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明理学，到康有为，再到我们今天_风闻

【本文由“王毛”推荐，来自《有些人以扛红旗自居，崇拜起心学来倒与常凯申等人一致》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李阿土想不到我的这个评论被挂出来了，那索性把我这两天的言论都集中在这儿吧，也算是自己对心学的一点想法，因为长期在外网与操中文的那帮人论战，现实中在广东也与港台人士有点交往，所以对心学这个东西在现实中的样子还是有点实际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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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感觉(印度人）这个有点类似王阳明的心学，对国家社会贻害无穷的东西，现在台湾香港很大一部分人持这种思维意识，“心外无物”，“我心即是宇宙”，不符合自己的意识的事实，全是假的，常凯申是王阳明的信徒，所以日记强国地图开疆是他的日常，修齐治平上还自认为是圣人。

心学是唯物主义的么？你找本教科书我看看。心学流毒这么多年，这些年又沉渣泛起，踩的人这么多，可见受众之广，这个学说对半吊子士大夫挺有迷惑性，以为学会了可以通天彻地，很对观网这些伪马克思主义者的味口。

先不说格物致知，他有无那个本事格出东西来，这个知行合一确实是王阳明提出来的，这个理论方法本身就是毒害人心的东西，没错，知即良知，但良知的标准在哪儿？心学说在自己心中，每个荼毒苍生的巨奸之人也是讲良知的，自己认为是好的就是好的，自己认为是坏的就是坏的，你看看常凯申的日记就知道了，港台反中份子先入为主，信口抹黑大陆，以偏概全，完全无视大陆的积极面，不就是心学的知行合一么？日本对犯下的战争罪行百般否认，百般狡辩，而且毫无愧意，也是知行合一，因为他们的“良知”，并不是我们的“良知”。

心学发展下去，就是诡辩术，无视标准，无视权威，我心即是标准，我心即是权威，与印度阿三的思维一模一样，你看港台一些人，满嘴歪理，振振有词，不与阿三和日本人之流一样的么？

自宋代以来，中华文明的思想围绕着打通内外，打通知行而展开。宋人提倡“尊德性而道问学”，侧重点虽在于内修德性，其目的仍在于为外在行动提供坚实依据。而内修德性，又在于存养天理，与天理合一。

但朱子的理很大程度是静止的规则，且高悬于人之外，这使得人与理判然两分，格格难入。阳明则把天之理化为人之良知，赋予理以活泼的生命感，为知行合一迈出了一步。毛泽东思想则进行了彻底反转，以外部实践为本，以实践联结身心与外部世界，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激荡身心，激发认识，激发觉悟，获得鲜活深刻的生命体验，从而实行了知行合一。

​此外，阳明心学虽刺激了人的能动性，但他的理只建立在孤零零的一颗心上，显得单薄、脆弱，缺乏公共性的客观标准，反不如朱子深厚博大。孤立的个人修养，没有社会化的彼此联系，难以构建磅礴的政治性。因此，阳明心学虽激荡一时，注定难以行远。

这个缺陷到了延安时代，把个人的修养实践，延伸到了集体的修养实践，与群众相结合，建立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中介的社会化修养方式，才得以克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只是针对文艺理论，更主要的是颠覆士农工商传统的伦理秩序，重建更为民主平等的大众取向的伦理秩序。

在这个新的大众取向的伦理秩序中，士的实践，找到了现实的依托，那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通过这种与人民生活实践的打成一片，士的实践，士的觉悟，得到了源头活水的滋养，深深体会到了中华民族内在生命的脉动，从而实行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从此，德性修养不止是停留在个体的层面，也是集体的修养，是集体成员在集体之中的相互促进，相互推动，是集体修养与集体实践的水乳交融。这激活了民族整体的生命力，产生了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爆发出建立新世界的强大能量。解决了宋明儒者那种因对于外部世界深深的无力感，而引发的焦虑。

而民国大师的精神世界，恰恰停留在宋明理学的旧框架中，沉浸在一个毫无生气的理的世界中，没有回到外部世界的实践中来，找不到与外部世界合一的突破口，内在生命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导致一种隔膜，导致生命的萎缩，从而产生知与行的断裂。内心虚弱，外在无力，这正是宋代以来，士大夫根本特征的延续。他们与延安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谁拒绝了毛泽东思想，谁就自外于中华文明生命之道的最新进程之外。

​内在的德性修养要达成外部的社会实践的效果，这也是 清代经学复兴的内在驱动力。从历史的进程看，清代经学是理学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过渡的桥梁。经学有文质互变，三统三教的历史观，而历史观可以说是外在实践的指导大纲。

理学追求中和，追求一个静谧永恒的世界，遗失了历史观，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历史观，尤其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历史观会告诉我们从何而来，因何而来；从而也指引我们往何而去。方向了然，则志坚意定，负重行远，这样，宏大的历史观还起着鼓舞整个共同体精神的妙用，包括心学在内的理学无法做到这一点。

缺失了有纵深的历史观，就失去了开阔的视野，格局变得狭小，从而学术思想只能治内，治个体，而不能治外，治共同体，这是宋明理学的缺陷。随着清代经今文学的重兴，历史观也得到了恢复。不是别人，而是拥有史观的经今文学家康有为启动了变革的时代，这是偶然的吗？

同样不无巧合的是，中国人最终选择了拥有科学的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而非欠缺史观的自由主义，成功地指导了全面的社会变革，这体现了中华文明内在进程的需要。而中国传统史学精神的‘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自延安时代开始，在革命队伍中也有了鲜明体现，毛泽东不断地号召回顾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两个历史决议的形成，都分别开创了新的时代。这是史学对集体修养和集体实践的功用。

今天，我们重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再造中华文明的辉煌，就是在吸收西方哲学精神的基础上，重塑中华民族的史学精神。由穷古今之变，而达天人之际，再探天道之行，为确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