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志一续二，《汉书》中的乌弋、山离新证及甘英路线优化【转载】_风闻
文渊紫光-2021-02-28 22:56
一、前言
西方大航海前的历史，一直给人以超脱时代生产力的迷思。未定论的东西， 或许不好否认，但学术的态度，还是当面锣对面鼓的拿实证说话。
近年关于西方伪史与否的讨论越发频繁热闹，笔者在坚持西方“叙史”要明确断代的思维下，开始着手查阅文献资料，尤其一手的文献典籍。
有心之余，笔者关注到了《伪绝书》的内容节录，于是按图索骥、几番审读，实在感觉学术的路子很好，也很增长知识。
本文转载自微信号老周的《伪绝书》系列，因其资料翔实，说服力力充分，故特转载以与诸君博雅。
二、正文
在前面文章：
中，我们也曾比较详细的分析过“乌弋山离”，并指出，极有可能应为“乌弋、山离”两国。但当时仅以所引袁宏《后汉纪》中单独出现“山离”一词（“西南极于山离还”）为据，恐略嫌证据不足。恰好最近在查资料时注意到其实《汉书》中还有一处两词同时出现但顺序相反，可为“乌弋、山离”实指两国之又一明证。
加上乌弋、山离在整个坐标体系中的关键位置，以及我一贯强调夯实逻辑链和证据链的宗旨，故补充一篇。
而且，上次我为了计算上保守，将乌弋的核心区域（王治所）定位在喀布尔，也可能并不太妥当，故一并修正之。
文末再附上前一篇<考工杂记一篇>中对《隋书》何稠何细胡一家的老家“西城”的考证。
一、乌弋、山离为两国之新证
先来看《汉书》中这段记录：
“
建昭三年，汤与延寿出西域。汤为人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每过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领外国，与延寿谋曰：“夷狄畏服大种，其天性也。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离、**乌弋，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战伐，数取胜，久畜之，必为西域患。郅支单于虽所在绝远，蛮夷无金城强弩之守，如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寿亦以为然，欲奏请之，汤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延寿犹与不听。会其久病，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使士。延寿闻之，惊起，欲止焉。汤怒，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邪？”延寿遂从之，部勒行陈，益置扬威、白虎、合骑之校，汉兵、胡兵合四万余人，延寿、汤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
——[东汉]班固《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
”
汤即指陈汤，也是西汉后期纵横西域的一个猛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是他说的（就在这一卷后面部分），时任西域副校尉，算是班超的前辈；延寿指甘延寿，这才是当时的西域最高行政长官西域都护，也就是陈汤的上司，不过从文章中可见是比较优柔寡断的一个人，还生了病，基本上是被陈汤胁迫架空了的意思。
此处就非常明确了，“乌弋”、“山离”是分开示列的，并且“山离”更在“乌弋”之前，所以，只能是分指两国。
这个说法最早应该是日本人白鸟库吉提出的（白鸟库吉《罽宾国考》, 《西域史研究》上）[参1-2]，当然，余太山先生是不同意的：
“
乌弋山离，首见《汉书·西域传》。大概因为传文及《后汉书·西域传》、《魏略·西戎传》均略称为“乌弋”，《汉书·陈汤传》更误倒为“山离乌弋”，有人便以为其实应该是“乌弋”和“山离”两国。今案：其说非是。《汉书·西域传》称：
乌戈山离国，王〔治〕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日胜兵〔多〕，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
即然“治”只有一个，“乌戈山离”，只是一国，自不待言。又，文献不见“山离”单举，亦可知“乌弋”不过是“乌弋山离”的略称。
[参1]
”
乍一看，这说得还是有点道理的。
但是，余老师忽略了几点：
其一，“山离乌弋”的说法是来自于对当事人陈汤的引述，属于绝对的第一手材料；而“乌弋山离”则是后世班固在整理资料时的总结，是再定义，中间因为两汉之间的动乱，西域隔绝几十年，至班固的时代，很多事情可能已经变得模糊不清。
而且我们知道，班超慑服贵霜是在公元90年，此后才得以重新凿通葱岭以西的通道，而仅仅两年之后，公元92年，班固便因牵涉窦宪谋反案下狱而死，此前公元89年还曾跟随窦宪北伐匈奴。时间上来说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深入了解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
所以，用一个二手材料的结论去否定第一手材料的论述，直接认定陈汤的记录为错，并不妥当。
其二，“乌弋山离”只是班固对前代历史的一种追述，在班固所处的东汉时期，西域这方其实并没有一个名为“乌弋山离”的国家，当时的实际名称是“排持”。也就是说，当时这里很有可能已经发生了政权更迭，有可能是一方吞并了另一方然后改名，也有可能是以前就存在一个地处更远的、尚未被汉朝人了解的“排持国”，吞并了这两国从而进入了汉朝人的视野。
这就像当时贵霜不叫“贵霜”，要叫“大月氏”一样，这一方面是我们中国人喜欢追根溯源、追溯前史的习惯所致，另一方面也隐含着东汉政权本身的政治需要——两汉之间的动乱几乎相当于改朝换代，刘秀虽是刘邦后裔，但毕竟属于自己打的江山，并非西汉法定的继承人，所以需要在文献中反复强调这种延续性，哪怕是外国人的事。
其三，余太山老师说“文献不见‘山离’单举”也不对，至少袁宏《后汉纪》是单独出现了“山离”一词的。
而且，便是到今天，我们中国人遣词造句也还是常常将两个地名或实体连用，比如“韩朝”、“印巴”，又比如“炎黄”。那么，几百上千年后，后人再来读今天的记录，如果资料不足，是否也会存在搞混的可能呢？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乌弋、山离本为两国，在两汉之交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政治更迭，在东汉时期被统一到一个名为“排持国”的政权实体中，而东汉人沿用旧习，依旧将这个地方以故名称之为“乌弋山离国”。
二、对音：排持=俾路支=卑路斯（末代波斯王）？
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好好说道说道这个“排持”了。
注意这里是“排持（paí chí）”而不是“排特（paí tè）”，出现在《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中：
“
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地方数千里，时改名排持。
——[南朝宋]刘晔《后汉书》西域传
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条支、乌弋。乌弋一名排持，此四国次在西，本国也，无增损。
——[三国魏]鱼豢《魏略》西戎传（引自《三国志裴松之注》卷三十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
”
现在很多资料都写成“排特（paí tè）”，显然不对，可查到的影印刻本资料均显示为“排持（paí chí）”：
图1《魏略》影印刻本
乌弋一名“排持（chí）”，不是“排特（tè）”
朝代/国别：日本
创建时间：宽文10年1670
出版者/机构 ：村上勘兵衞山本平左衞门
版本：刊本
作品信息 ：
序：天启丙寅季夏既望长洲陈仁锡撰。
宽文庚戌孟秋既望弘文院学士林叟叙。
宽文四年庚戌孟秋日田犀一角书于避尘斋。
注表：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书侍郎西乡侯臣裴松之上。
注：缺第9、18、38册
图2《后汉书》影印刻本
（南朝宋）范晔撰 （唐）李贤注 （晋）司马彪撰 （南北朝）刘昭注补
朝代/国别：清
创建时间：顺治13年1656
出版者/机构 ：汲古阁
版本：顺治12年补缉重镌
丛书 ：十七史
那“排持”这个发音就很有意思了——这不就是“俾路支（Baloch or Baluchi）”的发音么？
而这个俾路支的地理位置，就恰好在以前分析的“乌弋、山离”地望、即阿富汗中南部坎大哈至迪拉腊姆、法拉、扎兰季一线的南侧，即阿富汗最南端、伊朗东南部和巴基斯坦西南部一带[参3-5]，在今天也是一个地缘政治的敏感地区。
图3. 俾路支人分布（粉红色区域）
草绿色区域即囊括了坎大哈、迪拉腊姆、法拉、扎兰季
等坐标，大抵应是故乌弋、山离的范畴
不过，关于俾路支人的起源，众说纷纭，并无定论，普遍的说法都是自外地迁入，如阿拉伯说、伊朗里海说、伊朗克尔曼说、伊拉克阿勒颇等等，不过迁入的时间都比较晚了，基本上都到11世纪以后了[参5-9]——当然，我本人对这种说法是持怀疑态度的，这多半是伪史叙述框架的需要。
《汉书·西域传》说乌弋山离**“俗重妄杀”**，应该是比较好勇斗狠的，这跟各种资料[参5-9]中对俾路支人的描绘倒是基本一致，比如：
“
模糊不清的历史
从地理上看，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各自的俾路支地区，实际上是连成一体的。而这三个俾路支地区也确实作为一个整体被记载在史册。俾路支地区坐落在荒凉干燥的伊朗高原上，地理疆域跨越了今天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部分。俾路支、或者俾路支斯坦的名字，大致出现在公元1000 年左右，来源于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民族——俾路支人。
俾路支人的发祥地，目前还不清楚……
俾路支人的历史扑朔迷离，和他们的生活特点与当地复杂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在粗犷的群山包围下的这片土地，荒凉贫瘠，沿着河谷地带零星散布着为数不多的几处绿洲。这里夏天干旱，冬天酷寒，不适宜农耕生活，于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成为当地居民的生存方式。从字面上看，“俾路支”这个名字本身就带有“游牧民”的含义。俾路支人蓄养的山羊、绵羊和骆驼能奔善走，跟得上游牧的双腿。在他们眼中，长期呆在一个地方等待庄稼成熟和收割，是件很不光彩的事情。
从习俗上看，俾路支人身上拥有大多数游牧部落共有的特点：殷勤好客而推重友谊，为朋友两肋插刀。不守承诺的被众人鄙视，俾路支人重诺轻生，答应的事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
“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部落制
……
好勇斗狠成为各国不稳定因素
……
由于长期处在动荡中，俾路支人养成尚武好斗的性格，即使没有外族入侵，部落与部落，家族与家族之间的打斗仇杀仍然不断，以致当地一名历史学家遗憾地写道：“一些擅长骑术、擅长打枪击剑的最优秀的俾路支人，每年都在这种争斗中变成残废，对部落不再有任何用处。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血腥和暴力的游戏已经成了一种永久性的特点。家族纠纷往往延续五六十年。人人沉湎于此，以致没有时间从事文化、耕作和教育等社会活动。”这样的特点，既阻碍了俾路支人的发展进步，又被后来的殖民者利用。[参5]
”
——不得不说，还是古人用词简洁精炼。
图4. New Map of Persia [参10]
图5“许多流浪汉和抢劫者生活在这个沙漠中”
这种描述倒是跟我们在<条支传（二）>中所见阿拉伯氏族部落很像，那么俾路支人就很有可能确实是阿拉伯一系的沙漠游牧民族——或者说，古代乌弋、山离和排持等国，可能是古条支国的某些部落东进后与印欧系的类大夏、安息一支的农耕民族接触、冲突和融合而形成的。是以，汉朝人在乌弋、山离等地就直接得到了关于数千公里之外的条支的信息，很可能就是这种东进的一种反映。
图6：阿富汗人有不小比例的阿拉伯J系基因，
不过我没有俾路支人的数据，未知其具体情况和形成时间
当然也不排除“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可能。此事尚不能定论，但至少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可以挖掘的方向。
由此，可以把两汉时期中亚一带各方的势力范围大致勾勒出来——当然，只是一个示意，并非精确的结论。如下：
图7 西汉中亚形势图
图8 东汉中亚形势图
关于这个“俾路支”对音的问题，目前我所见最早是在程碧波的文章[参11]中（<甘英路线图>中讨论过），不过他并未辨析“排持（paí chí）”和“排特（paí tè）”之别，并且是以“Balochistan”对音“排特”，即“stan”对音“特”，但“stan”即“斯坦”对应于波斯语“XX之地”的意思，且发音较轻。另外我必须声明的是，那篇中其他观点我都无法赞同。不过这个对音问题可能确实是他首先注意到的吧。若哪位朋友知道更早的记录，请不吝赐教。
此外，进一步延伸，这个对音让我想起末代波斯王——卑路斯（西方伪史剥夺了他的王位身份，只说他是波斯王子），这中间会不会又有什么关联呢？比如卑路斯是因为俾路支作为封地而得名？好比中国的“秦王”、“晋王”之类的？而且这个卑路斯所领导的波斯余部最后抵抗大食人的据点、并向唐朝求援而经王名远置波斯都督府的治所疾陵城，经考证[参12-13,16]即在锡斯坦（Sistan，大食文献中又常被译为昔吉斯坦 Sijistan）地区的扎兰季（Zaranj）——注意以阿拉伯语发音，更接近于 Zalan，j 的发音很轻，而查韵书可知隋唐时期“疾”发音更近 dzie，所以对音可以认为是吻合的。
图9. 唐朝安西都护府
图10 锡斯坦地区
图11 锡斯坦地区2
图12 锡斯坦地区水域
而俾路支人模糊不清的历史，也可再次印证西域诸国无史无书的事实。
三、乌弋、山离更精确定位及甘英路线校正
本来在<甘英路线图>中，我为了计算里程时更保守，将乌弋的王治定在了喀布尔。不过随着挖掘的深入，我发现还是将其定位在坎大哈更合适。一是前述的彪悍民风，与史书“俗重妄杀”更吻合，二则是气候环境来说，喀布尔海拔较高，气候相对比较温和甚至有点凉，而坎大哈更符合“暑热莽平”的描述，尤其是考虑古代气候更温暖湿润的情况下。
“
喀布尔属寒冷的半干旱气候（柯本气候分类BSk），降水集中在冬季（几乎完全降雪）和春季。与西南亚大部分地区相比，温度相对凉爽，这主要是由于城市海拔较高。夏天的湿度很低，可以缓解高温。秋天有温暖的午后和凉爽的夜晚。冬天很冷，一月的平均气温为-2.3°C（27.9°F）。春季是一年中最潮湿的时间，尽管温度通常比较亲切。全年都以晴天为主。年平均温度为12.1°C（53.8°F）。[参14]
图13 喀布尔气候数据
坎大哈（Kandahar）为半干旱气候（KöppenBWh），[41]降雨少，夏季和冬季的温度差异很大。夏季始于5月中旬，一直持续到9月下旬，并且非常干燥。7月的温度最高，每天24小时平均约为31.9°C（89.4°F）。随后是从10月上旬到11月下旬的干燥秋天，尽管夜晚明显凉爽，但直到11月，平均天数仍为20s°C（高于68°F）。冬季始于12月，大部分降雨以雨水形式出现。1月的平均气温为5.1°C（41.2°F），尽管最低温度可能降至冰点以下。它们在3月初结束，然后是宜人的春天，直到4月下旬，温度通常在10s°C到30s°C（65-88°F）的较低范围内。全年都是晴天，尤其是在夏季，那里的降雨极为稀少。年平均温度为18.6°C（65.5°F）。[参15]
图14 坎大哈气候数据
”
而在<甘英路线图>中我提到自皮山到喀布尔的路线略有点绕，当时为参照交通线选择了从更北端的英吉沙、阿克陶的山口拐进山区，但是若严格按史书，则应该是直接从皮山西南进山，如此，大概在出发段能节省出150-300公里，则终点端从原来的喀布尔往南移到坎大哈，也差不多勉强够的——而且，这可能也说明甘英等军人步行速度是超出我们之前预设的26.5公里/日的。
比如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现代军事有关的资料[参17]，可知现代负重条件下高原行军速度也可以达到4.0~5.0km/h，而翻越兴都库什山脉一般要选夏季，天亮得早，加上此地纬度相对较高，大概5~6点就开始天亮了，即便不吃干粮，算上埋锅造饭的时间，最迟8点也可以出发了，古人一般也就一日两餐，那一天在路上7个钟头是基本上可以保证的，即取最低 4.0km/h 的数值，则一天也可以做到28公里。
图15 至乌弋路线优化
因此，甘英“复西南马行百余日”的起点，从坎大哈起算就比从喀布尔要更靠西，从而留给西行的余量就更多了。
再结合上面对锡斯坦地区的分析可见（参图9-12），锡斯坦地区位于东侧流入的赫尔曼德河和东北流入的法拉河交汇处，河流冲积扇在此形成一个湖沼区，其中主要是扎兰季所临的赫尔曼德湖及其附近的萨比里湖和锡斯坦湖，再往西就是萨尔哈德高原及卢特荒漠，结合袁宏《后汉纪》中**“西南极于山离还”**的描述，基本上也就可以将“山离”定位到阿富汗西南角及其交界的伊朗东部的锡斯坦地区了。
尤其是考虑前边说排持的祖源可能是沙漠游牧的古条支人的一支东进的结果，那也就有可能是当时整个伊朗南部地区其实都是属于排持的势力范围的，那东汉时期的排持（乌弋山离）国的中心地带还真有可能在锡斯坦地区，“西南马行百余日”的起点，也完全有可能是从这里开始的。
图16 排持势力范围
又，东汉时期气候可能较今天更温暖湿润，条件更好，比如曾经的楼兰，现在就完全成了一片沙海。那么可以推断，古代伊朗南部地区的环境也应该会好一些，从卫星图上拉近了看，在现在卢特荒漠的无人区中，仍可见大量河流冲积扇的遗迹，以及若干水域（湖沼、积水滩或者含水层？），则古代居住线也可能会偏南一些。
图17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参18]
所以，如果将“复西南马行百余日”的起点设置在锡斯坦一带，那么甘英团队就有可能选择一条更靠南一点的线路，而不必绕道北边的加延、塔巴斯、伊斯法罕一线，而可以直接从锡斯坦穿过至雅茲德甚至克尔曼（Kirman，又常译为起儿漫），然后前出至波斯湾东岸，再沿岸线绕道北边的两河河口——所以才说甘英一定是见过并跨过了波斯湾，才会那么肯定的结论说“条支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的（注意古波斯湾北端河口岸线远较今日靠北）。
图18 古代气候条件下可选择一条更偏南的路线
如图，为了显示更清楚，我标出了克尔曼一线许多居住点，一目了然，还是挺多的；其中用蓝色区域标注出了水域，这可能是湖沼，也可能只是一些冲积扇遗留的积水滩或者地下的含水层，因为只是粗略勾边，标注出的面积比实际面积大一圈，也方便大家看清楚吧不然地图上可能显示太小，再考虑古代更温暖潮湿，水域面积更大也是有可能的。
图19 南线叠加无人区示意
图20 南线叠加各国大概势力范围示意
**附：****<考工杂记一篇>**中何细胡一家所在“西城”考证
那篇中我们看到，有些专家也是不经考证，无脑相信西方“学者”，将何细胡一家硬生生说成是“西域人”，还把人家名字的“细胡”二字作为证据，而实际史书明明就是“西城人”——这种给古人无端找洋祖宗的现象，也可谓是数十年来某些学术圈子渐渐蔚然成风的一种常态了。值得警惕。
为了确保严谨，我又查了若干资料，现引用如下：
“
又梁置****梁泰郡及县。平陈，郡废，县改曰清泰。大业初废入焉。新兴梁置新州、新宁郡。平陈，郡废。大业初州废，又废索卢县入焉。博林大业初废抚纳县入。铜陵有流南县，开皇十八年改曰南流。又有西城县，大业初废入。
——《隋书》卷三十一志第二十六地理下
西城郡（梁置梁州，寻改曰南梁州。西魏改置东梁州，寻改为金州，置总管府。开皇初府废）。统县六，户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
金川，（梁初曰上廉，后曰吉阳。西魏改曰吉安，后周以西城入焉。旧有金城、吉安二郡，开皇初并废。十八年改县为吉安。大业三年改曰金川，置西城郡。又后周置洵州，寻废。有焦陵山。)
……
梁州于天官上应参之宿。周时梁州，以并雍部。及汉，又析置益州。在《禹贡》，自汉川以下诸郡，皆其封域。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每至五月十五日，必以酒食相馈，宾旅聚会，有甚于三元。傍南山杂有獠户，富室者颇参夏人为婚，衣服居处言语，殆与华不别。西城、房陵、清化、通川、宕渠，地皆连接，风俗颇同。汉阳、临洮、宕昌、武都、同昌、河池，顺政、义城、平武、汶山、皆连杂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皆务于农事，工习猎射，于书计非其长矣。蜀郡、临邛、眉山、隆山、资阳、泸川、巴东、遂宁、巴西、新城、金山、普安、犍为、越巂、牂柯、黔安，得蜀之旧域。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昔刘备资之，以成三分之业。
——《隋书》卷二十九志二十四地理上
第二节金州西城郡政区沿革（第二章 梁州地区州郡县沿革）
(三一)金州西城郡（581-606 金州，607-617 西城郡)
开皇三年前领魏兴、吉安、洵阳3郡。
《隋志》：“梁置梁州，寻改曰南梁州，西魏改置东梁州，寻改为金州。”《寰宇记》：“西魏废帝元年，大将军达奚武吞并山南，于魏兴置东梁州；三年，因其地出金，改为金州。”又《隋志》金川县下：“大业三年置西城郡。”
《北周志》金州领魏兴、吉安2郡。另有洵阳郡，后周属洵州，后州废，此郡改隶金州。
1. 西城县（581-597 西城县，598-606 吉安县，607-615金川县）
《隋志》：“梁初曰上亷，后曰吉阳，西魏改曰吉安，后周以西城入焉。开皇十八年改县为吉安，大业三年改为金川。”《杨考》云：“西魏已曰吉安，开皇十八年又改县为吉安，此当有误字。”杨氏已发现《隋志》有误，但所误者为何内容，却未指明。《纪要》云：“西城，汉置县，为汉中郡治，东汉移郡治南郑，建安中置西城郡于此。魏为魏兴郡治，晋以后因之。宇文周省西城县，隋初复置，开皇十八年改为吉安县，大业三年又改为金川县，十二年废，义宁二年复置西城县为金州治。”其所云废置较合情理，今从之。
【魏兴郡】（581-582）西城县
《隋志》不载魏兴郡。《寰宇记》云：“建安十二年分汉中之安阳、西城为西城郡，魏文帝改为魏兴郡。西魏废帝元年，大将军达奚武吞并山南，又于魏兴置东梁州；三年，改为金州，仍领魏兴郡。隋开皇三年罢郡。”又《隋书》卷47《韦世康传》：“弟艺，隋高祖受禅，进封魏兴郡公。”此皆可证自魏至隋确有魏兴郡。《北周志》云魏兴郡领吉安县，因后周已废西城入吉安，《寰宇记》又云吉安县遂移于西城废县廨。但如此一来，吉安郡领县则无，似为不妥。余意后周废西城县时，郡亦一并废除，《纪要》云“开皇初复”，亦应是开皇元年郡县俱复，故隋初韦艺仍可进封魏兴郡公，而此郡领县仍为西城县也。参见下吉安县、吉安郡条。
2.吉安县（581-582）
《寰宇记》：“晋于平利川置上廉县，取上廉水为名，寻又改为吉阳县，后魏又改为吉安县，后周天和四年移吉安于金州理。”此所云“后周天和四年移吉安于金州理”，即上条金川县下所云后周废西城县，移吉安于废西城县廨也。《纪要》又云：“晋分立上亷县，属上庸郡。宋置吉阳县，属新兴郡。齐梁因之。西魏改为吉安县，兼置吉安郡，隋郡县俱废入西城。”《隋志》亦云“旧有吉安郡，开皇初废”。则此吉安县属吉安郡应该无疑。后周废西城入吉安，吉安县移治西城废县后，仍应属吉安郡。开皇元年魏兴郡、西城县复置后，此吉安郡县应还归旧治，直至开皇三年郡县俱废入西城为止。
【吉安郡】（581-582）——吉安县
《隋志》：“旧有吉安郡，开皇初废。”《纪要》：“西魏改置吉安县，兼置吉安郡，隋郡县俱废入西城县。”
[参19]
（第八章 扬州地区州郡县沿革 第三十节 端州信安郡政区沿革）
15. 梁泰县（581-590 梁泰县，591-605 清泰县）
《隋志》平兴县下：“梁置梁泰郡及县。平陈，郡废，县改曰清泰，大业初废入焉。”
【梁泰郡】（581-590）梁泰县
《隋志》：“梁置梁泰郡，平陈，郡废。”《补陈志》梁泰郡属广州，领梁泰1县。
16. 新兴县（581-617）
《旧唐志》：“新兴，汉临允县，属合浦郡。晋置新宁郡，梁置新州。”《纪要》：“汉合浦郡临允县地，晋初析置新宁县，属苍梧郡。永和七年分立新宁郡，改县为新兴。宋、齐因之。梁兼置新州。隋郡废州存，大业初州废，县属信安郡。”
【新州】（581-605）——新宁郡、新兴郡新会郡
《隋志》：“梁置新州，大业初州废。”《寰宇记》：“梁武帝割广州新宁一郡立新州。《补陈志》云新州领新宁、新兴、新会、海昌4郡。《隋志》叙海昌郡于电白县下，距此新兴甚远，中又间隔高州，似不能隶属新州。《补梁疆域志》以海昌郡属高州，今从之。又新会郡，见广州南海郡内。
【新兴郡】（581-590）——新兴县、铜陵县、流南县、西城县
《隋志》无此郡。《补陈志》引汪士铎《南北史补志》云“梁省新宁郡之临允县立”。临允本汉县，《纪胜》亦云“梁废”，《陈书》卷28《新兴王叔纯传》又云“至德元年立为新兴王”，则陈有新兴郡至确，今从之。该郡领县，《补陈志》云领新兴铜陵、流南、西城4县。又，此郡亦应废于平陈之后，时间当与宋隆郡同。
17. 铜陵县（581-617）
《寰宇记》：“宋立龙潭县，隋改为铜陵。”《纪要》：“刘宋置龙潭县，齐因之梁陈间改为铜陵。”
18. 流南县（581-597 流南县，598-605南流县）
《隋志》铜陵县下：“又有流南县，开皇十八年改曰南流。”《纪要》：“梁置流南县，属新兴郡，隋开皇十八年改曰南流县，大业初废。”
19. 西城县（581-605）
《隋志》铜陵县下：“又有西城县，大业初废入。”《纪要》：“西城县，亦梁置，属新兴郡，隋大业初废入铜陵县。”
[参20]
第四十四节金州（原名东梁州）领郡沿革
金州原名东梁州，原治西城，北周天和四年（569）因西城县省入吉安县，治吉安，在今陕西安康市西北汉水北岸。《隋书》卷29《地理志上》西城郡：“梁置梁州，寻改曰南梁州。西魏改置东梁州，寻改为金州，置总管府。开皇初府废。”据《周书》卷2《文帝纪下》，西魏废帝三年（554）春正月，东梁州改为金州。《太平寰宇记》卷141《山南西道九》金州：“梁于魏兴郡置北梁州，寻改为南梁州。按后魏正始元年（504），北梁州长史夏侯道迁举汉中归魏，魏以汉中遗民在东垂者居此，由是改为魏兴郡。又按《梁州记》：“后魏合华阳、金城二郡为忠诚郡，领亭乡、锡城、金川三县。即此地。孝昌三年（527）于安康郡置东梁州。西魏大统元年（535），梁将兰钦东伐取南郑，其魏兴等诸郡还梁。梁罢梁州。废帝元年（552），大将军达奚武吞并山南，东梁州刺史李迁哲降魏，魏又于魏兴置东梁州；三年（554）因其地出金，改为金州，仍领魏兴郡。后周天和四年（569）省西城县，仍移吉安县理西城废县廨。隋开皇三年（583）罢郡，所领县并属金州。大业二年（606）改吉安为金川县，三年（607）罢州，为西城郡。”
《周书》卷19《王雄传》：大统“十七年（551），雄率军出子午谷，围梁上津、魏兴。明年，克之，以其地为[南洛州、]东梁州”。西魏废帝元年（552），西魏吞并山南，改萧梁南梁州为东梁州，三年（554）东梁州又改为金州。按西魏吞并山南后所置东梁州与北魏所置东梁州有地域之别（参见本章第四十七节“直州原名东梁州）领郡沿革”)。又《隋书》卷29《地理志上》西城郡金川县：“旧有金城、吉安二郡，开皇初并废。”据上引《太平寰宇记》和《隋志》，西魏北周时此东梁州或金州当领有魏兴、吉安(北周改称吉阳)二郡。
1。魏兴郡
原治西城，北周天和四年（569）因西城县省入吉安县，治吉安。《太平寰宇记》卷141《山南西道九》金州西城县：“本汉旧县，属汉中郡。……西魏立郡于此。”“西城故城。按《水经注》云：汉水迳月川口，又东迳西城故城南。其故城即汉之西城，今州西北四里汉江之北，西城山之东，魏兴郡故城是也，当谷口路南，与州城相对。其西城山在州西北五里，盖后魏时移今理。”西魏时魏兴郡当领西城一县。北周天和四年（569）魏兴郡领有吉安一县。
2。吉安郡
西魏吉安郡治吉安；北周改称吉阳郡，当治吉阳。《隋书》卷29《地理志上》西城郡金川县：“梁初曰上廉，后曰吉阳。西魏改曰吉安，后周以西城入焉。旧有金城、吉安二郡，开皇初并废。十八年（598）改县为吉安。大业三年（607）改曰金川，置西城郡。”《太平寰宇记》卷141《山南西道九》金州平利县：“本汉西城地，两汉及魏盖为西城县地，晋于今县南平利川置上廉县，取上廉水为名，寻又改为吉阳县。按《周地图记》云：‘上廉县后移还上庸，于平利川置吉阳县。后魏改为吉安县。后周天和四年（569）移吉安于今州理。”又据《新唐书》卷71上《宰相世系表一上》：“（裴）彦，后周骠骑大将军，吉阳郡公。”吉安郡或在北周天和四年（569）改称吉阳郡，因吉安县县治移入西城废县廨并划入魏兴郡，北周当另设吉阳一县以统领之。
[参21]
”
另参《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下》南朝梁州郡县沿革[参22]，其中岭南诸州下的“广州沿革”条下有“梁泰郡”、“新兴郡”，而在第八节巴汉诸州中也有“东梁州”及其所辖之“西城”条目，亦指向陕西省安康市。
也就是说，确实有两个“西城”，一个在汉中安康，另一个在广州附近。至于何细胡一家究竟是哪个，我现在也不敢下定论，个人认为还是汉中的概率比较大。但不管是哪个，都跟“西域胡人”八竿子打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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