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钱百年才够买房，人口怎能不负增长_风闻

　　作者 | 资深媒体人 姜雯

　　“生不如死。”林佑恩打趣道。他指的是台湾的“少子化”现象，2020年台湾人口死亡率大于出生率，第一次呈现负增长。

　　图源：凤凰新闻

　　2018年的台湾已经是高龄社会，预计2025年将迈入超高龄社会。“少子化”意味着年轻人的结婚和生育意愿低，未来劳动人口可能逐渐减少，这对经济和社会结构等各方面都将带来负面影响。

　　为什么不结婚？为什么不生孩子？恰好，这也是农历新年期间岛内最热门的问题。

　　不过，住在台湾南部60岁的孙启先并没有问他两个儿子这些问题，也不知是豁达还是无奈。大儿子自高中后就与家里关系淡薄，早已笃定了不会结婚，而这阵子刚和女友分手，想独自环岛旅行，硬是被家人叫回来度除夕。

　　沉默、内敛、知足，勤勤恳恳生活、安安静静吃饭、诚诚实实做人，孙启先秉着这样的原则工作了大半辈子，可房贷仍旧未还完。孙启先的妻子生完孩子后为了贴补家用，在家附近的工厂工作，按件计酬，劳动环境差。但他们不计较，只希望一个家完整、平安、健康。

　　《饮食男女》剧照

　　吃完年夜饭，大儿子隔天便离开了。没说太多，孙启先让他注意安全，脸上显出一丝尴尬和悲伤。孙启先忍耐着，小儿子的新婚妻子在一旁看着。小儿子原本也没有结婚的打算，但为了和外籍女友生活在一起，他们需要一纸契约。

　　孙启先平常而开心地接纳了这个媳妇，户口本上多出一个名字时，他说：“以后你是我们家的一员了。” 他没什么可给予、也没什么想要求，只是隐晦地暗示：“如果有了，也不要拿掉。”

　　对孙启先而言，他早就没了要传宗接代的想法，不仅是对孩子，对自己也是：走一步算一步，船到桥头自然直；照顾好身体，存点钱，要活得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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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不起的孩子们

　　观念的改变是一方面，同时也指向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现实面—经济。

　　李宇彦今年37岁，29岁结婚，育有一个6岁的孩子，现在是单亲爸爸。他总是劝人别生孩子，因为“实在太辛苦了”。李宇彦当初并不打算要孩子，因为那时候经济能力也没那么好，但既然有了，也就生下来了。孩子1岁大的时候李宇彦和妻子离婚，他认为所谓“完整的家”并不是最好的答案，如果夫妻双方没有了爱的话，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持续关注这个孩子的成长。生孩子很简单，养孩子却很困难。“我也不打算要下一胎，因为经济压力和整个环境都不适合。这个孩子我会想到他未来就业的困难，甚至是教育和生活的压力，我一直担心没办法给他更好的未来。”

　　李宇彦的薪水不固定，按件计酬，与此同时他还在攻读硕士学位，以及还房贷。钱就像长了脚一样，总是还没见到面就跑走了。而薪水中的三分之一，都是抚养孩子的必要花销，学费、生活杂费、补习班、才艺班……一个孩子一个月的固定花费就超过2万元新台币。

　　《大债时代》剧照

　　高昂的育儿成本让李宇彦不得不更努力工作，但这让他陷入一个死循环：他希望投入更多时间去陪伴孩子、不希望在他的人生中缺席，但为了赚更多钱养育孩子又不得不牺牲这些陪伴的时间。此外，台湾小学一、二年级只上半天课，要上班的家长只好把孩子送进安亲班或补习班，这又是一笔开销。不去的话，孩子一个人便会成为“留守儿童”“钥匙儿童”。李宇彦就个人经验看来，少子化的主要原因便是低薪。

　　“我们做的事情和领的薪水不成正比。”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有些一个月只领得到2万~3万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4600~6900元），4万算不错，5万就很高了，南部工作机会少，北上才有机会，但台北物价高、房价高，光是租房薪水就不见了大半，更何况是养孩子。

　　即便李宇彦很辛苦，但他至少还“有”—有房子、有孩子，但很多年轻人，是根本“没有”。孙启先的小儿子，虽然法律上结婚了，但并未举办婚礼，新婚夫妻不喜欢繁文缛节，也支付不起这样的繁文缛节。

　　新婚夫妻不是台北人，为了节省生活成本，他们选择住在较为偏远的新北市。两人都是名校毕业，文科生，如今丈夫的固定薪资是3万新台币，妻子也做着按件计酬的工作，薪资时高时低。如果按照两个人一个月总共收入6万计算，扣掉房租、保险、水电网煤、其他固定支出、最低生活开销等，两个人一个月勉强能存5000元。就连新北市最便宜的中古屋（屋龄30年以上的老房子），市价都在500万一套以上，存够钱买房需要上百年。要如何买房？如何生孩子？如何抚养孩子？

　　《大债时代》剧照

　　这些不是个案。 

2

　　活好这一生

　　提到经济的时候总是悲观，但台湾年轻人的生活也并非如此悲惨。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在变、观念在变、人在变，年轻人更追求自我实现、个人生活品质、快乐活好这一生。

　　林佑恩今年45岁，妻子姚姚34岁，夫妻两人的收入也在6万上下。但林佑恩的父母留了一些房产和财产给他们，所以他们的生活相对轻松，也更追求生活品质。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剧照

　　林佑恩也自成一番道理。他认为现在两人的经济没问题，但生了孩子后就会出现经济问题。如果两个人现在的生活品质是80分，那有了孩子后三个人的生活品质都会下降。“干吗拖一个人下水啊，彼此还过得那么穷苦的状态。”

　　“对啊，我觉得一切都是为了心灵的满足跟快乐，如果要绕一个大圈圈来追求的话，不如就现在这样挺好的。”姚姚说。林佑恩夫妻也确实用这样的态度在生活着，他们不会为了赚更多钱去牺牲自己的生活。丈夫喜欢收藏日本古籍，妻子喜欢画画，两人空闲时就出去旅游、吃点好吃的、泡泡咖啡馆，悠闲自在。他们虽然住在老房子里，但从住家望出去，就能看到淡水河粼粼的波光，属于两个人的快乐和平衡，已然形成一个家安稳的地基。

　　还有人根本连婚都不想结。刚满30岁的刘子谦觉得，婚姻于他只是一种法律下的关系，“当我需要那些法律让我的生活更顺利的话，我才会觉得结婚是一种必要，例如保险、医疗、财产等，但目前的人生阶段是不需要的”。

　　至于孩子，刘子谦也从未想要。“培养、陪伴一个小孩，要花很大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情绪成本，我没有想要花费这些成本去养一个孩子。”刘子谦认为，台湾的经济状况的确让很多人觉得养自己都困难了，但他考虑的不仅仅是经济，而是希望实现一个更加自我、更加自由、更加丰沛的人生。持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60岁的陈珊绮一年前与相伴良久的伴侣刚登记结婚，结婚也只是为了多一层法律关系，让彼此可以处理对方的生老病死等问题。“我对婚姻制度是不以为然的，人的关系竟要用法律来规范。我很反对这种制度。”

　　陈珊绮也并未生育，她认为虽然经济是其中一个原因，但“生命太沉重，我负担不起”，而对于这个昂贵且纷乱的世界，“要让孩子面对这样的世界吗？”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也不是没后悔过，但这种后悔是觉得自己没有尽到“社会责任”。面对整个少子化、高龄化的台湾社会，少数孩子要负担那么多老人。“我对少数的那些孩子感到很抱歉，没有帮他们去承担。”

　　30岁的陈婷婷是一名社工，在关系上大胆开放的她宣称自己是个不婚主义者。

　　“我也不想要小孩。世界上人类已经够多了，而我的工作里有很大部分是帮人家处理婚姻官司、抚养义务等，我对小孩于自己到底有什么好处持一个很大的问号。”陈婷婷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和她类似，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大家一起加班到很晚，觉得养儿不一定能够防老，婚姻也不能代表什么。

　　而从社工的角度看，经济并不直接造成不婚不育。“很多低收入户也在养孩子，你知道你肯定是养得起孩子的，只是你要用什么方式养。用低收入户的方式，还是当个匆忙下班回家的上班族？这样自己的生活品质也会差很多。” 

3

　　女性力量与下沉的世界

　　在访谈的过程中有两个点特别值得记录。一个是台湾女性的自主性，对于母职身份没有从前那么渴望—这可能与生育率的下降有很大关系。

　　女性的自主性增加，在职场上活跃，这一方面体现了台湾性别平等教育的成功。但另一方面，职场女性也有其焦虑，因为整个社会还未实现真正的两性平等。

　　《俗女养成记》剧照

　　27岁的唐嘉蓉当年大学一毕业，就嫁给了大她十几岁的学长，当时是为了父亲去世冲喜，当然也为了爱情。婚后唐嘉蓉就出社会工作了，而学长则是“流浪博士”（指台湾因教职稀缺而找不到教职工作的博士生）。为了向母亲证明自己过得很好，唐嘉蓉一鼓作气过上了买房还贷的生活。“那时候真的超级累，大家可能觉得好棒有房子了，但那时候我都开始累积超市点数去换厕纸。”

　　对于生孩子，唐嘉蓉是有这个打算的。然而，一方面因为自己原生家庭的关系，她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在更健全的环境下长大；另一方面，隐约之间经济似乎仍是横跨在婚姻中的一道障碍：先生的工作还没稳定，之前买的房子也卖了。唐嘉蓉感慨说她理想中的婚姻是“同等付出”。唐嘉蓉离不开、也不愿意离开她的职场，而且职场对婚姻中的女性并不友善。她们的肚子里仿佛有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会炸出一个孩子，影响工作。唐嘉蓉说她现在确实比当初更难找工作，面试官会问“是否打算要孩子”这类隐私性强的问题。

　　不过，假若职场女性真的怀孕生子了，那么她们又将面临接下来孩子的照顾问题。而对于现在普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又甘愿离开职场回家做全职妈妈吗？

　　唐嘉蓉的答案是：“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后悔，但现在生一定会后悔。”

　　这是前面提到第一个值得记录的点，另一个值得记录的点，是台湾年轻人对世界的失望。

　　有人觉得现在养小孩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有饭吃、有学上就好了，父母希望孩子变得更好、更精英，于是这成为一种社会压力、一种剥夺感。因为不想落入这种轮回，所以也害怕生孩子。

　　有人觉得自己对人生没有太大期待，小孩子出生活在这个世界好像很辛苦。“如果小孩子问我，爸爸人为什么要活着，我觉得答不上这个问题。我希望我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再去生孩子。”

　　林佑恩夫妻的态度是，世界越来越乱，干吗把一个纯洁的生命丢进这浑浊的世界呢？“你看他困扰你也会困扰啊，你还不如独自困扰。”

　　社工陈婷婷认为，社会老化是必然的，而接下来这个社会的资源会越来越匮乏，例如干净的饮水、空气等，贫富差距也会越来越大。“这样把孩子生下来不会替他忧心吗？”

　　就连60岁的孙启先都会说：“我觉得人也不用那么多啦，地球已经伤害那么多，人太多也不是好事。”

　　《花甲男孩转大人》剧照

　　世界在下沉，人们风风火火走好这一回，便好。

　　与“少子”对应的，是“高龄”与“独居”。没有房产的高龄者，在租屋市场上相当劣势，但长照机构价格不菲、社会住宅资源又稀缺。老了住哪里？怎么住？

　　对于20、30岁上下的年轻人来说，还想不到这么长远以后的事；40岁以上的，已经有人为自己买了一份“长照险”。“养儿防老”早就是一个过时的观念，林佑恩说自己的父母都不期待他帮忙养老了，他怎么会期待下一代帮他养老；而有两个儿子的孙启先也只是希望孩子健康、快乐，自己要为自己打算。

　　但是，在这个变动急剧的世界，一个人，到底要预备多少钱，他才可以老呢？

　　“生”与“死”之间，是我们这温柔又暴戾的凡尘。

　　（文中人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