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美之争，其实是挑战全球殖民主义体系、帝国主义体系五百年来的上层建筑集团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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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意识到当前中美之争，具体的说是挑战统治全球殖民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体系五百年的上层建筑集团。 这个统治全球五百年的上层建筑集团，根深叶茂，触角广泛，具有十分深厚的底蕴；已经积累了统治全球各民族、各文明的，纯熟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技能，具有熟练的意识形态的控制技巧。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深刻理解问题的实质，做到深思熟虑的思想准备，做好长远打算。

在世界历史出现的各个成熟文明，中华文明相对偏据一隅。除了汉与唐的某些特定的时期，缺乏与其他文明频繁且深度碰撞的历史经验，在与其他文明的接触中，明显缺乏免疫力，容易丢失自我；也容易接受其它文明对自我的意识形态化的表述，缺乏以自己的眼光去批判性地考察这种表述的事实基础是否成立，这是一个问题。

其次，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把自身的经验投射到一个历史文化截然不同的文明上，从而对其他文明的认识上，容易产生误读。

比如，中华文明作为世俗文明，往往以看待本土佛教、道教的眼光看待基督教，低估或者忽视基督教之类的一神宗教在西方文明以及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一神宗教不单单是个解决个人精神世界的问题，它其实是以神的信仰为纽带，以宗教仪式作为沟通人心，激发情感，凝聚共同意志的机制，来整合超越血缘关系的社会成员，具有高度严密控制力的社会组织形式。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的意义就在于在关键时刻产生万众一心的凝聚力，从而有组织的使用 暴力。

不能被西方所鼓吹的个人主义表象所迷惑，只有在强有力的集体中，才会产生所谓个人主义的问题；换句话说，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是互为补充的，自由的背后是理性自律，而理性自律不过是集体规制的伦理内化。因此千万不能低估西方社会的那种组织性力量。一旦局势紧迫，或对外战争，它们就会换上另一副面孔。

自1840年以来，中国则是被动，不自觉的与其他文明全面接触。一路一带的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将是中华文明以高度自觉性和主动性与其他文明互动的新起点。

因此，我们需要在实践中逐步积累经验，并且需要学习这个上层建筑集团的统治史及相关的意识形态史，全面、具体、深刻地认识西方世界。这就必须要注重史学，注重近五百年的世界史，注重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做好智力准备。

如果说，不是单纯理性的演绎推理，而是观察试验才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那么史学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中国历来有经史互补的传统，经以史为依托，才不致变成凿空虚说，看似言之有理，其实毫无价值。史以经为纲，才可以超越事实的海洋，从而获得一种反思力。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对于事实的获得熟悉就是学，对于获得的事实进行反思提炼就是思。今天的经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创造要和史学结合在一起，理论逻辑要和实际历史进程中的事实逻辑统一起来。

同样的，我们对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要和对西方史的学习结合起来。古希腊罗马存而不论，和英国打交道也有一百多年了，我们对英国这样近代第一代的全球化的帝国的真身和面貌是否真有主动的，近距离的，全景式，仔细观察和认识，还是只停留在从他们的意识形态的自我标榜中摘取的零碎说法所拼成的模糊图像上，被牵着走？

以这样的状况，研究西方，真是好比盲人骑瞎马，一不小心，就会夜半临深池。我们只有深入体察他们生存的具体情境，像诸如自由，权利，法治，个人主义之类的说法，才会得到生动具体的体验，才会显示出它们清晰的内涵和意义，才不至于误导或误用。

任何一种说法都是植根于特定的历史情境和需要中，不了解这种历史情境和需要，就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然，就会生搬硬套，而不知灵活对待，不知道既可以正用，也可以反用。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巨大的的反差。

这向我们自己提出一个反思，我们对于西方的理解是否陷入某种误区。

我们脑海中的西方形象一定程度上是存在于学术理论中的西方，更深入些说是存在于哲学中的西方，是存在于洛克，休谟，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理论著作中所塑造的西方。我们一向是从哲学及理论性强的著作中了解西方的。但西方的哲学及其理论理性是基于认识对象的复杂，把认识对象抽象化，从而实质上是把对象简化处理的理性。它因其有从具体到抽象的特征，往往引出的是理想化的模型，离全面反映认识对象，还有许多距离。

所以这种理论理性是一种有很大局限性的理性。对此局限性如果没有清醒认识，乃至把有局限的认识结果绝对化，误把对认识对象的局部性认识结果当作全体，那就产生新的遮蔽和蒙昧性。不幸的是，我们就把这理想化的模型当作真实的西方存在了。其实我们更应该从史学的角度，去逼近一个现实存在的西方。那么，我们要如何做呢？

研究近五百年的西方史，我们需要编类似于二十四史那样的原生态的史书。也需要翻译严肃的人物传记，因为人是历史的载体，事情是人做的，只有落实到人，我们对历史才会有真切的了解。翻译是重要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关键是怎么去知，知什么。

我们不仅要知他们所思所想，更要知他们实际所行，知他们的生存情境，以及这一情境下的生存智慧。真希望有这样一个学术组织，从各个角度，全面收集英国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文献档案资料，像中国传统编写二十四史的方式，以志传为核心，编纂一部英帝国史，供大家研习。

要改变翻译思路了。

除了马列主义以外，传自社会科学的理论自命科学，却缺少指导实践的科学性，人文科学自命人文关怀，却做不到知行合一，缺乏推动行动的力量，只是空谈。

总之，中国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缺乏扎实的历史学的基础，其结果就是误读，弄不清理论的针对性，就是被动的传声筒，也不能鉴别这理论的优劣，把理论与现实想混。其实，我们要多收集翻译他们原生的历史文件和档案，首先要弄清历史事实，弄清他们的具体生存情境，要能体察他们的实际生存感受。因此，首先要把他们的概念化的意识形态话语放到一边。

在这里，我们要发挥中国传统史学的作用。中国传统的史学与西方的历史学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西方的历史学是以哲学的思维方式为基础，把历史作为外在于人的，非人化的客体，它探讨这个客体的因果关系，是逻辑取向的。这种处理方法实际上扭曲了认识的对象，与认识的主体同时也是实践的主体相分离，是主客分离，知行分离。

而中国传统的史学，关注的是身处历史中的人的成败得失，是是非非。在中国传统史学中，读史者要与历史中的人合而为一（“我”与“他们”融为一体），把他们的得失成败、是是非非，当作自己的得失成败与是非，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前世之事，后世之师，可以说是效果取向。

归根结底，中国的史学是要人从前人的言行中培育德性和智慧、在前人的言行的熏陶中移情化性；在历史的流变中，通达“变”与“不变”的辩证法，获取对世事人心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获取处世行事的准则和处理事情的实际能力。

它通过回顾历史之河的流动，观察过去向今天的演变过程，梳理其脉络，通其变，而展望未来的流向。是“易彰往而察来”，“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绝非是通过对过去事实的归纳演绎，得出一个简化固定的死的，固体化的模型（历史规律）。所谓的“历史规律”正是哲学思维的产物，它裁剪了丰富的事实，无视历史无穷无尽的流变性，导向“历史终结”的轻率论调。

今天，我们突破西方的理论束缚，打破其经意识形态话语修饰的华丽面具，绕开由概念和抽象模型营造的迷雾，就要直奔有丰富细节的事实。还原西方文明，西方社会的真实面貌，进行新的思想解放，就不能不发挥史学的作用。“实事求是”的本来含义，也就是，不要在大脑中进行天马行空般的空洞思辨；而要从对历史事实的，全面扎实的回顾研究中，得出正确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