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见其成!谈判不必过于悲观:美方有重大期望于中国_风闻
大眼联盟-2021-03-19 00:43
摘要:在黑暗的地缘政治世界里,动机与答案并不重要。
自2018年中美关系逐渐恶化以来,我一直觉得有必要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英美驻日大使克莱琪和格鲁的外交回忆录中有价值的外交脉络撰写出来,从而帮助今天的中国人更准确地把握外交风险的线索。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我认识到那种西方专业外交官看待动荡时代外交问题的回忆录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不过,在当前中美关系的历史关头,我觉得有必要将这两本书郑重推荐给国内智库或专业人士,这将对中国外交人员在理解价值观差异巨大的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特异性具有很大的意义——如果想避免最糟糕结局的话,那么这两本书将很有必要性。

著名英国外交官克莱琪(前排左二),从九一八事变的1931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担任大英帝国驻日大使,他与日本帝国海军名将山本五十六好朋友,这是他与山本将军(前排左四)一起参加娱乐活动,他亲身经历并处置了远东历史上最危险时期的所有外交风险,于1945年撰写著名对日外交生涯回顾**《Behind the Japanese mask》**

著名美国外交官格鲁(左三),他曾经长期担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后来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被派往风险之源的日本帝国,与克莱琪一样,他在日本的外交生涯一直持续到1941年战争爆发,这是他与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左一)的合影,他撰写了著名的外交日志**《使日十年》**
前面三篇文章,我们讲述了现代外交的三个问题:
1、西方外交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链接:《文明的排他性:西方反华的意识形态源头》;
2、美国追求绝对安全和中国面临绝对不安全的极端不稳定,链接《新时代中美的悖论:美国追求绝对安全与中国面临绝对不安全》;
3、新时代的中美交互将受到美国盟国因素的很大影响,且主要局限于安全问题,链接:《中美交涉的新挑战:大同盟的掣肘与协调》
今天,我们讲第四个问题,那就是对此次谈判的预估。
尽管双方在谈判前释放了太多谨慎甚至悲观信息,但事实上,我们不必对谈判过于悲观,一方面是因为一次谈判不会使得双方的境况比现在更糟糕,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美方当前对中国有重大期望或者说希望中美能够在一个问题上形成妥协。
这个问题不是经贸,不是气候变暖,而是安全,美方希望通过谈判限制或者约束中国在西太平洋对其的军事威胁能力,在这个希望破灭之前,中美关系不至于进一步破裂。
单纯从当前美方及其盟国的偏见看来,南海事件、HK事件之后的中国已经不再值得托付信任(中国可能也有同样看法),在互信逐渐丧失之后,就像历史所呈现的那样,过去那些潜在的冲突可能性就会变成紧迫异常的现实战争风险——基于战争可能在未来几年爆发的假设,中国军事力量的迅速发展让美日面临巨大的危机感,这一点,在台海冲突中尤为显目。
据美日军方自身的测算,一旦战争爆发,至少在西太平洋战场,当地的美日军事力量因力量有限将面临遭遇重大挫折的风险,这表明可能的战争对美国来说将可能是长期性的。从美方将领近期的表述来看,美方可能认为其不足以应对这种挑战,甚至对未来应对能力更加沮丧。在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和白宫官员的私下表述中,这种忧虑感在其高层中应该是相当普遍。
事实上,如果美方有这样的认知假设,那么美国就必然有求于中国,或者说其对华政策必然有两个核心点和一个核心目标。
①美国希望尽可能避免在台海问题上刺激中国,她担心激怒中国加速战争爆发;
②美方希望尽可能向中国传递介入战争的决心,并力求强化盟友以阻吓中方,从而避免中方因低估美国介入决心和后果冒险。
核心点:最重要的是,美方两个核心政策点的最重要核心目标,都是为了推迟或者避免发生一场其不得不介入却不愿意负担的战争。
只要美方有这样的顾虑,或者说美方还没有完全丧失这方面的期望,那么我们就不必担心美方撕破脸,美方为了推进谈判,至少愿意与中国达成一些轻微谅解——至少美国在远东中程导弹部署完毕和海空军迭代完成之前,将是如此。
1940-1941年的英美对日交涉的两个矛盾
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1940年,英美最初海上军事力量远远不足以应对日本海军,其对日本帝国可以说是始终处于两个矛盾:
第一,要表现自己捍卫南洋地区的决心,这体现在当时接连不断的非致命制裁上——这反过来加剧了日本对英美的不信任和决裂意志;
第二,要尽可能避免激怒日本使得战争的立即爆发,这体现在其始终愿意与日本交涉——这反过来加剧了日本对英美的轻视,促使其走向更大的冒险;
这种相互矛盾的作为在1941年4月德军扫荡巴尔干和北非达到了顶峰,当时英美试图与日本做出重大妥协达成谅解。当然,一旦日本的盟友希特勒陷入苏联战场,自顾不暇,英美随即在南印度支那的恐慌后对日本施加了毁灭性的石油禁运——这一点尤其要引以为鉴。
因此,美方在谈判之前的种种看似严厉对华举措,都是为了增强中方眼里美方决心的可信度,其目标是为了阻吓中方在美方眼里可能的战争冒险,进而为其与中国之间的军备和军事谈判增加筹码。
总之,新的谈判将是围绕着美国及其同盟的军事安全问题,这是最大的特点。在美方及其盟国重新武装完成之前,或者在谈判获得成功的希望完全破灭之前,双边形势不会变得多么糟糕。
即,此次谈判是可能取得一定成果的。
王陶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