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天辟地：从陶然亭到烟雨楼_风闻

人生总有那么一些

终生难忘的情景、终生难忘的时刻！

从陶然亭北京，到烟雨楼嘉兴，今晚开始民生文旅会把百年前那些重要时刻逐一还原出来：

中共成立始于北京，在那个中国顶层头面人物被北洋军阀们垄断的年代，北京最耐人寻味、让人心动的非北大红楼，而是南城的陶然亭。

在如今京城寸土寸金的二环内，中轴线西侧南护城河北边一点点，就是那个因综合了地理、人物、建筑、历史、风景、文化等多重因素而成的陶然亭公园，毫无疑问，既然名副其实，园内当然有那座闻名天下的中国四大名亭：

陶然亭！

陶然亭原本大唐就有，李世民、陈子昂、李白，都曾到访见证！而后世闻名也是因为白居易那首好诗，如今的陶然亭依然横卧在华夏名亭园与唐代映雪瑶台之间的陶然湖上，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始终在迎接着或远道而来或常来常往的我们。

这里的积水成景的地貌，逐渐成型固化于西晋和北朝（那个时代能闻鸡起舞、百炼钢绕指柔的刘琨，来过这里），初始的建筑，开始于隋唐，后不知毁于何年。

现在的陶然亭，重建于清初康熙盛世年间。只要我们怀着虔诚之心踏访这里，就能亲身体验到仿佛走进遥远的唐风元雪里。

目光向西南放远一点点，触摸到旁边那从中南海迁来几米高的清音阁和云绘楼，一种辗转穿越的气息无言的传递出来。

走过密密麻麻亭树交错中的华夏名亭园后，我我们再回首仰望陶然亭，感慨万千的刹那，也许会有闪动泪花的目光，与这座世间稀有的历史刻录机，依依惜别。

因为，在众多的北京公园中，最富平民百姓色彩又有历史诗情画意的，就这里了！

无论是颐和园、圆明园，还是故宫、天坛，或者是什刹海、玉渊潭、紫竹院，原本都是顶级皇权垄断独占的，中南海近代几度开放，但时间非常短暂，就连钓鱼台核心区如今常人也难进，至于红领巾、青年湖、柳荫公园、团结湖，历史风度和丰度上，都远远无法与陶然亭相比，后来不同年代大批量兴建起来的例如朝阳公园、稻香湖、奥森加最新的南海子等公园，面积是够大了，但与那些零散星布于京城内外的或街心、或远郊这类社区公园一样，在文脉流转和积淀上，根本更不能与陶然亭的底蕴相提并论了！

陶然亭，自从被白居易的诗定名后，吟咏其的诗歌无数，坐在亭旁的木栏上，我们会不会陷入久久的沉思默想之中呢？

想象着千年前的那位穿着一袭青衣的孤独诗人陈子昂，他坐在船上独斟独饮，面对美妙的陶然夜色，又想起刚刚去过的幽州台，一时旅愁满怀；半夜时分，从不远处法源寺传来一阵阵钟声，使他忽生灵感，于是成就了那首传唱千古的名篇：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诗人之前有一代明君太宗皇帝（他决策建法源寺、卧佛寺等一系列北京古寺），诗人以后还有更著名的诗仙（李白来到这里会不会感觉到了安禄山的杀气腾腾和乱世即将来临的不祥气息），诗人之歌、时光之河，逝者如斯、川流不息，一千多年后，导师总理作为后人并不觉得他们走得遥远，而作为后人的后人，群里我们也感觉到，前辈们分明就活在那些情味隽永的唐诗的平平仄仄里。

一座原本很普通的亭台，因为一首诗的吟唱，使得无数文人墨客和民族英杰游而忘返，这可真是应景了：前不见无古亭，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思然而笔下……

当我们留连如此不同凡响的陶然亭时，不禁感叹，这亭不但是园林艺术的标本，还是中国历史的教科书。我们置身于春来湖水绿如蓝，鸭鸣柳黄发新枝的陶然湖畔，只见陶然桥身曲线优美柔和，桥那边的古亭在迎面不寒的杨柳风中隐隐约约时，又会不会莺歌燕舞的朗朗春日下，恍然入梦呢？

见证72年前换了人间，人民子弟兵气势非凡的入城式，或浮现龚自珍、魏源一众文人墨客在鸦片战争爆发前，聚会这里那玲珑典雅、古朴盈然的场面……

两箱对比，能平添哪些无限姿趣和慨叹？

倒映在水中的古亭，还有那旁边的曲柳，蜿蜒水面，当年会不会令守常、独秀，和导师、总理，都回环顾盼，如痴如醉呢？

陶然亭携带着所有林林总总的过往云烟，架于古今历代人之间，算不算朱栏碧槛，宛如仙境……

静与动中，这样的场景重现和还原，算不算上天为我们专门来设计的一出造型独特，雕刻精细的历史大戏呢？

又是不是可谓鬼斧神工？

据史料，从唐代经历辽金到元朝，这里始终水道纵横，杨柳芦笛点缀其间。

元代，这里摇身一变，成为了慈悲庵，又有多少妙龄女子在此终老一生呢？

清代，因为有了明嘉靖年间修筑的南城（缘起庚寅之变），陶然亭被围入京师外城，周边逐渐开始人气上升，人来人往后，必然是经济发达、商业繁荣，所以才有了江藻重新建亭。

风吹雨打、花开花落，100多年又过去了，我堂堂神州开始被人欺凌这200多年来，陶然亭开始隆重登上人类社会的大舞台，无数才子穿梭间，大中华风云际会！

林则徐、龚自珍、曾国藩、魏源……

陈独秀、李大钊、郓代英、邓中夏……

导师、总理、邓颖超、张申府、罗章龙……

这里没有太多小资情调，并不是曹公在《红楼梦》里形容为“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却在人家烟火是清欢的背后，却成为了中华逆袭改命、转折国运的最佳见证地标之一。

陪着孩子成长的陶然亭，看着中国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陶然亭，因为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始终令人魂牵梦绕……

6月3日，“英斯布鲁克”号客轮经过了近一个半月的航行，正在缓缓驶入黄浦江，驶入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国际大都市。

“英斯布鲁克”沿着黄浦江蜿蜒曲折的航道缓慢前行。这位荷兰人望着浦江两岸一排排高大的厂房和外滩的万国建筑，心中突然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激动和兴奋。他想起自己这次前来中国的使命，不禁默然感慨。

他暗暗发誓，一定要以自己毕生的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去，完成组织的重托，帮助中国人民完成翻身解放的伟事。

想到这，他不由莞尔一笑，也不知道中国人民以后会以什么样的目光来看待自己，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评价自己。但不管怎样，自己名字肯定是要和伟大的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英斯布鲁克”逆流而上黄浦江，徐徐地停靠在华界十六铺的大达码头。他从船舱里出来，拎着自己的行李，混杂在乘客的人流之中，慢慢地向着岸上蠕动着。

检过票，拎着行李来到岸边，放下手中的行李，长长地吸了一口混浊的空气，朝着四下张望起来。

“请问，你是从荷兰来的马先生吗？”一个男人的声音在马林的耳边响了起来。

侧目一看，见是一个年约二十多岁，眉清目秀的东方男子在用英语轻声的问他，环顾四周，见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迹象，遂轻轻地点一点头，算作回答。

来人冲他微微一笑，继续用英语轻声说道：“马林同志，我是中国产党党员李达，是专门负责接待你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尼克尔斯基同志。”

“哦！”马林轻轻地松了一口气，问：“尼克尔斯基同志现在何处？”

“尼克尔斯基同志也是在今天刚到上海，我已经把他安顿好了。马林同志，这里说活不方便，我们已经为你在公共租界安排好住所了，请你随我来。”说完，那个叫李达的小伙子拎起马林的行李，在头前带路了。

马林跟着李达出了码头。李达扬手叫了二辆黄包车，沿着黄浦江边向东驶去。黄包车在位于公共租界南京路上的大东旅社门口停下，李达付了车钱，就把马林带到了预订的32号客房。

当时大东旅社（这里因为情杀案的枪声而记录于史册，蒋介石也多次来这里解决几个老婆争风吃醋的烂事）与东亚、远东、一品香并称为“三东一品”，属十里洋场上等豪华型旅馆。

进了房间，马林热情的和李达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急切地问道：“李达同志，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尼克尔斯基同志？还有，中国共产党究竟现在规模如何？在中国的影响力到底怎么样啊？”

二人坐定以后，李达开始介绍道：“尼克尔斯基同志也是刚到，他是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前来指导工作的。马林同志，你先休息休息，明后天我来安排你们会面。

关于我们组织的具体情况，在全国各地现在共有党员五十多名，都分散在各地的各个共产主义小组当中。”

“哦”马林沉吟了片刻，道：“那你们的领导人陈独秀现在何处？你们日常的工作怎么开展啊？”

“实在是不好意思，”李达抱歉地一笑，道：“陈独秀同志目前在广东省，在广东省长陈炯明处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创始人李大钊同志，目前还在北大做教授。二位同志现在都不在上海，暂时无法与你会面。”

“那你们现在组织之间是怎么联系，协调工作的啊？这次临来之前，共产国际再三嘱咐，希望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尽快地组建起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和全国性的中央机关，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支部，在远东局书记处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在中国的各项工作。”

李达听了马林的这番话后，顿觉一愣，陷入了沉思之中。

马林见李达一时不开腔了，便急着追问：“怎么，李达同志，有什么具体困难吗？”

“目前组织的各项事务都有我和上海党组织的李汉俊同志在从中牵头。只是⋯”

“只是什么？”马林见李达说话吞吞吐吐，进一步追问道。

“我们的党刚刚成立，肯定会碰到一些困难，各方面也难免会存在很多不成熟的地方。

我们欢迎共产国际和俄共老大哥对我们诚挚的帮助和指导。但把我们的党作为一个支部，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似乎有些不大妥当吧！”李达深深地吸了口气，吐出了自己胸中不解的疑惑。

“李达同志，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你们的党现在刚刚组建，有些情况你也还不是很了解。这样跟你说吧，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都要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紧紧围绕着苏维埃俄国的革命立场而展开，以全力保卫苏维埃俄国作为我们的工作重点，必须坚定不移地为捍卫苏维埃俄国的一切权益而战斗。

你还年轻，在有些问题上还不是很懂，理解上可能也存在一些偏差。不过不要紧，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成长认识的过程。这样吧，你现在先想法通知陈独秀和李大钊同志，让他们尽快在六月二十日以前赶到上海，先把党组织建立起来，把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先成立起来。至于有些细节上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今后的工作中边摸索边探讨嘛！”马林望着李达稍有些稚嫩的脸，耐心地开导着。

最后，他又补充道：“尽快安排我和尼克尔斯基同志见面，尽快通知各地派代表来上海召开一次大会，筹备事宜就先由你们上海的同志具体负责一下，你看怎么样啊？”

“好吧，马林同志，我和汉俊同志会去尽快办理的，你也好好休息一下，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向你汇报的。”说罢，李达起身向马林告别。

马林可能是因为长途跋涉的缘故，身体比较疲惫，没有察觉到李达离开的时候曾不经意地摇了一下头。

二天以后的一个下午，在大东旅社马林的客房里，二个欧洲人和二个中国人正在进行激烈的交谈。

马林首先向李达和李汉俊询问道：“现在我们应该尽快成立中国共产党全国性的组织。请问二位，现在在中国大致有多少共产党员和地方性的组织？”

李达看了看李汉俊，回答道：“目前中国的共产党员在全国约有五十多个。各地的除了上海的总部和北京二个较大的组织外，还有广东、湖南、湖北、山东等地的的组织。另外，在国外，我们也建立了旅欧支部和旅日支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你们必须将党的工作报告和经费预算写个具体的材料交给我，由我上报共产国际予以核准。”

对于马林提出的上述要求，李达和李汉俊都觉得违背了陈独秀和他们建党时的初衷。还没等李达发话，李汉俊就明确表态道：“中国共产党是否加入共产国际还没有决定，至少也要等到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之后再说。

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

“既然如此，那就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起先一直沉默不语的尼克尔斯基看了看马林，用像是征询的口吻接着说道：“这样吧，你们应该马上发函通知各地组织，请每个组织派二名代表前来上海参加全国代表大会，让陈独秀同志也尽快从广东回来主持会议。

由于时间比较紧急，为保证代表们能够顺利到达，在发函的同时也给各地组织汇款二百元，作为代表的路费。”

尼科尔斯基，原名弗拉基米尔·阿布拉莫维奇·奈曼-尼科尔斯基，又名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贝格，1889年2月10日出生于外贝加尔省巴尔古津奇特坎村一个小市民家庭，上过三年赤塔商业学校。

他打过工，当过白军，1920年4月加入红军，1921年加入俄共，后成为军方情报员。

1921年1月，维金斯基回国后，他的任务由尼科尔斯基接任。尼科尔斯基来华的使命，是和马林一道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苏俄情报员，尼科尔斯基被来自伊尔库茨克的指示要求，必须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各种会议。

李达和李汉俊听完尼克尔斯基的话，不由得有点面面相觑。

马林敏锐地察觉到了李达和李汉俊异样的神情。于是，他用一种似乎是漫不经心的口吻说道：“二位中国同志，你们也应该知道。由于时间紧迫，离预定六月二十日开会的时间，也只有半个月了。

所以，每位代表二百元路费，先由尼克尔斯基垫付。至于组织问题和经费等问题，等陈独秀同志和各地代表到达后，我们再开会讨论决定。”

马林不愧为是一个老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由他这么一说，既替李达和李汉俊解了没有经费的围，又不动声色地迫使他们在事实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经费。

李达和李汉俊对视一眼，只好有点无奈地……

一大的性质，大家认真考虑过吗？

01

百舸争流的背景

1921年的中国，但凡有见识的，没有任何人看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太大了，绝望至极那种差距，在先进制造和高科技领域，完全可以说要什么没什么！抛开科技和工业化，就是政局已经糜烂到谷底，军阀混战没有任何人能破局战，民生早就凋敝。

尽管如此，仍有很多志士选择西方各种理论和道路来救国救民，具体表现在每天有很多政党成立，每天有很多政党解散，就像今天微信群一样。

今天我们讲起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如今拥有9000多万党员，掌握着几百万军队，领导着十四亿中国人正走向民族复兴。

但1921年7月一大成立时，它当时全国一共50多名党员，到场的只是13个，这是伟大的成立大会吗，更像今天的社群活动。

当时也不是只有这么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有史料可查的还有另外十四个“共产党”组织，比如：

1914年5月，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大家刘师复创建的中国无政府共产党;

1920年2月，张墨池创建的支那共产党;

1920年3月,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重庆教师建立的重庆共产党;

1920年6月,姚作宾同黄介民等人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后改名东方共产党;

1920年6月,旅俄华工联合会改建“旅俄中国共产党”，后改名“中华共产党”;

1921年7月,胡鄂公和熊德山创建了今日派共产党；

……

以上这些“共产党”组织的党员数量，都比1921年7月成立的那个全国只有50多个党员的数量多，这些组织有的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比如中华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旅俄华工联合会改建而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当时影响较大，1920年7月共产国际“二大”召开时，还曾选派代表参加大会。

那么问题来了，为啥中国共产党能在这么多“共产党”组织中脱颖而出呢？

关键就是有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位大佬的存在，就是所谓的“南陈北李“，早期的50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其实就是“南陈北李”马克思研究学会的学生们，他们在各地搞的共产主义小组。

02

当时没人在意

说到这里，我们一定会觉得1921年7月23日那次的成立，一定很有使命感，简直是里程碑的时刻，但真实的历史场景并不是我们今天抽象的那个意义。

“南陈北李”居然都没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大，当时陈独秀在孙中山广州的国民政府任教育部长，开会那段时间，陈独秀说政府有一笔款项筹到，需要他亲自盯着，就委派包惠僧代表自己来参加，而李大钊说北洋政府拖欠北京八所高校老师的工资我要带着老师去讨薪，就派了他的学生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自己参加。

张国焘的确是李大钊共产主义学派的得意门生，但刘仁静的资历，比起邓中夏和罗章龙等人要差远了，他们居然都没空来，邓中夏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罗章龙说要去给铁路工人开座谈会教他们如何罢工。

回到历史场景也是奇葩，如果知道28年后这个政党如此辉煌，参加一大代表可以名留史册，估计这些人肠子都悔青了，说明当时没人把一大当回事，13个代表为啥陈公博和周佛海会叛变革命，人家参加完一大一年后就退党了，属于当时在这么多政党组织里串来串去想多认识些人脉的主。

昨天咱们在群里分享那段说了，马林当时让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向全国发通知，让各地方组织，立即派遣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为了能让各地的代表顺利的抵达上海，马林还主动赞助每位代表200元的路费（往返都有了，挺周到的），并多次发电，让陈独秀立即回上海，参加“一大”会议。

陈独秀派遣包惠僧代表自己出席，这一举动让马林十分的不高兴，也就是说，这个政党从一开始成立时，陈独秀和马林的关系就不和谐了！

马林来中国的愿望是好的，想尽快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染上了老大哥的意识，十分高傲，要求成立一个政党，向共产国际提交要工作报告、经费预算，这种居高临下，指手画脚的行为，让陈独秀大为不满！

陈认为我们还没有决定是否加入国际，怎么可能提交所谓工作报告，就算中国加入了国际，双方之间的关系，还有待商榷，这是陈独秀的坚持，中国的道路必须由我们自己独立自主负责！

国际派来的代表，只能是顾问，不具有领导权。

03

一大的三件事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为兴业路76号)小洋楼里秘密举行。

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学的是列宁式革命政党模式，这种组织型政党采用民主集中制方式，形成代议制民主体制，与西方松散的政党相比，它有严密的组织结构，有严格的入党程序，每名党员都是组织的一员，都要遵守党的纪录，服从党的领导，履行党的决议。

一个组织型政党成立至少需要干三件事情，分别是一个党章，一个工作计划（我们现在是五年一个计划，当时是一年一个计划）以及一个中央机构。

让我们来看看一大的这三件事：

1、关于党章，《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不是正式的党章，但包含了党章的内容，规定了党的名称、性质、任务、纲领、组织和纪律，实际上起到了党章的作用，但奇葩的是，这么重要的一大党纲居然没有保存，一大党纲遗失一度让中共历史成迷。

1956年12月，苏共中央把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移交给中共中央，当时是杨尚昆派人去接收的，在这批档案中，发现了俄文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60年美国学者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大代表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陈公博的论文附录居然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英文版），这英文版与俄文版一对照，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具体文字稍有出入，这样《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被史学界确认。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自己为啥不保存？明明已经选出了三人组的中央机构。

2、关于一大的工作计划是什么，好像没有，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二大给出了最低纲领，就是反帝反军阀统一中国，二大结束后，中共接了一个项目，就是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派6名密查员检查工作。

然后利用这个业务机会，串联和培训了铁路沿线的工人，开始了工运，最后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整合了各铁路沿线工人开始搞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从具体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变成争取平等的政治斗争，吴佩孚发现“引狼入室”了，最后武力镇压，这就是著名的二七惨案。

我们看到了吧，二大是有工作计划，一大居然没有，哪怕说发展党员也是一个工作计划，我特意查了数据，从一大到五大的党员人数，分别是50、195、420、994和57967，真正形成党员人数上规模的是四大，增长了50倍，四大是1925年开的，五大是1927年开的，中间差了2年，这2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北伐，而四大恰恰解决了基层组织的问题，这样利用北伐导致全国党员在基层的人数爆增。

3、一大成立了中央机构，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比较少，会议决定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

载入历史的13名中共一大代表分别是：上海共产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共产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共产小组的导师、何叔衡，济南共产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共产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共产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共产小组 的周佛海，武汉共产小组的包惠僧（陈独秀的特别代表）。

这样就理一下逻辑，南陈北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生，在各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受到上海共产主义邀请，来上海成立去中国共产党。

但一大成立的这个组织型政党实在太不专业，和我们后来看到的这个伟大政党完全不同，成立大会居然会发生：党章丢失了，开会日期不记得了，政党的年度工作计划根本没有制定，就选出了一个3人组中央机构。

这3人组的中央机构，陈独秀和张国焘是也一定会被选出来，陈独秀就不用说了，张国焘是李大钊的大弟子，那个李达被选出来，是因为整个一大如果没有他，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召开。

04

石库门

李达和李汉俊是上海的东道主，整个会议的组织安排是李达妻子王会悟，王会悟是浙江乌镇人，现在世界互联网大会能在乌镇开，说明乌镇人厉害呀，会议的组织能力就是强呀，开会前王会悟先找李汉俊，让他把他哥哥李书诚住宅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为兴业路76号)小洋楼作为开会场所。

李书诚是同盟会元老，国民党黄兴的参谋长、孙中山的军事部长、北洋军阀政府陆军总长等职，此时李书诚一家己出外避暑，平时就是李汉俊住着，王会悟认为在这个小洋楼开会，比在饭店找了大房间要安全的多。

确定开会地点后，王会悟联系外地党员的临时住所，就是法租界蒲柏路的博文女校（今太仓路127号），学校7月中旬放暑假，他们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借住这所女校，此校离作为李公馆只有200余米之遥，步行不过5分钟，王会悟向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商租了一幢带厢房的统楼，买来芦席、蚊香等物，并安排了床铺。

在博文女校临街的二楼，毛泽东、何叔衡住西边前半间，王尽美、邓恩铭住西边沿马路的后小间，董必武、陈潭秋住东边的前半间，包惠僧、张国焘、周佛海及刘仁静住沿马路的东边后半间和中间。

张国焘来沪筹办一大来上海最早，除博文女校外另有住处，上海代表李俊汉、李达都住在上海自己的住处，广东代表陈公博携新婚妻子来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一大正式召开，不大的房间里，中间摆了一张餐桌，四周置了十多张木椅子，除了13名代表，还是马林、尼可尔斯基以及翻译杨明斋。

23日晚由张国焘主持，马林、尼可尔斯基代表第三国际致了祝词，24日晚，各地代表报告各地工作情况，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同时张国焘执笔起草党纲和党的工作计划。27日-29日晚，代表们讨论党纲和工作报告。

到7月30日晚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第二次到会，此时担任警卫的王会悟忽然发现，一个身穿蓝袍黑褂的人，贼头贼脑地朝会场走来，边走还边怯生生地往两边探望，不久离开，王会悟把情况告诉了马林的翻译杨明斋，杨明斋报告给马林后，马林经验比较丰富，要求大家立刻停止会议，迅速分散撤离，于是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的与会者快速撤离了会场。

不久这个神秘男子就带着法国巡捕，包围和搜查了这幢房子，他叫程子卿，是青帮“悟”字辈人物，1905年入法国巡捕房，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这些巡捕搜了一圈没看见什么重要的东西，看到李汉俊书架上满是社会主义理论著作，就微笑着对李汉俊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

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后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7月30日晚上的会议被法国巡捕突袭后，尽管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但上海是不可能继续开会了，因为有一项重要工作没做，就是要通过党纲，选举中央机构。

05南湖红船

这样最后一次会议场地，王会悟选择了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了，王会悟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

1921年8月3日早上7点35分，从上海北站驶出一列火车，朝南进发，一大代表各自坐在不同的座位，3个小时后停靠在嘉兴车站。

王会悟花8元钱租了一条中号的单夹弄船，订了一桌酒菜，并租了一副应急伪装用的麻将，一大代表就这个上船了，船娘将船撑至烟雨楼东南约200米的僻静水面，南湖会议正式开始，南湖会议在游船开到下午6时完成全部议程，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然后在简短的闭幕式上，代表们低声高唱国际歌

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关于南湖会议一共多少人，当下的说法是12人，陈公博是公认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因上海会址遭搜捕一事心有余悸，带着新婚妻子前往杭州，也有说法是11人，说李汉俊是上海一大会址的屋主已受监视没有去南湖，更有说法是10人，说何叔衡对马克思理论完全不懂，在上海开会中途就把其撵走，这个可能不大，一大不需要做党员资格审查。

王会悟回忆非常惊人，她在建国后能记起雇船和吃饭的花费一共8元，却偏偏记不起来南湖会议的具体参加人数，按道理去嘉兴全程接待都是她，王会悟给了历史一个模模糊糊的答案，她进行选择性的失忆，究竟在隐瞒什么？

公开证实的史料是，嘉兴南湖会议，马林与尼科尔斯基肯定没去，13个代表陈公博没有。

那么一个经典的问题出现了，一大最重要的那份党纲，按道理是南湖会议被表决通过的，这个是组织型政党流程的关键，恰恰那份党纲一个俄文版去了莫斯科，一个英文版去了美国，这2份关键文件的携带者，俄文版是马林与尼科尔斯基，英文版是陈公博，他们3人居然都没有参加南湖会议。

也就是说，他们都不知道最后会不会通过党纲，居然离开了，恰恰他们带着两份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重要历史资料。

董必武后来回忆称：“一大没有任何文件，共产国际保存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两个文件没有名字，没有年月日。这样的状况，是什么原因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一大时共产国际派的代表是马林(荷兰人，托派）。

他把当时的文件都带走了，没有交给共产国际。另一个原因是：一大以后好久没有中央，文件没有人管，那时我们也不知道有中央。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据。”

导师在1942年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结合董老和导师事后的这个回忆，再加上列宁的组织型政党成立专业度，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出，一大在南陈北李（特别是南陈）的眼里，就是：

一次全国各地共产小组的党员见面会。

而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尼科尔斯基眼里：

是共产国际在中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不欢而散

1921年9月上旬的一个傍晚，一位身着西服，手提皮箱，步履稳健的中年男子走进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

此人便是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他是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一职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的。

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工作千头万绪，而设在上海的中央局群龙无首，马林非常不满，建议中央派包惠僧去广州接陈独秀回上海。

陈独秀回到上海次日，即同马林见面会谈。但两人的首次见面就因马林的傲慢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发生了争执。

在广州及在回上海的路上，包惠僧就向陈独秀谈到上海的情况，陈对马林不以为然，说他“不完全同意马林的意见”。

在谈到共产国际时，陈说：“我们没有必要靠它，现在我们还没有阵地，先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在适当的时候找第三国际联系。”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马林负责在远东各国组团参加拟于11月份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他没有跟中共中央打招呼，就秘密派张太雷赴日本联络组团。

陈独秀得知此事后，极为不满！

他还了解到，马林要求张国焘拟定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每月1000元）。因为搞工人运动要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工人夜校、出版各种理论书籍，都需要资金。张国焘也是在马林的启发下做出的预算，并没有狮子口大开。

但陈独秀还是严厉批评了张国焘，斥之为“雇佣革命”。

由于陈独秀已对马林先入为主，印象不好，尽管是初次见面，并没有那种应有的热情。

陈独秀在张国焘陪同下，来到马林的下榻处。

张国焘向马林介绍道：“马林先生，这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先生。”

“噢，欢迎，欢迎！陈先生，你终于回上海来了。”马林高兴地伸出了右手。

“谢谢！”陈独秀握住马林的手，礼节性地答道。

双方寒暄了几句后，空气有些窒息。

沉默了一会儿，马林以西方人特有的直率提出：“共产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所以中国共产党应当在共产国际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

接着，马林态度严肃，带有命令的口气说：“陈独秀同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共产国际的！”

陈独秀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马林这种态度，看着就不顺眼，他怒气直冲头顶，“霍”地站了起来，吼道：“摆什么资格！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照样可以独立干革命！”

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的马林，以前听说陈独秀脾气不好，但没有领教过，万没想到，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对他马林的态度如此高傲，一时气得无言以对。

张国焘只好做和事佬，不停地两边劝。

两人稍微平息下来，陈独秀说：“在我看来，我们党尚在幼年，一切工作尚未正式开展，似无必要戴上共产国际的帽子。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这些怕是共产国际和外人难以了解的，如不了解，如何谈领导和指挥？”

陈独秀还表示，“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还是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为好。”

陈独秀当着马林的面，对张国焘说：“中国革命的一切，都要我们自己负责任，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

就这样，陈独秀和马林的第一次见面便不欢而散。

这时，张太雷已从国外回到上海。他知道陈独秀和马林都是脾气耿直、个性极强的人，便在他们之间不断进行调解，以求缩小分歧。

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受其领导？

这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

但经费问题毕竟是十分现实的问题。随着党的成立，越来越多人成为党的一分子，多数成了职业革命家，出差、开会、办刊、办外国语学校、办工人夜校，包括印刷各种宣传小册子和传单等，处处都需要钱。

在中共最初的党员中，只有陈独秀、李大钊等几人有些个人收入，党能够不要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而生存吗？

何止领导工人运动需要资金，中共一大能够召开，共产国际也是提供了经费的。比如，每位出席会议的代表，在收到会议通知的同时，也收到了100元路费。这是从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带来的活动经费中支出的。

陈独秀以革命为职业，便失去了固定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他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该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与陈独秀有同乡之谊。亚东图书馆为他出版《独秀文存》，有一部分版税。

于是，他没钱就来亚东，但又不主动开口要钱，属于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好在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陈独秀坐在那里闷声抽烟，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点钱把？”

陈独秀点点头，拿一点钱，再坐一会儿，就走了。

即便创业维艰，陈独秀也不愿中国共产党因接受外援，而被那些别有用心的垃圾们称为“卢布党”。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不用提一般人，就是原来很豪横袁大头和如今八面威风的直系，都缺钱，要不干啥还去搞什么形形色色的善后大借款呢？尤其是中共初创，一群穷书生，要啥没啥，又想从事伟大事业，没有钱更是万万不能的！

那，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下期详说先跳过）

这是一支百年前的创业团队，1921年公司注册，资本金接近于0，靠马恩列的商业计划书拿到了共产国际（其实是苏联的海外资本投资控股公司）的天使轮，历经艰辛打败了西方跨国公司和国内强有力的竞争对手，1949年10月1日在主板市场上市，经过72年五代CEO经营，目前居全球第二，未来有望成为全球第一。

这个创业说是很有史料支撑的，最早出自1949年导师在建国前写给李达的信。

1921年作为初创公司的中国共产党，其实在共产国际眼里，不是他投资的，而是自己的中国子公司，而陈独秀却坚持认为，共产国际仅仅是天使投资方，不应该介入公司的经营运作，天使投资方派到初创公司的顾问马林，这个马林同学个人在中国化了不少钱，都报销在初创公司的运营成本里，这是不应该的。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新青年》杂志创办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1927年前的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控盘中国共产党，中共早期的总书记陈独秀想从共产国际手上夺回权力，想领导中国共产党真正独立自主的发展，但他失败了。

01

产权不清晰

先复习一下刚才的内容：

1921年8月中共一大后，包惠僧回到广东告诉陈独秀，马林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共产国际，是它的一个支部。

陈独秀听后非常反感，认为中国人自己的党要靠自己来组织，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干。

9月回到上海，陈独秀出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就开始当面怼马林了，马林公开表示，一年以来，共产国际在中国用了20余万元，那成绩很一般，中国同志未免太不努力。

陈独秀当即和马林发生冲突，驳斥说，我们哪里用了这样多，半数是共产国际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为何诬赖别人！

今天我们创业，讲的是股权清晰，资方就是资方，公司发展和运营权力在初创团队手里。

但20世纪20年代那个中国最伟大的创业公司，一开始的股权恰恰不是最清晰的，更严重的问题是连初创公司的高级干部们也认为自己是子公司。

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张太雷，是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党员，他试图说服陈独秀，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

陈独秀马上发火，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有多大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共产国际这顶大帽子。

还有张国焘，他向马林汇报中共的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和预算，对此陈独秀非常不满意，还让他责问张国焘，向马林汇报预算并让马林对中共的工作人员规定薪资，这等于是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

在组织产权如此不清晰的前提下，陈独秀和马林就这样闹翻了。

马林这类人的想法非常简单明了又粗暴有效，如果你是真的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共产国际的。

陈独秀认为，中共的工作，也无须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

陈独秀担任中共早期领袖期间，与共产国际陆续派来的代表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罗易、罗明纳兹等共过事，对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钦差大臣”，没有一个他看上眼的，尤其反感他们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

这些人都向共产国际告过陈独秀的状，这为他的早早下台，以至被开除出党，埋下了伏笔。

今晚咱们再跳跃几年，直接到那个拐点之年1927，然后再退回来详细说中间这5年。

02

中共的五大

说来很有意思，陈的下台恰恰是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瞎指挥背锅了。

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蒋介石翻脸了，共产国际非常狼狈，长期以来，他们一觉得国民党正统有力量，轻视中共，资源配置上毫无原则和后手，不理中国的多次诉求，却直给国民党输送大批枪炮，仅仅给中共输出主义书籍，并要求共产党配合国民党革命搞农运，结果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党反而成了国民党革命的对象。

最狼狈的是斯大林，他前期投资的几千万卢布、几万条枪及其他军火打水漂了（大部分是给国民党的，那几年的国民党是最典型的最大号的卢布党），如此重大损失，将面对党内托洛茨基派系的攻击。

1927年4月27日，五大就在这样的苦雨凄风中开幕了。

陈独秀还是一如既往认为，他一直在要求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不能完全配合国民党，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是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瞎指挥中国革命造成的。

但是，这次会议上，他作为共产国际背锅侠被抛出了，其实也对，所有人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子公司，子公司的业务不好，尽管业务是总公司老大远程指挥的，但为了维持总公司老大形象，换掉子公司总经理，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斯大林考虑的，不仅仅找个背锅侠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下一步如何弥补的问题。

蒋介石尽管背叛了革命，国民党还有汪精卫，从反馈来的信息来看，汪精卫虽然不代表工人阶级，但可以归到偏左的资产阶级阵营里，这样的人做盟友比做下属合适。

左右标签一贴上，人的思考就变的很简单了，哪怕是斯大林，在他眼里，蒋介石是右翼，汪精卫算左翼，再加上工农阶级的数字，两边对比一下，就得出了非常乐观的结论。

国民党反动派的头目蒋介石加新桂系的势力，远远低于国民党左翼，联合汪精卫，就可以搞定蒋介石了。

于是，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给出了这样教科书式说法：

党组织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帮助陈独秀认识了他的右倾路线错误 ，但陈独秀没有正确对待这种帮助。

在那个最重要的拐点之年1927，恰恰是先拒绝陈独秀不去四川任省委书记，又拒绝瞿秋白不去上海租界做办公室的导师，带着秋收起义的部队，走上井冈山。

1年多后又走出井冈山（这被迫的），然后大范围转战赣南闽西这些南岭地区后，得出的经验，才真正让陈独秀所期望的，中共独立于共产国际成为可能。

很多并不让人看好的农村根据地建立起来后，中国共产党才有了本土派，才能在与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国际派发生路线冲突时，还有一支健康且有力的群体，与那些食洋不化的被洗脑者，进行独立自主权的博弈。

就是这样，本土派和国际派之争的博弈中进行了不断反复，一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自己挺不住解散了（从国际视野看，根子上实质还是斯大林的自私），导师在延安又及时通过整风运动，才让正确的本土派大获全胜，中国共产党才真正独立自主。

在大革命中，陈独秀的观察和思考很多被历史证明是对的，他的很多提案很多也是如此，但没有条件成熟前，没有经济独立前，那时经济不独立的中共，是没有办法独立于共产国际的，指望托洛茨基在和斯大林在政治斗争中获胜，让他恩赐中国共产党独立于共产国际，其实也很幼稚。

 一个组织，在别人恩赐下喊独立自主，是一种无奈，从这点来看，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你坐下，是历史的必然。

所以，我才说天不生导师，万古如长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