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围聚澳门劳工局的另一「深层原因」说起_风闻

　　以下的一个传闻，虽然未经考证真伪，但其背后所折射的「深层原因」，却可以供为政者参考。

　　话说日前在劳工局前「围聚」，并曾一度激动地跑出马路阻碍交通的失业工人，表面上看是自发行为，但其实与某些新兴工会以微信等社交工具进行动员有关。为何已经多年不再进行「集体行动」的新兴工运团体，现在又「死灰复燃」，再次「呼群聚义」？这当然是有着主客观的原因在发挥交织作用。一方面，是「选举季节」已经到来，「呼群聚义」可以说是某些有意参选的新兴工会的「测试实力」的「火力侦察」，及提前「造势」的活动；另一方面，失业工人和「放无薪假」者也确实是存在着他们所诉说的求职及生活上的困难。两种元素交织在一起，就发挥了化学作用。可以说，新兴工会的参选计划是「鸡蛋」，失业工人和「放无薪假」者的不满情绪是「温度」，在这两个元素的共同作用下，「孵」出了「围聚」劳工局的「鸡仔」。

　　但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元素在发挥重要作用，那就是某些新兴工会团体，要以此行动，发泄对削减对其资助的不满情绪，并施加压力。实际上，在当年失业工人举行暴力性的游行活动之后，特区政府实行「赎买」式的安抚政策，由劳工局出面，以各种名义给予发放资助。比照其他基金会实体对相关社团的资助方式，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手法，给予各新兴工运团体不同金额的资助。从《澳门特区公报》每年刊登的数据看，劳工局对这些新兴工运团体资助金额逐年提升，由最初的每年不到一百万元，提升到近年的过千万元。

　　于是乎，新兴工运团体此后的游行抗议活动就逐渐减少，到近年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都放弃了这项本来是属于他们的「专利」，反而是一些「小资」型的团体出来游行，但其规模及影响力都远不如「始作俑者」的新兴工运团体。

　　另一方面，「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新兴工运团体，也在精神文明方面晋升了，不但是曾经创办发行过报纸，而且也效仿澳门的传统社团，进行各种慈善活动，包括「派米」等。

　　但「好花不常开」。去年澳门特区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政府库房收入锐减。特区政府决定压缩开支，包括削减对各类社团的资助。另外，也准备对澳门基金会的对资助制度进行深刻变革，按领域推出资助计划，透过专业评审，引入竞争机制，择优批给，并会严格执行监管措施，杜绝没有账目、账目不清，以至是「多头重复申请」的情况，确保受资助项目符合社会所需，受社会监督。

　　这项「闩水喉」的措施，从理论到实践上都具有正当性。但由于澳门社会已经习惯了「坐等依靠政府」的思维，认为政府提供高福利是「奉旨」的，稍为削减一些福利就浑身不自在。就像今次的经援措施，将「居民消费，政府买单」型的消费卡，改革为以杠杆原理，以居民消费促进中小微企营运，可达「双赢」效果的电子消费优惠计划，就「猫刮咁嘈」那样。有团体机构曾经向媒体表示，该会每年会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资助，用作处理会内一些日常事务，如刊物出版、举办活动等。一方面用作宣传会务信息，另一方面搭建社会之间的沟通桥梁。由于营运上涉及一定开支，需依靠政府资助才可顺利完成。去年中已收到消息指政府会紧缩开支，随之对该会的资助也取消，坦言对此大感无奈，感叹没有资助下，根本难以维持正常营运，不排除未来大幅减少筹办活动，换言之所有推广或宣传效用也会减少，将会无法发挥影响社会的凝聚力。

　　既然连传统爱国社团都弥漫不满情绪，作为反对派一员的新兴工运团体的不满情绪之强烈，也就可想而知。因此，这次「围聚」劳工局的行动，就是他们的「小试牛刀」，利用失业工人和「放无薪假」者的困境，「借助钟馗打鬼」，，来发泄其未能「收足」资助的不满。当然，与他们过去曾经发动的五一暴力游行相比，已经算得上是较为文明及克制的了。可见他们也有所保留，为未来争取政府资助政策转弯留了「后路」。

　　至于某位立法会议员掺和其中，当然是要籍此机会开拓票源。不过，可能会打错算盘。因为这些失业工人，基本上是移居自内地，曾经接受内地政治教育多年，仍然存有源于内地政治教育的思维定势。他们虽然对特区政府的某些施政失误，尤其是对自己的切身利益受损不满，但对国家、对中央政府，却仍然具有一定的忠诚度，与香港的暴民截然相反。甚至他们的某些举动，尤其是在历次立法会选举中的表现，仍然有着内地「火红的年代」的「遗风」。因此，他们对不忠于国家、不忠于中央政府的行为，嗤之以鼻。这位立法会议员曾经的「双重效忠」行为，他们早就不屑一顾。因而要获得他们的选票支援，可能是缘木求鱼，白费力气。

　　对于上述传言，不管是否属实，特区政府相关部门都应当有所思考。至于另一个传言的背景原因，更不容忽视。某位对华人天主教友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慈善机构当事人（本文以「甲」称之），每次立法会选举都出来选举，明知是选不上也甘之如贻。其实，其客观上的功能，是在于分薄反对派候选人的华人天主教友选民的选票，哪怕是未能将之「拉下马」，也要让其不能享受「高票当选」的荣耀，在立法会中享有「高度民意」。

　　但在四年前的这一届立法会选举，另一个对华人天主教友也具有很强影响力，而且也曾当选过一届立法会议员的人士（本文以「乙」称之），以甘当「人梯」的精神，自愿作为「光辉五月」初次参选者的搭档并排在第二位。但就在此「关键时刻」，「甲」却「急流勇退」了，未能对由「乙」烘托的「光辉五月」候选人产生「分票」作用，使其首次参选就高票当选。尽管说，「甲」的支持者多是华人天主教友中的年长者，「乙」的「粉丝」多是华人天主教友中的年轻人，可能不存在「重迭」关系，但在「甲」已弃选，而其支持者不愿将手中的选票投给非天主教友候选人的情况下，也就只能是流向「乙」的票盘。

　　「甲」为何会弃选？当时社会上众说纷纷。其中一种说法，是其所主持的慈善机构，在原主持人某神父逝世，缺少了「国际资助」的渠道后，就是依靠特区政府的「购买服务」的形式，给予提供资助。但后来可能是有某些项目的资助诉求得不到满足，另外也因为特区政府对谘询组织进行改革，每人最多只可出任三个谘询组织的成员，而导致这位曾经拥有双位数谘询组织「头衔」的「甲」，一下子「丧失」了好几倍的「头衔」，心中也有不快，因而以弃选来表达。

　　今年选举又来了，「乙」仍将再接再厉，而且在另两名反对派大将或将弃选的情况下，倘「甲」仍然弃选，「乙」就可能会如虎添翼，使得「光辉五月」团队再增一席。或许，节省了几个小钱，所造成的政治损失却不可计量。这是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