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怀颖：从随葬陶器看殷墟以外的晚商“族墓地”_风闻

摘要：晚商殷墟以外趋向遵循商系丧葬礼仪的族墓地，随葬主体器物有差异。以陶鬲或陶簋作为随葬陶器中心，是目前可知的两种常见选择。不同族墓地内陶器组合复杂程度与墓地的等级、人群存在直接关联。晚商时期不同人群共用墓地，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重心由血缘关系逐渐转向地缘关系的反映，也应该是周代“邦墓”的源头。在商王朝控制能力的边缘地带，随葬陶器地方文化特色愈发凸显。陶器反映的各族墓地特征，基本上与晚商时期的地缘实际控制能力、商王朝侧重的经略重心相呼应。

　　197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对殷墟大司空和后冈等墓地提出了分群研究的思路，指出“诸群墓葬有可能属于各个不同的氏族（或家族），或者分属几个氏族（或家族）中的各个不同的分支”。几乎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将孝民屯“西区墓地”分为八区，认为“具有一个特定范围的墓地，保持着特定的生活习俗和埋葬习俗的各个墓区的死者，生前应属不同集团的成员，这个不同集团的组织形式可暂称为‘族’。这八个墓区就是八个不同的‘族’的墓地”。自此以后，晚商墓葬的“族墓地”概念就逐渐为学界接受，研究由此进入新阶段，取得了许多重要认识。

　　40年来，族墓地认识不断细化，也渐次产生了三类认识：一种认为族墓地基于亲缘关系，但这种关系可能有大小差别，因此墓地可能会有更下一级的“区”“组”体现亲缘关系的疏密；第二种认为殷墟同一墓区不同墓葬的葬俗存在较大差异，不具备族墓地性质；近年来出现的第三种认识，强调墓地背后的社会组织与地缘关系更密切，而血缘关系则体现在核心或主干家庭上，并未扩展至“族”一级。

　　上述分歧根源在于殷墟居住人群来源复杂。相较于乡间村落，作为同时期东亚地区最大的都市，殷墟居住人群复杂。族属不同、来源不同、等级不同的数十万人在数百年间，不可能全部落叶归根。如果埋骨殷墟，必然会有不同地缘或血缘归属的人群是否都可以在都城拥有相对独立且稳定墓地的问题。人群来源复杂、殷墟社会组织形态模糊不清和晚商都城地权归属关系一无所知，导致了族墓地研究认识的分歧。正如郜向平所述：“殷墟的墓地构成是较复杂的，除了葬俗相对单一、可能属以亲缘为基础的‘族’墓地之外，也存在着一些葬俗多样的、其他形态的墓地。”

　　上述复杂原因，以及历史原因导致的基础工作短板，决定了殷墟各墓地研究在短期内可能较难有突破性的整体认识进展。然而，晚商殷墟以外的四裔之地，曾发现过若干葬俗一致性较强的墓地。这些墓地与殷墟的距离有远有近，等级、年代也各有差别，但在葬俗表现上与殷墟的商系墓葬有较强的一致性，却相对独立，人员构成相对简单，且有较强的地域特征，显示出与殷墟的区别。对这些墓地，学术界有一些基于个案研究的共识，将之视为殷墟以外的方国、地方经略层级机构甚至外派军事据点的商系墓地，可能有“血缘宗族墓地”和单纯贵族墓地等多种形式。

　　殷墟以外族墓地研究，既往多集中在葬俗和随葬铜器。但铜器的生产、分配与来源可能性较多，除非有确定来源的族徽铭文，否则很难以铜器确定墓地内人群关系，更无法据之推断不同墓地间的族群差异。事实上，这些族墓地中的铜器在器类组合、纹饰造型等方面体现的是相互间以及与殷墟之间较大的共性。与此相反，殷墟以外的商系墓地，往往有或多或少的陶器随葬，在不同的墓地间却有所不同。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殷墟以外的北方、西北方、西南方、南方、东南方和东方的族墓地随葬陶器略作梳理，试窥异同之一斑。

一

　　出安阳向北的太行山东麓地区，殷墟文化分布的北至大体可达今唐河南岸。该地区晚商时期遗址数量较多，其中赵窑、下七垣和定州北庄子三处发现有多座墓葬集中在一起的墓地，其它发现的单个墓葬或因零星铜器被推定的墓葬，本文从略。

　　武安赵窑墓地1960年发掘的墓葬中，年代确定为晚商者共19座，皆为墓口面积在8平米以内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等级不高。这批墓葬头向基本相同，有17座随葬陶器，比例较高。其中12座有腰坑，8座殉狗，年代集中在殷墟一至三期，未沿用至商末。随葬铜容器与陶器的人群共用同一墓地，未见明显区隔。墓地布局有序，墓向、葬俗近同，说明墓地使用人群极可能是同一族群。17座陶器墓每座至少随葬一件陶鬲，有2座墓葬伴出盆、甑或盆、罐。各类陶器器型皆是殷墟常见形态，未见地方特色或文化差异。所发掘墓葬，皆未见陶觚、爵（表一）。可以看出，赵窑墓地陶鬲占随葬陶器的绝对多数。

　　下七垣墓地至少经历两次发掘，1966年发现的铜器墓位于1974年发掘区南，铜器墓与陶器墓未在一起。墓地未全面揭露，已公布的23座晚商墓葬中6座随葬陶器，其余除一座瓮棺葬外大都没有随葬品。墓葬皆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的有葬具，未知是否有腰坑，未见殉牲信息，年代集中在殷墟三期，个别墓葬如M9或能早至殷墟二期晚段；年代最晚的墓葬如M19，可晚至殷墟四期偏早。墓地整体等级不高，所有墓葬墓口面积在3平米以内。墓主头向混乱，东向与北向墓各5座，南向与西向墓各6座，还有1座方向不明。墓地中方向相同或相近的墓葬相对集中分布，呈现同类墓葬聚集，整体混用的“小聚集、大共存”趋势。该墓地与殷墟西区墓地第二区近似，可能代表了葬俗近同但墓向有别的不同亲缘群体共用一处墓地。除墓葬外，遗址地层中还发现19具人架，其中5具伴出1件陶鬲，未计入墓葬。

　　6座陶器墓皆南北向，在所有墓葬中的比例不足三成。随葬陶器中陶鬲占据绝对数量（表一）。有1座墓葬随葬2件陶鬲，另有2座墓葬在陶鬲之外，还伴出簋或簋、觚、爵。需要强调的是，M2随葬的陶觚、爵是殷墟以外较罕见的例证。除M19的柱足鬲较有特色外，大部分随葬陶器的形态是殷墟常见器型，未见明显的地方特色或文化差异。

　　定州北庄子墓地揭露面积较大，但披露资料少。墓地至少有42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方向比较一致，基本上都北偏东5°到25°。墓地等级差别不大，整体等级不高，最大的墓葬也不过8平米左右。绝大部分墓葬有腰坑，部分有壁龛。墓地盛行殉犬，规模较大的墓有殉人，有的墓葬还有牛羊腿。墓地布局严整，葬俗趋同，说明该墓地使用人群葬俗认同相同，是一个相对单一的人群共同体，可视为一族墓地。墓地年代集中在殷墟三期偏晚到殷墟四期。部分墓葬如M93年代已进入西周。随葬铜容器和无随葬品的墓主共用同一墓地，不同等级人群在埋葬时无空间区分。

　　随葬品中铜器多，陶器极少。42座墓葬仅18件陶器，总量中还包含纺轮、陶球。据简报，容器中有簋5、罐6，陶鬲仅1件（M93），另有豆、罐、盂等器类，不超过4件。虽不知道陶器组合情况，但可以确定，北庄子墓地大部分墓葬不随葬陶器，晚商墓葬不随葬陶鬲，而以簋、罐为主要随葬器类（表一）。墓地未见陶觚、爵。

　　新近发现的石家庄栾城周家庄墓地整体年代与北庄子墓地相近，等级甚至可能更高。虽然被盗严重，但有残余铜器、玉器出土，而未见到有随葬陶器的相关信息。可能与北庄子墓地类似，随葬陶器较少，也不流行随葬陶觚、爵。

二

　　太行山以西晚商遗址分布有明显的地域差别。太行山西麓山前地带的上党、忻定盆地晚商时期遗址较多，虽零星发现有晚商时期墓葬，但尚未见成片墓地资料公布。在上党盆地以西，垣曲、运城和临汾盆地分列南北，目前晚商遗存稀缺，仅在三个盆地边缘发现有闻喜酒务头、浮山桥北、灵石旌介三处晚商墓地。

　　闻喜酒务头墓地位中条山东北侧山前，地处垣曲、临汾、运城三个盆地交汇之地。墓地规模不大，发现晚商墓葬12座。5座甲字形大墓自西向东依次排开，墓道皆朝南而墓主头向东。大墓皆有二层台、腰坑，皆有殉牲，以犬为主，至少有3座有殉人。墓地西北侧有7座中小型墓，中型墓有二层台、腰坑，均殉牲。除墓室与墓道位置不同向外，其余葬俗基本与殷墟相同。该墓地无论发掘还是追缴所获铜器年代集中在殷墟四期。5座大墓仅最东侧的M1未被盗，出土各类器物100余件，其中有随葬的多件陶罐，未见其他陶器（表二）。除M1随葬的陶罐外，该墓地M4盗洞内发现一件杏花类型的陶鬲。出土的两件“夷式簋”单位不详。

　　浮山桥北墓地位于临汾盆地和上党盆地分水岭的西侧山口，共发现晚商至西周时期墓葬14座，葬俗基本与殷墟相同。墓地中年代确定最早者如M1，上限可至殷墟二期。墓地有5座甲字形大墓，墓道朝南，分作两排，其中两座有打破关系。中型墓葬杂错在大墓外围，距离很近。大墓皆有殉人，有的在墓道殉车。每墓皆有腰坑、殉狗。9座中型墓除一座情况不明外，8座皆有腰坑，保存略好的皆发现殉狗，有的有殉人。墓葬盗扰严重，大型墓有的在盗洞中发现陶鬲，中型墓随葬陶器清晰的基本都是陶鬲，有的配以陶簋或罐，未见陶觚、爵。较为特殊的是，数座墓随葬未经烧制过的泥质陶器，一般有多件，以罐类为多，应属明器。虽盗掘严重，但可以看出该墓地随葬陶器以陶鬲为中心（表二）。田建文指出，桥北墓地陶鬲大部分与杏花墓地陶鬲相近，而与殷墟有一定差别，属于本地文化系统，个别陶鬲还有可能与李家崖文化高红H1陶鬲形态接近。因此，桥北墓地随葬陶器以本地土著文化因素的陶鬲为主，但不随葬殷墟常见的觚、爵类酒器。

　　灵石旌介墓地位于临汾盆地通向晋中盆地的要冲。墓地未完整揭露。前后两次发掘四座商墓，年代集中在殷墟四期，下限可至商周之际。墓葬各类葬俗与殷墟十分接近。除M4规模略小外，其余几座等级十分接近。M1墓主与M2的西北角二层台上的殉人旁各随葬一件陶鬲（表二）。陶鬲的形态在同时期殷墟较罕见，田建文认为M1∶25（图一，3）与商文化关系近，但可能受到了周文化影响；M2∶4（图一，4）则与晋中地区杏花墓地陶鬲关系密切，属本地文化因素。M1∶25同样的分裆无实足根鬲，在大司空和孝民屯的遗存中曾有发现，但一般形体较瘦，裆部较高，较旌介M1鬲早；M2∶4则与殷墟小屯北地殷墟四期的1975AXTF10∶32接近。从已发掘的墓葬看，该墓地随葬陶器以当地土著文化陶鬲为主。

三

　　太行山南麓山前地带晚商墓葬有一定数量，但基础工作略薄弱，已公布资料不多。目前辉县琉璃阁、新乡李大召、淇县大李庄、焦作聂村、济源柴庄等墓地可供分析。辉县孟庄的13座晚商墓葬，皆无随葬陶器；李大召曾在不同区域发掘3座晚商墓葬，但仅M28随葬陶簋、罐各一件（表三）；聂村资料尚未详细公布，难深入分析。此外，新乡、鹤壁、辉县等地曾零星发现过一些的晚商墓葬，但大都未整理公布或难以确定墓地情况。

　　辉县琉璃阁1935年曾发现3座晚商时期墓葬（M54、M63、M77），但资料未整理公布。1950年发掘53座商墓中至少有13座晚商墓葬，大体可分四个等级，有7座随葬陶器，其中6座随葬陶鬲，2座仅有陶鬲，比例甚高。4座墓葬随葬陶簋，但单独随葬陶簋的仅有一座。几座规模略大的墓葬陶器种类较多，基本组合为鬲搭配罍、豆、盖或罐，以簋为中心的组合则配组罐、豆。可知琉璃阁墓地陶器组合方式较多，和殷墟随葬陶器的复杂程度相仿。琉璃阁各墓均未见陶觚、爵的组合（表三）。

　　淇县李大人庄墓地因被盗发现，未完整揭露墓地，仅清理了19座方向相近的晚商墓葬。13座墓葬有腰坑；15座墓葬内发现有数量不等的殉犬。从葬俗看与晚商商系墓葬十分接近。各墓多随葬陶器，以簋、罐多见，未见陶鬲。该墓地墓葬年代集中在殷墟三至四期（表三）。有4座墓葬随葬有陶爵或陶觚、爵，是殷墟以外极值得注意的现象。

　　焦作聂村发现晚商时期墓葬40座，未全面揭露，已发掘墓葬排列十分规律。发掘区内五排东西向墓葬皆长方形，头向基本相同，仅两座与其它墓相异。墓葬填土中皆殉狗，大多数有腰坑。已发掘墓葬等级不高，仅有数墓随葬铜兵器。如有大型墓葬，当未与陶器墓葬集中埋葬。墓地已知随葬陶器组合有两类，一种如M19、M42，单葬一件陶鬲；一种如M2，以簋与多件陶罐配组。由于M2为墓地中仅有的两座南北向墓葬之一，且打破东西向墓，故推测该墓地随葬陶器当以鬲为多（表三）。

　　济源柴庄墓地于2019年新发现，墓地在蟒河南岸，河北岸不远即为轵关陉，地理位置重要。发掘区内发现近南北向商墓13座，各墓被盗严重，都有腰坑、殉狗，年代集中在殷墟三至四期。公布信息可知墓地陶器以陶簋最常见（表三）。

　　上述几处墓地公布的陶器皆为殷墟常见，未见明显的地方文化因素。

四

　　黄河南岸郑洛地区也有部分晚商墓葬，与太行山南麓的晚商遗存互为唇齿。这些墓葬，目前比较集中地发现于黄河南岸的荥阳与郑州市区。已知有荥阳小胡村（黄河大观）、关帝庙、竖河、马良寨、郑州市区黄河路109号院、人民公园和陈庄等几处。洛阳盆地晚商墓葬极为罕见，目前仅洛阳五女冢村东两座墓葬。其中陈庄公布一墓随葬陶豆、盆，小胡村未公布陶器墓，马良寨墓葬资料未公布，五女冢村东墓其中一座随葬有陶簋。发掘者认为西司马墓地年代可早至中商，有学者认为仅有部分殷墟四期的墓葬。也有学者指出，这批墓葬是西周殷遗民墓，本文赞同此说，因此亦不再讨论。

　　关帝庙遗址发现晚商时期墓葬228座，分布在遗址不同区域，仅围沟外东北侧相对集中。墓葬皆为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南北向居多，东西向少。腰坑墓占一定比例，相当数量的墓葬在填土或腰坑内有殉狗。整体葬俗与商系墓葬十分接近，整体等级甚低，绝大多数没有随葬品，仅有三座随葬单件陶器墓葬，一座随葬一件陶盆，一座随葬一件陶豆，另有一座不详（表四）。有一座墓葬规模稍大，随葬铜铃和铜戈，但没有伴出陶器。由于没有图像资料，不能确定随葬陶器有无地方特点。

　　竖河遗址5座殷墟四期墓葬分布密集，但头向不一。墓葬等级低，仅2座随葬有陶器，一座随葬一件陶簋，另一座随葬簋、罍各一件（表四）。由于发掘面积所限，不知墓地整体情况，与西司马空间位置靠近，不排除年代下限已入西周的可能。

　　黄河路109号院位于郑州商城外城北部，发现晚商墓葬43座，其中东西向38座，南北向5座。发掘区墓葬分布集中，但有分群。墓葬间有打破关系，说明墓地成员不单纯，年代亦有区别。墓葬皆竖穴土坑，墓口面积在3平米以下，腰坑比例不高，只有13座殉狗。发掘者认为墓地大体属于殷墟二、三期，个别墓葬年代下限可至殷墟四期。有8座墓葬无随葬品，有5座仅有单件玉器或贝。随葬陶器簋、罐最多，鬲、豆少，盆与壶最少。有10座只随葬单簋，1座随葬单盆，但未见随葬单独一件陶鬲者，亦未见陶质觚、爵。多件随葬陶器组合形式多样，以簋、罐、鬲最多见，可见陶器组合以簋为中心（表四）。

　　人民公园发现晚商墓葬43座。这批墓葬地处人民公园人工湖位置，比较集中，但因发掘区限制，未完整揭露。发掘区内墓葬小片区集中，但不同墓组方向不同，整体并不集中。墓葬等级不高，铜容器极少。有学者指出该墓地延续时间较长，自殷墟一期至四期皆有。43座墓葬中，有23座未随葬陶器；有12座墓葬随葬铜器，其中7座伴出陶器。20座陶器墓中，11座葬豆；9座葬鬲；8座葬簋。单独随葬一件陶器的墓葬也以陶豆为多，有5座；单独随葬陶鬲、簋的分别为2座、3座。多件陶器伴出在该墓地较常见，组合形式多样，但没有哪种组合占优势。该墓地未见陶质觚、爵（表四）。将随葬陶器归入原单位，相同组合的墓葬在墓地内并未集中分布。结合墓地头向多样却等级普遍偏低的情况，暗示了该墓地埋葬人群并非同一相对稳定且亲缘关系密切的人群，而像多个亲缘关系不同但属于广义商系族群的人群，共用同一空间埋葬。

　　郑州地区的晚商墓葬，个别陶器种类有一定地方特色，比如唇缘上勾沿面带凹槽的陶鬲、素面半球腹簋、绳纹簋及细高柄斜唇豆（图二）。

　　在黄河以南至大别山北麓地区，是商文化控制区的南部边缘区，大别山、桐柏山大体已是商王朝控制区的南界。在这一范围内，目前确定属晚商墓地有正阳闰楼、罗山天湖两处。桐柏山、大别山以南的皖西北至鄂东北地区，虽然也零星发现过一些晚商青铜器，甚至如阜南台家寺这样的晚商墓葬，但很可能已不是晚商王朝直接控制区的遗存。

　　正阳闰楼墓地因被盗而发现。勘探得知，墓地分布在三个土岗或台地之上，发掘晚商墓葬255座，但由于未全面揭露，墓葬总量当远多于此。墓地虽在不同岗地，但已知墓葬方向以北向为绝大多数，共250座，占发掘墓葬的89.9%，南向墓共4座，东向墓仅1座。墓葬整体等级不高，最大墓葬墓室面积也不足10平米，一般墓室面积多在4平米以内。67%的墓葬有腰坑，殉狗十分普遍。墓地整体葬俗和商系墓葬较一致。发掘者认为该墓地始自殷墟一期晚段，结束于殷墟三期。但从发表资料看，墓地年代似集中于殷墟二期至三期。

　　由于无墓葬登记表，描述信息也有较模糊，无法准确判断随葬陶器组合、数量及与墓葬的对应关系。按报告描述，随葬陶器一般置于墓葬头端的二层台，每墓多只有一件陶器，个别有两至三件，以陶簋为主。发表材料显示墓地陶器总量不多，仅83件，其中簋45件，鬲、豆只有4件，尊9件，罐8件，瓿2件，箕形器一件，未见陶质觚、爵。可复原多件陶器随葬的墓葬，陶器组合至少有簋、鬲、罐；罐、瓿或鬲、尊三种。

　　该墓地随葬陶器有不少文化因素可能并非源自殷墟。报告所公布的两件陶鬲，M99∶3（图三，6）形态特殊，殷墟基本不见，可能与大别山南麓到江汉平原地区的早商遗存有渊源。盘龙城杨家嘴PYZT9⑤∶3（图三，1）、孝感聂家寨T2③B∶5（图三，2）、黄梅意生寺H1∶2（图三，3）一类的陶鬲或是此类陶鬲的源头。晚商遗存中，西平上坡H30∶1（图三，4）、薛家岗T38③∶6（图三，7）鬲与之类似。M102∶2褐陶鬲，是较典型的鲁西晚商时期安丘堌堆类型的典型器物。闰楼陶簋数量、种类多，其中束颈盂形簋、高直圈足簋、筒腹簋当是本地特色，绳纹尊也是殷墟较少见的器类（图四）。

　　天湖墓地四次发掘共发掘墓葬42座，但1991年发掘资料未系统刊布。虽经多次发掘，但不知墓地范围和墓葬总量。已公布墓葬方向基本上都是北偏东或北偏西。墓地至少有4座墓葬墓口面积在9~16平米间，13座墓葬在2.5~8平米间，4座墓葬在2平米左右，等级比较复杂。大部分墓葬有腰坑和殉狗，个别有殉人，葬俗与殷墟基本相同。墓葬年代属殷墟三至四期，个别墓葬年代或可稍早。发掘者认为墓地的年代下限已进入西周初年，但由于资料刊布原因，现在还缺乏坚实的证据。

　　天湖墓地陶器组合以鬲为中心展开。25座墓葬中，有11座随葬鬲，8座随葬簋，2座随葬罍，发表材料中未见豆。有3座墓葬仅随葬一件陶鬲。多件器物组合中，以鬲、簋、罐的组合最为常见，鬲、簋多为一件，个别有两件陶簋的组合，陶罐数量不等，有的2件。在这一组合基础上，会外加钵或罍、尊等。此外，还有其他陶器组合方式，但墓例只有1~2座，似非主流组合方式。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历次简报器物定名不统一，“罐”有可能是圈足瓿形器、罍、近南方印纹硬陶系统的罐等器类，陶罍多被称为“罐”或“尊”，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对随葬陶器组合的判断。同时，简报所附墓葬登记表的记录亦有疏漏（如M8陶卣即未在统计表中），在资料未完整公布前，难以细分。

　　郜向平曾十分敏锐地指出天湖墓地不同等级墓葬的陶器组合有差异，墓口面积较大的墓葬没有固定组合，但较低等级墓葬中不见甗、尊、罍。这一观察也是首次发现晚商时期殷墟以外商系族墓地中随葬陶器组合有等级差异。需要特别提出，天湖墓地随葬陶器地域特征鲜明，长颈弧裆鬲（图三，5）、素面鬲极具地方特色，球腹簋、高直圈足绳纹簋也罕见于殷墟，反映出浓厚的本地文化传统（图四）。随葬陶器等级差异明显，地方色彩鲜明，暗示天湖墓地相对独立，对殷墟丧葬礼仪认同是有所选择的。

五

　　与安阳隔黄河相对的今豫东、鲁西至苏北地区，是商王朝的东方。晚商时期商王朝势力范围大规模收缩，在北、西、南三个方向表现明显，但在东方却持续保持强劲发展，遗存甚多。但目前这一区域晚商墓地较少，发表资料系统可供分析的，有济南大辛庄、刘家庄、青州苏埠屯和滕州前掌大四处。

　　大辛庄墓地于1940年以前发现，经多次调查、发掘。目前见于报道的商墓约50座，有部分晚商墓葬。1984年在第11小区发掘25座墓葬，分近南北向和近东西向两种。其中16座南北向墓分布成排，排列较规律，年代集中在殷墟一期偏晚至二期。东西向墓有数座打破南北向墓，除西周中期的M17外，其余基本上没有随葬品，很难确定具体年代，但可说明东西向墓年代晚，与后者不是一个群体的成员。16座南北向墓葬腰坑、殉狗比例很高，但墓葬等级较低，一般面积在3平米以内，仅5座墓葬随葬铜兵器。共有11座墓葬随葬陶器，而其他皆无随葬品。随葬陶器未见陶质觚、爵，除一座墓葬外，各墓皆以鬲为中心配组其他陶器。墓地仅发现一件陶簋（表六）。随葬陶器整体与殷墟接近，但也有部分器物如直筒腹绳纹鬲、束颈弧裆鬲、高圈足簋等，有较明显的地方特色（图五）。2003年的发掘又发现了两处墓地，但材料尚未系统刊布。其中一处有17座墓葬，年代集中在殷墟一期前后；另一处发现7座墓葬，年代为殷墟三期。M72为铜器、陶器伴出的墓葬，陶器组合为鬲、豆、簋各一，故该墓区随葬陶器可能仍以陶鬲为核心。2010~2011年度，在遗址东南部的一片墓地又发掘了110余座商墓，以晚商时期居多，但发表材料极少。这批墓葬整体等级不高，以南北向居多，多腰坑和殉狗，随葬陶器可知也以陶鬲为中心。

　　刘家庄墓地发现晚商墓葬77座，未完整揭露，已发掘部分墓葬小片区聚集，整体分布相对分散。墓葬方向以东、南向较多，各占三成以上，北向墓约两成，其余为西向。墓葬等级不高，腰坑比例低。仅9座墓葬随葬有各类铜器，33座随葬陶器。铜器与陶器墓混杂埋葬，未分隔区域。墓葬年代集中在殷墟三至四期。随葬陶器以簋最常见，少数墓葬单独随葬罐；陶鬲甚少，仅两件，且无单独随葬鬲的例证。多件陶器组合以簋为中心，基本组合为簋、罐，在此基础上增加其他器类。个别墓葬以罐配组豆或壶。77座墓葬中发现一座墓葬随葬陶觚，一座随葬陶觚、爵，两墓在墓地中等级甚高（表六）。墓地随葬陶器，鬲、豆、罐形制大体上与殷墟同类器物一致。部分大型陶罐腹部较鼓的作风略有差异。素面鬲、簋有较强的地方特色，广见于鲁北地区（图五）。

　　年代集中于殷墟四期阶段的青州苏埠屯村东墓地，早在1931年就出土有铜器。1965至1966年，发掘4座商代墓葬，1986年又清理了6座。因被盗和发表原因，各墓信息不全，仅有6座墓的随葬陶器可以分析。10座墓葬至少有4座带墓道，其中M1为四墓道的大型墓葬，另外至少6座墓葬墓室面积超过8平米。各墓均出土铜器，整体等级甚高。墓葬均有腰坑、殉狗，大墓还有多具殉人。葬俗与殷墟高等级贵族墓十分相似。6座墓葬随葬陶器，虽记录不全，仍可知以簋为中心，鬲较少。大墓陶器组合复杂，如M1随葬陶器有盆、罐、瓿、簋、盘、盉、觚，疑似有鬲，因有陶觚，则可能有爵。该墓出土的30余件器盖，可能对应相等数量的漆木筒、罐（表六）。

　　滕州历年来出土不少青铜器，以前掌大村为中心的区域发现尤为集中。1981年至2001年间该墓地进行了9次发掘，清理商周墓葬134座。此外，滕州市博物馆也发掘了41座墓葬，在2010年后为配合遗址保护钻探清理了少量墓葬。由于盗掘严重和资料刊布原因，不少墓葬出土物缺少图像很难讨论组合，因此墓葬精确断代难度很大。资料公布后，不少学者发现原报告勘定的晚商墓葬中，除M220较早，属殷墟一期阶段外，BM3、BM4、M210等墓年代已进入西周，但M36、M50、M128等墓年代较确定，在殷墟四期阶段。整体看来，除M220外，墓地使用年代自殷墟四期开始，下限可能已到西周早中期。

　　郜向平指出，前掌大墓地葬俗与殷墟十分接近，腰坑、殉牲比例极高，铜器较多，墓葬等级普遍偏高。虽无法精确统计，但17座较确定的晚商墓中，共有7座墓葬只随葬一件陶豆，出现频率最高。罐的绝对数量最多，17座墓葬中共有10件。但从随葬器物组合看，无疑围绕陶簋为中心展开配组。罐、罍、豆常见，双数罍、罐的墓例较多。陶鬲占比少，绝对数量亦不多。墓地未见陶质觚、爵，而多见绳纹鬲形盉、尊、瓿（表六）。墓地大部分随葬陶器与殷墟无太大差别，源自泰沂山北地区的直筒腹陶鬲在前掌大也有发现。但墓地中箍口溜肩弧裆鬲、素面鬲、广折肩罍、绳纹鬲形盉等器物极具地方特色（图六）。

六

　　对比殷墟以外的四方商系族墓地随葬陶器情况，有一些问题需综合讨论。

　　首先，殷墟以外的商系族墓地，无论有无族徽确定墓地埋葬者族氏，但整体遵循商系丧葬礼仪的各族墓地间，随葬的主体陶器有差异。何种陶器最常见，陶器组合以何种陶器为中心，不同墓地并不相同，大体存在以鬲为中心和以簋为中心两种主要形式（表七）。个别墓地陶豆、罐（小型罍）出现频次较高，或者单独随葬，但一旦有多件陶器组合时，仍鬲、簋为中心。是否有墓地以豆、罐（小型罍）作为随葬陶器中心，尚需更多材料证明。

　　其二，不同族墓地内陶器组合的复杂程度与墓地的等级、人群存在直接关联。墓地有高等级铜器墓，或者墓葬等级差异较大，则最高等级墓葬的随葬陶器种类往往较复杂，数量也可能较多，而同族系的低等级人群，随葬陶器种类则相对简单。同时，已发现的墓地显示，如果墓地内不同墓葬间的等级差较小，而随葬陶器种类较多，则往往可能反映了该墓地内人群并不单纯。后一种现象，在郑州人民公园、济南刘家庄等墓地中反映明显（表七）。

　　其三，陶器组合多样性在不同墓地的表征原因不同，提示我们，对郜向平所指出的同一“族”墓地或墓区内，有若干分布临近、头向相同，随葬陶器组合接近的小型墓葬集群，但整体墓区内却分布有多个不同的小墓葬集群现象需要格外重视。这种现象可能暗示，晚商时期，同一墓地空间内可能存在多个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甚至有可能不同族系人群可以共用一处墓地。晚商时期出现不同人群共用墓地，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重心由血缘逐渐转向地缘关系的反映，也应该是周代“邦墓”的源头。

　　其四，无论期别是否有异，殷墟以外四方的族墓地随葬陶器中，陶觚、爵极罕见，无论陶器组合中心是鬲还是簋，但重炊、食器而轻酒器的现象非常突出。这一普遍现象与殷墟遗址群随葬陶觚爵的墓葬比例约在半数的情况大相径庭。这不但是殷墟以外人群对礼制中“酒奠”信仰认同的疏离的反映，也从侧面表现出晚商央、地关系中存在的财富与等级观念差别。

　　其五，殷墟以外族墓地随葬陶器地方文化因素凸显的器类，以鬲、簋表现最明显，这也与随葬陶器的中心器类选择相呼应。从空间看，越是在商王朝控制能力的边缘地带，地方文化特色愈发凸显。这反映出，生活于边地的人群，日常生活习俗或审美的独立性较强。如果结合边地族墓地铜器比例高、武器普遍的现象，这些地处边地但有明确族氏名的社会群体组织，将其视之为“从夷俗”“因俗而变”的商王朝外派族氏人群政治集团，甚至于理解为具有较大独立性的方国政体，更能体现其特征。

　　其六，晚商殷墟以外各族墓地与殷墟同时期墓地随葬陶器的近似程度存在地域差异。北方的太行山东麓、西南方的太行山南麓[53]和东方的鲁北地区族墓地，在各方面与殷墟的一致性较强。这也基本上与晚商时期的地缘实际控制能力，甚至于商王朝侧重的经略重心相一致。而黄河南岸、鲁南地区地方因素凸显和地区间文化交流的现象，与前述地区差别明显。

　　上述梳理，尚有大量细节可进一步探索。我之所见，也仅是宏观感观。若将观察视角细化，具体到单个墓葬随葬陶器与墓葬方向、埋葬方式对比，细论空间位置临近的小墓组之相互关系，再逐步拓展比较墓区、墓地与不同墓地，所获认识必另有不同。但即便上述粗疏观察，亦或有助于思考晚商地方经略模式问题，对殷墟内各“族墓地”以及“墓区”关系或有一二新线索可循。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先秦时期中原与边疆冶金手工业”（课题编号17ZDA219）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课题“太行山东麓戎狄的华夏化”阶段性成果。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刘绪师、商周田野工作坊同道和代丽鹃博士的审阅，他们给予了重要修改意见，谨致谢忱！又及，邹衡先生构建的夏商周考古学科体系中，十分强调以殷墟为基点出发，通过比较识别不同考古学文化，进而从空间角度思考不同考古学文化背后的人群差异。先生对墓葬、墓地反映的社会组织关系必有思考，惜未成专文。今以小文，纪念先生逝世十五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