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前黄亚生预测印度必将超越中国，可今天…_风闻

南亚研究通讯

作者：Yasheng Huang,Tarun Khanna

编译：赵致远

3月5日正值“两会”期间，会议为2021年GDP设定了6%的增长目标，如果按照这目标推进，2022年我国汇率法GDP总量将大概率达到印度的近6倍。这不禁让人想起MIT黄亚生2003年发表的《印度能超过中国吗？》一文。这篇信誓旦旦的指出印度道路优于中国道路，这引发“龙象之争”大讨论，并在美西方和印度掀起一阵褒印贬中的舆论狂欢。当黄亚生发表文章时，中国汇率法GDP仅为印度2.7倍——近20年过去，号称“道路更优”的印度不仅没有反超中国，甚至连缩小差距也没做到，差距反而越拉越大。重温这篇，不难发现，**黄亚生指出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现在已被悉数解决，而他指出印度经济的问题，到现在却依然顽固如旧。**为了回溯中印两国的过去，以更好展望未来，南亚研究小组专门编译重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最快捷的经济发展路径是什么？大多数中国政策专家认为是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然而，印度在这方面处于落后状态，因此其经验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并不是带来经济繁荣唯一方式。诚然，与饱受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效率低下困扰的中国相比，印度本土企业家会使得印度更具长期优势。

走进任何一家沃尔玛超市，都不难在货架上发现琳琅满目的中国制造商品，从服装、鞋帽到玩具、电子产品，无所不有。然而，这些无处不在的“中国制造”掩盖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些商品中很少由中国本土公司生产。实际上，很难找到一家在全球范围内经营，并在海外销售自己商品的中国本土公司。

**这是因为外国直接投资造就了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繁荣，同时压制甚至替代了中国本土的企业家精神。**在过去20年中，中国经济开始腾飞，但是很少有本土企业抓住这一机遇，导致中国私营经济中没有能与大型跨国企业匹敌的世界一流公司。

印度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额远不及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中印吸引直接投资的差距反映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前景信心满满，但同时对印度市场化自由化改革充满怀疑。外国直接投资的差距也与中印两国侨民有关。中国侨民数量庞大且富裕，他们长期以来都希望回馈祖国，而中国也充分欢迎侨汇。但相比之下，至少直到最近，印度侨民海外所取得的成功并不被母国赞许，他们回国投资意愿也比较低。总体上，印度对海外侨民以及整体外商投资态度冷淡，却为本土企业家营造了更好的营商环境。

在这一过程中，印度成功培育了一批公司，有能力与顶级美国和欧洲企业竞争。除此之外，这些公司中很多都位于最前沿的知识密集型行业——比如软件巨头印孚瑟斯（Infosys）、威普罗（Wipro）以及制药和生物技术巨头兰博西（Ranbaxy）和雷迪博士实验室(Dr.Reddy’s Lab)。在2002年的福布斯200强（世界最佳小型公司年度排名）中，共有13家印度公司上榜，而中国大陆只有4家。

印度发展出更强大的基础设施以支持私营企业。和中国相比，印度的资本市场具有更高的效率和透明度。印度的法律系统尽管存在显著缺陷，但也要比中国先进不少。

**中国和印度未来都将成长为世界大国，它们也展现出互相竞争的两种经济增长模式。**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进入了更快的发展轨道，而中国经济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印度教徒式增长率”（Hindurate of growth）——一个形容印度经济增长与其人口增长难以匹配的贬义词——早已不适于形容印度现状，但与中国相比，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和其他重要指标仍难以匹敌。

然而，统计数据往往只能反映出宏观经济情况。在微观层面，情况看起来大相径庭。在这一领域，印度展现出了同中国一样的活力。确实，印度主要依靠有机增长，充分利用国内现有资源，走出了一条比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印度能超越中国吗？”已经不再是一个愚蠢的问题，而且如果事实证明印度确实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必将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和专家对经济增长的总体看法产生重大影响。

一、令人窒息的国家机器

当中国仍奉行自上而下的政策时，印度力推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这其实反映了中印两国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中国不是。但不同的发展策略也是历史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掌权并致力于消灭私有制，而且很快就实现了。虽然现在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但依然在为建国初期的历史遗留问题而挣扎——最近正式允许资本家加入共产党的决定备受争议。

另一方面，印度选择了更温和的社会主义制度，即费边社会主义，其目的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而只是弥补其造成的社会弊端。在这种制度下，公有制部门必须掌握经济的“制高点”，这是费边社会主义的核心。“制高点”是革命家列宁首创的概念，但却因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的运用而广为人知。然而，印式计划经济并没有阻止企业家精神在国家机器鞭长莫及的领域蓬勃发展。

中国在微观经济领域的不同发展路径，反映中印历史和意识形态差异。中国在进行外部改革方面更加大胆，但对本土私营企业却施加了大量的法律约束和监管。事实上，直到1999年，中国本土公司才获得了外国企业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便享有的宪法保护地位。根据世行下设的国际金融集团（InternationalFinance Corporation）数据，截至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有超过二十四个行业，其中包括一些最重要的和利润丰厚的经济部门——银行、电信、公路和铁路——仍然禁止本土私营公司准入。

这些限制不是为了阻止外企与本土企业竞争，而是阻止私营企业挑战国营企业。过去二十年中，中国改革臃肿、效率低下的国企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不愿意放弃对中国电信等大型国有企业的控制权。

相反，中国政府竭力保护国有企业免于竞争。在上世纪90年代，许多中国企业家尝试绕过对其企业经营活动的限制，但都以失败告终。一些人将他们的公司注册为名义上的国有企业（但所有资金的来源都为个人，而且公司也都是由个人进行管理），但当财政拮据的政府机构试图夺取其资产时，这些企业家发现自己身陷所有权纠纷。这种现象摧毁了许多前景良好的企业。

这种针对本土企业的歧视性限制已不是什么不能言说的秘密。中国社会科学院2000年发布报告指出，“由于长期存在的偏见和错误观念，私营和个体企业的政治地位低下，受到很多政策和法规的歧视。对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来说，法律、政策和市场环境是不公平且不一致的。”

**对中国私营企业的种种限制使外国投资者成为最大受益者之一。**有迹象表明，他们从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中取得了丰厚的回报：1992年，持有中国企业股权的外国投资者获得的收入仅为53亿美元，而到2003年，这一数字已经飙升至220亿美元。这些钱并不一定会离开中国，通常会在中国进行再投资。

二、商业巨子跻身民族英雄

**对脱离殖民统治且施行民主制度的印度来说，以牺牲本土公司为代价向外国投资者让渡巨额利润根本不可行。**例如，在1993年，安然公司与马哈拉施特拉邦达成协议，拟兴建一座耗资29亿美元的发电厂。然而，在围绕外国投资及其在印度发展中的作用激烈辩论数年之后，发电厂项目才最终缓缓投入建设。

**当中国政府为企业家设置障碍时，印度政府却一直为本土企业提供便利。**在过去十年中，印度不再对经济进行微操管理，自由化市场化取得很大进展。印度私有化进程进展顺利；印政府放弃对长途电话服务的垄断；关税有所削减；官僚作风有所收敛；许多行业已经对私人投资开放，包括来自海外的投资。

印度政府的这些举措使得企业家精神和自由企业蓬勃发展。《远东经济评论》的调查报告可以作为衡量其进步的标准：在2003年对亚洲龙头企业的调查中，印度的平均得分高于该区域内的其他任何国家，包括中国。该调查对来自十二个国家的2500名高管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调查，要求受访者对公司的整体领导绩效进行1级到7级的评分。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两家中国公司得分能够跻身于印度前十名。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印度公司均为完全私有，而大多数中国公司都有相当程度的国家背景。

不少印度龙头企业是真正的初创公司，尤其是印孚瑟斯，它在《远东经济评论》的调查里名列前茅。其他公司则是老牌公司的子公司。例如，桑达兰汽车是汽车零部件的主要制造商，也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主要供应商，隶属于桑达兰集团（T.V.Sundaram），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南印度商业集团。

不仅企业家精神在印度蓬勃发展，印度企业家也已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如果尼赫鲁还在世，他一定会对印度民众崇拜商界领袖而感到震惊。例如，现年56岁的印孚瑟斯创始人纳拉亚纳·穆尔蒂（NarayanaMurthy）备受人们尊敬，甚至受到与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同等的尊敬。

如果印度缺乏良好的商业基础设施，那穆尔蒂和未来的商业巨子们的成功故事将永不会发生。**民主制度、企业家精神传统以及良好的法律体系，为印度自由企业蓬勃发展奠定基础。**尽管印度法院是出了名的效率低下，但至少它们构成了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独立司法机构。尽管财产权并不绝对安全，但印度在这方面肯定比中国强得多。法治作为英国统治时期的遗产，仍是当代印度的风尚。

事实证明，这些传统和制度为印度资本市场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尽管扭曲市场的行为仍很普遍，但是股票和债券市场通常允许拥有良好前景和声誉的公司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资金。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发布的研究报告，只有52%的受访印度企业表示获取资金有困难，而在中国公司中这一比例高达80%。这表明印度企业对内部融资的依赖程度较低，只有27%的资金来自经营利润，而中国公司的这一比例则为57%。

印度的公司治理取得了重大进步，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穆尔蒂，他使印孚瑟斯成为了会计诚信的典范，并为其他公司树立了榜样。**里昂信贷银行亚洲证券部2000年对25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调查显示，印度在公司治理方面排名第六，而中国排名第十九。**投资群体的出现，加之开发银行等资本提供者自身越来越受市场力量的召唤，都增强了印度市场的效率和信用。除了提供监管框架外，印度政府还将自主权让渡给私营部门。

**相比之下，在中国，官僚仍然是守门人，他们严格控制资本分配，并严重限制私营企业上市和获取企业发展所需资金。**的确，中国政府主要利用金融市场来维持国有企业运转。这些政策阻碍了中国市场的深化和成熟发展，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市场扭曲。众所周知，中国股市总市值超过4000亿美元，但剔除政府或国有公司持有的不可交易股票后，市值将降至1500亿美元左右。此外，中国公司治理欠佳，且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这也将上述问题进一步恶化。

三、投资与海外移民群体

如果印度在微观治理方面远超中国，那么为什么这种优势没有体现在数据上？为什么中印GDP和其他指标间的差距仍然如此之大？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经济改革起步于1991年，比中国晚了十几年。**除了起步较晚，印度改革还面临国民储蓄率仅为中国一半、外国直接投资额仅为中国一成的制约。**此外，印度混乱的民主社会长期受宗教和民族矛盾影响，常常陷入四分五裂，还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存有旷日持久的争端。与之相对，中国则享受了二十年的相对稳定，能够将大部分精力投入经济建设。

**在这么多限制条件下，印度经济年增长率仅比中国低20%左右，这不得不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当然，中国的数据是否准确也有待商榷。**印度迎头赶上的速度不仅归功于其自身有效的资本配置，还得益于中国的低效率，具体表现在国有企业对资本的挥霍上。**而且，中国对资源的配置不当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中国经济达到两位数增长时，中国政府对国有部门进行了大量投资。大多数投资从商业角度看都不可行，这给银行业带来了巨额不良贷款——可能高达银行总资产的一半。发展到某一阶段后，这些贷款的资本化成本必须通过减记（这意味着储蓄者将为此买单）或由政府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来承担，而这会导致资金从其他更有生产力的用途中分流。这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

印度的银行可能不是金融诚信的典范，但它们没有犯下像中国那么严重的错误。根据管理咨询公司安永（Ernst＆ Young）最近的一项研究，截至2001年，只有约15%的印度银行资产为不良资产。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印度经济的基础更加坚实。

**当然，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现状，而在于两国的未来前景。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如何利用资源，而在这一点上，印度表现得更出色。**印度是否走上了比中国更好的发展道路？我们可能很多年都不会知道答案。然而，一些证据表明，印度自下而上的模式可能确实更为明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证据恰恰来自中国自身。

举例来说，江苏和浙江这两个沿海省份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江苏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国直接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相比之下，浙江更加注重培育本土企业家，推动经济有机发展。结果就是，在二十年前，浙江经济不及江苏，但在这二十年里，浙江的年经济增长率大约比江苏高百分之一。现在，毫无疑问浙江已比江苏富裕。

印度可能很快就能撷取两者之长：在未来几年中，印度有望获得前所未有的外国直接投资。印度也会一改之前几十年的冷淡态度，开始拥抱海外侨民。在一些圈子里，人们曾经开玩笑地说，“NRI”(印度海外侨民的首字母缩写)的意思是“无足轻重的印度人”。而现在，这一词汇又变回指称“非常住印度居民”。2003年初，在印度政府举办的印侨会议上，有许多杰出海外侨民出席。这次会议释放了印度政府对侨民态度有所改变的信号。

中国成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历史巧合——中国有着家境殷实的海外侨民群体。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一半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来自海外华人。这笔钱似乎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些来自香港、澳门和台湾数以十亿记的美元或许无意中助力中国政府延缓艰难的内部改革。例如，由于外国投资者从亏损的国有企业中收购资产，中国政府因此在私有化问题上拖延改革。

到2003年为止，印度侨民所贡献资金占流入印度的外国资金比例少于一成。但随着印度政府摆出了欢迎姿态，印度海外侨民的直接投资有可能会增加。尽管印度侨民贡献的硬资产可能无法与中国侨民相提并论，但他们拥有更多可贡献的智力资本，这将产生巨大价值。

印度侨民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中负有盛名，尤其是在硅谷。现在，印度的光明前景以及对海外侨民的态度变化，正吸引着许多旅居国外的印度工程师和科学家回国，并吸引许多外籍商人赴印投资。**在海外侨民的帮助下，中国赢得竞争，成为了世界工厂。**而印度借助其海外侨民的帮助，拥有成为世界科技实验室的潜力。

中国和印度奉行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印度总体上没有超过中国，但在某些关键领域表现更好，这使得印度可能会赶上甚至超过中国。**如果印度成功赶超中国，就将证明本土公司的创新创业对经济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中国推行的依赖外国直接投资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具有很强局限性。

本文编译自《Foreign Policy》杂志2003年7月1日文章

原标题为Can India Overtake China?

作者：Yasheng Huang,Tarun Khan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