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军丨当口罩、线上教学、“健康码”成为日常，我们还能回到“前疫情”时代吗？_风闻

过去的庚子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包括挚爱的人的离去。对于我，除了沉入工作外，阅读、思考与写作，是对抗悲痛的有效方式。我对过去一年思考做了一个回顾性检视，集中在以下几点。

疫情背景下的政治哲学

新冠疫情在人际层面造成了“社会距离化”，而在国际层面则造成了“全球距离化”，深刻地改写了当代世界面貌。处在隔离或半隔离（“社会距离化”）状态，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会产生各种焦躁、恐慌、抑郁等心理问题。换言之，尽管我们身体可能还是健康的、未被感染的，但其实我们在精神层面上已然陷入一种深层焦灼状态。进而，在这种例外状态成为常态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政治哲学问题：社会（从社区共同体到全球共同体）如何得以组织起来。从现实政治的层面上，我们在过去一年目睹了剧烈加速的政治极化，体验着不断加深的世界撕裂。《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声称：这个世界可以分成“前新冠”（BC, Before Corona）和“后新冠”（AC, After Corona）两个纪元。对于我而言，最糟糕的就是这样一种思维：我们还能够重回“前新冠”时代。什么是辩证法能教会我们的？不是简单的“凡事都有两面”，而是如下伦理态度：不应退回到反题前的正题，而是去迈向反题后的合题（更高层次的“综合”）。

口罩、“社会距离化”“全球距离化”，可能会驻留在世界图景中很久，但是也给我们带来新的可能性——在政治哲学层面上打开构建新共同体的一个可能。同生态变异一样（但以更剧烈的方式），这种例外状态使得我们意识到：我们具有着同等脆弱的生物学基础，无可逃避地面对着相同的风险。新冠疫情把全球拉到了同一个平面上，在这个平面上不再有人可以自期置身其外。也正因此，它激进地激活了政治哲学的重新阐述（re-articulation）——如若我们仍立足于黑格尔的“否定面”来进行考察，那么疫情能够激发出针对它自身的否定性的力量，使我们能够重新定位到重建共同体的基础。

此外，比新冠疫情本身更可怕的危机实则是：西方国家将病毒同各种经济、政治面向问题打包在一起，并频繁经由“例外状态”而推行各种撕裂世界的举措。经历过新冠疫情，我们需要努力去开创新的共同体，可能需要若干年的努力，但是共同免疫意义上的全球连接，从演化史上来看是非常扎实可靠的，它具有开启出全新历史序列的潜能。

后教室与后电影状态

这些年我在教育哲学与电影哲学上投入了较大的研究聚焦。新冠疫情，恰恰对教学实践与电影实践皆做出了“精准打击”：同“社交距离化”相反，作为封闭空间乃至密闭空间的教室与电影院，成为新冠疫情传播的“完美案发地点”。

我们见证到，疫情大流行使得线上教学得到实质性发展。然而，线上教学实际上欠缺线下教学的三个结构性特点：在场性；纪律性；仪式性。身体的在场，完全不同于“云在场”。身体的在场意味着一个人全副感官的在场：视、听乃至触觉嗅觉都被课堂所结构化。而一个人“云在场”时的感官则呈散开状态，可以被各种非课堂性的信息源所牵引，如手机。与此同时，线下课堂具有一组纪律性设定：除了教师外，每个人都暂时性地被剥夺自由移动能力（被固定在其座位上，不能随便走来走去）和自由行事能力（不能随便说话、交头接耳或处理其他事情），以此方式提升课堂的注意力。然而线上教学则无法确保纪律性元素。同样重要的是线下课堂的仪式性元素。要使得数十个人依照相同的程序（从早上出门到下课回家）周而复始地参与同一件事，仪式感是重要组成部分。线上教学由于不再需要出门，甚至不再涉及任何教学外的共同仪式（如早锻炼、眼保健操、课间休息活动、自修等），这使得线上教学无法借助仪式感来提升其教学质量。

同样地，疫情大流行实质性地推动了电影的流媒体化。线下黑暗影院不只是一个空间性的场所，它颁布特定的纪律（不得随意走动、不得大声交谈、手机调整静音……），并制造具体的仪式感。在苏珊·桑塔格看来，正是那些产生于黑暗影院的“仪式”，使得观影者变成“迷影者”（cinephile）。那么，当这些“仪式”随着线下影院一起被抽去后，如何维持观者的注意力，便成为了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去追问的是：当电影转到流媒体平台后，它还是电影么？乍看上去，这似乎只是一个发行/放映平台的转变，影片还“是”它自身，并没有发生变化。然而，就电影所产生的效应而言，一切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观者的观影状态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影片的生产与制作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时间－影像被总体化盛景取代；触兴被欲望取代；观影者被观景者取代；主体性转型被非生活的自主运动取代……于是在我看来，流媒体化这个进程不应被视作电影自身不断“形成”中的一个变化，而是内在地侵蚀了电影之为电影的内核。流媒体平台对电影院的取代，在电影做什么（是什么）这个根基性的层面上，对电影及其装置造成了致命性的瓦解。电影院中的观影者，正在被“后电影状态”中的观景者取代。

疫情下的技术政治学

我们有必要对“健康码”这样的技术对象进行一个政治哲学考察。究其实质，“健康码”是经由数据语法化（体现为“二维码”），以技术对象的形态具化了共同体的“准入”边界。共同体从来是有“边界”的，我们每个人国际旅行所必须持有的护照（以及其上所附有的相关签证），就是共同体准入边界的一个具身（embodiment）。当然，很多时候这样的边界不被看到，但是一直以潜在的方式存在着，在某些时刻会突然被激活。共同体总是以“排除”（exclusion）作为“准入”（inclusion）的前提。在当代世界，我们所熟悉的“排除”形态包括：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排除”、文化-文明意义上的“排除”、语言-方言意义上的“排除”，以及更涉及生物-身体层面的种族意义上的“排除”、性态意义上的“排除”……但诚如罗伯托·埃斯波西托所言，即便我们能够克服意识形态、文化语言、乃至性态肤色的共同体边界，却是仍然无法避免“免疫”意义上的共同体边界——免疫意义上的“排除”，是在生物性层面上展开。埃氏提出，“共同体”（community）一直和“免疫体”（immunity）互为关联：“共同体”确立免疫边界，使内部公民不受外部的伤害。“健康码”，便正是借助当代数字技术，具身化了免疫意义上的共同体边界。在这个意义上，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脉络中，“健康码”恰恰处在生命政治（biopolitics）和技术政治（technopolitics）的交叉口上：共同体（免疫体）的边界，由当代数字技术所低成本且高效率地确立起来了。这就 “健康码”这个具体案例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技术所带来的一个“微小的创新”，却能够深层次地改变生命治理格局，有效提升疫情防控的成效，使得健康人员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状况下仍能够流动，从而有效推进了各项社会经济活动的复苏。

进一步我们看到，“健康码”清晰地标识出了现代治理术的发展方向，那就是：生命治理的自动化与智能化。实现这个目标的技术政治前提就是：将共同体的内核“实体”（substance），从当年法国精神分析学者雅克·拉康笔下的“符号”（the Symbolic）之域，变成为“数字-符号”（the Digital-Symbolic）之域。在今天的“数字城市”（或者说“智慧城市”）中，数据的语法化（grammatization of data）逐渐取代符号的语法化（grammatization of symbols）而编织起共同体的“实体”。雅克·德里达把使不可读的符号变成可读的过程，称作“语法化”（grammatization）。而今天数据语法化的可读性，并不是面向作为“说话的存在”（speaking beings）的人，而是面向人工智能算法。这也就意味着，“数字城市”的共同体“实体”，对于人而言可能是不透明的，或者说要人要面临一个“黑箱”难题。而这个共同体中的合法公民，便是“数字人”：无法被数字化的个体，将成为越来越总体化的数字-符号秩序中的“余数生命”（remainder-life）。

“余数生命”，构成了“健康码”的真正挑战。对于在当代世界中仍然为数并不少的不会使用智能设备的老年人以及不想使用智能设备的人而言，他们尽管在生物性层面上并没有受到疫情威胁，然而却由于未能转型成为“数字人”、不具备“健康码”，故此无法在共同体内部通行。换言之，他们的共同体“成员资格”被悬置——他们被共同体的“免疫”边界所阻挡，尽管他们并不携带任何疾病。在这里我们看到，生命政治，诚然已实质性地被技术政治所重组；而“健康码”就恰恰是当代技术政治与生命政治交叉“合体”的一个典范性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