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与中共深入基层的传统_风闻

脱贫攻坚与中共深入基层的传统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观后感

2021年2月25日上午，我们公司组织全体党员观看了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表彰大会讲话中指出，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考虑到当今世界上仍有数十亿人饱受赤贫、饥饿、基本生活品匮乏乃至战乱的煎熬，采用西方政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大都无法解决好民生这一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也许更能理解中国脱贫攻坚之不易。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背后凝聚着广大扶贫干部的默默奉献和付出。上周和从事扶贫工作的老家同学聊了扶贫的事情。他做了三年精准扶贫工作，工作强度很大，基本没有节假日，家庭很难顾得上。扶贫工作需要他深入到各村一线，清楚准确了解村情村貌，了解每一个贫困户的现状和所思所想。他曾经连续几个月开启“5＋2”“白＋黑”的工作模式，白天进村入户，晚上回办公室码字写材料是常态。像我同学这样的基层扶贫干部有很多，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背后有无数我同学这样的扶贫干部的默默付出和奉献。

到全国的农村地区走一走，我们不难发现脱贫攻坚的成果。过去十年每次回江西老家，都能看到老家农村的基础设施每隔三年就大变样，近几年不少农村家庭能做到顿顿有菜有肉。受益于国家的扶贫政策，如今村里最贫困的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

记得2020年底在江西赣州石城县出差，看到街道干净、整洁、秩序井然，夜景甚至不比欧美二线城市逊色。如果不是同事告诉我，我很难相信眼前所见的石城县以前是贫困县，直到2019年才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说过，香港大部分人的居住条件还比不上大陆的贫困县。此话不假，我看到的社会主义前贫困县石城县的平均住房条件肯定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更有尊严，更开阔。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石城县交通便利，水泥公路甚至山路十八弯，通向了山区脐橙果农们的果林，也通向山里正在建设的生物质电厂。这让我不禁想起2017至2019年，从巴西南大河州巴热市区到电厂项目工地那长达80公里的崎岖颠簸乡村泥巴路。每逢下雨，那条道路就变得十分泥泞，车辆不易通行。石城县山多，通往脐橙果农果园和电厂的水泥路要绕很多弯，修路难度要比在巴西那个小镇难多了，但石城县硬是做到了。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我国的脱贫工作标准其实很高。要知道，巴西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了。有时候，中国人需要出趟国才会发现很多在中国习以为常的事情，在外国其实是很难办到的。

在观看总结表彰大会的时候，不禁感慨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文化中的值得珍惜和发扬的良好传统。扶贫攻坚战役，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让老少边穷地区，再一次被党的光辉所照耀。8年间，累计300多万名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和数百万民基层工作者奋战在没有硝烟的战场。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如此“疯狂”扶贫、如此和贫困斗争到底不赢不罢休的国家。

我们平时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大领导们下基层视察的新闻。我们国家主席过春节，总是在乡间农家院、矿山、边疆军营。在中国生活久了，会对我国官员下基层考察、调研习以为常，想当然地以为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的。殊不知，欧洲的官员做不到深入移民难民家庭，美国的官员做不到深入黑人家庭，甚至视黑人社区如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只有中国的党员干部能做到爬最高的山，走最险的路，去最偏远的村寨，深入最贫困人群的家庭去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特制度优势和政治资产。今天，如果西方的穷人能了解中国政府是怎么在国内大力扶贫，中国的共产党员干部是如何深入基层，怎么真诚照顾社会底层的，他们会惊讶得下巴都掉地上，那时西方的体制真的有大麻烦了。

世界上很多国家存在官员和公务员和基层脱节严重的问题，而且没有改善的迹象。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曾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担任过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翻译。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中，他回忆了1986年陪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去考察埃及阿斯旺水坝的经历。当时，李鹏总理问陪同的埃及电力部副部长开罗居民一度电是多少钱？这位曾留学英国，讲一口漂亮的英文的埃及副部长却居然搞不清楚一度电多少钱，然后忙着问他的下属，下属也搞不清楚。李鹏总理不禁感叹，真官僚啊，不过这句话别翻译过去。

即使在全球最发达国家，自诩“人类文明灯塔”的美国，类似电力部高官不知道一度电多少钱这种上下脱节的情况也极为普遍。在美国，上层精英大都出身豪门，在名校接受高等教育，但他们与本国社会严重脱节，官僚习气极重，对民间疾苦不闻不问。2015年，美国民主党前候选人，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伯尼桑德斯为了筹款，跑了美国很多地方，发现在他去以前，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政客关注过，更没人去那考察民间疾苦。以选票为中心的美国政客基本上当他们不存在。

解放战争中占据绝对纸面武力优势的国民党为什么会输给共产党？也许我们可以在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白修德《中国的雷声》一书中找到部分答案。曾在抗日战争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的白修德，在那本影响巨大的名著这样写道：“我后来组织了一个中国的哈佛俱乐部，其中有一大批蒋介石重庆政府中的高官，即使在华盛顿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这么多哈佛毕业生。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一场悲剧。我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弄明白，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的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简直就是缘木求鱼。这批人生活在英语之中，彼此说的，想的，梦的都是英语，只有蒋介石不懂英语。”“国民政府”上下脱节严重，高官们喝着洋酒跳着舞，穿着洋装炒着股，不去基层，对民间疾苦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最终民心尽失，兵败如山倒，三年就败走台湾。

和国民党官员与国民严重脱节相比，共产党员干部能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真正传承和发扬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中国政治传统。在新中国，各层级官员下基层调研体察民情、了解实情是日常功课。2014年7月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央储备粮株洲直属库考察时，抓起一把存粮搓了搓，咬开一颗谷粒品尝后问“这粮食存了两三年了吧？”。工作人员点头称是。有丰富农活经验的人会咬谷粒，通过饱满度和口感来初步判断粮食的存储年份长短。代表新中国最高级别决策层的国务院总理，没有和社会基层脱节，对农村是很了解的，是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的。

这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基层的熟悉和理解，可能与他们的知青经历有关。知青经历造就了他们的平民情怀，这种政治素养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执政方式和政策导向。李克强总理咬谷粒的“神技”，来自于他在凤阳县的四年知青经历。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在梁家河度过了七年知青岁月。这七年知青岁月，让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基层农村，有切身而真实的理解。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切身而真实的理解，习近平主席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决策和部署，推动中国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扶贫，对世界减贫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这些人，是有农村情结的”，习近平主席曾经这样说道。中共领导人的这种优势，对基层社会的深入调研和了解，相比西式擅长作秀，能言善辩，但与社会严重脱节的政客，是巨大的优势，也是中国人民之幸。

精准扶贫的一大作用在于锻炼和选拔党员干部。和平年代，基层的扶贫工作是累活难活，给年轻人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和施展能力的舞台。据统计，累计300多万名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和数百万民基层工作者参与精准扶贫，帮扶几千万贫困人口。这个扶贫工作过程可以视作一所宏大的党校，一所锻炼干部，让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找回“初心”的特殊党校，这所党校毕业的佼佼者以后有可能担负更多的责任。

看报道说不少扶贫工程中经过考验的公务员得到了提拔。我觉得这很好，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以后深入基层真干过实事的官员变成主流，是国家幸事。将来这些参加过扶贫工作的实干者如果走向高位，担负更大责任，他们会比那些一直在办公室待着的公务员更了解这个国家和人民，他们应该会更有平民情怀，对底层老百姓的感情深厚些，他们经手的政策会更照顾普通老百姓。我相信大概二十年后，政治局常委里会有曾经战斗在脱贫攻坚战前线的党员干部，就像这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有上山下乡经历背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