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楼里的院士们_风闻

一生常耻为身谋。

一

1951年，中科院选址，梁思成建议设在北京黄寺，那里是中轴线，气运加身。

然而科学家拒绝了，科学与尊崇气运无关，做研究还是要离高校近些，遂搬至中关村。

彼时，中关村还是一片蒿草池塘、鸡犬稻田，入夜，风吹兽鸣，农民在墙上用白灰画圈，恐吓西山的狼。

中科院在保福寺乡建了一栋混凝土楼，楼不挂牌，只设一个“918信箱”，多年后，人们才知那是“原子能楼”。

原子能楼斜对面四百米外，土坡之上，中科院盖了三栋家属楼，称为“特楼”。那三栋特楼，成为中国最顶级科学家的栖身之所。

三栋楼都是苏式风格，灰砖黑瓦，窗棂狭小，房间隔断用芦苇填充，小孩用脚能踹出破洞。唯一先进的是卫生间设有浴缸。

其实，楼中住户曾经的生活远比这奢华。

语言学家李佩，在美国有维多利亚风格的别墅；物理学家杨承宗，回国前刚收到55.5万法郎的聘书；声学泰斗汪德昭，在巴黎居所，客厅可开音乐会，花园满是玫瑰花香。

他们最终都安然住入简陋的特楼。每逢周末，这些大科学家便破布包头，在楼前挖土浇水，不久后，特楼前多了一片重瓣桃花。

1955年，首批院士选聘时，特楼中科学家们一片平静。

物理化学家柳大纲，曾参与评选工作，得知他为候选人后，两次提出，把自己从名单中去掉，理由是资格不够。

钱三强夫人、被称为“中国居里夫人”的何泽慧，当选后直言：我才不稀罕什么院士呢。

当年，钱学森给在美国的师弟郭永怀连写两封信，邀其回国，信中称中科院“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

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

接信后不久，郭永怀动身回国，住进特楼。

他在信上所说的办公室中日夜忙碌，没什么时间看松树，连从美国带回的新唱片，都无暇拆封，最后直接送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一次，他和家人去看世乒赛比赛，看一半就匆匆回单位，“看中国队为国争光，十分着急，要马上赶回去工作”。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特楼孩子们争相传阅号外。

郭永怀女儿说：是谁研究了原子弹，真想给他献束花。她并不知道父亲正是参与者之一。

4年后，郭永怀奔赴青海，参与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返京时遇难。

飞机失事瞬间，他和警卫员紧紧拥抱，用身体保护装有数据的机密公文包。

那些年的特楼，承载着一代人的理想，理想中尽是苍山峻岭，大海星辰。

特楼的子女长大后追忆，楼里的先生们总是步履匆匆，相见便淡然点头，儒雅中带着侠气。

和郭永怀同楼的柳大纲，致力于盐湖研究，常年出差西北，儿子追忆他：几个月看不到人，回来时像爱斯基摩人。

作为指导老师，柳大纲很少在他直接指导的学生论文上署名，他认为理所应当。

他常爱念陆游的诗：侠气峥嵘盖九州，一生常耻为身谋。

二

1978年，人民大会堂，央广播音员朗读闭幕演讲《科学的春天》，但很快读不下去了。掌声一浪接一浪，根本停不下来。

70多岁的南京天文台台长，哭得老泪纵横，82岁的农科院院长说，春天来了，我要当28岁过。

昏暗许久的中科院研究所，夜晚灯光如白昼。有科研员开始南下寻找工厂，长江波涛如雪。

停刊已久的科技报纸快速恢复，有的省市发行量超过百万。

科学家一夜间成为孩子们的理想，报纸上的流行偶像，尽是科学家和工程师。陈景润的报道刊出后，收到上千封情书。

1979年春天，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来中国讲学。长达7周的讲学，北京科学会堂，天天座无虚席。

中关村的3座特楼，已在时光中老去，灰墙斑驳，窗漆剥落，但楼中依旧春意盎然。

郭永怀的夫人李佩，创办了中科院研究生院外语教学部；地理学家黄秉维誓言：人生还可大干一场。

1986年，住在特楼的杨嘉墀等人，提议发起了“863计划”。

八十年代中期，中科院建起了新住宅，想让老院士们搬离特楼，反招致不满。

老院士们说：好不容易可以做学问了，谁愿意耽误时间搬家装修啊？

当时，特楼还流传一个词，叫做“乔迁之忧”。

早期，中国参考苏联，将院士称为学部委员，1994年，中科院正式确定院士称谓，同年成立中国工程院。

关注越来越多，而特楼里的人，还是一如既往地随性。有年冬天，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上门，钱三强穿着老式棉裤就开了门。

钱三强去世后，夫人何泽慧仍然居住在特楼，晚年时，她常把头发随意一挽，对衣着毫不在意。

有报道说她过得清苦，但熟悉的人都不以为然。他们说，人家不是缺钱，而是不爱钱，不讲究，把精力都用在了科研上。

1999年国庆前，两弹一星功勋奖颁奖，6位在楼里住过的科学家获奖。

有人为同住特楼，参与研究，却未获奖的杨承宗鸣不平。老人只是笑笑：事情做出来就好。

那些年里，特楼里老住户越来越少，楼外世界飞速变化。门前桃花早已不见，只剩下花坛里一棵孤独的雪松。

楼外的故事变化得越来越快，2002年，老院士秦伯益在《光明日报》刊文《院士不是花瓶》。

他是1994年首批工程院院士，科研之外，频繁被请去当评委，或者做顾问。

颁奖会上请我给获奖者发个奖，让群众鼓鼓掌；联谊会上一些不相识的人请我站立中央，让他们轮流照照相；无非都是迎来送往，逢场作戏；耳边尽是阿谀奉承之辞，嘴上都是不关痛痒的话。“终身荣誉”倒像一只花瓶，供人观赏。

老院士最后主动申请退休，并留下名言：

院士不能永葆青春，但是必须永保清白。

三

1999年，广东梅州卷烟厂推出五叶神香烟，一家濒临倒闭小厂，就此上演逆袭奇迹。

香烟加入了神农萃取液，而液体的发明人谢剑平，201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媒体哗然，近百位院士，联名致函中国工程院主席团，请求重审谢剑平当选资格。

钟南山受访时质疑称：

他研究的神农本草液，让几家烟草企业赚了大钱，已经形成经济利益了，怎么还能称为基础研究？

事实上，争议已由来多年，商业浪潮之下，院士头衔光环时常超越科研本身。

2002年，南都报道中，各地疯抢院士，已开出150平以上住房，20万津贴条件。

7年后，各地招揽院士开价已翻至200平以上住房，200万安家费。抢到人的高校不敢让院士坐飞机，拒绝院士退休，“你是学校的旗帜”。

重金之下，院士评选已自成江湖，拉票也有复杂规则。

2009年，77岁的上海复旦大学闻玉梅院士感慨：

院士增选俨然已成了潘多拉魔盒，两年开合一次；盒子喷涌的是各路候选人，瞄准她手里的一票，裹挟欲望、蜂拥而至、周而复始。

她呼吁抵制拉票，但无人响应。

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暨医学奖。她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

人民网发文质问，为什么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人会落选院士？

两年后，清华最年轻女博导颜宁，前往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有人问她是否因落选院士才出走。

她否认，说“能第一个搞明白东西已是最大赏赐，名利只是副产品，不应是追求”。

事实上，更多科学家认同她的观点，他们沉默少言，并未卷入名利游戏之中。

遥感泰斗李小文，八十年代学成归国，千禧年后评为院士，他未住过特楼，但仍有特楼的风骨。

他穿布鞋，拎黑包，身为中科院遥感所所长，却常被误认农民，曾熬夜工作营养不良，被迫到医院输液。

2008年汶川地震，他在博客上道歉，说总理去灾区只能看地图，不能看到遥感现实图。“我们搞遥感的，真是恨不得打个地洞钻下去，就算地震殉国算了。”

2014年，他因穿布鞋讲课照片走红网络，人们说他更像科学家，称他布鞋院士。

一年后，李小文病故，千人自发送行，怀念他的文章延绵至今。

茅台院士讨论喧嚣时，有人在论坛再次追忆李小文，追忆那个特楼的时代。

那个时代的魅力，就是科学回归单纯的科学。

帖子结尾他贴了李小文的挽联：

素心明志，两杯浊酒论天下；

侠气致远，一双布鞋任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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