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明理学,到康有为,再到我们今天_风闻
爱爱-2021-03-02 16:21
【本文由“王毛”推荐,来自《有些人以扛红旗自居,崇拜起心学来倒与常凯申等人一致》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李阿土想不到我的这个评论被挂出来了,那索性把我这两天的言论都集中在这儿吧,也算是自己对心学的一点想法,因为长期在外网与操中文的那帮人论战,现实中在广东也与港台人士有点交往,所以对心学这个东西在现实中的样子还是有点实际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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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感觉(印度人)这个有点类似王阳明的心学,对国家社会贻害无穷的东西,现在台湾香港很大一部分人持这种思维意识,“心外无物”,“我心即是宇宙”,不符合自己的意识的事实,全是假的,常凯申是王阳明的信徒,所以日记强国地图开疆是他的日常,修齐治平上还自认为是圣人。
心学是唯物主义的么?你找本教科书我看看。心学流毒这么多年,这些年又沉渣泛起,踩的人这么多,可见受众之广,这个学说对半吊子士大夫挺有迷惑性,以为学会了可以通天彻地,很对观网这些伪马克思主义者的味口。
先不说格物致知,他有无那个本事格出东西来,这个知行合一确实是王阳明提出来的,这个理论方法本身就是毒害人心的东西,没错,知即良知,但良知的标准在哪儿?心学说在自己心中,每个荼毒苍生的巨奸之人也是讲良知的,自己认为是好的就是好的,自己认为是坏的就是坏的,你看看常凯申的日记就知道了,港台反中份子先入为主,信口抹黑大陆,以偏概全,完全无视大陆的积极面,不就是心学的知行合一么?日本对犯下的战争罪行百般否认,百般狡辩,而且毫无愧意,也是知行合一,因为他们的“良知”,并不是我们的“良知”。
心学发展下去,就是诡辩术,无视标准,无视权威,我心即是标准,我心即是权威,与印度阿三的思维一模一样,你看港台一些人,满嘴歪理,振振有词,不与阿三和日本人之流一样的么?
自宋代以来,中华文明的思想围绕着打通内外,打通知行而展开。宋人提倡“尊德性而道问学”,侧重点虽在于内修德性,其目的仍在于为外在行动提供坚实依据。而内修德性,又在于存养天理,与天理合一。
但朱子的理很大程度是静止的规则,且高悬于人之外,这使得人与理判然两分,格格难入。阳明则把天之理化为人之良知,赋予理以活泼的生命感,为知行合一迈出了一步。毛泽东思想则进行了彻底反转,以外部实践为本,以实践联结身心与外部世界,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激荡身心,激发认识,激发觉悟,获得鲜活深刻的生命体验,从而实行了知行合一。
此外,阳明心学虽刺激了人的能动性,但他的理只建立在孤零零的一颗心上,显得单薄、脆弱,缺乏公共性的客观标准,反不如朱子深厚博大。孤立的个人修养,没有社会化的彼此联系,难以构建磅礴的政治性。因此,阳明心学虽激荡一时,注定难以行远。
这个缺陷到了延安时代,把个人的修养实践,延伸到了集体的修养实践,与群众相结合,建立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中介的社会化修养方式,才得以克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只是针对文艺理论,更主要的是颠覆士农工商传统的伦理秩序,重建更为民主平等的大众取向的伦理秩序。
在这个新的大众取向的伦理秩序中,士的实践,找到了现实的依托,那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通过这种与人民生活实践的打成一片,士的实践,士的觉悟,得到了源头活水的滋养,深深体会到了中华民族内在生命的脉动,从而实行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从此,德性修养不止是停留在个体的层面,也是集体的修养,是集体成员在集体之中的相互促进,相互推动,是集体修养与集体实践的水乳交融。这激活了民族整体的生命力,产生了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爆发出建立新世界的强大能量。解决了宋明儒者那种因对于外部世界深深的无力感,而引发的焦虑。
而民国大师的精神世界,恰恰停留在宋明理学的旧框架中,沉浸在一个毫无生气的理的世界中,没有回到外部世界的实践中来,找不到与外部世界合一的突破口,内在生命与外部世界的疏离,导致一种隔膜,导致生命的萎缩,从而产生知与行的断裂。内心虚弱,外在无力,这正是宋代以来,士大夫根本特征的延续。他们与延安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谁拒绝了毛泽东思想,谁就自外于中华文明生命之道的最新进程之外。
内在的德性修养要达成外部的社会实践的效果,这也是 清代经学复兴的内在驱动力。从历史的进程看,清代经学是理学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过渡的桥梁。经学有文质互变,三统三教的历史观,而历史观可以说是外在实践的指导大纲。
理学追求中和,追求一个静谧永恒的世界,遗失了历史观,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历史观,尤其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历史观会告诉我们从何而来,因何而来;从而也指引我们往何而去。方向了然,则志坚意定,负重行远,这样,宏大的历史观还起着鼓舞整个共同体精神的妙用,包括心学在内的理学无法做到这一点。
缺失了有纵深的历史观,就失去了开阔的视野,格局变得狭小,从而学术思想只能治内,治个体,而不能治外,治共同体,这是宋明理学的缺陷。随着清代经今文学的重兴,历史观也得到了恢复。不是别人,而是拥有史观的经今文学家康有为启动了变革的时代,这是偶然的吗?
同样不无巧合的是,中国人最终选择了拥有科学的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而非欠缺史观的自由主义,成功地指导了全面的社会变革,这体现了中华文明内在进程的需要。而中国传统史学精神的‘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自延安时代开始,在革命队伍中也有了鲜明体现,毛泽东不断地号召回顾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两个历史决议的形成,都分别开创了新的时代。这是史学对集体修养和集体实践的功用。
今天,我们重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再造中华文明的辉煌,就是在吸收西方哲学精神的基础上,重塑中华民族的史学精神。由穷古今之变,而达天人之际,再探天道之行,为确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