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依之地》背后，是美国底层人民的悲歌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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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无依之地》在国外上映后，让赵婷拿下了金球奖最佳导演奖，这位炙手可热的新秀导演，因为中国籍的身份在网络上被议论纷纷。

　　人红是非多，如果不谈赵婷本人的言论及其态度，就单说这部电影，似乎也有很值得拿来说道的空间。

　　片中，一位60多岁名为弗恩的女人，常年生活在美国的铁锈带，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失去所有，无家可归的她只得蜗居在一辆破旧房车里，成为了现代社会的游牧民。

　　她离开家乡，靠着打零工赚来少许薪资，勉强维持生存。

　　途中，弗恩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同行者，他们饱受打击，内心却依然强大，正如那句台词：“我从没说过永别。我都是说，我们路上再见。”

　　这样的故事，像极了美国版的“伤痕文学”，但它又没那么伤痕。在电影的镜头里，文艺盖过了痛苦，控诉的意味被冲得很淡，让人觉得，即使落魄美国人也从未丧失自由。

　　如果模仿文青的口吻，我们大可以这样说：按照世俗的逻辑，他们此行注定黯然神伤，但如果换一种眼光来看，一辆旅途中的车子，也可以有千万种回家的方式。

　　可惜，现实毕竟是现实，抽离掉人们的心灵滤镜，直面人生的惨痛就会扑面而来了。

　　与《无依之地》类似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俄克拉荷玛州和得克萨斯州两个地方，遭遇了严重的大干旱，庄稼枯死，黄沙漫天。

　　无数农民因为破产，不得不迁徙离开，在路上，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断死于过度劳作、饥饿和疾病。

　　约翰·斯坦贝克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于是挥笔写下小说《愤怒的葡萄》。

　　时光飞逝，到了2008年，历史重演，只不过当时的农民变成了现在的工人。大厦崩塌之时，不妨引用那句经典，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

　　1

　　从次贷危机酝酿前夕的2006年，到2014年之间，美国有近1000万的房主因房屋被法院拍卖售出而失去住房。

　　据APM Research Lab的数据，2006年和2016年的最新可用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全美国173个人口超过15万的城市中，租房者的数量在次贷危机发生的十年后远远超过了自有住房拥有者。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说：“在美国，每年被强行驱逐的家庭不是成百上千户，也不是成千上万户，而是几百万户。”

　　为此，在次贷危机后，他深入美国底层，在穷人中开展采访和调查，最终完成了《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这本书。

　　故事发生在美国威斯康辛州最大的城市密尔沃基。

　　在搬家期限的最后一天，尽管外面天寒地冻，但阿琳必须要搬走，否则房东就会把治安官叫来，他会带着配枪出示一纸告令，通知这里不再是她的家了。

　　此时阿琳有两种选择，被清出来的家当，要么放进保税仓库，要么放在路边。前者需要350美元，阿琳是拿不出来的，只能把它们像垃圾一样扔在马路旁。

　　接下来，阿琳带着两个孩子住进了游民收容所，那里生活不便，没有自来水是常态，冲马桶都成了困难的事，但阿琳很喜欢这里，因为便宜，楼上楼下两间房才525美元。

　　生活就是这样，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几周后，政府判定阿琳超喜欢的地方“不适宜居住”，勒令她搬迁。

　　于是，她只能往更靠近旧城区的地方搬，等她来到阿特金森大道时，才知道这里是毒贩的天堂。

　　一个月550美元的房租占去了她88%的收入，只要能熬过这个冬天，等到春暖花开时，就能取得暂时性的胜利。

　　美国各州居民负担租房所需月收入

　　很多年前，阿琳曾租到过政府补助的公寓，租金只要137美元，但她不想跟母亲同住，决定自己拿主意，在听了朋友的建议后，退掉了政府公屋，跳进了民间租房市场。

　　这一跳就是二十年。此后，阿琳只要想起当年这个选择，就会疯狂摇头，懊悔不已。

　　十年来，房价和房租疯涨

　　有一天，阿琳心血来潮，跑进了密尔沃基市政府的房屋管理局，去问申请租房补贴的排队名单，对方告诉她，名单这么多年就没动过。

　　这在美国已经算好的了，很多大城市，刚去登记时还是个领着小孩的少妇，等那份申请接受评估的时候，已变了白发苍苍的老奶奶。

　　阿琳如果想再次住上公屋，就得存下一个月的收入，交给房屋管理局，然后再花两三年等名单解冻，再耗时几年等排在她前面的名单解冻。

　　最后她还要乞求上帝保佑，那些手握印章的官僚们在审理她的申请书时，可以忽略她的被驱逐记录，以及她拿福利补助的事情。

　　现实往往不会如人所愿，阿琳因为拖欠房租，就要被房东谢伦娜告上法庭下驱逐令了。

　　阿琳却并不意外，早在她16岁的时候，就走过了一遍驱逐程序，她租过不下于二十个地方，这意味着她每年都要搬家。

　　走出法庭，谢伦娜和阿琳都感到头痛，谢伦娜是因为法官砍下了她的金钱判决而耿耿于怀，阿琳则是一整天没吃饭腹中饥饿导致的。

　　谢伦娜向阿琳抱怨，有些房客素质太差，他们一来，蟑螂跟着来，老鼠也跟着来，自己要处理一堆麻烦事。

　　她对阿琳说，你哪天可千万不要想不开来当房东，这是一份难赚钱的苦差事，出了什么事永远是房东吃亏。

　　言语之间，像极了说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潘石屹。

　　过去，哪怕是在美国最荒凉的城市，驱逐房客也是非常罕见的，因为这种行为会引起众怒。

　　1932年2月，纽约布朗克斯区有三户人家遭到驱逐，结果社区的居民群起反抗。《纽约时报》评论道：“可能是天气太冷了吧，现场抗议的才一千人。”

　　那时的人武德充沛，邻居们直接和联邦法警对峙，一屁股坐在被驱逐家庭的家具上，让人想搬都搬不走；甚至，他们会无视法官的命令，把当事人的家当搬回去。联邦法警也拿不定注意，不敢强硬执法。

　　美国西部牛仔和联邦骑警对峙

　　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资本主义高度成熟的时代，治安官下面有一个专门小组，他们的全职工作就是执行驱逐和发布止赎令。

　　商业机构也趋之若鹜，来分一杯羹，有的搬家公司专接驱逐案子，员工从周一到周五都不得闲；还有上百个公司四处挖掘数据，制作房客筛选报告，列出租客过去的驱逐记录与法院档案，将资料出售给房东。

　　佛罗里达大学的Mark Flannery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你有了购房的经济保障并且能够承担那些财务承诺，也就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你已经成功了。

　　不是说买到房子意味着你成功了，而是你能买房的能力意味着你成功，意味着你部分实现了美国梦。”

　　如果把买房视为成功的标志，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梦，不得不说都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阿琳不是最惨的，次贷危机让很多业主撑不下去被迫断供，惨被银行收楼。

　　2008年7月22日，美国马萨诸塞州汤顿市，卡伦妮与丈夫及24岁的儿子，住在波士顿的两层别墅中已经四年。由于夫妇无力还款，贷款公司准备于22日收楼后拍卖他们的住所。当天，卡伦妮饮弹自杀。

　　警方找到的卡伦妮的遗书写道：“当你们到场收回我的房子时，我已经死了 ！”

　　这样的无声抗争，不由得令人想起大萧条之后的美国农民。

　　电影《愤怒的葡萄》里，充满正义感的儿子决定带领人民反抗，离别之夜，母亲问去哪里可以找到他，他回答：

　　“哪里穷人为吃饱肚子而抗争，哪里就有我；哪里有警察殴打穷人，哪里就有我；我就在愤怒呼喊的人群中，我就在闻到晚饭香而欢笑的孩子间，人们能够享用自己的粮食，住进靠双手建造的家中时，我就在其中。”

　　2

　　被驱逐，被迫搬家，已经令人头大了，而还有一群人，连最微薄的房租都付不起，只能选择四处流浪。

　　小说《无依之地》讲了大量这样的故事，后来的同名电影也是据此来改编的，只不过，去掉那些文艺的自我抒情式表达后，真相要惨痛得多。

　　在北达科他州的德雷顿市，一位67岁的前出租车司机，正在田地里收割劳作。日出之时，大量卡车从农田里开出来，他的工作是从车上把几吨重的甜菜卸下来。

　　到了晚上，他就睡在自己的货车里。因为优步公司把他挤出了出租车市场，没有收入的他无力承担房租，这辆卡车便成了他的家。

　　在肯塔基州的康博斯维尔市，一位66岁的前总承包人，正在亚马逊的仓库里通宵上班，她需要推着手推车来回奔走，准确地扫描每一件物品，不然就会被开除。

　　到了早上，她可以回到停车场里的小拖车式房屋休息，在亚马逊，有很多像她这样的流浪工人。

　　在科罗拉多州的科泉市，一位在维护营地时弄断了3根肋骨的72岁货车住客，正住在亲人家里养伤。

　　这些人曾经都是光鲜的“中产阶级”，因为金融危机而破产，他们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流离失所，最后却都驱车上路。

　　2010年的感恩节，60岁的琳达·梅因为付不起水电费而被断水断电。她找不到工作，失业补助金也用完了，孤单地坐在自己的拖车住房里。

　　琳达也有家人，但是她感受不到温暖，她每天只能睡在沙发上，家人去旅行时不会带上她，与其仰人鼻息，不如自力更生。

　　在动身去长途旅行时，作者问她兴不兴奋，她回答，当然。

　　琳达要靠打零工来度日，她找到了一份露营场管理员的工作。有一次，在爬上垃圾桶顶部去接一条防熊链时，她摔断了一根肋骨，这个伤口令她很长一段时间内做什么事都疼。

　　露营场的工作并不简单，琳达需要随时满足露营者的需求，帮他们办理入住手续，处理火堆，打扫垃圾等等。

　　工资是没有保障的，比如，有时工作12小时以上，但在填写工资卡时，却不被允许填写超过8小时的工作时间。所以露营场才会找迫切需要工作的老年人。

　　林业局接到过投诉，官方发言人这样回应：林业局没有权力处理涉及违反劳动法规定的案件，也不能进行调查。

　　作者不禁质疑道：为什么一个一辈子勤勤恳恳的64岁女人，最后却没有房子居住，只能依靠不稳定的底薪工作来维持生存？为什么她只能生活在高海拔的山野里，吃住都在一间拖车中，命运却掌握在她的雇主手中？

　　许多像琳达这样的流浪者都会去亚马逊工作，他们每次轮班要工作10小时以上，要走15英里以上，不停地弯腰、蹲下、爬楼梯、够高处的东西。

　　在招聘手册里，亚马逊把这种工作包装得十分温馨，说你在这里收获的不只是金钱，还有伟大的友谊。

　　而媒体揭露了亚马逊血汗工厂的实质，管理员因为害怕货物失窃，三十七八度的温度，依旧不肯打开大门来散热。

　　为了实时监控生产力，亚马逊还开发了一套AI系统，每当员工开始工作时，就仿佛进入了紧张的游戏关卡，每扫描一件商品，屏幕上就会出现倒计时，显示他还有多少时间到达下一件商品前。

　　不仅如此，他们随地随地都在被监视，一位员工不小心走了错误的通道，导致工作延误了五分钟，立刻就有一位经理赶过来训斥她。

　　美国内华达职业安全和健康署曾接到过投诉，反映亚马逊员工在抬重物时背部受伤的情况。

　　官方的两名检察院来仓库简单看了一下，就给出了结论，说该公司确实有几个肌肉拉伤案例，但这不是由于工作环境导致的。

　　琳达对此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她说：

　　“这家公司有几百个这样的仓库。我们在其他国家饲养奴隶，比如中国、印度、墨西哥以及其他任何拥有廉价劳动力的第三世界国家。而我们的经济便利是建立在他们的辛苦劳作之上。

　　我们不必目睹他们的劳苦，却能够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这家美国企业大概是全世界最大的奴隶主。”

　　与电影渲染的不同，许多流浪者会在自己的房车中孤独地死去。

　　一位流浪者在一家沃尔玛超市停车场里露营时，喝酒把自己喝死了。一位80岁的老人曾在教堂住了三个月，最后死在了艾伦沙漠附近自己的房车里。

　　流浪者鲍勃说，等他无法再这样生活时，就打算漫步走进荒原，然后一枪打死自己，“我的长期医保方案就是沙漠里一堆暴晒褪色的白骨”。

　　如果这种底层的行为艺术也算浪漫的话，那他们的确实现了自我解放。

　　头发花白时还要背井离乡，周而复始地寻找季节性工作，每天都要担心醒来的第一餐在何处，这样彻头彻尾的流浪生活，恐怕不足以令人向往。

　　在导演镜头的加持下，资本韭菜们身上深深浅浅的伤痕被遮蔽，那些暗夜里清晰的疼痛再也寻不见，这大概就是能被赋予“自由”之名的原因。

　　3

　　无家可归之人的落魄无须赘述，然而在许多媒体的眼中，全然不是这样。

　　在他们的描述中，国外的流浪汉们，每日和白领阶层一样，使用手机上网收发邮件、写博客、找工作甚至申请住房，快乐自在，无拘无束，很多人非常享受。

　　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国外的流浪汉是有尊严的，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歧视。

　　真实的流浪汉处境却与媒体的表述大相庭径。

　　美国软件开发商Synventus创作了一款名为“猎杀流浪汉”的游戏，灵感源于Synventus首席执行官乔尔·亚瑟(Joel Usher)的一个朋友。

　　亚瑟称：“我的一个朋友在华盛顿地区经常乘坐地铁，他用相机沿途拍摄流浪汉，并开玩笑地称在‘猎杀’他们。此外，一群受人尊敬的律师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这些触发了我开发这款游戏的灵感。”

　　游戏“猎杀流浪汉”

　　游戏官网介绍，用户可以通过拍摄他们想要猎杀的人的照片加入游戏，然后自己选择武器。

　　“将相机对准流浪汉，按下快门即可。你可以猎杀真正的流浪汉、你的朋友、家人、老师、老板以及任何人。瞄准镜和真实武器音效给人一种打猎的感觉。”

　　这种软暴力对流浪汉来说，已经是最低程度的威胁了，更多的时候，他们不是被拳脚相加，就是被持刀抢劫。

　　2018年1月，美国的檀香山市，两名警察在公共浴室让一名流浪汉舔便池，如果不舔就会打他。这名流浪汉就一直蹲着地上，只能乖乖伸出舌头，直到令他们满意为止。

　　在B站上，有UP主采访在美国的华人流浪汉，这人说，自己身上只剩下49块钱，结果在昨天夜里被黑人拿着刀对着他脖子，把仅剩的钱搜刮干净。

　　汽车旅馆每晚要十元钱，他住不起，去垃圾桶里捡剩饭，勉强对付肚子饿。境况十分凄凉。

　　视频最后，UP主给了他几块钱，他说自己终于可以买几个馒头了。

　　另一位金发小哥的遭遇比这位华人大叔更悲惨，他也是流浪汉，和自己的妻子坐上巴士来到洛杉矶，发现这里根本不是天堂。

　　他住在遍地都是毒品的街道上，晚上睡觉从来都不安稳，因为早上醒来，就会找不到自己的鞋子了，尽管它又臭又烂，一文不值。

　　买鞋是不可能买鞋的，毕竟那需要钞票，那么就只能光着脚走过满地都是碎玻璃、屎尿和蟑螂的地方。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来呢？因为之前待的地方比这里还要差，生活所迫只能去乞求，然后就有黑社会找他收保护费，而且不断加码。

　　如果不给，就会被狠狠修理，这位小哥就被揍了13次。

　　有人朝他吐口水，有人把咖啡泼到他身上，这对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

　　如同电影一样，小哥也说了一段很感性的话，但它绝不是什么温情与自由，只有深不见底的黑暗和绝望。

　　特朗普有一次在去加利福尼亚州视察的时候，批评流浪汉和他们的帐篷堵在办公大楼的入口，说这些“低端人口”严重影响了旧金山、洛杉矶这样国际大都会的名声，人们都受够了他们。

　　如果他们有家可归，谁会愿意选择去流浪呢？

　　2019年，CNN报道，洛杉矶无家可归者服务管理局数据显示，当地流浪者数量“增长前所未有”，全县近6万人露宿街头。

　　仅洛杉矶一个地区就有6万流浪汉，偌大的美国就不知有多少人了。

　　在左翼运动的光辉岁月里，《愤怒的葡萄》就像一部抗争的史诗。

　　跟随着一家人流浪的约翰，曾经不解地问：一有争斗的地方人民就会谈论“red”，到底什么是“red”？

　　后来，当他目睹社会的不公和国家的黑暗时，逐渐开始觉醒，亲自回答了什么是“red”，便对母亲说了那番壮志凌云的宣言，用自己的行动走上了革命道路。

　　同样走上这条道路的是牧师凯西，他向上帝恳求拯救这片干旱的土地，但上帝根本无动于衷。于是，他转身进行自我救赎，将工人们团结起来，为无产阶级谋福祉，最后因此而牺牲。

　　当时的人们相信，日后的美国必定会掀起革命浪潮，可这星星之火，终究陷入永寂的黑暗。

　　麦卡锡狂潮，扫荡西方世界，红旗落地，革命偃旗息鼓，如今的美国自然不会再有这样的电影。

　　当《无依之地》在荧幕上剥离那层痛苦的底色，并过滤掉其中的阶级意味后，只是选择将个人的视角无限放大，细细密密写满感动，不过是抚慰了小布尔乔亚们早已荒芜的内心，满足他们一时猎奇罢了。

　　就像隔岸观火的人没有置身其中，反而觉得对岸燃起的火焰花团锦簇，煞是好看，又岂知他人正饱受煎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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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愤怒的葡萄》，约翰·福特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马修·德斯蒙德

　　《无依之地》，杰西卡·布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