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举聊到自由主义和人权：中西差异之大历史_风闻

兔主席 20210310

现在，线上线下有大量关于中国青少年教育的讨论。孩子上什么课。如何脱颖而出，如何实现素质教育，教育内卷的问题，国际/出国教育还是本土教育，诸如此类。当然，这也和笔者的年纪与朋友圈有关，身边的朋友都有小孩，自然都会讨论孩子教育问题。

中国自古重视教育，除了儒家文化内核外，还有制度基础：中国古代的科举制为中国确立了英才制度（meritocracy），使得普通人可以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教育扮演的角色，是中国与其他社会——包括西方及日本最大的区别。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这些文明和国家都是严格意义的世袭封建制（feudal society），只有中国确立了这样的考试制度，使得人们可以通过考试改变自己、家族乃至家乡的命运。科举制度为个人提供了社会流动性，提供了上升及发展的可能性，也是消解社会内部矛盾的重要制度因素。它使得中国社会老早走上了不同的轨道，早就不是西方和日本意义的“封建社会”。既然个人能够在制度里面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发展可能性，因此也没有了对制度的强烈反抗。

笔者一直以为，西方启蒙以来不断确立发展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哲学，主线是围绕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伸张，围绕对公权力的不信任和限制。这种哲学试图颠覆社会建构的价值基础，将社会从上自下（皇宫贵族及教会），转变为自下而上建构（美国就是极致案例）。在新的哲学下，个体的自由和权利是绝对的（尤其是各种消极关系），并且与政府形成对立关系。这套价值观，反映的就是对西方封建社会秩序（包括世袭政治及教会）的激烈挑战和颠覆。

大白话说，就是西方社会封建制搞得时间太长了，好几重大山，除了皇宫贵族外还有宗教。人们受不了了，最后就激烈反抗，提出了这套自由主义价值观，把个人提到空前的地位。

我们看到，西方追求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极端化的、激进化的、片面的。“不自由，毋宁死”，在这种个人主义导向自由主义发展到极致的美国，从持有枪械、到不戴口罩，都可以被定义为个人权利。总统选举投票绝对不能用手机实名认证和人脸识别，因为这被认为会侵犯隐私。个人的权利是神圣和绝对的。个人不能，也不应当向社会、集体、政府、国家让渡权利。

在这种价值观下，如果自由和公平（equity）发生冲突的时候，会选择什么？当然是选择自由。个人自由永远是第一位的。西方界定的人权是狭义的。西方理解的人权就是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各种消极权利和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的组合：例如集会、言论、抗议、选举等等。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例如受教育权和医疗权）不属于人固有的权利，因为在丛林生活的原始人没有经济权利和受教育权利。这些都是现代社会里左翼臆想出来的乌托邦。人权就是基本的自由。

自由、平等、博爱，不是平行的，是分优先劣后的。先有自由，然后才有平等，然后才有博爱。

大家看《联合国人权宣言》第二十二条到第二十九条，就属于经济社会权利部分。西方人不看这些，只看前面第一到第二十一条——政治与公民权利。这些才是人权。

所以西方所说的人权本来就是狭义的。中国人的哲学不同，难道人权不是吃饭权、生存权么？还有疫情，限制个人的自由，保护更多公众的医疗安全，不是保护人权么？西方人不这么认为。只有个人的自由才是人权。

这种个人导向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是片面的，偏激的，大历史的角度看，是西方对自己封建制矫枉过正应激反应的结果。而这种个人导向的自由主义在以美国为中心，向英语国家（“五眼国家”）传播，并辐射其他欧洲国家乃至整个中西欧文明。

总结一下，中国人理解的人权是广义的。西方理解的人权是狭义的。

中国人认为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之类处于平等关系或平行关系——它们都很重要，都要追求。但这些价值观和诉求之间有时还会发生冲突，根据不同的时空、地方和具体的情景，要对彼此之间进行协调和让渡。譬如，如果自由和公平发生冲突了，按中国人的社会哲学，要优先保公平，牺牲自由。很多东西来自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现代西方人因为文化背景不同，很难理解。

在中国与西方就这些问题对话时，基本属于鸡同鸭讲。另外西方本质上不相信中国，你跟他们说，中国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多少多少亿人脱贫，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他们就认为你们是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借口剥夺政治权利。西方始终把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对立起来，至少是不放在一个高度上。西方也希望通过自己强的经济社会军事和文化力量，继续垄断对人权的定义。（我们看到，台湾的绿营和香港的黄营基本沿袭西方的这个叙事，藉此强调自己的制度优越性，然后贬低中国取得经济社会成就）

大部分人中国人对此不仅不理解，而且搞不明白。我封城防疫不是保护更多人的安全了么，不是就是在保护人权么。给几亿人脱贫不是人权？都是鸡同鸭讲……

毕竟，人权本来就是西方发明出来的概念，他们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语境去理解这个概念。而人权这套体系本质是西方对西方封建制进行激烈革命的产物。前面也讲到了，中国自秦代以来，就不再是西方意义的世官封建制了。汉朝就是察举制。隋朝以降是科举制，这都使得中国的政治秩序及文化与西方封建制完全不同。科举和教育为中国社会提供了流动性，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参与政治政策及公共事务的可能性，帮助中国消解内部的经济社会矛盾，等等。所以，中国没有经历西方这样激烈的价值冲突，没有也不需要再在哲学和意识形态层面把个人推到更高的位置。相反，中国大体延续了过去的价值秩序。国家、社会、宗族、家庭、个人……它不能简单地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去理解，而是一个有机、共生的社会体。所以中国会按照自己的文化确定治国方略和政策。也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去从字面上理解西方人定义的人权，但中国背后的文化，是西方人搞不明白的。

历史都具有某些必然性。回到西方。西方内部也有很多支线，有很多的“路线斗争”，有的属于“左”（强调阶级和公平），有的属于右（强调民族/种族和社群）。直到今天，这种搏斗还在进行，譬如Trump的民粹右翼政治对自由主义主线的挑战。

在若干时候，西方也出现过支线取代主线的情况。譬如，隶属极右体系的法西斯/纳粹一度占领了欧洲大部。最后，美国代表的自由主义“主线”打败了纳粹，让欧洲文明重回“主线”。那是美国的高光时刻。

然后，在西方体系里，共产主义属于“极左”，二战之后，“极左政治”在西方内部基本被消解，左翼政治剩下的是温和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中间偏左政治。二战后，极左政治的代表是苏联。从文明角度，苏联/俄罗斯也可以归入广义的西方/欧洲文明。这时西方文明的路线斗争就是西欧及北美自由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的斗争。

如前所说，苏联的理论内核来自以马克思。马克思又来自西欧洲，本身就是狭义西方文明内部的产物。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约一百年时间，共产主义在西方文明内部是一股非常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及理论，指导着大量政治和社会运动。同样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也进行了“本地化”（列宁、斯大林），其不仅仅与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运动结合起来，还与俄罗斯特有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结合起来。（这里要插一句，从西欧角度看，俄罗斯和东欧诸国没有经历西欧的自由主义“启蒙”，俄罗斯社会组织内核沿袭了封建/农奴制，是“专制”和“亚洲”（Asiatic）的）

然后，美国领导的西欧及盟友，凭借自己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逼迫苏联解体，在西方文明内部消解了“极左”政治（按西方政治光谱进行分类定义下的极左），在意识形态层面“统一”了西方。而由于西方文明如此之强大，自由主义主线也随此“统一”了世界，所谓“终结了历史”。

自由主义主线取得了西方“路线斗争”的胜利，在其中，美国又凭借自己的强大实力，在西方内部取得了分支路线的成功，美国的个人主义导向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在西方拥有了最大的话语权。欧洲的温和左翼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并非不能与美国对话，在美国内部也有支持者（民主党里的进步主义者），但还是无法成为主线。

个人为导向的自由主义是对个人/个体的极大赋能，是将个人/个体上升到人类历史里的空前地位，将个人成为世间万物价值的中枢，把个人作为一切价值判断的准绳。西方也把这套价值观视为普适真理，其他社会和文明只要不遵循这套价值观的，就被认为野蛮或落后。西方乐于对其他文明与社会做“教师爷”，乐此不彼的进行价值评判与指点。

历史具有必然性。“极右”和“极左政治”没能在西方成为主线，也是因为无论极右还是极左，都和西方漫长封建制及专制的痛苦经历有关。人们不愿意再回到封建制的灰暗年代。所以极左和极右在西方很难有市场。自由主义主线能够成功，就是西方漫长封建制的必然结果。

大白话：只要长得像封建制的，压制个人绝对自由与权利、勾起不好回忆的政治，都很难生存。这是西方大历史记忆所决定的。

反过来看会发现，中国并没有这种历史记忆。

不同的国家/文明形成不同的制度，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第一步应该是先回到历史，而不是做简单的评价和论断。

笔者以为，中国还在积极的学习和了解西方（从全民学英语开始），所以，中国更有可能吸收西方制度好的方面，包括如何更好的激发个人的积极性和潜力，更好的构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西方则过于傲慢，认为自己掌握宇宙真理，不可能去学习和了解中国。

长此以往，哪个文明能够发展进阶为更加高阶的文明，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