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用西方话语向西方解释自己”吗？_风闻

       最近风闻有一篇热文，认为中国应该制造新的西方话语，向西方解释自己，获得大量网友赞同。“讲中国故事首先要有中国概念，中国概念要用中国词汇描述。中国应该制造新的西方话语，改造当下中国政治和社会领域的词汇，这样才有利于中国知识界早日突破西方体系”，这是观网的编者按，实际上我认为并未完全反映作者的主要观点。

       先说我的立场：不同意作者的观点。恕我直言，评价是“肤浅、天真、迂腐”：对年轻人而言是天真，对学者和成熟的人是迂腐，就文章反映出的总体水平则是肤浅。

本想写一篇长文争鸣，结果浏览器莫名重启，已经写好的数千字（比本文篇幅还大）系数丢失，只好简单回顾表达主干，省去大部分枝叶。

       原文的主要观点是，中国需要在以下方面制造“新的西方话语”：改造政治和社会领域的词汇，解释中国的国家行为，讲述中国故事，建立中国的社科人文理论体系。这样做的合理性必要性不一。分而论之。

       在国家的外交政治层面，“制造新的西方话语”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不懂国际政治和外交。国家相处跟人与人打交道并无本质区别，出现矛盾冲突时根据情况可能有解释的必要，但多数时候解释根本就多余。对亲近者熟悉者无需解释，对疏远者解释乃是多余，对敌对者解释则是示弱。人与人如此，国与国也一样。

       矛盾冲突虽表现不同，但大多数基于利益或利害关系。这类情形里，造成矛盾冲突的原因不消失，矛盾冲突不会因为解释而消失，解释只有在误会误解的情况下才有效。中国有老话叫做“求同存异”，“君子合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请注意“和”与“合”的差异，细微精妙。

       无论人与人相处还是国家之间打交道，交往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假设是对方有正常的认知能力。如果需要解释，用谁的话并不重要，关键是对事实澄清、逻辑和情理的阐明、对自己立场的明确。中国话、法国话、德国话、日本话，都是人话。你能听懂它，人家自然能听懂你。不可以假设对方的智商不够。这跟为人处世的道理一样，不可以认为别人傻，这么想的要么是自作聪明要么是自己真傻，多数是前者。

       在中国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外交政治领域，大部分情况不是西方对中国有误解，而是基于政治外交、国家利益、种族、宗教文化等偏见的故意歪曲甚至造谣。比如BBC对新疆问题的报导，比如不少西方国家媒体及公众认为中国需要对全球的新冠疫情负责。

       应该说，作者观点的主要方向还不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用西方话语创造新的词汇，为中国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做准备。大方向我部分同意，“创造新词汇”就过于肤浅和天真迂腐，尤其还是用人家的语言，最终的结果基本可以肯定是驴唇不对马嘴。

      看事做事，什么名词什么名义并不重要，关键是实质和内容。作者在文中提出的英文名词的例子，除了肤浅和天真迂腐，我找不到其他词汇。寥寥的几句说明显示了作者在相关领域知识的肤浅。比如，把西方民主翻译成“票主“”，意思是西方民主无非就看选票和钞票，以此显示中国民主是真正的“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你以为中国的民主就不看选票不看民意吗？选拔干部、选举领导人时，难道不要做群众调查、看看民意、统计选票？如果一个人在群众中的评价不够好，民意基础太差，能力再强选拔的时候上级也要斟酌一下的。法律框架下的政府及其组成部门领导人选举如此，体制内的干部选拔任用也是如此。政府部门内部的干部选拔、国有企业的领导任用和选拔，皆是如此，干部任用都要提前公示的，有异议可向组织部门反映，有些时候已经确定的人选也会因为群众意见而被拿掉。一言蔽之，中国也要看民意看选票的。民主，跟所有其他事情一样，都有形式和本质之分。西方民主的宗旨也是为人民服务的，但跟中国的差别在于做得是否到位。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至少它是真正努力这么做的。

        至于作者提出的“法民”等概念，更加可笑幼稚。或许类似观点国内某些学者已经提出，作为学术争鸣和理论研究创新无疑是积极的，但若作为政策建议就显得幼稚荒唐。顺便说，我认为作者的意图就是政策建议，比如“系统性翻译政治和社会领域词汇”。公民作为一个法学概念当然是西方理论背景的产物，它重点考察的是作为社会个体的人，在法律框架下在权利义务体系里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看待西方的公民理论，它是不是合乎中国现实，学术界早有争论。但在社会现实中，个体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在任何一个社会皆如此，差别是对权利义务的具体界定和认知。比如新冠疫情中，中国社会更强调民众的社会责任，而西方国家更看重个体的自由。简简单单地在名词上把公民改成“法民”，就说清楚了这些本质差异吗？我在那篇文章留言里提到这些意思的时候，竟然有人回复说我的观点是“资产阶级法权”。看到这话我是身上冒汗的。诸位看官，你知道这是什么时代什么人说的话吗？

      并非我扣帽子，作者的观点换句话说是，当前的社会政治领域词汇系统至少是“不合适的”，否则何来“系统性改造和翻译”的必要？

       马克思早在一个半世纪前就提出了“自由人”理论，但那是理论理念的倡导，发展方向的指引，跟基于社会现实背景下要采取的政策完全是两个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是“经典共产主义理论”范畴，巴黎公社在实践上是失败的。而列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继续创新，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中涉及到国家政权和组成形式的部分，贡献来自列宁。顺便说，我二十多年前早在大学时代，就系统研读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几乎所有的经典文章和著作，我的专业并非哲学或马列主义理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理论发展，决定了所使用的的词汇系统都有时代背景和时代烙印，不是哪个人想改要改就能改、就改得了的。词汇，本质上是约定俗成，语言学领域里如此，社会和政治领域也如此。

       没有创新，理论要不可能进一步发展。这一点我完全同意。从中国现代史看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毛泽东创造性的提出“农村包围城市”，而继续采用苏俄“先城市后农村”的顺序，中国革命至少不会那么快取得成功。建国之后，我们的理论体系与社会实践相同，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我想分成三个阶段大家大致是认同的，所谓“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从提法上大家也可以体会到一些微妙之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江总的“三个代表”、胡总的“科学发展观”，现在则多数是“习近平治国理念”或者“习近平治国思想”，注意这些都是官方提法不是我个人的创造。可见，国家对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很多东西和提法，至少是相当慎重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在历代核心领导人思想的指导指引下取得的。如果没有创新，不仅理论很难取得发展，社会进步也就无从谈起。至于社科人文理论领域里更详细的情况，暂时按下不提。

     然而，创新的关键在于实质，绝非形式，更不能只是词汇。伟大的中国故事由中国人来讲还是由外国人来讲、用中国话讲还是外国话讲、用老话来说还是用新词汇来讲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和内涵，重要的是要讲到位。很遗憾，那位知乎著名答主的观点对此不仅没有涉及，反而有建议大搞中国和西方意识形态对立的浓重味道，我有点“惊呆在地”的感觉了。冷战期间苏美大搞意识形态对立，去看看历史的话，苏联至少是有很多理论和提法的，颇具创新颇为正确，不然它也不可能几十年领导一个国家阵营。没有实质的新名词是什么，大家可以给出自己的定义，我就不说了。实质上创新的典型例证是“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字简明朴实，没有故弄玄虚，却具有极高的现实指导意义。202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对新冠疫情的控制，充分说明了“四个自信”的力量。      

       要进一步理清这个问题，还需要看两大方面：理论发展和社会实践的关系、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历史和未来展望。

       说到理论发展和社会实践的关系，大家都知道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那句著名的论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放到理论发展和社会实践的关系上，也是如此。中华崛起和民族复兴已经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创新和进步层出不穷，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自不必提，人文社科方向也呈现出了良好势头。这种关系和发展的先后顺序反映了客观规律，并非哪种社会制度或社会类型所独有。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其作为大使访问法国时与法国贵族见面，面对法国贵族的蔑视曾说过一句名言，大意是“我们必须去钻研政治和军事，这样我们的孩子们就能够获得自由去钻研工业和商业。我们的孩子们必须去钻研工业和商业，这样他们的孩子就可能去钻研艺术音乐雕塑和文学”。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第一阶段，必然是经济引领科技发展，近十年的科技井喷是以此前三十年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作为基础和前提的。同样，未来有中国特色的社科人文领域也会有一个耀眼的时代，如同二战之后美国在这个领域的发展一样。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要脚踏实地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不是人为地系统改造“词汇”就能够做到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从共产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和未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但实践上并不成功；列宁主义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苏联，并为这种社会制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指导意义；中国在冷战结束、苏东板块解体、国际共产主义陷入历史性低谷的时代背景下以改革开放开启中国的新时代，提法从最初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到现在的“以四个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也是一步一步来的。并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未来不管理论还是实践上的发展，都在中国。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人文社科领域不管理论和实践都会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地方甚至是本质差别。然而，不管在理论上逻辑上还是情理上，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尽管社会制度、民众思想、价值观念、文化传承都有显著不同，在人文社科理论领域会有很大程度的相近类似甚至等同，至少在社会组织形式、规则体系等“硬件”或“程序性”的东西上，是相同或相近的。涉及到意识形态差异的时候，这种差别就才是决定性的；不涉及的时候，则是相近的甚至是相同的。比如，法律方面的民商法领域，公民和社会组织权利义务本质相同，差异不大；文学艺术领域，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至少不是决定性或者全部的影响因素。这种情况下，系统地改造政治领域和人文社科理论领域的“词汇”，现实性和必要性在哪？

       **更具现实性、战略性的一个将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是，中国是否有必要搞与西方国家和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对立？**其实党和国家的政策方略早就给出了结论，用通俗的话说是“中国不输出革命，支持各国人民根据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美国的鹰派分子想和中国在经贸和科技上脱钩，这位知乎答主难道想推动中国与西方社会脱钩、搞“意识形态冷战”吗？否则，“强行制造新的西方话语，同时改造中国话语”、“系统性重新翻译政治和社会领域的词汇”的必要性在哪，我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