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庆 | 互联网上有学术生活的潜能吗？——2020年线上学术体验有感_风闻

2020年给许多人带来了恐惧、颓丧和忧虑。但在作为辩证主义者的我看来，其中不乏积极性。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禁足在家本身就令人不安。但对于学人来说，学术工作本来也要求长时间足不出户的觉悟，疫情只不过让这种觉悟变成了刚性的义务。因此，即便时常听到各种传言，我的情绪波动却并不大。即便一年以来被各式各样的社会管制所摆布，但生活的总体轨迹也没有什么改变。唯一值得多谈的，是关于互联网学术生活的全新经验，以及对这种经验的一些思考。

这一年，在线会议的普及，让学术交流和课程讲授成了更为新鲜的体验。就授课来说，在线的方式虽然缺了临场接触的“亲在”体验，但知识传递的效率却异常地提升了，以至于更多学生表示，在线网课比线下课堂教学更有“帮助”。其实，这是因为课程的“主权”部分下放到了学生手里。在线上课程里，教师只是作为知识的中介而出场，不再具有讲台上的绝对权威。对学生来说，相比起线下课堂，线上课堂多了许多“选项”：他们可以通过录播的方式返回课程复习，可以在听课时做别的事情，可以随时关闭音视频，假装在线……由于身体的不自由而激发出来的技术保障，似乎反而催生了新一代人在面对知识时的更为自由的选择态度——尽管并非所有人都具备足够的能力，可以区分哪些知识值得吸收、哪些不值得。

线上知识传递的爆炸性发展，让青年人在短时间内获得了“自由选择”的“超市体验”。我本人也不例外。在整个2020年，我使用腾讯会议和其他在线会议程序、直播程序进行学术交流的时间，显然远远多于过去靠四处游走参加学术活动的时间。许多精彩的讲座、课程对外开放，我只要有时间就会去蹭听。当然，这种可选择性也会让参与学术活动变成一种“表演”。在从属于“经验史”书系的新书《中国人的义气》出版后，我配合出版社的宣传工作，做了好几次“直播带货”。在面对镜头时，我发现自己正在假想出一个“镜像自我”，并试图将这个被我自己不断凝视的“自我”投射向其他在线观看者。相对于过去的临场表达，直播者在观众席里多摆置了一个观众，那就是“自己”。事实上直播是一种艺术表演，被制作的乃是一个假象化、观念化的“我”的视像。与通常的表演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可以时刻作为观众，借助各种技术手段来调整、管理这个“作品”的姿态、表情和美学效果。在这方面，同为“经验史”书系的作者并参与了系列直播的学者罗雅琳，也有着类似的思考，可参见她的文章《直播：自我意志的微小胜利》（《天涯》2020年第6期）。

除了线上讲课和直播，线上会议也给我带来了一些思考的契机。2020年，我先后参与了多个学术单位组织的大型在线研讨会，如厦门大学张曦教授组织的“从柏拉图到尼采：西方伦理思想”在线系列讲座、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范劲教授组织的“文学的世界系统”青年学者会议、《艺术学研究》编辑部主办的“从古典到现代：美、感性、模仿三大概念的历史纵深”论坛、《文艺研究》杂志社与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合办的“艺术与真实——第一届艺术学理论前沿论坛”，等等。为了在这些不同领域的会议上有效地发言，我每次会议都准备得要比线下实体会议更为充分，消耗了大量精力。有时，为了很好地准备一次发言，光PPT就得做上一周，以求在规定时间内清晰、完善地向广大线上听众呈现自己的观点。

事后，我也会反思自己这种心态的原因。也许，除了在线会议自带“自我凝视”的表演性约束外，还因为一种柏拉图式的忧虑在隐约发挥作用。在《斐德若》篇里，苏格拉底讲述了古埃及太阳神和智慧之神的一次关于文字的对话，其中提到，文字一旦被写下并流传出去，相比起面对面的口头言辞来说，其表意机制会大相径庭，其意义也会遭到不可避免的流失和扭曲。显然，我们时代的在线会议、在线讲座，也会遭遇这种困难：我们不知道网线的另一端正在观看我们自己发言的人究竟会是谁，自然也就无法把这种临场言说视为真正的临场言说，即至少可以明确大部分在场听众之身份和聆听反应的那类言说。无法准确获知听众的身份和反应，而只能通过个别“弹幕”和自我凝视来调整发言状态和方向，这样的体验与其说是临场演说，不如说是“书写”。写作一篇文章，就要考虑到自己言辞可能遭遇到的意义流失和扭曲，从而更为注意去语境化后还可能保留的修辞意义和话语效力。当然，我们也可以无视这种现实的干扰，“我手写我心”。但我相信，更多人的选择，是在技术层面尽可能调整表达方式，确保特定读者获得特定的意义。因此，在线的学术交流，也就注定要比线下的更为拘束、严谨且观点明确，形式感也就越重。也许，如果以后线上会议继续作为学术交流的主要范式而延续下去，我们的学术态度会大有改变。一方面，我们的观点的出场方式会更加书面化、形式化；另一方面，新鲜的态度和针锋相对的现场气氛则会大大淡化。“语言”的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悄然朝着文字的、甚至是视觉的文化滑动。

在2020年，我本人系统组织了三次线上学术活动。一次是和一家人文知识生产机构合作举办的名为“知识与生活”的青年学人系列讲座，请来十多位学者，就各自的领域进行报告交流，并进行了线上直播，为时长达两个月，很受好评。另一次，是《先进辑刊》的几个老战友聚在一起搞的“本来读书会”，讨论“雅集”延伸出来的政治史和艺术史问题。最后一次，是2020年12月在《探索与争鸣》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支持下举办的“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的第四个专题，名为“文明史意识与当代青年文化”，邀请到了含我在内的七位学人，围绕当代青年的思想走势和生存困境，结合中西方文明发展大势的线索，展开了各具特色的讨论。线上形式让许多因为毕业或工作调动而星移云散的老朋友得以轻松地再度相见，互通有无，这显然是非常积极的一面。但在会议完结后，我又有了进一步的困惑：缺乏现场体感的沟通，似乎和在期刊杂志上的“笔谈”也就没有区别了。如果人仅仅作为思想而在场，而不是作为肉身，那么人之为人的意义又在于什么呢？这个问题可能对于学人来说并不构成问题——我们有时对别的学人的欣赏，仅仅集中在对其学识的欣赏层面。然而，这也就意味着，学人很有可能将继续朝着纯粹的“知识人”变迁，“生活”将不再值得在场。那么，“知识与生活”这类试图挽救二者关系的讨论，很有可能将不再具有意义。

这些杞人忧天的想法，或许将在未来被视为笑谈。但无论如何，面对技术的进步带来的方便，我还是会尝试进行一种“科幻”想象：如果没有这种技术，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的生活又会怎么样？这里我必须再度回到授课的话题。2020年，我不仅进行过线上授课，还上了一学期的线下课程。这些课程的经验让我觉得，至少有这样一些东西，是再现技术所注定难以原样再现的，那就是学生当场爆发出的笑声和掌声。我认为，这种质感的基础，并不是单纯的“身临其境”，而是另一种和本雅明所说的“讲故事的人”群体关系密切的古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