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甘地与格蕾塔_风闻

朱熹生前，一定想不到自己的学说会在后世长达七百年的时间里禁锢整个中国思想界，让中国掉在一个大坑里。

朱熹自幼就很有读书的天分，19岁中了进士，活得又够长，享年70岁，在人均寿命30多岁的当时可谓高寿，一生经历了四个南宋皇帝。但朱熹中了进士之后的大半辈子，当官的日子也就十来年，他真正做了一辈子的工作是搞教育，创办书院，著书立说。

话说书院这玩意儿虽然唐代就有了，但最为兴盛的却是在宋代有了程朱理学之后，那会儿天下闻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嵩阳书院，都能跟朱熹扯上关系——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书院都曾经作为学术机构传播过理学的思想。

书院的兴盛绝非偶然，自唐代开始，统治阶级不再独尊儒术，佛、道思想盛行，在民间颇为活跃，比方说苏轼虽说是儒生，却深受北宋的禅宗影响。儒家学说在生存压力之下不得不寻求创新和改革，朱熹就是最重要的那个改革者。朱熹早年对佛教还是挺有兴趣的，后来碰到了程颐的徒孙李侗之后，坚定了对儒学的信仰，从此成为了“佛教一生黑”，将佛教视为异端。从他立志复兴儒学的立场上来看，这本来无可厚非，然而事实上他却偷偷将佛学中的一元论哲学和道家的无为思想编织吸取到了他精心构造的新儒学体系中，弥补了儒学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缺陷，使得儒学在和佛道的竞争中站稳了脚跟。

另一方面，朱熹对书院的重视对儒家学说的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个人觉得书院算是一种学术教育研讨机构，多多少少带有佛教僧团制度的影子，佛教靠的就是僧团的代代相传才得以长盛不衰，而书院则确保了儒家学说和思想的传承发展。正是从朱熹开始，儒学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宗教化”。而且宋元明三朝的书院有讲学自由，思想风气相对开放，时常针砭时弊，直到明末东林书院闹出东林党争，魏忠贤唆使明熹宗烧毁天下书院，这才导致了书院的没落。

然而朱熹一生中的最后几年，他学说的存亡却是岌岌可危。当时他以65岁的高龄进宫给皇帝讲课，只讲了46天就被赶了出来。因为朱熹对皇帝有很高的道德要求，皇帝当然不喜欢有个糟老头子每天叽叽歪歪教他怎么做人。程朱理学由于不怎么受官方待见，后来还在“庆元党禁”的政治迫害中被贬为“伪学”——凡是学朱熹这套歪理邪说的，一律不许做官。这可是个致命打击，一时间他的学生不是被流放，就是被关进大牢。几年后朱熹去世，死后才被平反、追封。

朱熹真正被封圣，将其与孔子并列称为“朱子”，其实是他死了一百多年之后的元朝和明朝，一方面是书院体系培养出来的大批“门徒”，思想得到持续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他的“四书集注”被采纳为了官方标准思想，想要考取功名，就要先读“朱子”。

朱熹后来遭千夫所指，也正是因为他被捧上了神坛（想想我们学马哲的时候有多么痛恨马克思）。他被物化成一根儒家道德的标杆，用来凝聚并控制人心；他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有自己观点想法的人——程朱可能只是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到了后世的道学先生那里却会僵化成“就算饿死也不可失节”的教条；他甚至被一些人看作从宋代开始中国的衰落的罪魁祸首——尽管他早就死了。

我写这一段并不是为了讨论朱熹学说的是非对错，只是先简单介绍一下他被捧上神坛的背景。

甘地生前，一定想不到自己“非暴力”（Ahimsa）、“自力更生”（Swaraj）等主张会让印度掉在一个大坑里。

1948年1月30号那天，甘地在德里参加一场晚祷会，抵达会场走向祈祷台时，一位名叫南度蓝姆·高德西（Nathuram Vinayak Godse）的青年在现场真心地祝福了甘地，恭敬地向他鞠躬，然后拔出手枪在近距离对着甘地的胸口连开三枪。甘地喃喃地说了最后的遗言：“He Ram！”（哦，罗摩神！）同时用手触碰额头表示为凶手祝福，随即倒在血泊中。

这种凶手与受害者相互祝福的魔幻场景，恐怕只可能出现在印度。

高德西出生在一个印度教婆罗门家庭，是一名虔诚的印度教徒。他其实是一个跟甘地有着非常相似理念的人——两人都是十分坚定的右翼印度民族主义者，主张在印度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两人都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在禁欲主义等生活准则方面高度相似。

高德西跟甘地的分歧，是在关于“暴力”这个问题上。高德西认为，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Bhagavad Gītā）证明了印度教对合法暴力的支持。《薄伽梵歌》是史诗《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最重要的一部分，般度五子之一的阿周那（Arjuna，印度的阿琼主战坦克即以他命名）在俱卢之战前非常纠结和困惑，因为他看到许多亲朋好友都在敌对阵营里，对战争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当时化身为他车夫的黑天（Krishna，即奎师那）就劝导阿周那：战场只杀死肉体，杀不死灵魂，与敌人战斗是刹帝利（战士阶级）与生俱来的责任，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信仰。

黑天教化阿周那

而甘地则认为，从根本的出发点上，对战争暴行的反思才是《薄伽梵歌》的主旨，一切形式的暴力都应该被禁止，暴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这一信念的支持下，面对印巴分治的问题时，甘地在分裂和内战这两个选项之间选择了分裂——这就好比在“宁死不屈”和“宁屈不死”之间选择了委曲求全。当时很多印度教精英并不认同甘地的选择，尼赫鲁只好忽悠他们说，分治只是权宜之计啦，巴基斯坦早晚要回到印度大家庭！掉在这个坑里只是暂时的啦，我们大印度很快就会爬出来……

但尼赫鲁忽悠不了所有人，在高德西等一些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眼里，甘地必须死。高德西从未后悔自己的行为——

“甘地没有负起他作为国父的责任。他证明了自己是巴基斯坦人之父。鉴于此，作为一个对祖国母亲尽心尽责的儿子，当我认识到这位所谓的民族之父是如何指挥国家一步步走向解体时，我相信自己必须终止他的生命。”

其实高德西与甘地并没有个人恩怨，相反他还十分崇敬作为宗教圣人的甘地；他痛恨的是那个作为民族罪人的甘地，所以他必须为了印度整个国家的未来杀死甘地。高德西完成刺杀后，立马就大声呼唤警察来逮捕自己。更魔幻的是，刺杀案在审理过程中，现场观众都被高德西自我牺牲的民族主义精神深深感动，甚至连甘地的两个儿子都为高德西求情，当时的法官科斯拉（Gopal Khosla）后来表示：“如果让这些观众组成陪审团，并负责对高德西的上诉作出裁决的话，他们将以压倒性的多数票判决被告无罪。”

但高德西还是被处死了，因为尼赫鲁认为他必须死。如果高德西不死，那就证明甘地和尼赫鲁他们错了，会动摇整个国家对甘地的信仰。高德西杀死了甘地，更加增添了甘地的传奇色彩；尼赫鲁杀死了高德西，却也使高德西成为了印度民族主义右翼势力的英雄，一些人把他当做“真正的爱国者、真正的印度人”，甚至还给他修了庙。

供奉高德西的神庙 

高德西的骨灰被保存了下来，按照他遗愿，将等到印度重新统一南亚次大陆之时，再撒入恒河。

可甘地铸成的错，哪儿是这么容易救赎的。“非暴力”的思想导致了印度的分裂，使其在地缘上处于极其不利的位置，本来只需要“短痛”或许就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变成了几代人的长痛，印巴分治本身也造成了至少50万人死亡和1200万人无家可归。七十多年过去，高德西骨灰撒入恒河的希望似乎变得越来越渺茫。

然而，甘地对印度犯的罪还不止这一个。

“理学”是一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朱熹的一生致力于发现和追求真理，他认为理是世界万物的起源，所以万物皆有“理”。他探究真理的方法叫做“格物致知”——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来达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

甘地的一生也致力于发现和追求真理，梵语中的真理即为佛教中“谛”——Satya。朱熹通过格物致知，甘地通过格“经”致知——格的是《奥义书》（Upanishads）等宗教经典。甘地也认为万物皆有“理”，神即真理（God is Turth），真理即神（Turth is God），不信神的人则无缘于真理。尼采才宣布“上帝已死”（Gott ist tot）——神不再是生命的意义或道德的准则，人类终于从宗教道德中解放了出来；甘地却不依不饶开倒车，要让神作为真理和道德的形式死而复生。

甘地手迹：神即真理，通过非暴力才能抵达真理

这一套很管用，因为印度教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大家一听原来我们印度教早就掌握了宇宙真理，自然趋之若鹜。甘地进而创造了一个词叫做Satyagraha，即坚持真理，用这个口号来鼓励大家执行“非暴力”，认为只有“非暴力”才能找得到真理（…that without ahimsa it is not possible to seek and find Truth）。

怎么通过“非暴力”来寻找真理呢？二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甘地说假如他是犹太人的话，他就开开心心引颈就戮，自愿接受这种苦难可以带来内心的力量和欢乐，反正这样做的处境也不会比现在更糟。（He or they cannot be worse off than now. And suffering voluntarily undergone will bring them an inner strength and joy.）因此，假如犹太人都能够在思想上为自愿受苦做好准备，那就算是大屠杀也能变成感恩和快乐的一天。（If the Jewish mind could be prepared for voluntary suffering, even the massacre I have imagined could be turned into a day of thanksgiving and joy.）

所以“非暴力”思想的核心就是，只有消灭了恐惧苦难这种“人欲”，才能趋近“宇宙真理”——这不就是印度教版本的“存天理灭人欲”嘛！

甘地根据《奥义书》总结出了一些可以让人趋近真理的行为准则，除了非暴力之外，还包括诚实、不偷不抢、劳动、节欲、禁酒、虔诚……然而其中有一条跟别的有些有些格格不入——Swadeshi，swa意为自我，desh意为国家，即印度的国家独立。然而这个Swadeshi运动结合“非暴力”的主张，在具体实践的时候被解释成了避免外国产品，只使用印度制造（to avoid foreign goods and use only Indian-made products）。根据前后逻辑推理可得——作为印度人你只要不用外国产品，你就是在追求宇宙真理。

抵制外国货=支持印度=忠于印度=忠于印度教=追求真理——嗯，逻辑自洽没毛病。

当初的Swadeshi运动有其历史背景，为的是通过“非暴力不合作”赶走英国殖民者；近年来在莫迪的领导下，又开始通过宣传把印度制造等同于爱国，为的是改善印度的产业结构，增加制造业的比例。这些主张背后都有其政治和经济诉求，然而甘地却是发自心底地相信，印度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是由于现代文明发展造成的，只要退回到原始农业社会，这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他不仅要抵制外国产品，更是抵制整个西方文明。

“自力更生”的死灰复燃

除了Swadeshi之外，当时还有一个主张叫Swaraj，直译过来是“自治”。

甘地在1909年写了一本书《印度自治》（Hind Swaraj），在当时的印度是一本禁书，其核心思想就是对西方现代工业化文明的批判。甘地认为，现代文明用机器生产的方式积累了太多财富，这完全有悖于克制、节俭的宗教传统，会让人变得更加贪婪，处于一种半疯癫的状态；铁路极高地提高了出行效率，使得坏人做坏事的效率也变高了，而且由于那些宗教圣地都变得太容易到达，会削弱人们对圣地的崇拜感与神秘感；人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自己的疏忽和放纵，医院会让人更加缺乏对自己身体的关怀，令人道德堕落；而且医生每年杀害无数的实验动物，甚至进行活体解剖，这显然是无比邪恶的行为……总之西方文明乃是万恶之源。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当年印度独立和自治的诉求，基于的是这样一些理论，是不是比较能够理解印度的奇葩了？

甘地的Swaraj理念我在《甘地的诅咒——谈谈印度退出RCEP背后的“印度梦”》一文中提过，Swaraj并非简单的自治，而是甘地设想的一种理想化的社会机制，自我管理、自我统治、自我约束、自我服务、自给自足，自我提供经济保障，摆脱一切束缚，甚至无国家无政府，最终让所有人解脱。Swaraj本质上是个乌托邦，但甘地对其深信不疑，他的这种信念是哪儿来的呢？——印度神话《罗摩衍那》（Rāmāyaṇa）。

甘地后期为了让底层民众更容易接受这类政治理念，给Swaraj套用了一个印度教徒都很熟悉的词——罗摩盛世（Ramaraj），这个词相当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尧舜之治，代表最完美最理想的社会形态。甘地表示只要实现Swaraj，“神的人间王国”——罗摩盛世就会到来。

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在印度是家喻户晓的，相当于我们的四大名著。《摩诃婆罗多》有点像《荷马史诗》，实在是啃不动；《罗摩衍那》则要通俗得多，我从头到尾看完过。

Rāmāyaṇa的意思是“罗摩的历险故事”，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愣是看出了《少年罗摩的奇幻漂流》，童话故事背后是黑暗残酷的真相。

我先来讲一下童话版的《罗摩衍那》的梗概：

根据吠陀体系的推算，公元前87万多年前，阿逾陀（Ayodhya，现在的阿约提亚，印度教圣地，前阵子莫迪还在那里奠基修庙）国王有三个妻子和四个儿子，他本想传位给长子罗摩，他的妃子要求他传位自己的儿子婆罗多（Bharata），并将罗摩流放森林14年。由于妃子曾对国王有救命之恩，国王不得不答应。罗摩欣然接受安排，罗摩的弟弟拉克什曼（Lakshmana）也主动要求跟着他一起流亡。继位的婆罗多觉得自己德不配位，跑到森林里找罗摩，要请他回来做国王。罗摩表示一定要完成父王的承诺，绝不能背弃誓言，婆罗多只能伤心地带着罗摩的鞋子回去，宣布自己只是暂时摄政，如果14年后罗摩不回来做国王，他自己就自杀。

当时有个十头魔王叫罗波那（Ravana），诱拐走了罗摩的妻子悉多（Sita）。罗摩在寻找悉多的过程中帮助了猴国国王须羯哩婆（Surgriva），于是猴王须羯哩婆派哈努曼（Hanuman）寻找悉多，结果在斯里兰卡罗波那的皇宫里找到了。罗波那拒绝归还悉多，于是罗摩和猴子们一起攻打了魔王的国家。那些妖魔鬼怪发现罗摩是毗湿奴的化身，争先恐后让他杀死自己，以求得救赎。罗摩最后夺回了妻子，十四年之约期满之际，回到了故国接受了王位。从此整个王国的人民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史称——罗摩盛世。

罗摩与猴子们大战罗波那

楞伽城（斯里兰卡）大战据说是“大闹天宫”的原型

《罗摩衍那》中的逻辑混乱肉麻情节实在太多，我一边读一边起鸡皮疙瘩，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读一下。然而我通过这个童话故事，解读出来另一个故事：

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在印度北部阿逾陀这个地方有个雅利安人王国，国王死后王子们为了争夺王位手足相残，最后王位被婆罗多夺取，罗摩跟他弟弟由于害怕被迫害一起逃出了王都。之后他们获得了印度南部达罗毗荼人部落的帮助——也或许南部达罗毗荼人部落正在与斯里兰卡岛上的原始部落交战，他们刚好卷入其中。总之，在十几年的流亡过程中，罗摩招兵买马攻城掠地，甚至渡海远征斯里兰卡（也可能当时海平面较低，斯里兰卡与印度次大陆有路桥连接）。罗摩在壮大了自己的实力之后，杀回故国阿逾陀，成功逆袭夺回了王位。

在当时白皮肤的雅利安人眼里，南亚黑皮肤的达罗毗荼土著可不就是猴子、妖魔嘛？这种为了争权夺位祸起萧墙的事儿在中国从来史不绝书，我们中国人一看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儿。就好像曹丕自己经历了禅让之后，恍然大悟地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我可算是知道尧舜禹那时候的禅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了！再加上有《竹书纪年》之类的各种史料侧面佐证，正常现代中国人应该都不会相信真有什么“尧舜之治”吧？

当地土著显然在传说中被歪曲成了猴子

可身为印度人的甘地不知道啊，**印度人不修史，无史为鉴，不知兴替，天真无邪地把童话当史实，**这就好像咱们拿着《山海经》、《封神榜》、《西游记》当做正史来读。甘地之所以思想境界高、但思想水平低，根本原因在于他对《奥义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中的连篇鬼话深信不疑，这些个宗教经典乃是甘地“探究真理”的源泉，他梦想中的罗摩盛世在书中也有描述：

“人们都按照自己的种姓和阶级生活，一切事情无不依照圣洁的经典《吠陀》。

男男女女都虔诚地信奉罗摩，无论何人都有权利得到解脱。所有人都虔信宗教，没有人妄自尊大，男女老少都品德高尚，见不到奸诈狡猾。”

——《罗摩功行录》（Ramcharitmanas）

印度真正的有识之士，是看不大上甘地的，甘地生前好友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印度的宪法之父阿姆倍伽尔博士（B.R. Ambedkar）都不赞同甘地的理念，巴基斯坦国父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更是直截了当指出，甘地领导的印度国民大会**（国大党的前身）**就是一个法西斯党。

甘地与真纳在后期每次见面都很尴尬

我认识一些比较有学识的印度朋友，也都不待见甘地。我有一次埋汰甘地，说甘地害了印度，就你们印度人还把他当神供着。我的印度基友立马反驳，说不是所有的印度人，他一直觉得甘地误国，应该让英国人继续殖民才好。还有一次我坐飞机碰到边上是个印度历史学家，他跟我说印巴分治是甘地、尼赫鲁、真纳等人的自私导致的。

然而由于甘地的思想借用了大量传统宗教中的理念，颇受底层愚夫愚妇的认同，他们根本不会去思考甘地的对错，只是“甘地”这个名字就足以让他们无条件接受甘地的一切主张。把朱熹捧上神坛的是统治阶级，他们需要造一个神来对老百姓进行精神控制；把甘地捧上神坛的却是底层老百姓，甘地这样一个图腾符合底层老百姓的精神需求，他们本来就已经被宗教精神控制了几千年，而甘地把古老的宗教结合现代政治重新诠释了一遍，对种姓制度、重男轻女等一些不合时宜的传统进行了修补，赋予印度教古老传统在新时代的合理性。

甘地的一大忠实信徒莫过于他指定的接班人尼赫鲁，印度独立后搞的社会主义经济路线便是尼赫鲁的选择。尼赫鲁对于经济有着非常独特的观点和崇高的情操，他说过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话——

“永远不要和我谈论利润，这是一个肮脏的词。”（Never talk to me about profit, Jeh, it is a dirty word.）

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领导人搞经济会是何等的灾难。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印度虽然有塔塔（Ratan Naval Tata）这样的资本家，却受到政府极为严密的监管，连支付多少薪水给员工都需要政府许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也曾尝试过经济上的“自力更生”，用本地产品替代进口，最后以失败告终，导致印度经济增长率远低于亚洲其他地区。

中国在解放后也走过很多弯路，也曾经仇恨逐利的地主和资本家，但我们国家是自上而下的，只要上层重新调整好方向，就能够把整个社会扳回正轨；可印度这个国家却是自下而上的，政府制定政策必须以大多数民意为基础，假如说民意基础本身只有甘地这种水平，只能将错就错。甘地主义恰恰代表了现代印度最早的民粹思想，因此能够得到广泛的支持。而民粹这个东西，就像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容易关起来难。

如今的印度已经放弃了甘地乡村浪漫主义的小农经济，选择了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道路；也放弃了“非暴力”的做法，力图成为一个军事强国。但甘地的大部分政治思想还是被继承了下来，这些继承体现在印度长期以来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如今民粹主义的印度人民党的崛起。

甘地的思想如果搁在别的国家，肯定要翻车，但在印度却和当地老百姓的日常观念十分契合，可谓如鱼得水。

比方说印度人民做起事情来消极随意的态度，干啥都不上心，你让印度人一丝不苟做事简直太难，偶尔碰到一个做事认真的印度人我会感到如获至宝。后来发现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消极态度，是因为他们觉得不管发生啥事儿，都有神扛着——结果好那是神的旨意，自己努力与否都不重要；结果不好也是神的旨意，自己努力与否都没有用。正是有着这种观念的国家，“非暴力不抵抗”的主张才会有市场。就好像前文我提到的，甘地劝犹太人不如开开心心受死——这可是神的旨意啊！

再比如，相当一部分印度的底层人民生活和工作没什么上进心，还要为物质的匮乏找种种借口。我就听到过这样的论调：吃不饱饭的人，他们不觉得应该努力想办法吃饱，而是非要说**“吃不饱才觉得食物好吃，吃太饱就不好吃了”**，这种阿Q精神就跟甘地批判“火车让人们太容易抵达圣地从而失去虔诚”是一样的思路。

解铃还须系铃人。朱熹是统治阶级捧上去的，因此把朱熹拉下神坛，从封建礼教思想禁锢的坑里爬出来，也只需要统治阶级的一句话；但想要把甘地拉下神坛，却基本不可能，因为崇拜甘地的不仅仅是印度人民，还包括整个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为什么如此崇拜甘地呢？一方面，甘地在道德品质上无可挑剔，他对印度传统禁欲主义的实践是如此深刻，我再怎么不喜欢他也无法否认他的无私和高尚。当然，高尚和愚蠢有时候很难界定，高尚的行为看起来会很愚蠢，愚蠢的行为看起来或许也会很高尚。

另一方面，甘地站在印度传统文化的角度对西方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只要假以时日，西方文明将会自我毁灭。（ “Western civilization is such that one has only to be patientand it will be self-destroyed."）

尽管甘地在他的那个时代、以他的宗教文化背景，对西方文明的认知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很多关于西方文明的认识如今看来也都很可笑，但我绝不敢言之凿凿、确定无疑地反驳说：我们的现代文明一定不会自我毁灭。人类的愚蠢常常都被低估。

爱因斯坦曾经这样评价甘地：

圣雄甘地一生的成就在政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他为受压迫的国家发明了一种全新的、人道的解放和斗争之道，并且用自己毕生的精力来实践和验证。他关于人类文明的清醒思考带来的深远道德影响，可能会远超我们这个时代的野蛮暴力……后世子孙可能难以想象，地球上竟然行走过这样一具血肉之躯（Generations to come will scarce believe that such a one as thiswalked the earth in flesh and blood.）。

爱因斯坦是站在那个时代科技最前沿的人之一，核能的应用便是基于他的相对论。正因为走得太超前，爱因斯坦、奥本海默这些人无从得知他们释放出来的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自己的发明和发现究竟是造福是祸害。奥本海默目睹核爆时所想到的诗句正是来自于印度教的《薄伽梵歌》——“若论大我光辉，唯有千日同升，齐照耀于太空，方可与之类同。”

1965年他回忆道：

我们知道世界自此就不再一样了。有的人笑，有的人哭，但大部分人沉默无言。我想起了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当中毗湿奴在劝说阿周那王子要做自己的本分，为了打动他，毗湿奴变为千手化身，说道：“我现在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I am become Death, the destroyer of worlds.）我想，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是这样想的。

甘地关于西方文明的观点虽然比较极端，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却是非常超前的，其意义不亚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些来自于古老文明的哲学与智慧，对爱因斯坦等人宛如当头棒喝，让他们得以警惕技术的应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突然之间掌握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当时人们显然还不是很懂得如何驾驭这些力量，产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伦理危机。即便到了今时今日，这些危机依然未能解除，甚至还有更为现实的环境气候危机。

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罢课的时候，一定想不到自己居然会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当然，我个人觉得诺贝尔和平奖这种政治奖项，根本不应该存在）

格蕾塔第一次听说全球变暖的时候只有8岁，她在震惊和焦虑之余，对于人们的不作为感到非常沮丧，11岁那年她拒绝说话和吃东西，两个月内瘦了10公斤。她家里人带她去看病，诊断出她同时患有多种心理疾病——阿斯伯格综合症、强迫症和选择性缄默症。

阿斯伯格综合症是一种什么病呢？简单概括大致就是社交困难、缺乏同理心、兴趣狭隘、自我局限，以及会不断重复特定的行为。

西方文化鼓励教育的背景下，哪怕你有唐氏综合症，老师和家长也只会称赞你是“独一无二的”、“上帝创造的”。所以格蕾塔不觉得自己的心理疾病有什么问题，她认为自己的阿斯伯格综合症非但不是病，而且还是自己与众不同的“超能力”（Superpower）；至于自己的选择性缄默症，则意味着她“只在必要的时候说话”（I only speak when I think it’s necessary），所以凡是她讲的话都很有“分量”。

自从知道了全球气候正在不断暖化之后，格蕾塔认为**如果这个世界不做些什么，就是在“窃取她的未来”，假如没有未来，现在上学还有啥意义呢？**因此2018年，感觉自己生活在全球气候危机中的格蕾塔开始了罢课和公开演说。

后来的事儿大家都知道，这个有心理疾病的“瑞典环保少女”成了公众人物，获得了一大堆的各种“荣誉”，被一些人捧上了“神坛”。

格蕾塔的逻辑、行为以及受到的关注其实与甘地惊人地相似：甘地和格蕾塔的主张都想要中止甚至逆转现代化的进程，甘地认为火车是坏东西，格蕾塔认为飞机是坏东西；甘地认为印度正在被现代文明瓦解，并且不止是印度，整个世界处于现代文明带来的危机之中，格蕾塔也认为世界正在人类的短视走向毁灭；从引人关注的手段上来讲，两者都很懂得搞一些博眼球的作秀，格蕾塔的“为气候罢课”对标甘地的“消极抵抗”和绝食抗争，**格蕾塔的“飞行耻辱”（Flight Shame）、乘帆船横渡大西洋对标甘地的“食盐长征”（Salt March**）……

School Strike for Climat，为气候罢课

甘地的“食盐长征”

我觉得从一方面来讲，格蕾塔的出发点和造成的影响确实是正面的，无论她是否心理有问题或是被人利用，也无论她的私德如何，都不可否认她的行为使得全球气候问题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但从另一方面讲，她就跟甘地一样，试图用一种高度理想化的逻辑来解决现实问题。

举例来说：疫情爆发的时候，全国人民在家里呆一个月哪儿都不许去，然后疫情就会得到控制，这就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逻辑；现实问题是你得解决这么多闲人吃喝拉撒的后勤保障问题，而且还得有办法保证他们乖乖待在家里不到处乱跑。

解决全球气候问题跟疫情防控是一样的：全世界所有人都别吃肉别坐飞机别开车，最好是停止一切工业活动，那样的话全球暖化就能得到控制；现实问题则是——要怎么做呢？这可能吗？更棘手的问题在于——疫情防控只要自己国家内部严防死守很快就能收到成效，全球气候问题上却是越自觉的人/组织/国家损失越大、牺牲越大。

所有对格蕾塔的回应中，我觉得普京是最有智慧、最为中肯的。首先他相信格蕾塔是一个真诚而动机单纯的女孩，但世上的事却并非那么简单——第三世界还有数十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用不起洁净能源，他们的国家也建设不起洁净能源，甚至对一些人来说能用上高污染但低成本的能源都是有些奢侈的发展目标。普金发出质问——

“当这些人也要求享有瑞典那样的生活水平时，请问你要如何回答他们？抱歉，请你们为环保继续贫困下去？我倒想看看谁愿意去他们面前说这话。”

朱熹、甘地、格蕾塔是三个来自不同时空的理想主义者——

朱熹的理想是按照“三纲五常”的儒家秩序建立一个“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社会；

甘地的理想是按照传统印度教道德准则建立一个“非暴力”、自力更生、存在阶级但人人平等的独立印度；

格蕾塔的理想是全世界人民齐心协力放弃现代文明的便利生活来阻止全球气候的暖化。

正因为世界总有黑暗，人们才会向往光明。理想主义者就像黑暗中的一丝光芒，人们崇拜他们，将他们捧上神坛，可这丝光芒却未必能把人指引往正确的方向。

因为理想主义者往往容易极端化，任何事情一旦极端化看待就会导致难以执行。世界上大多数解决问题的方案都是妥协的产物，而极端化的人常常对任何妥协都看不顺眼。

这些极端化的理想主义者在古代一般都是书生，中国人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故曰“书生误国”、“百无一用是书生”；如今他们则被称为“白左”、“圣母”，他们大都天真单纯，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动不动就“何不食肉糜”，理想化地看待许多社会问题及世界的意义……殊不知世间的许多事并不是提出个理想就能解决的。

从程朱圣人，到印度圣雄，再到环保“圣母”——但凡看到“圣X”，警惕一些总没错。

网名随水，纪实摄影师，专注印度社会文化、喜马拉雅传统文化等主题。自2012年起深入印度社会拍摄专题，驻地印度田野调查。2018年迎娶拉达克姑娘为妻，目前定居南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