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手记｜美国“解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_风闻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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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年代》（The Unwinding: An Inner History of the New America）原题为“解体”（unwinding），这个概念也反复出现在正文中。如何去理解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句描述用在这里似乎格外契合：“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乔治·帕克看来，美国人在六十年代之后经历的“解体”，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原本理所当然的制度、道德与规则纷纷瓦解，安定的生活被飞速变革的社会经济撕成碎片，人们失去了对曾经习以为常的一切的掌控。

这本书虽然涵盖了近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但帕克并没有野心将其写成《光荣与梦想》般的恢弘断代史。他的写作方式更多受到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伟大美国三部曲”的影响：将主要人物的人生依照时序打散，其中穿插精炼的名人小传，以及由新闻报道、广告、歌词和演讲等拼贴而成的时代记号。贯穿本书主线、获得浓墨重彩描写的，都是一些“小人物”，甚至是常规意义上的“失败者”：一个烟草农民的后代，在保守的美国南方农村为他梦想中的绿色经济摸索出路；一个锈带工厂的黑人女工，为了自己和孩子的人生艰难度日，最终成长为一名社会活动领导者；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佛罗里达当地报纸记者，在房地产市场泡沫最严重的坦帕试图追查次贷危机的根源；一个因憧憬拜登而踏入政坛的华盛顿说客，在政治理想破灭之后孤注一掷，得罪了整个华尔街之后解甲归田；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抗议者们，从兴奋展望社会运动的未来到最终一无所获地被纽约警方驱散。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人群往往被模糊为一个个典型的样本，而我们很少有机会近距离地了解这些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在帕克的笔下，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在经济震荡与社会变革的洪流中保持着坚韧的意志和行动力；但他们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对美国问题的症结有着不同的理解，也在相似的困境中走上了分叉的小径。

帕克尝试将庞杂的社会现实与时代变革映射在这些小人物的命运与选择上。在全球化浪潮与资本主义巨头的无情碾压之下，曾经安定繁荣的工厂小镇一夜之间衰颓；当华尔街与华盛顿沆瀣一气，保障银行业健康运转的法案退出历史，美国无可避免地滑向金融危机的深渊。当小人物的故事穿插起过去近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也作为时代的注脚出现：奥普拉·温弗瑞如何白手起家打造属于自己的娱乐帝国，萨姆·沃尔顿的沃尔玛如何摧毁了美国中小城镇的公共生活，纽特·金里奇如何在华盛顿塑造了影响深远的政治新生态，科林·鲍威尔如何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在一个个飞速掠过的名人身影之间，我们看到的是普通美国人的挣扎、失落与梦想，也看到自从罗斯福新政以来看似稳固繁荣的美国民主秩序，正如何一点一滴地分崩离析。

本书英文版出版于2013年，当时奥巴马总统刚开启第二个任期，虽然美国政治裂痕的加深已无法掩盖，但尚无人能预料到特朗普的崛起。2016年大选之后，特朗普的当选震惊了美国学术界与文化界，人们迫切需要找到一个答案。许多聚焦美国南方农村和锈带小镇的著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引起了关注。这其中最著名的也许是《乡下人的悲歌》，其作者万斯出身肯塔基州阿巴拉契亚地区贫穷白人家庭，后来从耶鲁法学院毕业，成为硅谷大亨彼得·蒂尔的合伙人，如今却被视为锈带工人阶级的代言人。此外，许多更专业严谨的社会学者和媒体人也采纳了某种程度上类似的视角，用同情的笔触描述底层白人的挣扎和失望，以此解释他们看似悖论的右转。例如，著名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出版了《故土的陌生人：美国右翼的愤怒与哀痛》，通过采访路易斯安那的底层白人，试图理解他们为何对少数族裔、移民和精英左派满腔愤怒。另一位老牌社会学家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的《被抛下的人：美国农村的衰落与愤怒》，描述了农村居民在飞速变革的时代中如何感到自己被联邦政府遗忘、抛弃和牺牲。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系学术新星凯瑟琳·克莱默（Kathy Cramer）的《憎恨的政治》，则进一步试图用城乡身份的二元对立来解释重要摇摆州威斯康星的政治极化。如果说美国农村与小镇曾经被主流舆论所漠视，那么近年来它们几乎从未逃出聚光灯的范围；许多读者甚至已经厌倦了“底层白人实在惨”的论调，因为它其实逃避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和上层共和党人对特朗普闭着眼睛投票的现实。

本书虽然同样有很大篇幅描述北卡罗来纳烟草农场和俄亥俄州钢铁小镇的主人公，但其视角与这些作品是不同的。某种程度上，帕克笔下的人物呈现出更为多元的面貌。主角之一迪恩·普莱斯十分符合人们想象中特朗普支持者的模样——生活在南部乡村，教育水平不高，家族曾经营烟草农场，父亲是一名牧师；然而，曾是里根支持者的迪恩，却成长为一个醉心于替代能源、厌恶大型石油公司、投票给奥巴马的选民。另一位主角塔米·托马斯是杨斯敦钢铁厂失业潮的受害者，但她是一名底层黑人，得到左翼社会组织的帮助，自己也成长为一名社区领袖。面对底层，帕克在关注境遇与系统性失败的同时，也更关注笔下主人公的能动性。尽管整体基调是灰暗的，但每个主人公在自己故事的尾声似乎都看到了一线光明：迪恩在破产后开启了新的商业模式，塔米在奥巴马连任后对社区运动产生了新的信心。

帕克选择的保守主义者面孔，则包括标榜自由意志主义的硅谷大亨、声称捍卫自由的中产阶级茶党活动家和出身富裕的右翼网站创始人。也许因为帕克当时尚不必面对“特朗普为何能上台”的困惑，无需寻求一个标新立异的答案，他的选择其实更符合主流共和党选民的图谱。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将视线从底层白人身上短暂移开，将会发现这些中上层右翼仍是特朗普当选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彼得·蒂尔是整个硅谷最著名的特朗普盟友，茶党成员后来大部分成为热情的特朗普支持者，假新闻横飞的布莱巴特新闻网更直接为特朗普的当选助了一臂之力。

可以说，帕克是有预见性的。以一种悲观乃至迷惘的笔触，他一早指出了美国的政治体系如何失效、经济体系如何加剧不平等、社会精英如何攫取资源和权力、公共生活如何极化失序。系统并不崩溃于某一特定时刻：加利福尼亚大幅降低并限制地产税的那一刻，杨斯敦的钢铁工厂关门大吉的那一刻，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退出历史的那一刻，坦帕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终于破灭的那一刻……它们只是在这个庞然巨物上敲出一道道裂纹，直至大厦倾颓，蝼蚁无处可逃，而那早已僵死的巨兽仍然屹立在一地废墟之中。帕克特别批评了美国政府对金融监管的步步退让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妥协：本应承担重大责任的银行家们全身而退，而身处中间与底层的普通民众承担了重大打击，许多人从此一蹶不振，也更因此心生怨恨。尽管特朗普的上台标志着政府机构彻底丧失权威和公信力，但失败的种子在更早之前就已埋下。过去一年里，美国政府与社会对新冠病毒的应对方式进一步与书中描述形成互文：无论政治立场，富人、名人和当权者总有办法第一时间获得测试，他们可以舒适地呆在家中，无需面对经济衰退与病毒肆虐带来的直接威胁；与此同时，少数族裔和底层民众却不得不面对必须出门上班的健康风险、高涨的失业率、昂贵的医疗系统以及总统本人散布的仇恨言论和虚假消息。事实上，在今年的《大西洋》专栏中，帕克已将美国称为一个“失败国家”（Failed State）。

当然，这不是一本完美的作品。它提出了太多问题，却并未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它注入了丰富的情感，因此似乎少了几分客观。对于全球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它的笔触偏向消极；对于美国社会运动与公共生活近年来的发展，它的语调也过于悲观。社区经济自给自足的内循环是否真的能够解决全球化浪潮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问题？替代能源是否真的能成为打击石油巨头的银色子弹？社区组织究竟能否促成自下而上的变革？本书并没有给出判断。尽管书中一些重要角色是少数族裔，但对于美国社会最根本的矛盾之一——种族问题，本书的描写也较为浮光掠影。在杨斯敦，阶级身份是否超越了种族身份，形成了新的团结？我们不得而知。书中对于“解体”带来的困惑与惶恐，很大程度上仍是从白人中产阶级立场出发；毕竟，没有哪个少数族裔会怀念六十年代之前的美国。对于草根社会运动，帕克的视角似乎是同情和悲悯的，也难免带有一种（已经在尽量控制的）精英主义自上而下的审视。但事实上，华尔街并非占领运动的起始，也并非占领运动的终结；占领华尔街的影响并未终止于布隆伯格下令清场的那个夜晚，它的精神遗产仍在塑造着今时今日的美国社会运动。对于这些复杂的脉络，帕克也许是为了统一全书基调而主动做了减法，但这不可避免地会令一部分读者产生不必要的幻灭感。

因此，这并不是一本旨在解答困惑的社会科学著作，而更像是一部白描画卷；作者在其中较为克制地埋下了他的观点，但读者自然可以有各自的解读。作为译者，我希望本书能够帮助读者一瞥美国社会过去半个世纪的变迁，进而激发大家进一步阅读相关领域其他作品的兴趣；这也许能够成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美国政治与社会问题的第一步。而此时此刻，我更关心书中人物的命运：当拜登在多年浮沉之后终于赢得总统大选，康诺顿心中是否还对他怀有期待？当美国经济在新冠疫情中大受打击，迪恩依靠校车和餐厅的生物柴油生意模式能否看到明天？特朗普在任期间与下台之后，塔米带领的社区运动能否带来她梦想中“真正的改变”？——而他们所有人，在疫情中是否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