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没有特朗普，美国就会就还是好美国？司马光也是这么想的_风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历史五味》第24期，我是萧武。

上一期我们谈了特朗普变法的前前后后，现在特朗普已经卸任，看上去变法已经结束了，美国正在回归正常的轨道，变成一个正常的美国。

在戒备森严的就职典礼上，拜登就在通过各种细节，极力第向全世界传达一个信息，特朗普这一页是美国历史上错误的一页，全世界都很讨厌，我们也和你们一样，现在终于翻过去了，现在美国又回来了，还是那个你们熟悉的美国，也是我们熟悉的美国。

在不久前的北约高峰会议上，拜登也再次明确表示，美国回来了。欧洲的小弟也对美国回归正常轨道，表示热烈欢迎。换句话说，过去四年里的美国，是一个出了轨的美国，这是错误的，是特朗普的问题，现在他走了，美国就可以回到正常轨道上来了。

但问题还是我们上一期说过的，特朗普虽然不是解药，至少是症状。如果没有特朗普，美国就是正常的美国，回到特朗普之前的美国，就是完美的美国，那么特朗普为什么会出现呢？

所以，我们今天聊一聊，美国还能不能回到从前？

我们还是先从历史谈起，就从上一期提到过的王安石变法的话题开始。

宋朝是在五代十国的混战中崛起的，在开国之后，又因为长期处在与辽国、北汉、西夏等势力的对抗环境中，所以并未像其它朝代一样，彻底改革各项制度，而是大体上沿袭了晚唐到五代以来形成的制度。这当然意味着，晚唐到五代的许多弊端，它也一并接盘了。

到太宗时期消灭北汉，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之后，宋朝才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而这时候的皇帝真宗又转而醉心于封禅、祥瑞，不问苍生问鬼神，也没有进行改革。而且，这时候西夏已经开始崛起，时叛时服，宋朝穷于应付，无力彻底解决，更加不可能改革。

到仁宗时期，在李元昊的带领下，西夏对宋朝步步紧逼，连战连胜，宋朝损兵折将，甚至有人提议干脆迁都成都，或者金陵，以避西夏锋芒。此时的宋朝号称有兵四五十万人，但在小小的西夏面前，能惊慌失措到这个地步，可见宋朝本身存在巨大的问题。

在范镇、韩琦、范仲淹等人先后主持下，宋朝终于稳住阵脚，与西夏的战线大体稳定下来。但宋朝此时暴露出来的问题已经日益严重，必须要进行改革了。看上去兵很多，但真正能够用于作战的不多，财政也因此而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加上宋朝守内虚外，官僚体系外轻内重，叠床架屋，同样的职位往往有几个人在挂名当官，但工作却没有人做。

这也就是当时人一直在极力批评的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钱用不到该用的地方上，看上去财政还非常紧张，朝廷总是捉襟见肘。在这个背景下，宋仁宗任用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进行了一些局部性的政策调整，史称**“庆历新政”**。

和后来的王安石变法相比，庆历新政显得非常小儿科，只是局部性的政策调整，修修补补，没有对宋朝的各项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即便如此，也仍然遭遇了强大的阻力，最终几个主持改革的大臣都被罢相外放，改革也草草收场。

正是在这种改革失败之后的抑郁情绪之下，范仲淹写了后来我们都在中学课本上学过的名篇，《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的就是他这时候的心情。改革虽然失败了，但他并没有灰心丧气，“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还是希望未来能有机会继续改革。

仁宗时期在宋朝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虽然危机已经爆发，朝廷穷于应付，但因为仁宗性格宽厚，对大臣比较包容，所以这个时期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众正盈朝”，一些我们后来耳熟能详的宋朝的政治家、文学家，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登上了历史舞台。

比如欧阳修，韩琦，范仲淹，富弼，都在这个时期担任过宰辅。后来对宋朝影响巨大的几个重要人物，比如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兄弟，也是在这个时期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并且各自逐步形成了一套改革的思路和方案。其中的王安石和司马光，更是因为观点相近，成为交情不错的朋友。

到神宗继位之后的第二年，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开始主持变法改革，提出了青苗法、募役法、将兵法等等一系列改革，都是针对当时已经暴露出来的弊政，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强国强兵，本意都是好的，成效也十分显著。

但王安石为人性格执拗，听不得不同意见，对于反对他的人，倚仗皇帝的支持，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仁宗时期的名臣们被纷纷外放地方，将本来有可能团结过来的人，纷纷变成了他的政治对手。而他信任和重用的人，尤其是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人，都被他委以重任。最后，也恰恰是他重用的吕惠卿，虽然继续沿着王安石开创的路线改革，但却将王安石本人死死地踩住，不让他翻身。这等于他走了王安石的路，让王安石无路可走。

那些反对他的大臣，如欧阳修、范纯仁、吕公著、文彦博等等，都被王安石和吕惠卿打压和排挤。司马光和苏轼原本是同情变法的，而且在一开始也支持王安石变法，只是因为司马光主张节流，王安石主张开源，双方也闹得水火不容。苏轼介于两人之间，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大多数政策也是好的，只是用人不够慎重，将一些政策变成了弊政。

因为与王安石的矛盾实在无法调和，司马光看自己在说什么，也无法改变皇帝和王安石，只好退避三舍，主动申请到西京洛阳闲居，专心致志的编写他的《资治通鉴》。当然，他虽然是闲居，但编著《资治通鉴》也是得到皇帝批准的工作，不仅他仍然有职务可以领工资，而且朝廷还特意给他抽调人才，组织了一个课题组，协助他工作。

司马光在洛阳用了15年时间，才将《资治通鉴》的编写工作完成，进呈神宗之后，神宗大为赞赏，并且亲自作序，这就是我们今天打开《资治通鉴》还能看到的御制序言。

在这十五年里，王安石把朝廷反对变法的旧党全部赶出朝廷，大批提拔任用支持变法的骨干。但旧党仍在不断的上书，批评变法。为了缓解舆论压力，证明朝廷变法的成效，在王安石的支持下，宋军主动出击河湟地区，拓地千里，并且照着汉唐的葫芦画瓢，设置了陇右都护府。

看上去，变法一直在轰轰烈烈的进行。但没有了共同的对手，新党内部也开始分裂，先是吕惠卿翅膀硬了，打压王安石，迫使王安石被罢相。几年后，神宗又将吕惠卿贬官外任，王安石再次入京执政。但王安石二次入相时，新党已经四分五裂，内斗严重，王安石也无力整合，再次被罢相。

元丰八年，也就是1085年，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哲宗登基，神宗皇后向氏为人软弱，神宗的母亲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执掌朝政。高氏倾向旧党，反对变法。神宗在世时，就多次直接向神宗表达反对变法的意见，神宗也不得不有所妥协。神宗驾崩后，高氏主政，马上启用大批反对变法的旧党，司马光、吕公著、刘挚、苏轼等人先后入朝。

高氏想用哲宗的名义推翻新法，新党大臣表示反对，理由是孔子的话，“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神宗刚去世，儿子就全部推翻父亲的政策，这不是将哲宗置于不孝之地吗？

这当然就是辩经了。说到辩经，新党会辩经，难道旧党不会吗？旧党除了司马光等人之外，还有二程兄弟这样的大儒，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辩经。高氏用这个理由问司马光，司马光回答说，他们的理由是以子改父，但现在是垂帘听政啊，儿子做错了，母亲改回来，这有什么问题？以母改子，他们的理由就不成立了。

高氏大喜，马上开始驱逐新党，启用旧党，“众正盈朝”，完全推翻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因为在旧党看来，新党改革祖宗成法，让朝廷政策走上了邪路。现在神宗去世了，他们就要纠正神宗的错误，拨乱反正，让宋朝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去。

司马光在洛阳韬光养晦，潜心著述，熬了十五年，终于成了旧党领袖。神宗去世后，他也迎来了自己的人生巅峰，先拜门下侍郎，担任副宰相，后来又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担任宰相，位极人臣。

但司马光的人生巅峰到来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拜门下侍郎后，他就对吕公著说过，他的病怕是好不了了，他别的什么事情都已经托付好了，只是废除新法的工作还没做完，他就是死了，也无法瞑目。担任宰相仅一年后，他油尽灯枯，走到了自己的人生终点。

就在司马光去世的这一年，王安石也去世了。新党和旧党领袖同一年去世，两派都进入了群龙无首的时代，也就开始了新一轮的派系斗争，政治势力不断分化重组，陷入党争。

司马光去世后，已经盈朝的众正也开始分化，先后形成了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以及以刘挚为首的朔党。从这些带有明显地域色彩的派系名字就可以看出，这时候的党争已经不是政治主张的分歧，更多的是权力斗争。

新党和旧党的斗争，是变法与反对变法的斗争，是政治主张的分歧，还算是君子之争，即便是出现了派系权力斗争，也是为了贯彻自己的政策，权力斗争服务于政治路线斗争。而在司马光和王安石去世之后，无论新党还是旧党，都已经完全分裂，虽然从表面上看，还在争论是要恢复新法，还是反对新法，但实际上都是权力斗争，政治路线斗争服务于权力斗争。

比如作为整个北宋新法最后的旗手，蔡京早年起家的时候，其实是以旧党的面目出现的，而且是被旧党引进到朝廷担任执政的。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反对改革的旧党最后都被蔡京打倒了，而他自己则在继续变法的旗号下，任人唯亲，贪污受贿，“庙堂之上，禽兽食禄，殿陛之间，豺狼当道”。就在这种乌烟瘴气的气氛下，新党和旧党一起毁灭，整个北宋政权为他们陪葬。

回到美国的问题上来。

特朗普卸任之后，拜登上台。但就大选而言，并不是拜登自己赢得了大选，而是反对特朗普的美国各派政治势力共同的胜利，拜登的胜利来得有些意外。特朗普还在的时候，这些势力可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现在特朗普下台了，团结的基础不存在了，拜登就需要重新面对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斗争、民主党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

作为一个已经78岁高龄的老人，拜登的身体状况能支撑多久，这是首要的问题。在拜登参选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美国内外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他会不会像司马光一样，刚迎来自己的人生巅峰，就走到自己的终点？

除此之外，美国内部的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也会浮出水面。去年美国疫情爆发之初，纽约州州长科莫一度成为抗疫明星，甚至连中文互联网上都在夸赞他，他几乎被塑造成了纽约人民的好干部。但美国媒体最近公布的消息称，科莫瞒报了纽约的疫情，实际死亡人数远多于已经公开的数字。随后，FBI也已启动了对他的调查。

科莫声名鹊起之后，赢得了全世界的关注，他和加州州长纽森成为民主党的两个政治明星，甚至被认为比拜登更有资格、也更适合参选总统。甚至特朗普也说，如果科莫参选，将会是一个更有意思的对手。但科莫最终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领导纽约州的抗疫。

科莫是纽约州的世家大族，年龄也合适，有了这次抗疫中的出色表现，为他几年后出面参选又加了分。所以，他也被广泛视为四年后最热门的民主党候选人。但现在，他突然受到了打击，背后的隐情显然并不简单。

在去年美国疫情爆发之后，科莫之所以能够声名鹊起，一个重要的背景是，特朗普在抗疫问题上消极应对，无所作为，坐视疫情扩散，而科莫则不断在新闻发布会上公然抨击特朗普，抨击联邦政府的防疫政策。这在当时显然是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追捧的，但现在美国已经恢复正常了，自然不能再允许他这样明目张胆地抨击总统、挑战联邦政府权威了。

但科莫并非无名之辈，在纽约州和民主党内都算得上树大根深，不会轻易屈服。对拜登来说，如果枪打出头鸟的第一枪就打空了，他要重新整合美国精英阶层，就等于开局不利，后面也会更加困难。

总之，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司马光以为只要废除新法，宋朝可以回到正常轨道上去，但只是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党争。拜登能成功吗？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