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不如回头看看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西方视角！_风闻

*本文是美国国家对外关系档案，1977-1979年中国专栏的序言，由该系列主编美国历史学家David撰写，由本人人工翻译，首发于公众号意在斯。

Preface序言

/主编 David P. Nickles 著

/CYR 译

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在前人取得极大成就与内部官僚政治斗争的背景下产生形成。1978年12月15日这一天见证了最瞩目的成就：在秘密协商之后，中美双方宣布他们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随着政治关系的不断改善，双边经济、文化联系也更加紧密。尽管共享的对苏联的“仇恨（animosity）”为中美合作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华盛顿和北京的领导人逐渐意识到，如果能够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不断增加的相互联系将给两国带来巨大利益。但是，华盛顿与北京更近的关系是有代价的：中华民国（台湾）——一个与美国有着紧密政治、军事、商业交融的政府——与美国官方外交关系与共同防御条约的终结。美国官员表达出对台湾与日俱增的担忧——一部分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战略与经济在冷战中的重要性，另一部分是对维持美国国际承诺信誉的关切。至少是一部分官员（持这种想法），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有责任去确保不摧毁台湾人民追求和平未来的机会。

当卡特1977年1月上台时，中美关系的缓和中有相当大部分不是必需的。在尼克松与基辛格，于其短暂的第二任期内寻求中美关系正常化失败的余波中，当时的美国政治思潮对该政策（中美缓和）表现得更为冷淡。在共和党中日益庞大的保守派势力，在罗纳多·里根与巴里的领导下，拒绝为了与共产主义国家提升关系而放弃与台湾的联盟。在卡特政府内部，总统与（国务卿）万斯反思尼克松与基辛格是否在对华接触的努力中做出了太多让步。起初，卡特并不信任中国，认为其前任在与中国的谈判中贬低了自己。万斯在美苏关系缓和阶段反对任何与中国提升关系的行为，因为他将此视作一个建立更为和平、稳定的世界的最大希望。而且，理查德·霍德布鲁克，远东与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希望在美越之间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此举由于中越之间日益扩大的敌意在当时有着更大的外交影响。相反，布热津斯基和他的助手米歇尔，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主导中国问题的专家，努力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他们主张美国如果再犹豫，将浪费一个在两个世界领先国家之间建立更好关系的历史性契机，尤其是对一个几年前，敌意还在威胁整个世界体系稳定性的国家。此外，布热津斯基对（美苏）缓和的坚定性表示怀疑，并认为与中国的缓和可以增加苏联的不安全感并因此改善他们的行为。在五角大楼，哈罗德·布朗（防长）对于避免出现新的中苏同盟的愿望促使他与布热津斯基一起支持中美关系正常化。参谋长联席会议则担忧台湾安全与美国承诺的公信力，较国防部文职官员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怀疑更大。尽管美国政府内部还有声音认为应当在中美对话中加入人权压力，但这与中美两国关系提升的努力相比显得更加次要。

尽管存在分歧，卡特当局决定美国应当坚持上海公报（所确立的原则），其中美国宣布它不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当表达了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在准备万斯1977年8月对中国的访问时，卡特确立了进行谈判的三大原则：1、中美关系的升温应当是互惠的；2、美国不会像乞求者一样接触中国；3、美国将寻求维持台湾人民的繁荣与和平。根据这些准则，美国政府通知台湾当局，现在可能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切努力不会以损害台湾地位、安全、繁荣为代价。

1977年末到1978年初，一些对其他方面的担忧，尤其是国内政治势力希望促使国会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推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同时，美国官方不断寻求提升中美在经济、技术、文化方面的交流；他们同样尝试减少与台湾的防务联系并增加与中国的（防务合作）。当布热津斯基1978年5月访问北京之时，卡特已经决定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总统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原因，正常化在1978年中期选举之前将变得困难，但需要在1979年完成为1980年的总统选举服务。这为实现卡特主要外交目标留下了一年左右的窗口期。

布热津斯基的访问十分顺利。中国官员对于他对苏联的态度与卡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心感到高兴。中方对中美建交后默许其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则给美方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紧随着布热津斯基的访问，卡特同意了万斯于12月15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计划。他还肯定万斯关于正常化应于国会立法议程之前的主张。这为李奥纳多·伍德科克（时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负责人）——通过“航海者”线路与华盛顿联系从而避开出少数高级官员以外的大多数人——开始与北京关于建交的秘密协商扫清了障碍。1978年12月15日，谈判目标实现了。不出意料，建交声明引发了台湾人与美国的台湾支持者的愤怒。同时，台湾与中国（大陆）就其在华盛顿的资产进行争论，例如前“大使馆”楼房——属于“中华民国”政府。

在建交之后，邓小平于1979年1月访问了华盛顿。最可圈可点的瞬间——除了他对美国民众富有感召力的“恳求”以外——发生在他告诉卡特中方将进攻越南的会晤上。卡特试图阻止邓小平。这是1978年以来，越南在中美关系中影响力达到高潮的体现。中方对美国与该政权改善关系越来越感到愤怒。中国“入侵（incursion）”之后，1979年2月，美国的指责是轻微的。

尽管美中政府在一项关于长期财政援助与争议财产处置的协议的一系列争端使得中美关系变得更加波折，中国政府还是表达了他对《与台湾关系法》的不满，该法由卡特签署并由国会大多数通过。尽管如此，沃特·蒙代尔1979年8月对中国的访问仍然是重要的里程碑，两国在经济与安全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美国官员以更大的兴趣观察中国政治。

1979年秋天，为哈里德·布朗的访问做计划开始成为美国政府内部官僚斗争的一部分。布朗，在布热津斯基的支持下，希望促进中美安全与情报合作，并期望以此向苏联发出信号促进其更尊重美国。相反，万斯反对近期布朗的访问，认为这会使得美国政策变得不平衡，从而削弱其“杠杆”作用，鼓励苏联更加不负责任的行事。卡特批准了布朗的访问，但强调美国要继续公开宣称其不会与中国构建实质性的军事关系。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卡特对于布朗访问的态度迅速转变。总统决定，不顾万斯与布朗的反对，寻求更加密切的中美军事合作，并在1月2日的国家安全会议上宣布。两国开始在一系列问题上联合，包括杯葛莫斯科奥运会、回应伊朗人质事件、快速发展商业科技联系。美国决定对中国实施较苏联更为宽松的贸易限制。更多而言，卡特在他任期最后一年，更满足于巩固中美关系已有成果而非达成更多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