z先生说:

从前那套也是学区房,但那里的居住环境都不是很喜欢,你看那边到晚上人也没了,比较冷清的。这边(城南)有超市,美食城,银泰之类,下楼有稽山公园,散步啊走路啊也是很好的,环境比较好,比较热闹。(Z先生)

“90后”的SH先生更是认为居住环境重要过学区位置:

学区房的功效谁也不能保证,与其将大笔金钱投入在这种地方,不如购买面积较大且环境更好的房子。现在这套的环境设施绿化都是很好的,小区的物业服务也很贴心,建造商也是有名的大牌子。(SH先生)

这里我们并非想说青年新中产家长不重视子女教育。事实上我们认为,青年中产阶级家长目前的取态一部分是受到子女年龄相对较小的影响。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对于自身的需求展现出的坚持要比中年中产阶级强,此外对于子女未来发展的路径,相对呈现更加平衡开放的态度,而不是像“60后”“70后”一样认为自我压抑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我们认为这应与“80后”“90后”中产阶级成长经历和面对截然不同的经济环境有关。相比较“60后”“70后”所经历的凭借文凭可以比较轻易找到一个好工作,从而晋升中产,这样的路径对于“80后”“90后”来说已经越来越不可靠,他们自身已经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环境当中,他们的子女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对于是否要靠名校才能有好的职业发展,他们的看法并不像“60后”“70后”一样笃定。比如“90后”的SH先生说:

学区房这个东西我自己是感同身受的。我以前上的也是所谓的名校,在绍兴不算最好也是排名前几的。我自己的感受是学校的教学力度、风气、师资力量、学生质量都比较好,但本质上还是看学生个人。我也有很多同学不爱读书,老师管得再严总能被他们找到空子的。当然这些人里面,也不是各个人之后都穷困潦倒的,也有些人后来发奋图强有了自己的方向过得也很好,所以还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SH先生)

的确,由于学校扩招、公司改制、政府重组、灵活的雇佣方式等大大侵蚀了文化资本带来的优势,因此“80后”“90后”面对的职场环境比起“60后”“70后”要严峻困难得多,是否再要投入巨大资源供子女在体制内进行教育的竞赛,“80后”“90后”可能开始有不同的考量,更加愿意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对他们而言,子女拥有的能力似乎重要过文凭本身。当然,“80后”“90后”的中产阶级的孩子通常还比较年幼,他们的看法会否因为孩子开始进入小学阶段而产生不同,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研究才能得到更加准确的结论。

**▍**教育政策与购买策略

由于学区房的市场价值与教育政策紧密相关,因此学区房的购买策略也无疑会受到教育政策变化的影响。**作为学区房的拥有者,教育政策的风吹草动不仅会影响自己资产的价值,也会影响自己对子女未来发展路径的规划。**有不少受访者加入了杭州甚至是上海的家长群,当这些大城市出台什么新政策的时候,大家都会盯着这里,每个人都怕忽略了新政策让孩子失去机会,所以都特别留意这些信息。

与我们进行田野调查同时,绍兴市开始推行教育政策改革,进行教育资源轮换,我们的受访者对于这一改革都非常关注。在我们的访谈中,无论是中年中产还是青年中产,对于绍兴学区房的教育政策的看法中,**比较占主流的观点是认为教育政策改革还是会趋向拉近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而自己目前依靠学区房带来的优势是不确定的。**因此对这个转变的方向,他们的态度是有些暧昧的,主要保持观望态度,努力觉察先机,适应环境变化,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如“80后”受访者Z女士所说:

至于这个房子之后会怎么样,会不会增值什么的,因为我生活在这个环境只能我必须要适应这个环境。你生长在哪个环境里,那就只能去适应环境,因为也没有特别大的能力能够去改变它之类的。你不能说因为我不满这个环境我就可以改变这个环境,这个是不可能的。在这个环境里面,在我的能力范围之下我只能用我的能力去适应它,所以我也不会说过多地去批判现在这个教育。(Z女士)

另一位“60后”受访者W先生也表示了相近的意见:

我也有听说了现在也有什么教师资源轮换啊什么的办法出来,他们应该也是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想要努力地去改变它,想要慢慢改变这个不公平的显现。你说教师资源轮换了那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差距减少了,可能这种购买学区房的风潮就会慢慢降下来。其实感觉这几年的这个教育的政策啊,其实也是一直在变,一会儿这样了,一会儿那样了,他们应该也是在做不停的尝试吧。但这些政策变来变去都不是我们小老百姓可以去干预的。我们只能是做好我们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种教育改进政策什么的出来肯定还是有一点好处的,不管你说是不是治标不治本,但起码它能治理到一点就是好的,这个问题也急不得。中国的教育制度这个样子都这么多年了,也不是一下子能完全变的。(W先生)

当然,也有少部分受访者以更加直接的态度评论政策改革的,如“60后”受访者FU先生:

**我觉得这些教育改进政策想提出的所谓解决学区房问题只是一种理想化。**第一,名校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一所名校的形成有它的文化,有它的教育环境,有一种学校的风气。这种东西是靠老百姓来建立的,是靠老百姓的口碑和心里的认同感而形成的。第二,名校永远存在的,不是说它没有一个重点学校或者别的头衔它就没有名校了。那么多学校里总会有水平的不同,总会有一两所学校比较优秀。就像是我们的社会,选拔机制是一直存在的,社会也需要这种人才选拔的机制。那一定会有一批人,一批学校是拔尖的。**这种人为的干扰是一种拔苗助长,它太过于理想化了。社会一直在选拔人才,社会也需要选拔人才。但我们通过这些措施把学校给搅乱了,那这其实就反而是把情况变得更混乱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要搞一个师资力量轮换什么的我觉得两个大齿轮靠你一个小小的棍子来搅是太理想化了,反而是让学生和家长更加的焦虑和不安,从而影响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FU先生)

从上面的态度中我们可以预见,无论中年还是青年中产,尽管他们在意自己作为消费者的权利,也有一定资源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发声。但这些活动的规模都不大,也通常都在法律和政府的允许范围内进行。比起有组织或者以集体的方式去争取,他们更倾向用个体的策略来解决问题。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中产阶层尽管意识到现有教育政策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均,但他们更追求维护既得利益的排他性。

抱着这样的态度,中产阶级又如何在不确定的政策环境下,制定对子女教育机会的把控和现有资产保值的策略呢?**首先,在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我们的受访者会尽量选择双学区房,也就是有对应的小学和初中的房子,这样的房子因为价钱更高而令很多人望而却步,但大体还在中产阶级的承受范围内。**此外,在政策环境时时变动的情况下,对应两个学区给了中产阶级多一层安全感,一个是子女上学保障更强:

我两个小孩嘛,年龄一个13岁一个4岁。一个小孩现在是正在用这个学区房,另一个将来也会用。这个学区房其实已经是我们买的第二套学区房了。第一套学区房是单学区,它只有对应的小学,那我原来是只有一个孩子,只考虑到她要读书,还没有二胎。但是后来有了二胎之后,考虑到因为弟弟也要读书嘛,我们就把原来那套单学区的学区房换成了现在这套双学区的学区房,就打算一直用下去直到弟弟上高中。(Z女士)

此外,双学区的学区房因为需求更高,转卖起来比较容易,这也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他们资产相对灵活的流动性:

我买的时候还是考虑了蛮多的,价格么总也要优惠一点的是吧?然后学区么也考虑到要双学区,以后卖掉的时候也可以方便一点,更好脱手。(C女士)

另外一层“安全阀”则来自这类房子位置在市中心,资源稀缺,因此受访者不少都相信这更有利于资产保值:

现在这个绍兴在控制学区房的面积,有一部分城区的人住在这个地方,像我之前买的那个地方,是绍兴古城保护的地方,是永远不会拆迁的,受到保护的,永远是可以住在这里的。那这个房子你怎么可能控制得了呢?拆又不能拆。特别像鲁迅小学周围都是老城区,所以它永远都是有市场,永远都是卖得出去的。(F先生)

**上述两个“安全阀”对经济资本的要求更高,因此成为了中产阶层保证子女教育资源时更为依赖的排他性手段。**此外,有些受访者在子女长大以后把学区房以很好的价钱卖掉,有些则把学区房出租出去,给子女储备教育未来的同时也自己带来了额外的经济回报。学区房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不是经济负担,反而可以给他们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

我们的受访者当中一半左右在访谈中表达了希望子女可以出国念大学甚至高中。因此，即使他们在国内拥有的教育资源会因为学区房政策的改变受到影响,在学区房上得到的经济回报也可以相对容易的转换成更多元化的教育资源。他们也因此拥有了更灵活的生活规划。这提高了他们应对政策以及外围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这和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动辄要举全家之力,同时肩负沉重的贷款负担,甚至要压缩自己在其他方面的生活支出,才能保证子女的教育资源相比有很大不同。尽管小城市中产阶级也会担心政策转变给自己在教育和资产安全这两大领域的负面影响,但整体而言,对学区房相对较强的购买力还是让他们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机动性,对不确定的环境加以更有弹性的应对。

**▍**总结与讨论

通过田野调查,我们看到一、二线大城市与三、四线小城市的中产阶层在学区房的消费上的确展现出不同的考虑因素。相对低廉的物价使得三、四线城市的中产阶层在学区房消费上的信心更强,对于消费升级的需求也更大。当然,小城市的中产阶层相对充足的消费信心和需求背后的原因不尽相同。他们当中,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中年中产阶级的成长是和中国经济市场化、国际化增速发展紧密结合的,享受到了长时间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再加上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他们的经济资本明显比“80后”、“90后”的中产阶级要优越,因此他们更加有能力同时照顾到子女教育与个人居住环境的要求。但当政策的影响导致这两者出现矛盾时,他们还是倾向于照顾子女教育,并为此愿意牺牲个人在居住环境上的享受。

相比较而言,“80后”“90后”的中产阶级家长面临的职业环境变化比较大,更不稳定且挑战更多。而且他们就职时间相对较短,经济资本有限。但“80后”“90后”的青年中产阶级有一部分来自于中产阶级的内部更替,在有家庭支援的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压力也得以缓解。尽管如此,“80后”“90后”的新中产家长们在购买学区房时,更加注重平衡自身居住的舒适要求。这和“60后”“70后”更主动以及更乐于为子女压抑自身需求的做法有所不同。背后的原因固然与“80后”“90后”中产阶级面对的学历贬值以及变化的市场环境导致他们以有限的经济资本无法同时照顾两种需求相关,但除此以外,也与上升渠道变得越来越制度化后,他们希望在子女年幼的时期探索不同的上升途径有一定关联。这些发现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们在研究他们的消费行为和动机时,需要对中产阶级的异质性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从而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需求变化。

此外,本文也探讨了教育政策的不确定性给中产阶级的购房动机以及对自身阶层位置认同所带来的影响。我们看到,中产阶层对政策的不确定性相当敏感,也对政策有自己的看法,能够看到教育政策的不足以及带来的教育机会分配不公。但他们更加注重自身作为学区房业主的权益。**当教育政策的变化影响到他们作为学区房业主的权益时,他们会密切关注,也会在合法的范围内表达意见,但这种维权的行动具有很强的排他性,目的依然是保证自己子女的教育资源得以维系。**此外,他们依然倾向于采取个体性的策略,依靠个人、家庭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力量解决政策不确定性给子女教育机会以及上升渠道带来的负面影响。

总括而言,本文聚焦小城市中产阶级的消费动机与需求,希望补充现有关于大城市中产阶级的研究,令中产阶层的消费研究更为丰富。此外我们也尝试将中产阶层内部不同世代的消费理念与价值分别探讨,加以对比,从而进一步展示中产阶级内部的异质性。但本文的结论是基于12位受访者的深度访谈资料而得出,而在12位受访者当中,“90后”的中产阶级因条件所限,人数较少,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比较。此外,不同世代的中产阶层所处的人生阶段不同,在固定时间点的对比研究无法展现他们随着职业发展以及家庭结构变化所产生的新的消费需求变化。这一点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矫正并深入探讨。

**本文载于《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4期，原标题为“学区房消费与新中产阶层的内部分化——基于绍兴市新中产阶层的访谈研究“。**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