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翔血池遗址北斗坊马牲饲养方式及相关问题_风闻

摘要：本文对血池遗址北斗坊地点祭祀坑出土马牲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马牲的食物来源多样，同一个体马牲肋骨的碳同位素比值高于其他骨骼。结合相关研究认为，食物来源的多样性可能与饲养马牲的苑厩散布于不同地域有关；食物结构转变恰与《周礼》中“刍之三月”“殊养之”等记载相符。

　　陕西凤翔血池秦汉祭祀遗址的北斗坊地点2017年的发掘共发现34个祭祀坑。除个别为空坑外，绝大多数坑内出土了动物牺牲的骨骼，个体数量不等。经现场鉴定，马的数量最多，少数黄牛和绵羊，牙齿萌出、磨耗及骨骺愈合情况显示这些动物多属于未成年个体。这些动物骨骼保存情况较差，大多糟朽，徒有形貌而无法提取。根据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年可知，北斗坊地点2个马坑的年代范围集中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2个牛坑的年代偏晚，大概是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前后。众多遗迹中，埋葬有马、牛、羊的祭祀坑占大宗。其中尤以马的数量最多，这与殷墟以来高等级祭祀礼仪中以马为尊的用牲制度相符合，为我们了解秦汉时期国家祭天礼仪中马牲的选用提供了极其难得的研究材料。本文以北斗坊村北祭祀坑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为研究对象，通过碳氮稳定同位素测试，来重建祭祀用牲生前的食物结构，重点分析马牲的饲养方式，并据此讨论其征集与管理等问题。

　一、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所选样品包括马63例，黄牛8例，绵羊2例。因肋骨代谢速度要快于其他骨骼，对于9例骨骼状况保存稍好的马牲同时选取了肋骨和肢骨或头骨，以对比同一个体不同时期食物结构的异同。样品的出土单位等详细信息参见表一。每例样品取量约1克，机械去除样品表面的污染物后，加入0.5molL–1盐酸于5℃下浸泡，每隔2天换新鲜酸液，直至样品酥软无气泡为止。去离子水清洗至中性，加入0.0125molL–1氢氧化钠，室温下浸泡20小时，再洗至中性。置入pH=3的溶液中，70℃下明胶化48小时，浓缩并热滤,冷冻干燥后即得胶原蛋白。最后称重，计算胶原蛋白得率（骨胶原重量/骨样重量），列于表一。

　　样品胶原蛋白中C、N元素含量和稳定同位素的测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同位素实验室完成。测试仪器为ElementarVarioPYRO元素分析仪串联Isoprime100稳定同位素质谱仪。元素含量的测定，采用磺胺（Sulfanilamide）作为标准。Ｃ、Ｎ稳定同位素比值的测试，采用IEAE-600、IEAE-N-2、IEAE-CH-4、USGS-40和USGS-41以及实验室自制骨胶原标样（δ13C=-14.7‰，δ15N＝7.0‰）作为标准。其中，USGS-40和USGS-41进行Ｃ、Ｎ稳定同位素比值校正，其他标样用作进程监测。C同位素的分析结果以相对美国南卡罗莱纳州(Caroline)白垩系皮迪组箭石C同位素丰度比(PDB)的δ13C表示，N同位素的分析结果以相对氮气（N₂，气态）的δ15N表示。样品的C、N含量以及C、N稳定同位素比值皆列于表一。

二、结果

　　稳定同位素分析原理前人多有论及，最近又有学者撰文综述，此处不再赘述。本次实验所得骨胶原的C、N含量范围分别为32.1～46.1%、11.7～16.7%、C/N摩尔比值介于3.1～3.2之间。根据未污染骨胶原的C、N含量与C/N摩尔比值范围，这些样品均可以用于食谱重建。

　　整体上看，黄牛（N=8）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值分布范围分别为-16.9～-9.3‰、6.4～9.5‰（图一），均值分别为-13.1±3.2‰、7.7±1.1‰，这意味着黄牛个体间食物结构差别较大。检视数据发现，BDF50与BDF70主要以C4类食物为食；其余个体食物中同时包含C3和C4植物，其中BDF49、50与52食物中C4植物应多于C3植物，而BDF43、57吃了更多的C3植物。2例绵羊个体均同时取了2块骨骼，每个个体2块骨骼的同位素比值非常相近（表一），在仪器检测的误差范围内，均呈现出以C3植物为主要食物的食谱特征。

　　与黄牛和绵羊相比，马的食物结构较为复杂。代表63例个体的72组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分布范围分别是-19.8～-10.8‰、3.2～8.2‰，这意味着这些马的食物结构个体间差异较大：既有以C3植物为主要食物来源的个体，又有基本以C4植物为食的个体；少数马牲较高的氮同位素比值可能与吮奶效应有关，而部分表现出较低氮同位素比值的马则意味着它们可能食用了氮同位素比值较低的植物，如豆科植物。概之，马牲个体间生前的饲养方式有较大差别。

　　以坑为单位对马骨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进行统计发现，同一祭祀坑内马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差别均较大。其中，K7内马肋骨（n=6）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分布范围是-18.7～-12.8‰、3.8～6.0‰，T0252-K5（n=6）内马I趾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分布范围是-16.7～-11.4‰、4.0～8.0‰。这意味着，即便是同一个祭祀坑的马牲，部分个体间的食物结构差异相当大，其生前的饲养方式也很可能并不相同。以K7为例，从肋骨δ13C结果来看，坑内的马8（-18.7‰）与马10（-12.8‰）的食物分别以C3植物和C4植物为主。

　　研究表明，肋骨的代谢速率高于其他部位的骨骼，肋骨的同位素比值代表了个体生前较短时间内的饮食情况。因此，通过对比肋骨与其他骨骼的同位素比值，则可以重建个体生前较短周期与长周期食物结构的变化情况。本研究针对9例马牲同时检测了肋骨和肢骨或头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统计发现同一个体两类骨骼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相比，除K3马7以外，其余个体肋骨的碳同位素比值相对较高，而氮同位素比值则差异并不大（图二）。配对样品T检验（Paired-Samples T Test）结果表明，肋骨与肢（头）骨的碳同位素比值差异显著（p=0.01<0.05），两组数据的氮同位素比值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23>0.05）。因此，马牲生前最后阶段的食物结构与之前相比曾发生过变化，被宰杀前的最后一段时间内绝大多数马牲食物结构中C4植物的比例明显增加。

三、讨论

　　从北斗坊发掘出土动物骨骼的组合来看，马骨最多，牛、羊较少，这与商周以来高等级祭祀活动中多用马牲的习俗相符。再考虑到本研究能够获取的有效数据大多来自马骨，下文将主要讨论马牲的饲养问题。

　　马的饲养是马政的重要内容。《周礼》载“春除蓐，衅厩，始牧”。王世红等据简牍材料对此进行了考证，认为秦汉时期马的圈养时间大致是从夏历的十一月初至一月底，期间所需草料全部来自饲养者的供给；入春之后开始放牧，白天以采食牧草为主，但夜间仍需给食草料，且食用量几乎与白天相当。当时，喂养马匹的草料有精、粗之分，精饲料主要是以赋税征收的粟、黍、稗、麦、菽等谷物，或称之为“秣”，粗饲料分别指代饲草和农作物秸秆的“刍”“茭”和“稾”等。对于粗饲料的征缴，秦简和汉简中均专门列有“刍稾之征”，规定受田者除向国家缴纳田租外，每顷需另交刍稾或刍稾钱。另外，汉简常见“伐茭”“买茭”“入茭”等记载，说明当时边郡地区时常派人收割和购买“茭”作为牲畜的饲料。这些记载也得到了考古发现的支持。如秦始皇陵东侧马厩坑便曾出土了谷子和饲草等精饲料和粗饲料，有些谷子专门还放置在陶盘中。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规定，“收入刍稾，县各度一岁用刍稾，足其县用，其余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刍稾”。《睡虎地秦墓竹简》载：“乘马服牛稟，过二月弗稟、弗致者，皆止，勿稟、致。”可见，秦汉时期地方上征收刍稾目的主要是作为“乘马服牛”的饲料。考虑到不同地区谷物种植情况、饲草种类以及植被类型的不同，各官营苑厩饲养马匹所用精饲料（谷物）的种类以及粗饲料中禾秆和各种饲草的比例也会有差异。前文已述，北斗坊马的年龄普遍偏小，基本是在2岁以下。据学者考证，西周时期已出现“执驹”之礼，为年满2岁的马驹初系马具，在此之前不受拘系的马驹随母马生活，其食物应主要取决于母马所在苑厩提供的饲料。如此，我们推断北斗坊马牲个体间同位素比值的差异反映其饲料种类不同，这可能与它们被征集作为牺牲前所属苑厩的分布有较大关系。

　　据考证，两周时期甘肃东部至陕北一线的边郡地区，以及宝鸡等关中地区分布有官营的养马苑厩；西汉时期，汉武帝夺取河西与河套等地区之后，酒泉、张掖、居延、上郡等西北和北方边郡亦成为西汉主要的良马产区。因此，结合马牲食物结构较大的差异我们推测，在北方长城沿线及关中地区苑厩饲养的马驹可能都曾被征集用作国家级祭祀活动的牺牲。这一推断也可从传世文献中找到依据。如《周礼·天官》载，“（大宰）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郑司农曰：“祀贡，牺牲、庖茅之属。”王引之曰：“以供王祭祀之事。”可见，当时确实存在为祭祀活动征集牺牲的制度。

　　《周礼·地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凡祭祀共其牺牲，以授充人系之。凡牲不系者，共奉之”，“充人掌系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则系于牢，刍之三月”。有学者曾从文献学的角度多方征引，对牺牲被宰杀前的饲养做了考证，认为从选牲到郊祀用牲之间大概要经历三个月的时间，此间牺牲由充人“殊养之”，别于一般的牲群。如此，便可以解释北斗坊马牲肋骨与其他骨骼相比碳同位素比值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也即是说，北斗坊马牲存祭祀之前曾被特殊饲养了一段时间，此期间所用饲料主要C4植物，也即是文献中常见的被用于饲养马匹的粟、黍这类C4类农作物的谷物或秸秆。

四、余论

　　根据对北斗坊马牲饲养方式的研究可知，雍城郊外祭天活动所使用马牲生前的食物结构差异较大，这种现象应当是马牲来源地多元化的反应，其背后当是国家掌控的庞大的祭祀用牲征集系统。根据对马牲肋骨碳同位素比值系统性的高于其他骨骼可以认为，马牲生前最后一段时期与之前相比食物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食用了更多的粟（黍）类食物。这恰与《周礼》所记载的牺牲在祭祀前“则系于牢，刍之三月”“殊养之”相符。

　　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这类仪式性活动在巩固既有社会规范、强化社会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从征集马驹到杀殉祭祀的整个过程则反映出雍城畤祭礼仪在秦汉祭祀礼制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对祭祀权力的垄断、祭祀礼仪的制定、祭祀活动的主持，精英阶层借以敦行伦理教化，凝聚人心，而祭祀牺牲的征集与管理、祭祀仪式的组织和实施，则是社会动员能力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