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麦郎：中国城市与农村的裂痕_风闻

本来今天是要写一篇乌克兰局势分析，但无意间，看到国内大部分媒体在评论进了精神病院的歌手庞麦郎，论调都是在讨论“审丑”这个词，感觉媒体重点都跑偏了方向，忍不住写下这篇文章。

我们的老读者都知道，看一件事物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而分析事物只要使用经济链分析法就能找到原因，庞麦郎这个人背后所代表的最深的社会本质，并不是什么审丑，而是中国城市与农村的巨大裂痕。

“审丑”这个词用在此处充满了傲慢，是掌握了话语权的高学历和高收入城市人群，用俯视的态度观赏众生时多用的词汇，分析事物要多使用中性词，不要使用带有情绪的词汇，也许你认为自己品味高雅只喝红酒听歌剧交响乐看芭蕾，次一点也是听爵士乐摇滚乐看文艺电影，看不起喜欢小品相声二人转的人群，但民间自有民间的快乐，每个人都有选择娱乐方式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存在什么优越感。

先简短说一下庞麦郎这个人。

庞麦郎原名庞明涛，出生于1984年，今年已经37岁了，在陕西汉中市宁强县南沙河长大，汉中这块地我们在《四川凭啥子》这篇文章重点介绍过，被秦岭和大巴山包围，以前是军事重镇，现在沦为五线城市，十分穷，2020年GDP仅1593亿元。

庞麦郎读书成绩不好，可能只念完初中，身体瘦弱又干不了农活，常被人欺负，性格显得比较孤僻，只跟姑姑家的奶牛是好朋友，村里的同龄人都看不起他，叫他“拐棒子”，庞麦郎也看不起他们，觉得自己跟他们不是一路货。

24岁时庞麦郎去汉中市区找工作，干不了体力活，在一家KTV负责切果盘，也打打杂，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2000块钱，这笔钱对他来说，已经是高收入了。

也从这一年开始，庞麦郎健康出现了问题，开始要大量服药。

在KTV工作时庞麦郎迷上了迈克尔.杰克逊，立志要做“中国最国际化的歌手”，回到宿舍时，别人在打牌抽烟，庞麦郎盘着腿面向墙壁在笔记本上开始写歌。

29岁时庞麦郎已经写了十几首歌，才离开汉中坐18个小时的硬座来到北京，他操着一口陕南普通话，音乐基本功也极差---不是一般差，是非常差，混得很不如意，晚上通常睡在网吧，最穷时只能睡在公园里，去华数唱片面试时，“坐下来就闻得到他身上一股味道”。

2013年9月华数唱片公司的选秀，救了他一命，华数看上了他的草根气质，打算赌一把，花百万巨资包装庞麦郎的《我的滑板鞋》，但庞麦郎唱功实在太差，“每一遍都唱得不一样，完全没有调子”，工作人员极痛苦，花了三天时间录歌，从几百个小样拼凑剪辑才弄出最终版本。

2014年，庞麦郎终于靠这首歌走红，这时他已经30岁了。

少年时的人生经历造成了他人格上的缺失，成名后的庞麦郎依然异常的自卑而敏感，为了装逼，他在电视节目上说自己是95年生的台湾人，把公司工作人员吓坏了，由于被社会伤害过，他不信任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所有人都在骗我，想利用我的名气搞钱”。

2015年初《人物》采访他时，他捏着拳头，做出恶狠狠的样子，用戏剧性的口吻说：“谁都要算计我，他还没有出手，就被我看透，我就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人物》：《惊惶庞麦郎》）

我能想像得出，他操着浓厚的汉中口音，说这句话时声嘶力竭的样子。

到2020年，庞麦郎还殴打了自己父母，终于疯了，2021年初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

他的经济人说，庞麦郎就像梵高一样，生病时还在坚持创作……这就有些过了，庞麦郎根本不像梵高，我特意去听了他几首代表作，必须承认他的艺术天赋十分有限，不是有限，是十分有限，基本功也差到让人崩溃，他的歌能红是因为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回馈，有一定的可取性，还有很多运气成分，但夸他像梵高，很尴尬知道吗？就像我走在大街上听到别人夸我长得像吴彦祖一样不自然，听得我想冲到水龙头下面洗把脸冷静一下。

但庞麦郎的人生经历，却很好地提供了另一个社会样本，供我们阅读当今的中国。

尤其是经济狂飙下，不断撕裂的城乡差异。

像庞麦郎的《我的滑板鞋》，这一首歌听起来乱糟糟的，庞先生操着含糊不清的口音跑着调唱得我头皮发麻，但一看歌词，却有一种很接地气的味道，我仔细读了几遍，发现摩擦摩擦，魔鬼的步伐后面，歌词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农村青年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歌里隐约表达了一个农村青年进城后，获得丰富物质生活体验的快乐心情，这种心情又夹杂着一丝丝悲伤。

像那句歌词“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

是贫穷的农村小孩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的悲伤感。

再翻看他的《摩的大飚客》，这首歌原名叫《打吊针》，讲的是跟工友骑摩托比赛，打打闹闹不小心受伤，最后去打吊针的场景，歌词写得毫无美感，像小学生五年级学生写的日记，但也充满了真实味道，没有对生活进行任何包装，直接粗粝的毫无技法的陈述了一遍。

至少比中国文坛一些矫情得要死，又只会摁回车键的诗人，写出来的东西要有价值一些的。

每个人的文艺作品都来自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庞麦郎的这些歌，都是在讲他从农村到城市讨生活的片段，白开水一样的歌词后面一定有他的心酸过往。

庞麦郎是一个长得较丑，没什么文化，没受过良好教育，敏感多疑的同时，也对生活无比热爱的普通农村青年，始终相信自己会出人头地，也敢于抛弃一切去追求理想，从这方面来说，他做得足够优秀，运气也垂青了他，但他能走多远，在于他自己对出生属性的把控能力。

出生属性是我临时创建的一个词，一个八零后农村孩子的出生属性，跟一个八零后城市孩子的出生属性，有着天地之别。

八零后农村娃从小就要干农活，非常辛苦，庞麦郎讲他在汉中农村干活时，“很累，简直要了我的命。”割不动水稻，也挑不动稻米，农村的表达方式是十分粗野的，干不动力气活就会被人歧视，庞麦郎因此常遭人欺负。

八零后的城里娃相对要轻松得多，我小时候常看作文选，里面城里孩子说自己各种不容易，“爸妈凑了一个月工资才给自己买了个变形金刚”，看得我牙都酸了，别说变形金刚，我小时候连橡皮泥都没有，九岁时唯一拥有的一个玩具小人，还是我偷了邻居家三岁小朋友的！

十一岁到城里读书后，我发现城里小孩明显多才多艺一些，人也自信满满，因为不用干农活受日晒雨淋之苦，皮肤也白皙红润许多。

城里的妹子就是白啊。

为什么城里孩子多才多艺？是因为家里课外有闲钱供他学舞蹈、钢琴、书法、绘画，我们农村孩子哪见过这些啊，我们就会斗蛐蛐、钓青蛙、抓螃蟹，看到陌生人只会呆头呆脑站在那，话都不会说一句，等着别人主动开口，两陌生孩子要是都是农村娃，能互相大眼瞪小眼沉默到天黑。

能接触到的信息也完全不一样，1990年时，城里孩子已经能玩上魂斗罗的红白游戏机，可把七八岁时的我给馋坏了，我去城里亲戚家看他们玩游戏机时，只能傻站在一旁，摸一下手柄城里孩子就给我白眼，嫌我弄脏了他们的游戏机。

因为经济条件上的巨大差异，八零后城里娃口齿伶俐、能歌善舞、不怯场、大大方方的，我们八零后农村娃身无所长，要登台的时候，我们总不能上去表演钓青蛙吧？就只能往人群后面退，总是怯生生的，走在大街上都怕被人打那种。

我从学前班到小学四年级，是在农村读的书，小学五年级到初三，是在城里读的书，城乡巨大的经济差别深深冲击到了我，城里的孩子会欺负乡下进城读书的穷孩子，去年我写过我读初中时，班上曾发生校园欺凌，给一些女生取外号嘲笑侮辱她们，从别人的痛苦中找快感，本质上，那就是欺负穷人家的女孩子，找最弱的人下手，家里稍微有点钱的城里女孩子，就算长得不好看，他们也绝不敢下手，其实骨子里就是一群懦夫。

那些欺负这些女孩子的男同学，二十多年后，个个都混成了邵阳街头的二流子，没有一个有出息，这是报应。

社会是残酷的，在学校就这个样子，出了学校就更加痛苦。

我能理解庞麦郎在凋蔽的农村生活时，经历过怎样的心理伤害，进城后，在音乐上有了远大的抱负，却又发现早过了练基本功的年龄，已经来不及了。

这种伤害在他去北京后尤其明显，不管他怎么努力，他根本创作不出真正的好作品，他一时的走红有极大的意外性，而且，看现在的情形，他很快会被大众遗忘。

如果他出生在城市家庭，能在城里从小接受良好的音乐教育，他应该能创造出好得多的流行音乐作品，他就像一个音乐上的残疾人，步履蹒跚着往前努力走。

一个农村孩子打小受到的伤害，无论是肉体上还是心灵上，是城里小孩终生不能理解的。

这就是我说的，出生属性问题。

很可惜，庞麦郎最终没有战胜出生属性，他被出生属性拖垮了。

农村生活给予他的痛苦，摧残了他的心智，使他敏感多疑，有了被迫害妄想症，以为每一个人都想伤害他，他虚荣自卑，说自己是台湾人，掩饰自己农村出身的事实；因为形象不够好，他不敢上电视；他拍MV一定要有外国人，这样才显得他“国际化”。

他以为每一个人都抱着要欺侮他、伤害他而来，他从小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以为长大了这个世界也是这样。

他握不住生命的桅杆，在人生的小沟里翻了船。

最后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庞麦郎，他的人生带给我们的启示，不是什么“审丑”，他是一个八零后农村自卑孩子的样板，真正毁掉他的是青少年时恶劣的经济环境，是经济环境在改造人、影响人，是贫穷伤害了他。

当别人沉迷于打牌喝酒时，他并没有放弃人生，而是很努力地写歌，就算写得不好，他至少人生态度要端正得多。

不是每一个人出生时都能投胎成王思聪，被父母精心呵护一路顺风上名校，大多数农村孩子出生时一穷二白，每跨越一个社会台阶，都要小心翼翼付出多几倍的努力，城里孩子创业成功率比农村孩子要高得多，倒不是农村孩子笨，是因为风险成本太高，农村孩子失败一次全家要还债三五年，城里孩子失败一次，拍拍衣服上的灰尘找爸妈要点钱，就能再来一次。

每一个为了改变命运而努力过的人，至少有值得尊重的地方。

这不是审丑审美的问题，这世上每一个阶层都有娱乐的权利，你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你爱看《胡桃夹子》，没有错，但工地上的工人爱唱《两只蝴蝶》、《纤夫的爱》、《我的滑板鞋》，也没有错，每个人都有娱乐的权利，找到适合他灵魂放松的方式，和灵魂共通的作品，品味有差别，但娱乐没有高低。

许多人喜欢庞麦郎，是因为他讲述的是农村孩子进城生活的细节，大家听到的是自己生活的回响。

中国的城镇化，从1990年的26.44%，逐渐上升到了2020年的60%，到2025年时，会上升到65%。

在中国这几十年城市化进程中，有无数的农村年轻人，会走进大中城市，他们不仅要在这里找到可以活命的工作机会，也要找到自己灵魂安放的位置。

并不是每一个农村年轻人都有机会读大学，他们在送快递、在送外卖、在工地搬砖、在车间电焊，能进写字楼做白领已经很不容易，他们对美好生活也充满了向往，他们也有活得更好的权利！

他们将在这里尝试战胜高昂的房价，尝试和城市融合，他们只希望下一代不要再生活在农村，能不被人歧视，和城里人一样过上平等的生活。

庞麦郎的一生，是一个农村青年走进大城市施展才华时的失败品，他没有战胜自己的出生属性，卑微出生的痛苦扭曲了他的心智，折磨着他的灵魂，他控制不住心灵的邪火，走进了精神病院，白白浪费了上天给他的一个大好机会。

而更多的八零后九零后的普通年轻人，此时还在努力奋斗，也许他们此刻正从办公室格子间抬起头来，望向窗外，也许正把送餐的电动车停在路边，支愣着一只脚望向远方，他们或许就能看到城市远方的亮光。

那道光，从中国城市与农村的裂痕里透射下来，光线眩目，每一个八零后、九零后的农村孩子被它照耀之时，都能感受到，个人适应城镇化变迁时清晰的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