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达悲欣交集的一生，藏着香港鲜为人知的隐痛_风闻

大逃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捍卫中国北大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支援北朝鲜。一年后，在美国的鼓动下，联合国宣布向中国实施禁运 。因大陆一直是香港最重要的贸易方，受禁运影响，香港不能再作为大陆的转口港，许多物资也需要自给自足。

香港经济遭受重创。

适逢新中国初立，大量人口以每月十万人的速度逃往香港。这些人中，有上海、天津的资本家，有南京、广州的达官贵人，有躲避土地改革、清匪反霸的地主豪绅……一些著名的资本大亨，如唐炳源、王云程、荣氏兄弟、邱德根等，就是在这个时期从内地逃到香港的。但这些人里，更多的是躲避战火的老百姓和国民党败兵。为了养家糊口，这些新加入的“北人”，只得充当廉价劳动力。

1952年，随着朝鲜战争开始收尾，位于罗湖桥的香港和内地边境开始收紧。但仍有大量人口想方设法南下香港。著名小说家张爱玲，就是在这一时间置身烈日下走过罗湖桥，来到香港，供职于美国新闻署的驻港办事机构。

随后数年，无数享誉当下的名流和文人都跟随张爱玲的步伐，前往香港。比如后来的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倪匡，原本是内地一名公安，因一些原因，他从1956年5月中旬开始，从东北一路南下，通过骑马、搭火车、乘船，最后又走了三个多月路到达广州，期间多次靠吃老鼠、蚂蚁、棉花充饥，然后再经澳门，于1957年7月成功偷渡到香港。

整个50年代，香港不间断地涌进了大批逃港者。到1950年代中期，香港人口激增至220万；直至1956年，香港成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

而这股逃港潮，整整持续了近30年，被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史称“大逃港”。

1958年，七岁的吴孟达跟着家人，成为第一波“大逃港”中的一员。 同年，邵逸夫返回香港，与邵仁枚成立“邵氏电影公司”，他们手里的王牌导演，叫李翰祥。



黄金时代

具有一定资本的工业家，加上大量廉价劳动力。首批“大逃港”反而促进了香港工业的迅速发展，经济水平遥遥领先大陆。

1960年，广东宝安县一个农民一天平均收入大约0.7元，而香港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是宝安县的近十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意思是花8分钱邮票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于是，宝安县一地，在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又出现了三次大规模逃港潮。这近20年的岁月跨度，正是香港的黄金时代。

1960年代是香港经济转折点。

60年代初，香港人均GDP只有阿根廷的一半，连委内瑞拉都是香港的三倍。但跟正遭遇自然灾害的内陆相比，香港仍是多数人憧憬的天堂。当时，香港每天仍有近4000人想以难民身份留港。面对汹涌而来的人群，港英政府采取了强制遣返措施。

港英政府调集了数千军警，进行拉网式搜捕。但同时，约有10万香港市民来到逃港者躲避的小山，为逃港者带去食品和水。不仅如此，香港市民还有组织地帮逃港者潜入市区，并为他们提供栖身之所。

在香港市民的帮助下，大量逃港者得以继续留在香港。

但仍约有1万名偷渡者被捕，港英政府决定将其遣返。在遣返前一晚，香港娱乐场所近半停业，香港市民们暗地筹划着营救行动。第二天，载着偷渡者的大篷车缓缓向北行驶。大批香港市民围在路边，将手中的物资扔上车，给那些不认识的同胞。

车辆行至罗湖桥时，突然有数千名香港人冲了出来。许多人横卧在桥上，阻挡车辆行进。趁着车辆踌躇不前之际，躺在桥上的人大声喊道：“快跳车啊！”于是，又有数千人跳车逃跑，随后被香港市民分批转移。

事实上，当时的香港市民生活条件也没那么充裕。1962年，台风“温黛”吹袭香港，导致130人死亡，72000人无家可归，是香港历史上最恐怖的台风。

刚经历完台风，来年就遇上了旱灾。食用水供应不足，港英政府施行限制供水政策，每四天只有四小时有水供应，市民需要每次存四天分量的食水。旱灾促使港府向内地购水，双方于1964年正式签订买卖协议，并从1965年3月起，从广东购买供水到香港。

住房问题也在当时就已显露。漫山遍野的山边木屋，一家8口一张床的挤迫家庭，是当时常见的景象。而这已是香港土著居民的生存环境，至于费尽千辛万苦才留下来的逃港者，大多都聚居于只有6英亩大的九龙城寨。自此，港英政府完全放弃了对九龙城寨的管理，寨城逐渐成为三合会活跃地带。

既然是这样的现状，为何香港市民还要帮着逃港者留下来呢？用许冠文的话说：香港在成为“四小龙”之前，香港人没钱，但是有情，他们很快乐。

因工资低廉，生产成本低，工业制品竞争力强，香港工业在六十年代奠定基础。工厂数量从50年代的3000家一度扩充到10000家，而外资公司的数目也由300增至500多家。跟臃肿的人口相比，就业岗位仍旧紧缺，但所有人都心怀希望，生活有奔头。那些没有稳定工作的香港人，同样任劳任怨，从事街边摆卖、家庭手工业丶体力劳动等工作，用获取的蝇头小利，养活一家大小。

同时，一部分香港工业家，看准美国市场，开始在香港开设工厂，生产美国市场需要的工业产品，财富滚滚而来。

香港跟香港人意气风发。据统计，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而白手起家者，更是不胜枚举——这是属于梦想的年代。

1970年，邵氏集团进军电视，与无线合作，培养艺员。那年，刚满十八岁的吴孟达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他每天和父亲一起看《欢乐今宵》，觉得很有意思。他羡慕演员的光鲜，偷偷记下了电视上的报名方式。

1971年，李小龙返港，想以每部电影一万美金的片酬为条件签约邵氏，却被拒绝。李小龙改签嘉禾，并答应给嘉禾拍摄两部电影。第一部影片《唐山大兄》创下300万港币票房记录。一年后，第二部影片《精武门》上映，打破亚洲票房记录。初代逃港者倪匡无中生有，为李小龙创造了陈真这一虚构角色。

1973年，香港警察派出3000人强进九龙城寨，铲除寨城内的黑帮势力。同年，李小龙逝世。吴孟达报考第三期香港无线电视艺员培训班，同学包括周润发、林岭东等。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五名，还客串了李翰祥执导的《瀛台泣血》。

《瀛台泣血》是李翰祥阔别香港多年，重返邵氏后的一大力作。邵氏红极一时的武打明星狄龙一改阳刚形象，饰演懦弱的光绪皇帝。狄龙是张彻的御用演员。自六十年代初李翰祥出走台湾离开邵氏后，李翰祥一手提拔起来的徒弟胡金铨和这个浙江军阀的儿子张彻就成了邵氏顶梁柱，两人开启了享誉世界的香港武侠片时代。

1977年，与张彻决裂的狄龙拍摄古龙小说改编影片《楚留香》，编剧同样是倪匡。此时，吴孟达还在无线电视台里演着各种配角。

1979年，初代逃港者吴孟达终于凭借无线的电视剧《楚留香传奇》里的男二号“胡铁花”火了。同时，一件发生在广东宝安县的事宣告大逃港历史的终结。

1979年1月，广东省决定撤消宝安县，成立深圳市。

1979年5月6日，深圳边防前哨突然聚集起近10万来自深圳城乡和广东各地的民众。这些人挤在一起，形成数十条凶猛的洪流扑向边境线。边防军人向天鸣枪示警也没有用。

原来，几天前，广东各地流传着这样一个谣言：香港将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诞辰当天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3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边防将在当日大放关口，容许大家自由进入香港。

在经历过1960年代的艰苦奋斗后，到了1970年代，香港市民逐渐富裕，人们开始热衷投资。而后，股市热来临，几乎天天都有新发行的股票，经纪行如雨后春笋地发展。有人甚至辞去自己的工作成为全职投资者；同时，70年代也是香港贪污猖獗的时代，警员在侦查罪案前，或者消防员在救人灭火前，常常以茶钱为名来榨取金钱。不少探长透过与黑社会及公司的贪污交易获取巨额财富。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吕乐，被人们喊作“五亿探长”……

无论正面还是负面，香港的财大气粗都令人咋舌。彼时的广东人又岂能不憧憬近在眼前的金蛋？加上那则谣言，最后一次逃港潮就这样发生了。

广东官员忐忑不安地将这次逃港潮的情况汇报给邓小平。听完汇报后，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一年后，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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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的日子

1980年，邵逸夫成为无线电视的最大股东。彼时签约无线的吴孟达正在台湾四处走穴，大把大把的钱进了口袋。他每天喝酒赌博，吴孟达找各种借口拖着不回香港。到后来无线找他，他干脆装作不知道。

在台湾走穴一整年，挣的钱超过10万美金。但吴孟达还是欠下了30万港币的赌债，更是面临无戏可接，一度想自杀。

同样不好过的还有邵氏。虽然买下了无线电视台，但邵氏原先的电影江山被瓜分殆尽。其中最大的死对头，就是嘉禾。

嘉禾老板何冠昌原是邵氏高管。靠着胡金铨和张彻的武侠片，邵氏电影一飞冲天。随后，邵逸夫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身份逐渐多了起来，常常要参加各种商业活动，无暇顾及制片。于是邵逸夫把制片大权交给红颜知己方逸华。秉着花小钱拍大片的理念，方逸华不断压缩成本，导致影片质量大幅下降。见此情形，何冠昌等骨干人员离开邵氏创建嘉禾。

1983年，嘉禾老板何冠昌站在了跟倪匡同为香港四大才子的蔡澜门前，皱着眉头来回踱步。当时的蔡澜只是嘉禾的制片经理，为何会让老板亲自登门造访？

因为此事，事关成龙。

自立门户后，嘉禾靠着捡漏李小龙站稳了脚跟。李小龙意外去世后，曾在《精武门》里跑龙套的成龙同样没被邵氏看上，又被嘉禾捡了漏。在成龙的加盟下，嘉禾一时风光无两。但1983年的成龙却惹上了大麻烦。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除了亚洲四小龙的名声在外，还有盛极一时的黑社会。而黑社会又跟娱乐圈关系匪浅。比如永胜电影公司的老板向华强，他的哥哥向华炎就是大名鼎鼎的新义安社团掌门人。

在当时的娱乐圈，学会跟黑帮维持关系很重要。成龙做为一个愣头青，不会“拜码头”，更不知道如何倒好那些“大佬”。久而久之，同古惑仔的矛盾愈发严重。一次去饭店吃饭，成龙被突然冲进来的古惑仔拿刀架在了脖子上，好不容易逃过一劫后，想暂时离开香港，避避风头。而全香港，竟无一人敢带成龙离开——谁都不愿得罪道上的人。

万般无奈下，何冠昌找到蔡澜。说明来意后，很快，蔡澜就安排好了一切，带着成龙离开了香港。离开香港的成龙不会知道，等他再次回来后，香港老百姓的口味已经变了。自此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成龙再拍《蛇形刁手》那样还能找到邵氏影子的“直男”影片

邵氏电影有两大法宝，一是李翰祥极度深沉的风月片，一是胡金铨、张彻那些粗粝质感的武侠片。而这两类影片的主要受众，都是男性。

在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的七、八十年代，香港制造业兴起，大量如制衣工这类适合女性从事的工作岗位逐渐增多。原本只能在家相夫教子的女子也开始走进了工厂。当女人们也有了消费能力后，走进电影院就成了她们最好的选择——只需一张电影票钱，就能消磨一晚上的时间。而这些做完了一整天枯燥工作的女人们，看电影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放松，喜欢看的，自然是不用思考就能把自己逗乐的生活喜剧。

一板一眼的狄龙过气，融入了喜剧元素的成龙接棒李小龙，成为下一个名震世界的动作巨星。

同在1983年，李翰祥被选为辽宁省中央政协委员。那年，他与内地合拍的两部电影《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上映。票房口碑双丰收，《垂帘听政》入围香港电影金像奖。

1984年9月27日，《中英联合声明》草案签署。九龙城寨的问题开始着手处理。80年代初，小小的九龙城寨居有约35000人之多，犯罪率也远超当时黑社会问题严峻的香港平均数。

除了九龙城寨，《联合声明》草案对香港的影响延续至今。为了防止英国在回归前超售土地，草案要求回归前每年批地不超过50公顷。受到声明中土地租用制度及限制出让的条例影响，沉寂多年的香港地产开始复苏，楼价、租金大涨，以李嘉诚为首的四大家族频频出手抄底香港地产。

而未来的首任特首董建华，此时正因家族生意举步维艰。他半夜给朋友打电话说道：“如果我死了，请你照顾我的家人。”

1985年，邵氏卖出全部院线。邵逸夫开始将目光投向内地。当年，他向保护敦煌画展工程和 浙江大学分别捐资1000万。也是这一年，在困境中挣扎多年的吴孟达与梁朝伟合作，出演《新扎师兄》。这部戏让他咸鱼翻身，自此戏约不断，有时忙到要在电视台睡觉。

1989年，吴孟达与刚出道的周星驰合演《盖世豪侠》，喜剧的风格反响不错，被导演吴思远发现。于是，导演决定为他们开拍一部电影——《赌圣》。一年后，《赌圣》上映，在1990年代的开端，低成本《赌圣》打败了风头无两的成龙同档电影，创下票房纪录。

周星驰与吴孟达就此开始长期搭档。

1992年，香港电影年度票房排行榜中，排名前五名的电影均为周星驰主演的作品。这一年，九龙城寨被清拆。拆毁之前，这儿有五万多名居民，以寨城面积0.026平方公里推算，城寨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90万人，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成龙记录下了九龙城寨最后的风光。他主演的犯罪片《重案组》在清拆前的最后阶段被允许在此取景拍摄。该片根据富商王德辉绑架案的真实事件改编，全片没有笑料、没有爱情、也没有美女，只为探讨一个严肃的社会话题。电影上映的1993年，《重案组》拿到了年度票房第七名的成绩。而冠军，则是周星驰的《唐伯虎点秋香》。

1995年，成龙凭借《红番区》，拿下香港票房冠军。进军内地市场后，还诞生了“贺岁片”这个名词。携带《红番区》的声势，成龙自此出征好莱坞。而同一年，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却票房失利，亏到新公司倒闭，一度被媒体批为烂片。

这一时期的香港人，究竟喜欢看什么？

如果真是女人决定了票房，为何《大话西游》会输给《红番区》？答案同样在许冠文的话里：成为“四小龙”之后，香港人感情淡薄了。但是有钱，他们也很快乐。

这一时期，是香港电影最繁荣的时候，平均每天就有一部拍出来。周星驰最火的那几年，早上6点多起床，收工接近凌晨，每天工作18个小时；当王家卫磨蹭着只为拿奖的《东邪西毒》时，刘镇伟马不停蹄地拉着同样的演员，用20多天拍出了高票房的《东成西就》。

然而，在那时的香港电影里，台湾来的就是黑社会，大陆来的就是土包子。香港曾经的意气风发，已随着经济腾飞，逐渐变为不可一世。让周润发、周星驰和吴孟达一飞冲天的《赌神》、《赌圣》系列，本质上，满足了香港平民们对一夜暴富的幻想。

那是被资本成就的年代，也是被资本腐蚀的年代。

当历史的转盘终于转到1997年时，港人们终于幡然醒悟认清了现实，也终于明白了自己喜欢周星驰和吴孟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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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1997年，香港回归。

特首董建华提出“八万五”计划。即每年兴建8.5万套住宅，10年内香港有7成家庭都会有自己的房子。自1970年代起就培养了投资理财意识的港民并不买账。《中英联合声明》草案签署后，炒房成为新的投资热门。

1997年10月，亚洲金融危机蔓延至香港。香港房价暴跌。已经上车了的港民们对董建华满腔怒火，认为是他的“八万五”计划造成了这一结果。董建华没有机会解释，因为更迫在眉睫的，是眼前的金融危机。

到1998年8月，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金融炒家三度狙击港元，在汇市、股市和期指市场同时采取行动。 这3次均获暴利。1998年7月底至8月初，索罗斯再次狙击港币。一招声东击西后，8月12日，香港恒指跌穿6600点。香港遍地哀鸿，无数财富蒸发的市民选择跳楼。8月14日，特区政府宣布救市，决定在三天后入市干预，同国际炒家死磕到底。

此举意味着一旦失败，香港经济将彻底崩盘，再无回旋余地。为了这个决定，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因压力过大闷头哭过数次。当他向董建华汇报这个决定后，不到半小时，董建华就拍板同意。等曾荫权离去后，董建华拨通了办公室里的红色电话机。

8月28日上午10时，随着一声锣响，香港开市。仅仅五分钟，成交额突破39亿港币。中央人民银行副行长悄悄赶赴港岛中环的香港联交所和香港期交所坐镇。他手里握着的，是整个国家外汇储备的支配权。所有在港的中资机构也得到通知，全力以赴支持特区政府的“护盘行动”。

当日，特区政府动用了300亿港币，每一分钟都是数千万港币和美元的对决。而红色的恒生指数跳动的每一格，都意味着百亿港币级别的厮杀。全港600万市民在暴雨中焦急地看着飞快跳动的恒生指数，每个人心里都惴惴不安。

截止当天下午4点休市，恒生指数始终维持在7800点以上，国际炒家铩羽而归

大陆救得了股市，却救不了港人逝去的信心。金融危机挺过去了，却撕破了香港平民们长期以来一夜暴富的幻想。许冠文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金融危机之后，香港人既没有钱，也没有情。于是他们不快乐了，不仅不快乐，而且很愤怒。

他们为什么愤怒？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即便自己蜗居在山边木屋，港人仍毫不吝啬地冒险帮助素不相识的大陆同胞留在香港，丝毫不担心狭小的生活空间被进一步挤压。因为在生活和港英政府的双重压迫下，他们仍然相信着努力就能突破那狭小的空间。

而在香港经济飞速发展的三十年，在港人还未察觉的时候，狮子山依旧，城却已是李家的城。

随着大陆经济崛起，香港失去了它作为华语电影市场中心的地位。原本香港电影的资金和人才开始北上，香港电影低靡了很久。2001年，周星驰自导自演影片《少林足球》上映，取得了6000万票房。这一成绩对香港电影界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欣慰。向来不被金像奖喜欢的周星驰拿到了7座奖杯。

导演陈嘉上说：《少林足球》对香港十分重要，因为它已经不再谈内地和香港的关系，而是完全地把这个戏做给一个中国人看。把创作置身于“我们就是中国人”，不分什么香港人、内地人。这在香港是第一次。

《少林足球》也是周星驰和吴孟达合作的最后一部戏。他们各自在影片中饰演两名作为失败者的小人物，面对种种质疑和困难，依然不屈不饶，最后咸鱼翻身的故事。

“做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经历了金融危机和世界焦点北移的港人这才发现，原来周星驰和吴孟达从来都没有变过。无论身处哪一时期，他们都在用自己的人生告诉所有的小人物们：要相信未来，更要努力奋斗。

2021年2月27日，吴孟达因肝癌救治无效去世，享年70岁。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条微博中，写着：“我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