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城市赶走的年轻人们，都去哪儿了？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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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去数，前几天的政府工作汇报，有142个字提及房地产。

　　值得注意的是，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长租市场问题，都是首次被提及。

　　当然，关于住房问题，老百姓更加关注。

　　一连多天，“帮助青年人缓解住房困难”、“降低租房税费负担”等话题，屡屡登上话题热搜。

　　这似乎在透露一个信号——大城市的年轻人，住房压力已经大到需要宏观调控了？

　　那么，大城市还留得住年轻人吗？

　　那些留不下来的年轻人，又该去哪里寻找“福报”？

　　关于大城市和年轻人的话题，热度很热，数据却很冰冷。并且，这几年格外的“冷”。

　　年轻人似乎越来越不喜欢大城市。尤其是这几年，情况愈发严峻了。

　　2019年，一份《2019年应届生求职趋势报告》中，公布了一则“不起眼”的数据：

　　37.5%的应届生选择到杭州、成都西安等城市发展，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应届生吸引力首次跌破30%。

　　而在去年，国家农村农业部也公布了一则“不起眼”的数据：

　　2020年，返乡创业创新人员比上一年增加160万，年度返乡人数首次超过1000万。

　　在麦可思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本科毕业生选择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从2015届的26%下降至2019届的20%。郑州更是夸张，每当有4个人去到北上广深，就有5个从北上广深回来。

　　看来，年轻人们已经开始“逃离”北上广深了。

　　如今，政府工作报告也在重点关注大城市年轻人的生活压力。

　　在硬币另一面，北上广深似乎对年轻人越来越不友善了。

　　2009年，一部讲述群租现象的电视剧《蜗居》上映，全国轰动。

　　同年，北京开启了长达十年的整治群租乱象活动。房价贵了，越来越多的人在北京活不下去，就走了。

　　根据《北京人口蓝皮书·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19)》显示，自2015年以来，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持续呈现负增长。

　　这还不算完。

　　2017年，国务院又出台《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严格要求，到2020年将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

　　同年，北京《“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提出北京全市要对住宅的“开墙打洞”现象进行大力整治。

　　不仅是北京，上海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也在进行人口控制。

　　根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35年前，上海常住人口将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

　　广州要在2035年前，将人口控制在2000万。

　　深圳要在2020年，将人口控制在1100万。

　　正如那句流行语，“一线城市容不下肉身，二三线城市安放不下灵魂。”一线城市不要你，二三线城市又不想去，这届年轻人，究竟该如何选择？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我又想起9年前的那次对话。

　　2012年3月，深圳IT巨头峰会，主题本来是互联网。谈到校园招聘环节，马化腾、李彦宏，互相吐苦水，称对方开出的工资太高，导致自己招人压力大。

　　李彦宏补充道，因为年轻人要靠工资买房，“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攀比风气，年轻人要结婚时，丈母娘会先要一套房子，导致买房成为一个投资，都想尽早买。”

　　为解决这一问题，马化腾表示要在二三线城市布局，因为不论是买房还是租房，一线城市都很贵。

　　在二者将矛头共同指向大城市房价时，房地产老总们也很委屈：房价明明是因为你们IT行业的高工资、高股权收益才被推高了！

　　一方说，大城市房价导致年轻人压力大；另一方说，房价高，是高工资待遇“内卷”的结果。

　　不论什么原因，大城市的年轻人，生存压力确实越来越大了。钱，似乎也越来越难挣了。

　　想当年，大城市好像遍地黄金，俯拾不尽。马、李一辈人，都是在那样的时代，创造财富机会。

　　这样的机会，还会有吗？前人的故事，还能复制吗？

　　01

　　历史回拨到1984年。

　　已过40岁的柳传志，拿着中科院计算所给的20万启动资金，带着10名年纪相仿的同事，在中关村一个20平米的传达室里，创办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5年后，公司改名联想集团。

　　而此时，一个比柳传志小7岁的广西青年王石，已经在深圳闯荡了好几年。

　　通过做“饲料中间商”赚差价积累的300万元，王石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经营从日本进口的电器和仪器产品。同时他还盖起了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只要能赚钱，他都干。

　　1984年，王石经过整合业务，最终将业务锁定在房地产，成立万科。

　　离深圳不远的广州，顺德人潘宁从老乡口中得知了大家对冰箱的强烈需求。

　　虽然对冰箱技术一窍不通，但他还是决定把宝押在了冰箱上，带着几十个村民去学习冰箱的研发技巧，这样的野路子自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

　　终于在1984年，潘宁用手锤凿出了一台冰箱，并创立了容声冰箱。

　　当年，全中国共有电冰箱53万台，而电脑就更少了。王志东，一个来自广东东莞虎门镇的青年，刚刚考入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因为专业的原因，王志东第一次摸到了电脑，突然觉得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后来创立了新浪。

　　豪杰辈出之季。另一边，来自贵州山村、同样40岁的任正非，厌倦了在深圳南油集团消极的工作氛围。

　　他直接走到老总办公室立下军令状，要求单独管理一个公司，但是老总并没有同意。后来他开了家电子公司，帮朋友卖程控交换机。

　　1987年，在一间杂草丛生的房子里，任正非靠四处筹借的2.1万元，竖起了一个招牌：华为。

　　很快，时代的财富窗口，再度被打开。

　　1992年，前美国总统阿尔·戈尔提出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法案。中国的领导人，看到了这条信息公路未来的重要性。

　　1年多之后，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胡启恒就专程赴美，拜访主管互联网的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

　　1994年，中国第一条64K国际专线正式接通。不过，民间仍是空白。

　　次年，马云以翻译的身份前往美国，首次接触互联网，用“一指禅”在键盘上输入“中国”一词。虽然，查无所获，但他预感到大时代即将到来，回国创办了中国黄页。

　　“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向北1500米”。

　　1995年，从中国科学院高新技术企业局离职、卖了3年寻呼机的张树新，在中关村南大门，竖起了一块广告牌。32岁的张树新，创立了中国首个互联网公司：瀛海威。

　　海报的设计虽然让人一言难尽，广告语却让人倍感兴奋。在互联网这个词还没走出学术界的时候，全国人民就知道了信息高速公路。

　　从此以后，在这条公路上，一场持续25年的飙车大战拉开了帷幕。

　　1997年，香港回归后不久，中国人民的激动和喜悦情绪还在高涨，对外界信息充满好奇。在广州工作了两年的“粤漂”、26岁的浙江青年丁磊，创立了后来中国三大门户之一：网易。

　　那个时候，中国人上网获取信息太不容易了。丁磊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都能更容易地使用互联网，给公司起名为网易。

　　1998年的春晚上，王菲和那英合唱了一首“相约1998”，火遍大江南北，大家创业的热情也被再度调动起来。

　　没过几天，来自陕西的34岁青年、麻省理工博士后张朝阳，就在中关村创办了中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搜狐。

　　当时，刚刚大学毕业3年的江苏宿迁小伙刘强东也在中关村。只不过，他只是租了电脑城里的一个小摊位，售卖刻录机和光碟，取名“京东多媒体”。

　　而大学开始转行钻研计算机、毕业十年的王志东，也创建了新浪网，成为继网易搜狐之后的中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要掀起中国互联网一场“新浪潮”。

　　此时浙江杭州，18岁的黄峥从杭州外国语学校毕业，被保送至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8年后，他将从谷歌离职创业，再过8年，才在摸爬滚打之后创立拼多多。

　　2000年，搜狐、网易、新浪接连在纳斯达克上市。这些称雄一地的大厂，各种传奇财富故事，吸引了无数追随者效仿，也创造了无数的岗位。

　　美团创始人王兴甚至这样表示，创业者来了北京，已经拿到了3成的成功几率。

　　此后10年时间，北上广深迎来了人口的迅速膨胀期。

　　从2000到2010年，北京常住人口增加了600万，并在2011年突破2000万人口大关；上海增加了700多万，早在2007年就突破了2000万人口大关；广州和深圳也都增加了300万人左右。

　　大城市的人，的确越来越多；而大城市的财富机会，却似乎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马云、马化腾、李彦宏、王兴、刘强东等人能摸到时代红利，而其他人就摸不得？

　　是因为如今的机会都被这些先行者垄断，而年轻人就只能沦为996社畜、用身体换钱吗？

　　02

　　各路鸡汤老师、成功学大师，为了收割智商税，在讲述马云等人故事的时候，都故意加了一层滤镜——强调他们的“草根”身份。

　　之所以这些人能成为时代宠儿，除了“草根”，更重要的是他们其实都是“佼佼者”，是那个时代、任何大城市都稀缺的人才。

　　柳传志，1966年毕业于西安军事电讯学院。同龄的任正非，也是在1960年代毕业于重庆大学。王石，1970年代毕业于兰州交通大学。

　　他们这代人创业时，既有当时稀缺的高学历，又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毕业院校、学历也更出色一些。

　　1990年代，马化腾毕业于深圳大学；丁磊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李彦宏是纽约州立大学硕士；张朝阳在读完清华之后，去麻省理工读了博士……

　　即使成绩比较差的马云，还凭借英语特长，以专科分数破格提拔进了杭州师范。

　　在他们混江湖的年代，国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极其稀缺。

　　只有他们，才能在第一时间抓住时代的机会，享受时代红利。

　　故事转折发生于1999年。

　　这一年，教育部出台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简而言之，就是高等教育扩招。

　　截至2000年，国内受过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数仅4571万，只占到总人口的3%。

　　如果把这些人全部堆进北上广深，都堆不满。

　　因此，当时不论是柳传志、任正非，还是马云、马化腾，走到哪里都是香饽饽。

　　不过，从此之后，学历就逐年“通胀贬值”了。

　　到了2009年，我国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就提升到7.29%，2019达到了14.58%。

　　几乎每10年，就翻一番。

　　如今，全国受过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已经超过2亿。

　　北上广深四座城市加起来，最大容载量是7900万人，无论如何也塞不下2亿人。

　　事实上，一座城市覆盖千行百业，衣食住行各个领域，不可能都是高学历的人去做。

　　严格来说，一座城市的人才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式，才是最合理的。

　　学历相对低的占绝大多数，学历越高的占比越少。

　　从这个角度来说，北上广深已经有点“畸形”了。

　　2019年数据显示，北京2100多万人中，有近1100万人口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超过50%。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口超过35%，高学历人口密集度全国第一！

　　而上海的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超过30%，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超过18%，高学历人口占比排名全国第二。

　　一座城市拥有如此之多的高学历人才，真的是好事吗？

　　暨南大学教授胡刚等专家提出这样的隐忧：

　　这样的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将来会加剧“内卷”，导致博士生不得不降维去挤占研究生的工作，研究生不得不降维去挤占本科生的工作，本科生又去挤占专科生……一级一级地降下去，造成了教育和人才的双重浪费。

　　这也是最近几年，北上广深的漂族，感觉压力越来越大，“内卷”越来越严重的根源。

　　这四座城市的财富机会，也变得越来越少。

　　2006年，我国出现了首个GDP过万亿的城市“上海”，拉开了全国各大城市追求“GDP破万亿”的序幕。

　　当时GDP增长最快的，就是北上广深这4个一线城市。

　　很快，北京也加入“GDP万亿俱乐部”。2010年，广州也来了。次年，是深圳。

　　虽然目前北上广深依然是全国GDP的领头羊。按照名义GDP排名，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这4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包揽了全中国GDP总量的12.5%。

　　但是，增长期才有更多机会和红利。

　　而根据各市公布的数据来看，近10年，共有25座城市的GDP增长超过100%，14座城市GDP增幅超过190%，14座城市超过全国GDP平均增速。

　　中国GDP增速最快的10大城市分别是：贵阳、遵义、芜湖、襄阳、宿迁、重庆、宜昌、淮安、漳州和连云港。

　　北上广均跌出前10。

　　或者说，北上广深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了。已经有了很明确的身份标签，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人，不需要什么人。

　　比如北京，金融、信息、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科研与技术服务等第三产业，2019年占到了北京GDP的76.7%；上海，拥有金融、信息、高端制造、汽车等强势产业；广州，是汽车、化工、电子。深圳，则是高新技术、金融、物流、文化等。

　　因此，北上广深虽大，优势产业基本定型，已经不是快船了。

　　与此同时，国内“GDP万亿俱乐部”的规模却在快速壮大。

　　即便在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居然还有5座城市成功加入！

　　截至2020年底，全国迈过GDP万亿门槛的城市，已经达到23个，比10年前增长了4倍多！

　　新加入的万亿GDP城市中，重庆、苏州均超过2万亿元，和一线城市的差距不断缩小。

　　23座万亿城市！

　　眼界放宽点，打掉北上广深的偶像包袱，这23座城市，可都是“一线城市”！

　　如此之多的一线城市，即使把国内2亿多中专以上人才全部堆进去，也堆不满。

　　历史，已经在重演。

　　属于这代年轻人的北上广深和淘金时代，已经到来。

　　那么，其他的城市欢迎年轻人吗？

　　03

　　任正非曾说：“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抢人才，就是抢未来。”尤其是在当下出生率下降的大背景下。

　　就在2017年初，北上广深人才趋于饱和之际，一二三四线60多座城市已经做好了准备。

　　它们对于年轻人，岂止是欢迎，简直就是在争抢。

　　杭州，满1年社保，就能落户。后来又将本科生落户补贴1万、硕士2万、博士补3万，改成了本科补2万、硕士补3万、博士补5万。

　　郑州给予青年人才首次购房一次性补贴，博士10万元、硕士5万元、双一流本科生2万元。

　　武汉承诺，让大学生八折买房。成都，高端人才奖励300万。

　　西安，拼的是效率。

　　西安不仅大幅删减了落户流程，放款落户政策。还发明了“10分钟立等落户”以及“一人迁入，全家随迁”的新手段。甚至，去西安走亲戚也会被民警盯上，只要条件合适，带到派出所就给落户。

　　因此，西安就创造了一连串落户奇迹：1天8000，3天15000，3年过百万……

　　抢人大战开启之火，就愈演愈烈。

　　即使兄弟城市，抢起人来也丝毫不给对方面子。温州刚宣布本科生可七折价购房，苏州这就提出租房就能落户。

　　南京，只要来面试，就给1000块。

　　长沙，降门槛，大专就能落户。郑州，中专也给落户。

　　四川在农民工返乡必经之路上，贴满了“欢迎农民工春节回家！”的标语。

　　这些城市欢迎年轻人的诚意，是不容置疑的。年轻人也真的来了。

　　那么，这些城市留得住年轻人吗？

　　简单来说，就是在这些城市，有没有年轻人打工、创业、发财的机会？

　　那就得用产业来说话了。

　　任正非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家乡有朝一日会成为大数据中心。

　　以前，贵州人对自己家乡是这样评价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

　　2000年，贵州全省GDP总额不到北京市的40%。

　　但是贵州的“恶劣”地理和气候环境，反而非常有利于架设数据中心服务器。如今，贵州已经成为中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2013年，贵州大数据企业不足1000家，目前总数已经达到9551家。

　　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华为、苹果、谷歌、IBM、百度等企业，都在贵州设立了数据中心。贵州也从“地上”，转到了“云上”。

　　在贵州，**连小学生都知道“云”。**很多在北上广深拼搏的贵州年轻人，也开始回归家乡，投身到到“云建设”中。

　　其省会城市贵阳，则成为国家级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呼叫中心与服务外包集聚区。 

　　安徽合肥市政府赌上了政治生命、顶住GDP考核的压力，不断进行产业“豪赌”。

　　比如，2008年，合肥不仅拿出财政收入的1/3去资助京东方，还在电动车产业的至暗时刻，投资了蔚来汽车。

　　语音技术最强企业科大讯飞，也是在合肥成长起来的。在科大讯飞的带动下，合肥正在将我国首家语音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级产业基地“中国声谷”，推向全世界。

　　如今的合肥，成了全国半导体产业链最全的城市，合肥政府也被誉为“最牛风险投资机构”。

　　合肥，也成为中国近十年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

　　在江苏，2009年到2019年的增长冠军，被刘强东的故乡——宿迁这个寂寂无名的地级市夺得。

　　苏州正在将本地高劳动成本的企业，放置到宿迁的低劳动成本地方去。

　　重庆不仅是中国中部唯一的直辖市，也是中西部唯一GDP突破2万亿的城市。作为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金融、科创、航运和商贸物流中心，重庆已经不折不扣的成为西部发展的新“引擎”。

　　其中，汽车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是重庆经济的两大支柱产业，一度占据当地工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

　　如今，贵州、合肥、重庆等城市，也都有了自己差异化的产业标签，都在打造自己的拳头产业。

　　除此外，西安重点发展航空航天；郑州电子、新材料、医药；南京电子、化工、汽车制造……

　　几乎每一座城市，都在做强自己的长板，都在吸纳自己需要的人才。

　　当年，北上广深摸着石头过河。当下的数十座城市，都在摸着北上广深过河。

　　并且，这些城市都是增长性很大的城市，是一艘艘充满财富机会的快船。

　　因此，离开了北上广深，是更广阔的天地。

　　尾声

　　有句话说，任何人，无法挣到他认知能力以外的钱。

　　同样，任何人，也都无法从不属于他的城市，获得财富机会。

　　当年，不仅北上广深缺少人才，全国都缺。任正非、王石、马云、马化腾等人，成为时代稀缺，抓住机会，用自己的才能换取了时代红利。

　　如今，大城市产业版图基本趋稳，满园都是果实，但是不属于后进者。

　　后进者，只能选择属于自己的荒地，开发出自己的北上广深。

　　国内2亿多中专以上学历的人才，不能只盯着北上广深，广阔的天地间，还有23座万亿城市。

　　当然，辽阔的中国，不止只有2亿人，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中专以下学历的人口。

　　而中国也不止只有这23座万亿城市。

　　2000年，国内GDP超过千亿的城市只有18座。到了2009年，已经超过88座。2019年，数字已经增长到181个。

　　客观来说，只要你不再心存对北上广深的执念，不论你是本科以上，还是专科以上，甚至只是中学以上学历，对于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你都是人才。

　　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每个人都当有所作为！

　　越早地根据学历“降维”选择城市，机会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