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模式进小学丨采访张桂梅、陈立群、罗湘云_风闻

    张桂梅看学生跳课间操 王倩/摄

    罗湘云带老师去钟芳蓉家贺喜 受访者供图

    2017年9月5日，贵州剑河，久甲小学的师生在换上新课桌的教室里上课。视觉中国供图

    张桂梅家访 尹海月/摄

    2020年下半年，我采访了3位校长：将1804名女孩送出大山的云南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去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支教的杭州校长陈立群，还有把8个留守学生送到清北的校长罗湘云。

    我毕业于衡水中学。第一次得知我毕业于此时，同事们露出我仿佛来自“地狱般学校”的惊讶表情，抛来一个个问题：你们吃饭只花几分钟吗？你们跑操就像军训一样吗？你们真的紧张到没时间上厕所吗？

    看，衡水中学四个字总能引来强烈的好奇。每当这时，我都会说，还好，没那么夸张。但其实，谈到母校对我的影响时，我多数时候是模糊、不自知的。

    在母校，我曾接受过残酷的“集体主义精神教育”——没错，我称之为残酷。我曾因跑早操摔倒影响班级队形被班主任骂到哭，因在严抓卫生期间掉落一张纸被要求回家反省一周，因成绩退步被叫家长。

    后来，我考进一所985大学。在一所一年能有200多人考上清北、一本上线率高达90%的学校，这不太值得祝贺，但于我而言也算不错的起点。

    我的同事说，在我身上看到了高中赋予我的抗压能力。毕业后，我常思考一个问题：我的高中经历究竟在我身上留下了什么痕迹。

    2020年，采访那些校长时，我有一份私心：这些心怀教育理想的校长如何看待“衡水模式”？

    采访张桂梅校长，我在华坪女子高中看到“衡水模式”的影子。女生被要求剪短发，每天睡眠5小时，吃饭时间10分钟。我站在食堂门口，看着她们跑进食堂，一言不发吃饭，又跑回教室，仿佛看到了高中时的自己。

    张校长很认可“衡水模式”，这令我很惊讶。在衡水中学，除了学习，学生什么都不用做，学校食堂常年备有面包、水果、酸奶，教室、宿舍都有空调，为了不让我们学习分心，学校有专门人员管纪律，一旦你做了跟学习无关的事，比如吃零食、迟到、在宿舍不睡觉，你的名字就会出现在一张记录班级表现分数的表格里。

    这些，张校长都很了解。她曾效仿衡中的方式管理女高，发现女高不具备这么多人力、财力——作为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学校的教师工资由县财政分发，其余的钱都要靠她化缘。相比衡水中学的学生，女高学生基础差，她能做的，除了督促老师增进教学水平，只有让学生打时间仗。

    这里的学生每天比我们高中时少睡2个半小时。很多人觉得张校长无情，我能理解她，对那些连学都上不起的山里女孩来说，高考是唯一的机会。

    后来，我陪张桂梅去一个女生家里家访，破旧的土房子里，唯一的家电冰箱盖着蜘蛛网，被子脏得泛着油光，灶台很久没开火了。女孩的妈妈改嫁，爸爸酗酒。女孩中考失利，本没有机会再读高中，她在村里打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证明，冒着雨来敲女高的大门。张桂梅收留了她。

    这样的学生，张桂梅见过太多。她太想把这些女孩送出大山。为了节约时间，女高学生去县里看病不需要排队，有医生说孩子们压力太大，该多点时间吃饭，张校长让医生闭嘴。她说，“只要不伤害她们，对她们有意义，我不管，就这么干。”

    如果没有张桂梅，黄付燕或许还留在山里。她读女高时，爸爸在工地上做临时工，妈妈在家种地，哥哥患上淋巴恶性肿瘤。为了省钱，她在学校不吃晚饭。

    后来，张桂梅去她家对她爸爸说，你家姑娘的生活费以后你们不用拿了，我们学校想办法。2011年，黄付燕考上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后去上海卖收藏品、先后在两家公司上班，后来，她又随丈夫去贵州，结婚生子。2018年，她带着丈夫和孩子去见张桂梅，想给学校捐款，张桂梅拒绝了。

    当时，黄付燕还没找到工作，她感觉到张桂梅有些生气，“好不容易读个大学出来，就在家里当个家庭主妇。”当时，张桂梅让她回去再努力，有需要时候再联系。

    这件事后来在网上引起争议。有人说，张桂梅歧视全职太太。张桂梅对媒体回应，反对学生当全职太太是怕她们被丈夫抛弃，“一旦两人没有共同语言，你当全职太太会最先被淘汰，磨来磨去，原来水准都没有了”。

    张桂梅知道，自己的学生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她们没有退路。黄付燕也公开回应，称校长“话丑理不丑”。2019年，她考上贵州一所小学的特岗教师，她说是女高改变了她的命运。

    我在之前的报道中写了女高不够完美的一面，比如，为了让学生充分利用时间学习，张校长如何把控菜品的温度，让学生在5分钟内吃完午餐，学校也没有开设性教育课程，这些都引起一些争论。但在我看来，这已是张桂梅能做到的最好结果，正如一位读者所说，“有限的条件内，只能对目标做减法”。

    要高分还是要全面发展，这可能是考验很多校长的一个问题。我后来采访了正源中学的校长罗湘云。罗校长坦承，学校追求分数，学校从2018年开始派尖子生去衡水中学学习，按照衡水中学课程表调整课程计划，也用衡水中学的试卷，他认为国家既然是高考的选拔制度，就要努力让孩子出人头地，“教育本来不应该这么做，但你又没有更好的办法。”

    正源中学留守学生人数过半，2012年至2020年，学校有13名学生考入清华北大，其中8名是留守家庭的孩子。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我采访后知道了学校成绩傲人的密码——这里的学生初二就读完初中的所有课程，随后进入准高一，用4年时间备战高考。

    在我看来，这仍然是向分数看齐的教育模式，学生的素质培养都指向为高考服务。相比我的高中，这里的高中氛围轻松许多。学生们不用穿校服，纪律没有那么严苛，休息时间也比我们多，但他们仍以考高分为主要目标。

    这自然是有效的。该校多位清北毕业生告诉我，如果不是学校的“2+4模式”，自己很可能只能考上一本。

    但当他们进入更高一层的世界，发现封闭单一的高中生活也因此限制了他们。正源中学一个去年考入北大的女孩告诉我，因为高中很少上实验课，在北大她连显微镜也不会用，她去问老师怎么调焦，老师匆匆帮她调好，让她直接观察微生物。她还是不会，又问同学，同学说，我已经观察好了，你直接来我这看。

    看老师不停回答同学“高深的问题”，她不好意思再开口。“我到现在都不会用，太难过了。”

    我知道，未来他们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弥补差距，建立自信，完善自我。但能因此判定他们所接受的学校教育——那种以分数为导向的教育模式是不对的吗？

    我问过张桂梅这个问题，严苛的学习环境会不会让学生变得封闭、狭隘。她说，随着学生考入大学，这些会慢慢改变。我认同她的观点，对一个毫无资源和背景的农村娃而言，考大学更紧迫，这决定了未来的起跑点有多高。

    采访过两位校长后，我更加理解了那些山里的孩子、留守孩子没有什么能争的，只能争高考。直到我采访第三位校长陈立群， 他不认同一味追求分数的教育模式。

    陈立群曾在杭州学军中学任校长，2016年，他被邀请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任台江民族中学校长，4年时间，他让这所学校从全州垫底的本科10%上线率增至79%。

    他不赞同为了分数过度剥夺学生时间的做法，认为这种模式培养的人与“45天速成鸡”无异，只讲究效率，不注重个性。在陈校长看来，教育者应该先把学生当人，爱这个“人”本身，不论学生品行优劣、成绩好差、家境富贫。其次把学生当孩子，不要试图控制他们。最后再把他们当学生看，他说，教育应该是“奥运会”，各展所长，各显其才。

    在台江民族中学，女生不用剪短发，学生每天早、中、晚都有1小时活动时间，还有很多社团活动。一天中午，我站在教学楼前，看到学生们慢悠悠往教室走，毫无紧张的氛围。

    陈校长认为，要提高一所学校的升学率，根本要提升教学质量，提高每一堂课的思维含量。

    台江民族中学成绩的提高证明了他方法的有效。但这并不能说服我，我认为陈校长之所以能在分数面前保持理智，源于这里没有能执行“衡水模式”的人——西部办学面临的很大困难是缺钱，有小学连电费也交不起，小学校长只能拿自己的工资垫付，在这样的条件下，校长们一门心思想着筹钱，保证学校水、电正常运转，工资如期发放。

    陈校长是个特例。作为被特邀来支教的校长，他有能力、有资源，可以在此施展自己的教育理念。我问他，假如他在河北任校长，面对升学率的竞争，还能奉行“以人为本”理念吗？

    他说自己依然不会走“衡水模式”，哪怕成绩差一点。他认为只考虑学生“走得出”、只顾当下“一阵子”的教育就是应试教育，真正的教育应考虑学生长远的“一辈子”，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人的社会化。

    我跟随他去家访，一位今年的毕业生住在山里，我们驱车1个小时，又步行近半个小时，攀上一层比一层高的台阶抵达他海拔近1000米的家，家门口外几米就是幽深的山谷。高考前不久，男生家门口的地面出现了裂缝，陈校长拿出1万元让男生修缮地面。男生的母亲早逝，父亲外出打工，家中还有两个上学的弟弟。

    为了供养两个弟弟，他一边打假期工，一边读书。今年高考成绩只能报考大专院校，他犹豫继续读书还是打工赚钱，陈校长没有替他作选择，只说，要尽好大哥的职责，帮助两个弟弟好好读书，哪怕有一天弟弟们都读出去，没有回报他。男生点了点头。

    我听后很感动。多年以后，弟弟们读书有成，若真的离开他，他应该也会很宽慰，有人教过他付出不要强求回报的道理。

    后来，我们又去一位女生家里，那天下着大雨。女生家也是单亲家庭，父亲外出打工，她和弟弟两人在家。进屋后，我们发现读初中的弟弟正在念书，一面墙贴满了弟弟的奖状，陈校长本是来给考上大学的女生送红包的，告诉她大学费用会有爱心人士捐助，不用为此发愁。临走前，他又奖励女生的弟弟500元，鼓励他好好读书，并为这个没有雨伞的家庭留了一把伞。

    这个一直沉默的女孩在我们上车前，送给陈校长一个拥抱，哽咽着说了一句：“谢谢校长”。

    和陈校长交流近10天，我多了一些思考：高考是很重要，一切向分数看齐的教育模式就是对的吗？因为分数重要，教育者就能以此为借口，忽视学生的内心感受和自尊吗？如果拒绝这种教育模式，那些底层成长的孩子还有翻盘的机会吗？还有折中可行的教育模式吗？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

    我没有找到答案。

    2019年夏天，我回了一次衡水，发现升学竞争已从高中延伸到初中，甚至小学。

    一位来自邢台的家长告诉我，2017年，得知只有在衡水本地满4年学习经历，才有资格考衡水中学公费生后，她将上六年级的女儿转入衡水一所小学，学费一年1.4万元。之后，女儿顺利考入衡水五中，在衡水五中初一部，有7000多名学生，共140个班，她听班主任说，只有前600名学生有机会进入衡水中学。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2019年，衡水本地满4年学习经历被要求增加到5年。她算了笔账，如果孩子考上衡水中学，加上学费、生活费，高中至少需要每年5万元的教育支出。她感叹，现在就要咬紧牙关挣钱。

    我的侄女也在衡水读书，春节期间看到她因为成绩退步闷闷不乐，我不知道应该劝她不要太在意分数，还是打起精神继续努力。

    我曾跟一位衡水中学的老师讲过，高中的学习经历很多时候并不令我愉快，唯分数、唯集体的理念让我感受不到自我的存在。我的老师说，你不要只想学校让你失去了什么，可以想想它带给了你什么。

    后来我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至今，我也说不清，衡水中学于我的具体意义。在找到答案之前，我打算对我接受的教育保持善意的怀疑，从未来的采访中去进一步寻找答案。

尹海月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