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现代污染观念”吗？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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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糟的年代；那是光明的时节，也是黑暗的时节；那是希望的春季，也是悲伤的冬日。”

****前文链接：英国是如何成为环境污染“鼻祖”的？

对环境污染的治理

19世纪中后期，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和疾病的流行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应，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要求改善自己的生存现状和生活环境，环境问题转化成为了社会问题；另一方面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人拒绝了这一假说，开始同意曼彻斯特医生亚瑟·兰塞姆的看法，他警告，自然是脆弱的，人类的干预已经超出了环境补偿人们造成的退化能力。尽管他坚持认为风、风暴、降雨、漫射光、植被非常有助于净化污浊的空气，但他坚称，自然的净化能力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它们施加任何负担。当空气中充满了这些物质时，植物会遭到毁灭，人类会遭受伤害，而这显示，除了自然能独立完成的东西，还需要某种东西。

因此一批社会热心人士开始在民间展开各种调查，呼吁政府特别是议会进行干预，解决环境污染和疾病流行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议会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环境调查，并在了解和掌握了大量材料与数据的基础上，通过了多部法律，试图从立法上寻求解决途径。

为了解决水污染和城市用水问题，184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河道法令》，规定禁止污染任何作为公共供水水源的河流、水库、供水系统的管道及其他部分，授权卫生管理机构对没有实施供水防污措施的机构切断供水。1****848年又颁布了第一部改善工业城镇环境的立法《公共卫生法》，这部法律要求把污水和废弃物集中处理，并规定由地方当局负责供应清洁卫生的饮用水。1855年《首都管理法案》和《消除污害法案》规定成立首都工务委员会，全面负责英国的房屋和供水、排水系统的建设与管理。这个委员会最突出的业绩是进行大规模的排污系统改造工程，在著名工程师巴扎尔盖蒂主持下建成了主管线长120公里、支线长度1650公里的下水道系统，有效地解决了英国的污水排放问题，并且净化了泰晤士河的河水，这一巨大的工程直到今天仍在使用。在立法方面最为系统和重要的法律是1875年通过的《公共卫生法》，它汇集了以前同类法规，内容相当完善，强调要使本国所有居民都过上文明的社会生活，内容包括供水、排水、街道房屋管理、垃圾清理、食品卫生监督、疾病预防、殡葬、污染行业的管理，还规定地方当局必须任命负责卫生健康的委员，负责修筑管辖区排水沟，检查供水情况，建造符合标准的厕所，对食物、饮水、医院情况进行检查，对不符合标准或违反规定者处以罚款。《公共卫生法》的通过标志着英国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公共卫生体系。**1876年又颁布了《河流污染防治条例》，1878年通过了《公共卫生条例》，**至此英国基本上建立起了完整的水资源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

泰晤士河雾气朦胧的早晨,詹姆斯·汉密尔顿绘

要彻底解决城市环境和疾病流行问题，势必要改善工人阶级的住房和居住环境问题。为此，1875、1882和1885年**，英国议会相继颁布了三部《工人阶级住房法》**，授予了首都工务委员会清除和改造贫民区的权力。1890年，议会又通过了新的《工人阶级住房法》，要求英国政府机构要为工人阶级提供更多的租赁住房。**1894年《工人阶级住房法》**进一步强调，政府不仅要提供用于购买贫民窟和补偿搬迁居民的贷款，也要为新建街道和下水道等配套设施提供贷款。**1900年《工人阶级住房法》**还规定，为了要为工人阶级建造住房，允许政府机构购买不属于其直接管辖范围内的土地。

在解决严重污染环境的烟气问题上，英国议会也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早在1843年，议会就讨论通过了控制蒸汽机和炉灶排放烟尘的法案；1863年，议会通过了第一个《碱业法》，要求制碱行业抑制95%的排放物，以控制路布兰制碱工艺所产生的毒气；1874年又颁布了第二个《碱业法》，要求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控制有毒和有害气体的排放，并且第一次制定了法定的氯化氢的最高排放量；1906年，又再一次颁布制碱法，对那些散发有毒有害气体的行业作了分类，以控制这些气体的排放。与此同时，议会也通过了控制烟气污染的其他法律。1891年通过了《公共健康（伦敦）法案》，规定任何排放黑色烟气的烟囱可能会被视为妨碍。1926年通过了《公共健康（烟气减排）议案》，由于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人们开始对自然的雾和非自然的雾作出了区分。休·比弗爵士1955年在伦敦大学演讲时也指出，虽然制造雾的是自然，但制造烟的却是人类自己。因此，1956年议会通过了更为全面和系统的控制大气污染的《大气清洁法》。法律规定，禁止排放黑烟，包括烟囱、汽车等；要防止煤烟，排放煤烟的设备要求安装除尘和除硫设备，还规定了烟囱的高度，划定了无烟区等。

《国会大厦系列》，克劳德·莫奈绘。莫奈在1899至1901年间曾多次前往伦敦，在此期间，他绘制了泰晤士河和国会大厦的照片，展示了太阳下烟雾弥漫的伦敦。

通过近100年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工业革命时期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城市环境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治理。今天的英国又恢复了过去的田园风光，过去污染最为严重的泰晤士河也变得水静河清，就连绝迹100多年的大马哈鱼也重新游回故里；伦敦也彻底摘掉了“雾都”的帽子，重现蓝天白云，成为环境治理的典型。

总结与反思

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环境污染到今天的生态典范，英国有很多值得深思的经验和教训。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英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国家。之所以会造成这样严重的污染，原因在于企业生产和利润的最大化原则成为支配企业的法则，也成为那个时代企业家的指导思想。就如英国历史学家克拉潘所说，新工业带来新的污水，而城市却为工业利益集团所支配，这个集团在任何场合下都既不懂得如何处理污水，也没有这种合法权利。他们为了自己的需要，就在河流上设立很多水闸，而河流中间所设立的水闸就使河水变成了死水，而这些死水塘发出来的臭气是最容易生成瘟疫的。也就是说，企业家的生产与营利的内在驱动使得他们全然不顾生态环境的问题，在工厂中也不安装任何保护环境的设备，形成污水不经处理就直接排放到河里等破坏环境的行为方式，在这样的状态下，企业越是开足马力生产，生产量越大，对环境的破坏也就越严重。

恢复蓝天白云的泰晤士河，2009年

如何解决这样一个企业生产越多，环境污染就越严重的难题，依靠企业自身的主动肯定是行不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人运用了法律的手段，这也是他们的文化传统，就是要在立法上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规定，使企业成为环境保护的主体，同时也使政府的干预有了法律上的依据。一旦在法律上有了这样的规定性，任何人包括企业都必须照此执行。从上面所提到的关于环境保护的诸多立法中就可以看到，在英国，议会在环境治理方面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议会的立法力量，而不是行政力量，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议会的作用还不仅仅在于通过某些法律条文，更重要的是，议会能够敢于直面环境问题，倾听社会呼声。议会组织了很多调查组，提出了一系列的议会调查报告，以便进行环境立法。例如，在1865年和1868年，议会两次建立皇家调查委员会，对全国的环境污染进行调查。在环境治理等问题上，英国议会承担了相应的社会公共责任，并把解决这样的问题纳入到了法律的框架内，这不能不说是英国对环境治理的经验和贡献。

美丽伦敦，2015年

另外，还应该看到，议会对环境治理的立法也促使政府转变观念。政府时常受制于企业家的利益而无法有效进行环境治理，因为一旦要进行环境治理时，就会遭到企业家的反对，其理由是成本上升和利润下降。但是，当议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之后，政府必须要遵循法律，实施治理。这样，政府从指导思想上也就由原来被动的自由放任转变为在法律的前提下进行积极的主动干预，并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和监督机制。例如，1831年英国成立了中央卫生委员会，1844年建立了城镇卫生协会，还在各地设立了卫生医官，这个职位不仅是管理公共卫生，还承担管理城市供水排污、治理贫民窟、城市规划等方面的职责。

实际上，在英国环境治理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还有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各个群体的不懈努力。例如工人阶级提出了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要求，并将此作为自己的基本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人阶级的这些要求中，也包括着改变居住环境、改善公共卫生条件、消除环境污染等内容，正因如此，环境治理、贫民窟改造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一并成为了国家的重要任务，并且得到了较好的解决。除了工人阶级的斗争之外，还有一些社会有识之士也对环境治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英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创立者查德威克，他在1842年发表了调查报告《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用大量事实说明了环境污染造成的疾病流行，并提出了一系列对策，甚至用“空气就是疾病，疾病就是空气”这样的修辞方式来说服议会议员。正是在他的努力下，议会通过了《公共卫生条例》，全面建立起了公共卫生制度。同样，还有很多出身于上流社会的企业家都在热心关注环境治理问题，并且投入了相应的时间、精力和热情。总之，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和斗争，促进了环境的治理和改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一部环境治理史也成为那些深受环境污染之害的社会大众斗争的历史，他们锲而不舍的努力，换来了环境的改善，使人们重新享有良好环境。

回顾与反思英国工业革命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英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为环境的破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过投入巨资，耗时一百多年才重新改善了生态环境。面对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工业化快速前进的今天，是重复英国工业革命的老路，还是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两百年前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人们还没有环境保护的意识，而今天完全可以避免英国那样的悲剧再次上演，但能否真正地做到这一点，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智慧、观念以及积极的参与。

正如历史学家所说：“污染是一种社会概念，但这一概念指示的东西却的确是非常真实的。要应对污染，我们不仅必须理解污染的化学性质和效果，还必须了解使污染得以存在的人的态度、意识形态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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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历史·拾柒》

（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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