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杜绝“双泛”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泛化？_风闻

“伊斯兰主义”在宗教领域中可以进行传播，个人认为并无问题，但要泛化至社会上层建筑领域，如：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及文化领域等，那就需要出手治理了！否则，肯定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要泛化至底层的日常生活领域，则容易被忽略，因为事太“小”，不易引起大家关注/警觉。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往往是“小”事任其发展，就会酿成大祸。

自从定性“‘双泛’为‘三股势力’的思想基础”以来，我们在“文化教育界”、“出版业”、“大中专院校”等决定上层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了一系列整治。这些“大手笔”彰显着卓越的政治智慧，成效显著。

那么，下一步工作，是否需要对底层中“伊斯兰”及“突厥”等泛化的现象，来一场革新？个人认为是很有必要的。

实际上，在底层中，日常生活领域被“双泛”化的现象极为普遍，主要包括五大块：①新生儿起名；②地名；③商标；④广告牌匾；⑤公章等。

新生儿的名字，起成阿拉伯圣人、宗教色彩或土耳其等人名的现象很普遍。如：伊斯马依（古兰经阿拉伯圣人的名字），维文写法：ئىسمايىل ；穆斯丽玛（宗教名），维文写法：مۇسلىمە ；穆斯塔法（土耳其人名），维文写法：مۇستافا ······等等。

很多名字的含义，现在的很多民族同志自己也不清楚，这要追溯历史原因了。伊斯兰教是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就传入了新疆，毕竟已有大约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所以，笔者认为，姓名上要给予人文关怀，成人就不必折腾了，从新生儿开始，在辖区派出所登记名字、办理户口之前，实行户警责任制，户警提供“社会权威部门”的微信，当场出具电子版“词义证明”，一切人性化，不要让群众跑趟趟。在确保名字无“双泛”化后，方可登记。纸质版“词义证明”也可快递，隔天送达群众手中。

“词义证明”应由社会部门出具，比较妥当；否则，容易引起西方媒体对中国政府的无端挑剔及指责。

其次，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地名、商标、广告牌匾、公章等，被阿拉伯语、伊斯兰教专属词汇、土耳其语等泛化的名称，极为普遍。

有一次，我在百度里输入“新疆地名”，打开图片，看到一些“维汉文牌匾”很吃惊！什么“依麻木村/镇/乡”、“木甫提社区”等等，这些地名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依麻木”是在清真寺做主持的人，也是宗教职务，维文：ئىمام ；“木甫提”是按伊斯兰教规裁决的人，维文：مۇپتى。

一天，我开车在路上被堵，左顾右盼时，看见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瓦哈甫烤馕店”。这个词怎么能上广告牌匾呢？“瓦哈甫”是宗教词汇，维文写法为：ۋاھاب ，是赞美真主的词，意为：慷慨的、慈善的主等。

此处，过往的人流量很大。之前，我还看见过土耳其语名称的广告店牌。这种潜移默化地渗透，应当引起关注。

很多边疆地区，都存在类似的情况。

目前，底层日常生活中，被“双泛”化的现象亟待整治。虽事“小”，比不上上层意识形态整治的“大工作”，但分散、覆盖面广，若任其泛化下去，将为意识形态领域埋下隐患。

国企虽挣钱，能拉动GDP，但确保国家安定团结的局面，却是千千万万个民企，解决了近80%员工的温饱问题。“意识形态”也一样，“上层的意识形态”把握着社会稳定发展的大方向；但决定社会能否长治久安，还是“底层的意识形态”。

所以，在底层日常生活领域中，“去双泛化”显得尤为重要。这些只是笔者的想法及建议，有待进一步斟酌。

此外，因日常生活领域和群众密切相关，所以该“去双泛化”工作，应该是“整治”与“人文关怀”并进。通过各种方式，提高群众对该“去双泛化”工作的认识高度，特别是要发挥民族群众的积极性，使其自觉抵御“双泛”在日常生活中泛化的现象。

走群众路线，从根本上，能解决民族区域的诸多问题；倘若只依靠少数少数民族精英，他们中少部分隐秘的腐败会在民族地区带来复杂的后果。若社会动荡，一方面，这些人会利用其自身的身份转嫁矛盾；另一方面，趁机向国家索取更大的权利。

反思十几年前的乌鲁木齐那场惨剧，让我回忆起之前发生的一些奇怪的事。事情大约是在该事件之前的五年间发生的。当时，从南疆各地州来上访的农牧民，每天都有，大多数的诉状是在我公司翻译的。内容都是些揭发当地一些少数民族官员腐败、以权谋私、欺压百姓等等。有时人数之多，让人瞠目结舌！

那时，我还结识了一位信访局的朋友。据说，被投诉的地方都是派人来接回上访人员，自行处理解决。实质上，很多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社会矛盾越积越深。

原来的纪检委不能跨区域办案，现在可以了，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十几年前的这些问题，若放在现在，一些腐败分子就会得到惩治，当时的社会矛盾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化解。

说来也怪，离事件爆发前的两年间，来我公司翻译诉状的南疆农牧民一个都没了。反常的背后似乎酝酿着一场重大阴谋。

果不其然，两年后，忽然，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事件就这样发生了！这个谜团，直到几年后，在我去和田、喀什、阿克苏乡村调研时才被揭开。

原来在现实社会中“上访无门”的农牧民，却在当时盛行的“宗教极端”里，找到了心灵慰藉，认为这世道就这样，上访无用，认定宗教能解决很多或一切问题。这，正好迎合了一批“两面人”，他们心安理得地腐败，利用其宗教也可掩饰其罪责。为此，暗地里更加助长了极端宗教在南疆社会底层中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些民族地区，以“远群众，惠精英”求稳定的方式，无疑是缘木求鱼，结果是徒劳无功。发动民族群众，挖掘深藏少数民族精英内部的腐败分子及“两面人”，才是减少疆内社会矛盾最好的方式。

“3+4·5”事件之所以能爆发，说到底，主要还是“宗教极端”主义。所以，要杜绝一切与之相关“思想”、“主张”等泛滥的现象。此外，在社会生活层面中，被“伊斯兰主义”、“突厥主义”等泛化的现象，不容忽视！如，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地名、新生儿名字、商标、广告牌匾、公章，以及日常传统文化等等。另外，尤其要重视一点：父母对民汉恋爱、通婚子女的严重干涉，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甚至有些已经达到了刑事犯罪的地步。

因此，建议制定一份“市县镇乡村‘去双泛化工作’评估达标实施细则”方案，分行政区域，依次限年逐步达标，和“精神文明”、“人事”等挂钩，进行推进。

只要挖除“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根源，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新疆社会的稳定与安全。所以，将“去双泛化”进行到底，才能彻底清除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隐患，为新疆长治久安保驾护航。

作者：周大明；工作单位：新疆信达雅翻译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