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定窑研究_风闻

　一　相关研究回顾

　　学术界一般将北宋之前与北宋以后的定窑生产状况相区分，如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即将唐、五代定窑称为“曲阳窑”，以与北宋以后的遗存相区别。原因是古代的谈瓷著述，特别是明代后期清赏类著述，都把定窑列为宋代名窑。穆青最早提出“早期定瓷”的概念，认为定窑在北宋形成独特艺术风格之前的唐、五代产品应属“早期定瓷”范畴。虽然其观点受到古代谈瓷著述的影响，但他注意到了宋代定窑的成就育成于唐、五代当地制瓷业的技术发展，并指出其与宋代定窑是一脉相承的。本文以“早期定窑”指称北宋之前的定窑生产阶段。

　　关于定窑创烧的时间，文献中无明确记载，古代谈瓷文献无一例外将定窑记为宋窑。20世纪20年代叶麟趾发现定窑遗址后，陈万里于1951年对窑址进行了调查，确认了定窑所在地，并主要依据光绪《曲阳县志》所载立于后周显得四年（957年）王子山院舍利塔碑碑阴所刻供养人姓名中“□□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侍御史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的题名，认为五代后周时曲阳龙泉镇已有瓷窑，且规模相当大，所以瓷窑商税务使才会在龙泉镇监收窑业税，由此证明定窑在五代时已在烧造瓷器。其后关于定窑创烧的时间和早期定窑生产面貌的问题就一直为学者们所关注。关于定窑创烧的时间，依据观点产生的时间先后，大体可归纳为晚唐说、初唐说、中唐说、隋代说。

　　纵观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由于不同时期资料积累程度和不同学者认知系统的差异，关于定窑创烧问题，所得结论各不相同，至今没有定论。究其原因，即在于窑址发掘资料及在此基础上开展分期研究的欠缺，导致相关问题的讨论缺乏年代学标尺。20世纪60年代发掘地层及出土遗物介绍的简略和80年代大规模发掘资料刊布的滞后，致使定窑的创烧时间及早期发展阶段的产品面貌和装烧工艺等仍不明晰。

　　在此背景下，2009~2011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曲阳县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等单位对定窑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在涧磁岭、北镇、涧磁西及燕川4个地点布方发掘，在北镇、涧磁岭（A、B、C区）的9个探方中发现了唐、五代时期的地层堆积及窑炉、灰坑等遗迹，出土了丰富的瓷器、窑具等遗物，为早期定窑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地面调查和考古发掘成果表明，北镇区有较多早期遗物，是定窑初创阶段生产的中心区域。根据地层堆积情况以及出土遗物的品种、器类、造型、胎釉、装饰、装烧工艺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和时代变化，我们将北镇区遗存分为三期五段，其中第一期的中晚唐时期及第二期唐末五代时期的前、后两段代表了定窑的早期生产面貌。本文即以北镇区发掘资料为基础，结合涧磁岭区的唐、五代窑业遗存，对早期定窑的产品面貌进行总结，并对相关问题加以讨论。

二　中晚唐时期：定窑的创烧和初步发展

　　根据我们分期研究的结果并参照文献资料可知，定窑第一期的时代为中晚唐时期，时间自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至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为定窑的创烧时期。此期时间跨度较大，但由于出土资料较少，无法做进一步划分，北镇区出土遗物中可资对比资料主要集中在9世纪中叶前后。因此，这一时期较早阶段的产品面貌尚不明，北镇区可能并无此段的遗存（容后述），后段遗存在北镇区有发现。

　　如前所述，关于定窑创烧的年代，学术界还存在较大争议。由于相关文献记载与现阶段考古资料不能很好对应，我们对早期定窑的讨论主要依据已有的考古资料。8世纪后期至9世纪中后期正是邢窑繁荣发展并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从现有考古资料所见早期定窑的产品面貌来看，定窑创烧及早期发展与其对邢窑的模仿有关。科技分析结果也表明了这一时期定窑细白瓷对邢窑精细白瓷产品工艺的模仿。这一时期定窑与邢窑产品面貌的高度相似性，极有可能是因为定窑的创烧就是从模仿邢窑精细白瓷开始的，并希望作为当时已在国内外广泛流通并用于贡御的邢窑产品的补充。对邢窑的研究表明，邢窑最兴盛的时期是中唐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定窑也开始烧制瓷器。窑址发掘资料也表明，这一时期定窑的许多产品虽与邢窑在造型、胎釉特征上颇为相似，但定窑在匣钵底部垫一层石英砂以防止器物粘连，导致定窑的细白瓷产品底部均大量粘砂，实际上造成了定窑与邢窑产品的一个较为显著的不同。

　　这一时期定窑窑场主要位于北镇区恒河沿岸的台地上，分布范围较小。窑场规模不大，产量较小，产品不甚丰富。主要产品有细白瓷、化妆白瓷、青黄釉瓷、细黑釉瓷、低温釉陶及其半成品素烧器等。定窑初创阶段即以白瓷为主要产品，此期白瓷占产品总量的65.8%，其中细白瓷产品占58.8%，超过产品总量的一半。白瓷产品中还有粗化妆白瓷，占产品总量的7%。此外，这一时期数量较多的产品还有早期定窑较具代表性的青黄釉瓷，占产品总量的30.5%（图一）。可见，定窑从创烧伊始就奠定了以细白瓷产品为主的生产特征，而且产品质量很高，这表明定窑的创烧起点很高，缺少一般窑场初创时期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从较低水平向高水平演变的发展过程。

　　细白瓷器类主要有碗、钵、瓶、罐等，其中碗占89.8%，其他器类出土数量均很少（图二）。此期细白瓷产品已有很高的烧造水平，器形规整，胎色白，胎质细密坚致，表现出在选料、备料上的精工。釉色以白中微泛青者为多，釉层均匀、光亮。另有极少量细白瓷器施两层釉，釉呈乳浊状，釉色白中泛青，釉面更加温润。釉层厚的器物或器物上积釉处多有大量细碎开片，施釉至下腹，足部无釉。代表性器物有敞口斜曲腹大碗（《北镇》图一七）、唇口玉璧足碗（图三、四）、盏托（《北镇》图五八∶1）、侈口圆肩执壶（图五）等。

　　化妆白瓷器类主要有碗、钵、罐、执壶等。胎色黄灰，火候很高，胎质较粗而坚致。化妆土颜色正白，外罩光亮的透明釉，有大量细碎开片。代表性器物有敞口玉璧足碗（图六）、唇口折腹饼足钵（图七）、执壶（《北镇》图一九）等。

　　青黄釉瓷器类主要为碗（图八），另有少量执壶、钵、罐等。粗质灰胎，夹杂大量杂质，但因火候高而非常坚实。碗类器物通常在内壁及口沿处施化妆土，外施透明釉，釉色白中泛灰青，布满细碎开片；外壁施青釉，有化妆土处呈青黄色，无化妆土处呈青绿色，青釉中含铁量较高，往往因为火候较高呈现褐绿色。另有一些青黄釉器物，青釉在化妆土映衬下呈黄色，有学者称之为“黄釉器”。这一时期有些青黄釉碗外壁有成排分布的锥刺纹或席纹装饰（图九；《北镇》图一八），这类装饰作为定窑最早阶段青黄釉瓷器的特有装饰方法，只出现于这一时期，且出土数量极少。

　　粗黑釉瓷器类主要有盏、罐，另有少量碗、瓶、钵、盆等。胎体特征与化妆白瓷基本相同，外施一层黑釉，由于烧成温度很高，釉色均匀，釉面光亮。代表性器物有敞口平底盏（图一○）。

　　低温釉陶主要为低温绿釉和低温黄绿釉。器类主要为炉（图一一），黄灰胎，胎质粗而坚致，露胎处呈粉红色。通常在口沿及外壁施化妆土，外施低温铅釉，以绿色、褐色为多，某些部位暴露化妆土，产生白色装饰效果。同时地层中发现有一些同样造型的素胎器物。从出土物比例来看，低温釉陶与素胎器所占比例都较小，而素胎器数量明显多于低温釉陶，说明这类产品的生产数量不是很多。加之低温釉陶为二次烧成，素烧之后就淘汰一部分残次品，提高了产品的成品率，所以窑址上发现的低温釉陶成品较少。这类产品进入北宋以后很快就停止烧造。早期低温釉陶只在北镇区生产，涧磁岭地区未见。

　　细黑釉瓷器类主要为盏（图一二）。特征为白薄胎，胎质极细，内外均施黑釉，釉层薄，釉面光亮，流动性极强，玻璃质感强，施釉及足，堆釉很厚。与细白瓷一样，足底粘砂。

　　根据发现的窑具和对器物的观察可知，本期细白瓷使用匣钵单烧，匣钵内底垫一层砂以防止器物与匣钵粘连，因此器物底足有粘砂。匣钵有漏斗形（图一三）与直壁形（《北镇》图二一、五八∶3）两种。青黄釉瓷、化妆白瓷、粗黑釉瓷采用明火裸烧法，碗、盆等叠烧器物之间以三叶形支钉间隔（图一四、一五）。

　　曲阳县文管所收藏有一通慧炬寺旧址发现的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此碑立于永贞元年（805年），碑阴刻有一众“助钱造寺结邑修诸功德”的功德主的姓氏和官职。其中列出了多名与瓷器生产有关的官员，计有“都知瓷窑等三冶节度总管骠骑大将军试殿中监李庭珪”，“瓷窑冶副将试太常卿李仙期”，“都知瓷窑等三冶判官李成璘”，“瓷窑冶虞候蔡庄，副将王从利，散副将郭伯诚，驱使官贾琎、张璘”，“瓷窑冶百将韩重光、王希朝，押官刘河清、王朝□、罗献弘，兵曹李惟□”，“都知瓷窑勾当供使细茶器云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试太常卿杨春”，“同勾当茶器杨良捷”。这个名单包括了瓷窑冶管理和生产的从大到小的官员，甚至可能包括了类似“作头”的工匠，还有负责采办的“都知瓷窑勾当供使细茶器云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试太常卿杨春”等官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官营制瓷手工业的生产体系。这一碑记资料的发现，为探索定窑创烧年代及判定早期定窑生产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根据孟繁峰等学者的研究，义武军恒阳县内有瓷窑冶、石城冶、白土冶和恒山冶四处官冶以及附属于白土冶的白堡冶，分管制瓷和矿业，其中以瓷窑冶为尊。从这些官员的挂职可知，诸冶的管理体制是军管，李庭珪的品级甚至高于恒阳县令。孟繁峰等认为此碑记虽不能解决定窑创烧的准确年代问题，但可以肯定其在唐后期至五代前期义武军割据的782~929年为“方镇易定官窑”，其产品用于贡奉割据的方镇，并据此得出定窑初创时期的性质是义武军辖下的藩镇官窑。我们大致同意上述观点，即定窑的创烧与义武军藩镇的建立有很大的关联，定窑初期的生产是在义武军藩镇掌管之下。义武军虽割据程度不及承德、幽州、魏博三镇，但也属割据型藩镇，节度使之职父子相袭，自署文武官吏，租赋不入中央。此碑立碑时间在张茂昭入朝之前不久，此时定州已形成割据，定窑创烧可能与藩镇割据时大力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需要补充的是，义武军藩镇建于建中三年（782年），首任节度使张孝忠由于未追随安史之乱降将、成德军节度使李宝臣之子李惟岳叛乱并成功收复定州，得到唐中央政府的嘉赏，被封为义武军节度使、易定沧三州观察使。义武军藩镇从河北地区的大藩成德军中分出，初建之时急需发展经济以自立。而此时邢窑的中心产地内丘县并不隶属于藩镇，而是归中央政府统辖。此时的邢窑正处于生产的繁盛时期，史料明确记载其向中央政府贡瓷器，而都城长安也出土了许多这一时期精美的邢窑细白瓷器，考古发掘资料足以证明邢窑贡御的事实。邢窑在此时不仅向中央政府贡瓷，还参与刚刚开始的大规模海上贸易活动，并要供应窑场附近地区的民众。因此，邢窑此时非常需要扩大产能，以满足各方的需求。而急需发展经济并与中央政府保有良好关系的义武军，可能通过中央政府的协调，得到邢窑的直接帮助，也开始生产瓷器。这种帮助有可能是窑工直接参与生产，因此定窑才能够在创烧伊始就生产出了精细的白瓷。不过此时定窑供给的对象主要是义武军辖区及附近地区的士庶，在都城长安没有发现明确的这一时期定窑器物，表明定窑并不贡御。另外通过对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碑阴所录捐建人名录的分析，在782年义武军建藩以前、765年慧聚寺建寺后助钱建寺功德主的名录中（碑阴下部列名）不见瓷窑等三冶的官员，似说明在义武军建藩的782年以前并无瓷窑冶的建制，窑业生产始于义武军建藩以后。

　　从《影堂纪德之碑》所录功德主名录可知，至迟于永贞元年（805年），在恒阳县龙泉镇即今曲阳县灵山镇一带已存在规模与质量颇为可观的制瓷业，并形成陶瓷商品生产基地，还能生产“细茶器”一类高档日用瓷，此时定窑已是节度使政权派官监烧的窑场。尽管我们在多处地点散点发掘的9个探方中发现了唐、五代时期的地层，并且无一例外下接生土层，但经过细致排比，这些地层的出土物均难以断代到8世纪后期的中唐时期，可资比较的资料都排定在中唐末到晚唐时期。因此，我们将北镇区发掘资料第一期的年代定为9世纪初到第三个25年间。发掘地点之外的北镇、涧磁岭窑区的多次拉网式调查亦未发现更早的遗存。1957年冯先铭对定窑窑址进行调查时所采集的与邢窑极为相似的白瓷片，也不能证明可以早到中唐时期。由此我们将此次定窑遗址发掘出土的时代最早的遗存断代到9世纪，换言之，《影堂纪德之碑》所体现的定窑最早期的窑业遗存至今并未发现。由于慧炬寺故址位于灵山镇以西的东、西燕川村附近，推测定窑最早期的窑业生产地点可能在燕川、冶北窑区。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燕川和冶北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2009年我们也在燕川村的三个地点布方发掘，但出土器物的年代大体在北宋晚期到金元时期，未见早期遗存。另有一种可能是，这一时期的窑业遗存在今北镇南村的法兴寺故地，即《光绪重修曲阳县志》所说的龙泉镇镇治所在，然而我们曾多次前往北镇南村调查，发现窑业遗存并不普遍，也未见早期遗存。义武军藩镇官窑的面貌到底如何，目前尚不得而知。

　　经过张孝忠和其子张茂昭近30年的统治，至元和五年（810年），张茂昭将义武军藩镇的治权归还中央。此后的几十年间，义武军节度使三五年一换，未行各割据藩镇的世袭制度，统治不够稳定，由于河北地区承德、幽州、魏博等几大藩镇的割据，中央对义武军的控制也比较薄弱。直到晚唐后期的乾符六年（879年），封王处存为义武军节度使，易定再次入藩，开始世袭统治。后梁时，其弟王处直被封为北平王，直到后唐天成四年（929年）王处直义子王都被攻灭，义武军王氏割据了50年。张氏义武军藩镇归治中央以后，义武军治下的“瓷窑冶”可能也撤除官冶，但窑业生产并未停止，我们所分的北镇区第一期遗存即易定撤藩到再次入藩之间的遗存。这一时期窑业生产依然保持了很高的质量，产品以高档的细白瓷为主，粗劣的青黄釉瓷也有一定数量。但这一时期的生产规模很小，主要集中在北镇北村南部沟谷北侧台地与北镇南村舌形台地东北角山坡上，遗存分布面积较小。在不同发掘地点清理出早期遗存的9个探方中，第一期的地层仅在北镇T4、T5两个探方中分布。我们推测，张氏义武军藩镇归治中央以后，原义武军所辖瓷窑冶废止，窑工们另选了恒河西北岸的地点继续进行生产，但可能是由于生产人员相同，产品依然保持了高水平。这样的生产状况延续了几十年的时间，直到定州再次入藩，这里才迎来了生产发展的高峰期。

　三　唐末五代时期：定窑的快速发展与第一个高峰期

　　晚唐以降，邢窑走向衰落。定窑产品开始逐步取代邢窑精细白瓷的地位而广为流通，其流通范围较前一期已大为扩展。唐末时，定窑的精致白瓷产品已进入等级较高的墓葬中，如浙江临安唐光化三年（900年）吴越国王钱镠父钱宽墓及天复元年（901年）其母水邱氏墓。进入五代后，定窑产品的流通区域更是扩展到自辽境至南方的广大地域范围。唐末五代时期，尤其是进入10世纪以后，定窑细白瓷产品开始逐渐取代邢窑销往海外。至10世纪中叶前后的五代后期，已经远销至埃及的福斯塔特。

　　从窑址分布范围来看，此时窑业生产的区域扩大，我们在不同地点发掘的9个探方中均发现有此期地层。涧磁岭窑区从这一阶段开始生产，产品面貌与北镇区基本一致，但不见低温釉产品及精细白瓷，整体上质量稍差，当时定窑的生产中心区域仍在北镇。根据窑业堆积分布与产品种类、特征的差异，以后唐天成四年（929年）王都举族自焚、义武军割据结束为界，这一期又可划分为前、后两段，即唐末五代前期的快速发展期和五代后期的第一个高峰期。

　　（一）  唐末五代前期：定窑的快速发展期

　　此阶段年代为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至五代后唐天成四年（929年）。这一阶段北镇区窑场生产规模扩大，窑业堆积较厚，出土遗物较多。1960~1962年发掘出土的唐代遗物均可划入此期。此时涧磁岭地区创烧，窑业堆积主要分布在涧磁岭北部的涧磁岭A区和C区，即涧磁岭窑区的中心地带。

　　与前一期相比，产品质量更为精良，数量和种类都有增加。产品种类有细白瓷、青黄釉瓷、化妆白瓷、细黑釉瓷、粗黑釉瓷及低温釉陶等。青黄釉瓷比例下降。白瓷产品中，化妆白瓷下降幅度较大，细白瓷依然是比重最大的品种。本期新出现“精细白瓷”与“中白瓷”两类不同于前一期的白瓷产品。细黑釉瓷产量很小（图一六）。

　　细白瓷产品胎釉特征与前一期大致相同，釉色更加稳定均匀，器类主要有碗、钵、盘、碟、瓶、罐、执壶等，较为明显的变化是盘的数量和比例比前期有较大增长（图一七）。代表性器物有比前一期腹壁更斜直的唇口玉璧足碗（图一八）、敞口斜直腹圈足碗（《北镇》图二四、五九∶4）、侈口深腹饼足杯（《北镇》图二五、五九∶3）、折腹圈足盒（封二∶1；《北镇》图五九∶2）、花口盘形盏托（图一九）等。

　　精细白瓷生产区域只集中在北镇区。特点是胎很薄，釉层均匀明亮，白度很高。器表均施满釉，裹足刮釉。器类主要有碗、盘、碟等，器形与细白瓷略有差别。代表性产品有敞口斜直腹碗（图二○）、五曲花口深腹大碗（图二一）、印花方形碟（《北镇》图二七、五九∶7）、贴塑纹罐（《北镇》图二八、五九∶10）等。其中部分碟底部有印花对蝶等纹样（《北镇》图二七、五九∶7）。从造型上看，相当一部分精细白瓷碟在成型时使用了内范，目的是保证器形规整。这类产品比细白瓷产品制作更为规整，胎釉的选料更精，属于这一时期的高档产品，在一些高等级的墓葬中有发现，如洛阳后梁开平三年（909年）高继蟾墓出土了与上述精细白瓷贴塑纹罐造型相同的白瓷盂，十国楚（897~951年）长沙55长丝营M7出土了与上述印花方形碟造型、纹饰相同的方盘。

　　中白瓷胎质较细白瓷稍粗，胎体薄，胎色白中泛黄，施化妆土后再施釉，白釉泛青灰色或青赭色，釉流动性很强，釉面布满细碎开片，且生烧现象较多。器类主要有碗、盘，器形与同时期细白瓷相同。这类产品在北镇及涧磁岭地区的唐末、五代前期地层中普遍出土，数量较多，但只在这一阶段生产。代表性器物有敞口圈足大碗（图二二）、侈口五葵口大碗（图二三）、唇口圈足大碗（图二四）、敞口花口盘（图二五）等。这类产品在辽宁地区辽代早期墓葬中多有出土，过去常被视为辽瓷，实际上应当是定窑输往辽地的一类重要产品。

　　化妆白瓷器类主要有碗、钵、执壶、罐等，代表性器物有短直流饼足执壶（图二六）。

　　青黄釉瓷器类绝大多数为碗（图二七），另有极少量的钵、执壶。与前一期相比，青黄釉碗在器形上呈现出口更敞、腹更斜直的特点，外壁不见锥刺纹等装饰。

　　细黑釉瓷胎与精细白瓷产品相同，施黑釉，釉层透明，釉层薄处呈淡褐色，光亮度高。器类主要为盘，发现数量很少，由于胎体很薄且极为破碎，没有可复原器物（图二八、二九）。从残存的口沿标本来看，有一部分也有花口装饰。多数内外施半釉。另外，北镇区此段地层出土有细黑釉白花腰鼓的标本（《北镇》图三○），胎质洁白细腻，胎体较厚，外施黑釉，釉层均匀，釉面较光亮，外壁在花纹处擦去黑釉后施一层较厚的乳浊性很强的白釉，形成黑釉白花的装饰效果。这件标本为此次发掘仅见，十分珍贵。

　　粗黑釉瓷器类主要有盏、钵、罐等，代表性器物有敞口平底小盏（图三○）、敞口饼足盘（图三一）、敛口深曲腹饼足钵（图三二）等。此外，涧磁岭A区这一时期灰坑中还发现有腰鼓标本（图三三）。

　　低温釉陶器类主要为炉（图三四；《北镇》图三二、五九∶11）。新出现盘口穿带瓶，发现较多的素烧产品及少量低温绿釉标本（图三五~三七）。胎釉特征及装饰与定窑出土品相似的器物在辽境多有出土，如辽会同五年（942年）耶律羽之墓出土的一件绿釉穿带瓶，发掘者认为其采用的以绿釉为主、黄釉点缀的套釉方法，应来自唐三彩的影响，可视为辽三彩之雏形。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三号辽墓出土有一件形制和装饰风格与耶律羽之墓出土者相同的低温酱釉划花穿带瓶，另外内蒙古清水河县山跳峁墓葬亦出土一件造型相同、装饰特征类似的低温酱釉贴花璎珞纹盘口穿带瓶。曾有学者通过对唐代墓葬的研究，认为三彩器物的生产从中晚唐时期已经逐渐衰落。我们曾认为，辽代低温彩釉器的生产早于三彩器在中原地区的复兴，其传统当与唐代挂钩，且可能源自河南中西部窑场的影响。定窑窑址的发掘资料表明，这些产品应当是定窑生产的。对唐三彩最具代表性的巩义窑、邢窑产品和唐五代定窑低温釉产品的科技分析表明，定窑产品与前两处窑场有较为明显的不同。巩义窑、邢窑的三彩器胎与同时期烧造瓷器产品的胎成分一致，只是因为烧成温度和烧成曲线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定窑低温釉产品的胎则使用一种与瓷器胎料完全不同的黏土，其成分更接近陶器制作的标准。从外观上看，定窑的低温釉产品釉层薄、流动性强，颜色较淡雅，不及巩义窑、邢窑产品色彩浓艳、深沉。

　　在装饰技法上，素面仍占主流。除印花外，精细白瓷碗内壁对应花口常有凸线纹装饰。这一阶段白瓷枕上开始出现细线划花装饰，纹饰主要是简单的草叶纹（图三八）。此段的细白瓷、精细白瓷和中白瓷等白釉产品中的碗、盏、盘、碟类器物开始出现较多的花口，包括五花口、双出脊花口等，这应当与晚唐以来瓷器对金银器的模仿有关，除定窑外，越窑、耀州窑均有类似的情况。低温釉产品中，盘口穿带瓶肩腹部采用了深剔刻方法装饰折枝花卉纹（见图三七）。

　　在装烧方法上，青黄釉碗依然采用三叶形支钉作为间隔具叠置裸烧。细白瓷、精细白瓷、中白瓷均使用匣钵单烧法，碗、盘类器物使用漏斗形匣钵，匣钵内底垫砂，所以器物底部可见粘砂痕迹。高档的精细白瓷器物外底也可见粘砂痕迹（图三九）。值得注意的是，此段细白瓷中出现极少量内底带宽涩圈的碗、盘（图四○），从细部观察，涩圈系擦釉而成，目前还不能判定是涩圈叠烧的痕迹。

　　（二）  五代后期：定窑的第一个高峰期

　　此阶段年代为后唐长兴元年（930年）至北宋建立（960年）之前。窑址在北镇区和涧磁岭A、B、C区都有分布，分布范围比前段略有扩大，堆积厚度增加，定窑生产达到了其生产历程中的第一个高峰。

　　此段产品种类和数量大增，定窑生产传统及产品风格基本形成。与前段相比，中白瓷、青黄釉碗类衰落并渐趋消失，精细白瓷数量锐减，与之相对，细白瓷进一步凸显其作为核心产品的地位，达到了创烧以来的峰值，所占比例超过85%。此外化妆白瓷、粗黑釉瓷及低温釉陶均继续生产，但产量均很小（图四二）。

　　各类白瓷产品的胎釉特征与前段相比变化不大。其中，细白瓷产品种类繁多，出土物数量巨大。器类有碗、盏、钵、盘、碟、盏托、盒、器盖、炉、执壶、瓶、罐、枕、瓷塑等，因为器类增多，碗类器物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是细白瓷产品中最主要的器类。而这一阶段盘类器物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在细白瓷产品中的比例从上一阶段的4.2%直线上升至26%。其他器类所占比重均较低（图四三）。代表性器物有敞口五花口圈足碗（《北镇》图三六、六○∶2）、敛口平沿鼓腹钵（封二∶2）、敛口花边鼓腹钵（《北镇》图三八、六○∶4）、侈口五花口圈足盘（《北镇》图三九、六○∶7）、四瓣壸门形花口盘（《北镇》图六○∶6）等。

　　精细白瓷器类主要有碗、盏、盘、碟、钵等，代表性器物有敛口平底钵（《北镇》图四四、六○∶10）、印花平底碟（《北镇》图四五、六○∶12）等。

　　其他数量较少的品种中，化妆白瓷器类主要有碗、钵、盆、执壶等。粗黑釉瓷器类有盏、盆等。低温釉陶仍以黄绿釉炉为主。这几类产品的造型和胎釉特征与上一阶段相比变化都不大。

　　在装饰技法上，细白瓷几乎全部为素面器。细白瓷与精细白瓷碗、盘、钵等类的花口器物的比例较此前明显上升（图四四）。花口作为一种施加于胎体口部的装饰，在这一时期持续增长，说明了瓷器生产中模仿金银器造型的风尚进一步延续和发展。一些细白瓷枕面上依然有细线划花草叶纹装饰（《北镇》图四三）。精细白瓷素面器及印花装饰比例均有所下降，其中印花装饰主要施于少量盘类器物上，纹饰有团花（《北镇》图四五、六○∶12）等，而花口器物内壁的凸线纹装饰则大幅度上升（图四五）。

　　在装烧方法上，与前段相比没有大的变化。细白瓷与精细白瓷碗、盘类器物大多使用漏斗形匣钵单烧法烧制，另有少部分采用矮直壁形匣钵（《北镇》图四六、六○∶14）烧制，匣钵内底垫砂防止粘连。瓶、罐、执壶类器物使用直壁形匣钵或采用两个漏斗形匣钵对扣的方法装烧（图四一）。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器物均施釉不及底，足心无釉，少见前段精细白瓷碗采用的裹足刮釉方法。我们在涧磁岭B区发掘了两座五代时期的窑炉，窑炉的特征是全部砖砌，具有大而深的火膛，后部有两个很大的方形烟囱，这种结构可以使窑炉内获得很高的温度，而定窑细白瓷和精细白瓷的烧成就需要1300℃以上的温度。与北方地区发现的五代时期的馒头窑相比，这两座窑炉最成熟、最先进，表明这时定窑的烧成技术在北方地区已经名列前茅。而精细白瓷原料加工的高水平，使定窑成为北方地区工艺领先、出类拔萃的精细白瓷生产窑场。

四　早期定窑的发展、繁荣与影响

　　经历了中晚唐时期的创烧和初步发展，进入9世纪后半叶，定窑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制瓷水平逐渐超越了其他窑场，尤其是其一直师事的邢窑。乾符六年（879年）后，即我们分期中的第二期前段开始，定窑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生产规模扩大，产品种类大大丰富，质量提高。定窑的发展伴随着邢窑从衰落到消亡的进程，这与义武军藩镇的割据和逐渐强大及周边地区诸强藩的式微密切相关。从后梁太祖朱温封王处直为北平王可见，五代初年义武军已成为独霸河北的强藩，北平王与位列十国的闽王、南平王齐名。其中细节虽难以追踪，但一定是王氏义武军吞并或控制了邢窑所属的昭义军，定兴邢衰很可能体现了权力与势力的变化，最明显的反映就是精品瓷器生产数量和水平的消长。孟繁峰等认为带“官”字款的瓷器是向藩镇贡纳的产品，此观点尽管尚有漏洞，但颇有新意。如果不拘泥于藩镇，而认为“官”字款瓷器是向所属王国政权贡纳的产品，就比较合理了。目前考古发掘所见“官”字款定窑瓷器，大体可以断代在王氏义武军节度的时期及以后的五代中原王朝时期和随后建立的北宋王朝时期。

　　定窑在9世纪末期以后逐渐成为产品流通范围最广的白瓷窑场。尤其是唐末南方一些高等级墓葬和五代中原地区高等级墓葬出土了大量定窑白瓷，如前述的钱宽墓、水邱氏墓和高继蟾墓，其中包含的意义耐人寻味，很可能代表了藩镇之间的经济交往与官方贸易活动。藩镇所获贡瓷并非全部留为己用，而是当作商品，通过交换获得维持藩镇运行和安邦立国的经费。

　　五代后期，随着王都被攻灭，定窑开始归属于五代的中原王朝。从王子山院的碑记可知，此时定窑生产成为民间生产、政府收商税的模式，定窑的生产也在此时达到第一个高峰。仍然生产的“官”字款瓷器，依旧是向所属王朝贡纳的器物。此次发掘出土了三片带“官”字款的标本，但分别出土于北镇区、涧磁岭B区和涧磁岭C区三个相距较远的地点。这似乎表明此时的定窑没有专门生产贡官瓷器的作坊，而是每个生产作坊都承接一定数量的贡官器物的生产。

　　我们划分的第二期也正是南方白瓷起源的时期，此时大量定窑白瓷在南方的出土暗示了这一时期权贵阶层对白瓷的渴求，这有可能是南方白瓷起源的动因之一。已有学者指出，南方白瓷的创烧明显受到了定窑制瓷技术的影响。而且，北方辽境一批辽代早期贵族墓葬也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白瓷，其中定窑白瓷占绝大多数，显示了契丹贵族对定窑白瓷产品的巨大需求。在产品需求的刺激下，并深受定窑的影响，以白瓷为代表的辽瓷可能在10世纪上半叶创烧。史籍明确记载，辽控制定州期间将技巧之家迁往辽地。辽地陶瓷生产大致始于这一时间前后，与曲阳陷落后包括大批窑户在内的农业及手工业者被掠入辽地不无关系。以上事实表明，早期定窑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对南北方的白瓷生产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要之，2009~2011年定窑遗址的发掘为解决定窑的创烧和早期发展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以窑址发掘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记载及墓葬等遗迹出土的资料，我们认为定窑创烧于中唐后期，其创烧与藩镇割据背景下地方经济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从技术来源上讲，定窑创烧受到邢窑的影响，并从开始就确立了以细白瓷为主的生产传统。经历唐末五代前期的快速发展，在五代后期迎来了窑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同时，早期定窑的发展，对南北方的白瓷生产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这一时期全国的瓷业生产格局。从这一角度讲，早期定窑在9~10世纪全国的陶瓷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