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婚救不了当代社会的“婚姻危机”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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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中国，左右人们婚恋观念的              ，除了传统的宗族主义思想以外，也有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情感消逝。

一方面，许多人仍然背负着“传宗接代”的任务，家庭的结合并不基于爱情而是基于责任；              另一方面，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正在被全面异化，甚至连最纯粹的爱情，也蒙上了利益关系的              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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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就地过年”的倡议让不少年轻人过了个少有的不用被催婚的“清净”年。

对于正值婚育年龄的年轻人们来说，“结婚生子”的问题已经逐渐成为了他们与父母长辈间的主要矛盾。但不论父母如何喋喋不休，在这个问题上，年轻人们有自己的主意。

根据民政部门的数据显示，  近几年来，中国的结婚率不断下行，  每年的数据都“创下近十年新低”，而与之相对应的离婚率则日渐走高。  尤其在疫情期间，滚滚的离婚大潮甚至让部分地区的民政部门启动离婚办理预约机制。

为什么原本看似紧密而牢固的婚姻会在公共卫生危机的触动下变得支离破碎？  在后疫  情时代，人们的婚恋观是否会因此而遭到全面颠覆？  在当下这个人际关系被逐渐异化的时代，这正是我们急需考虑的问题。

1.  

“因疫而分”，  

疫情让我们看清了身边的“陌生人”  

去年的2月3日至3月6日，在疫情势头稍减的一个月内，湖南全省共有13422对夫妻登记离婚，深圳、上海等地的离婚预约则需提前一个月以上，就连彼时的微博热搜榜上，也出现了  #疫情之后就和他/她离婚#  的话题。

事实上，这些问题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在大洋彼岸的日本，“新冠离婚”同样成了推特等各大社交网站上的热搜词，许多家庭妇女难以负担疫情期间沉重而琐碎的家庭事务，纷纷选择与自己的丈夫分道扬镳，成为“离婚大潮”的主力军。  而在婚恋观相对开放、包容的美国，疫情期间的离婚比例也比同期上涨约34%。

显而易见的是，疫情后的“报复性离婚”，成了当下婚姻领域的焦点话题，更是许多普通家庭共同面对的重大情感危机。

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经历的某位网友说道，她与相伴十余年的丈夫离婚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居家期间家务分配不均引发的争吵让她幡然醒悟，在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中，她一直都是默默付出的那个，而身边的丈夫则从来对家庭事务不管不顾，回到家中，也从来未关心过她的生活。

一篇题为《疫情之下，一个口罩变成“照妖镜”，断送了我三年的婚姻》的网络文章更是引发了巨大共鸣。文中的妻子发现丈夫替其父母、妹妹准备好了大量口罩，却向她谎称口罩根本买不到。愤怒之余的妻子这才想起，结婚三年，丈夫一直把她当做外人，从来没有允许她走进过自己的世界，遂而决定离婚。

在不少因疫情压力而离婚或分手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造成他们“因疫而分”的原因，往往不是那些关乎经济、健康等因素的重大问题，而是生活中常常发生，亦常常被忽视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这些对枕边人的真实控诉不由得让我们感到诧异。点燃火药桶的火星明明一直埋伏在我们身边，为什么偏偏是疫情之后，它们才猝不及防地炸响？

原因有很多，但无一不和疫情的不确定性引发的婚姻危机有关。当家庭系统处在低潮、有压迫的、不平静的情境之中时，家庭稳定状态将会受到波动，这种波动被人们称作家庭压力。而当家庭在社会环境改变中无法做出正向回馈时，便会出现婚姻危机。

对于大部分离婚者来说，经济问题并不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眼里，与自己共处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伴侣，在几个月间，成了“身边的陌生人”。

诚然，在居家隔离的数月间，丈夫或妻子被强制回归家庭，虽然增长了夫妻之间相处与陪伴的机会，但另一方面，长时间的相处使得家庭中原本因上班、加班、应酬、出差而隐匿的矛盾无处遁形，也正因如此，许多人才会感到“重新认识了丈夫/妻子”。

比如，家庭中工作的一方在平时，很有可能以工作繁忙为理由拒绝参与家庭事务，而不工作或工作量相对较少的一方则“公平”地将其承担下来。这在平时并不一定会造成家庭关系的破裂，因为主动承担的一方甚至会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分工。

而隔离时期，若双方无法迅速转换角色，并探索合适的相处模式，那么，加之疫情期间的情绪高压，原本稳固的婚姻很有可能在瞬间支离破碎，甚至，对于那些本来就是“将就着过”的家庭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宣泄情绪，然后互相解脱的好机会。

其实，  “  正确认知另一半  ”  的过程早就在进行当中，但是，平稳而有序的生活让我们尽管失望，却不会选择打破双方的  稳定  关系，宁可对另一半的行为装聋作哑，视而不见。

因为家庭是我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最后一道壁垒，如果失去家庭的庇护，我们很难在社会中立足，不光在经济、生活等方面遭受冲击，而且，很可能会被视为“孤独的异类”。一个中年离异的人，很难不在人前遭受质疑或白眼。

**但是，新冠疫情打破了这些人对家庭关系的幻想，甚至让他们觉得家庭不再是守护自己的堡垒，反而成了迷茫和痛苦的集中营。**在这样的情况下，“逃离家庭”就是实现个体需求的最好方式。失去了信任的基础，婚姻关系自然迅速瓦解。

著名的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如今，个体不再只是屈从于家庭的需要，而是将个体的需要带入家庭，一旦个体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家庭就有濒临破裂的危险。  

正如疫情中涌现的许多新闻报道，一些中年女性无法再承受婚姻关系的重负，遂而发动马达，独自浪迹天涯。

2.

爱情缺席的宗法制婚姻

在今天，目睹了部分老辈婚姻的惨痛教训之后，年轻人的婚恋观也在渐渐改变。

这场疫情让我们变得更冷酷，也更孤独。逐渐拉大的社交距离让我们明白，有些社交关系是无关紧要的，而有些社交关系是无可替代的。

我们开始更加关注身  边的亲人、朋友，而对于那些尽管无甚交集但又必须往来的亲戚，疫情给了一个我们绝佳的借口。

在面对婚姻  问题上  ，当代青年的思想  也  越来越极化。

一些人或许仍然将情感追求与价值共鸣作为择偶的至要标准。而另一群人，比起一瞬间的心花怒放，则更倾向于组建一个牢固、可靠的家庭来度过一生。

但无论是哪种择偶观，较其祖辈，都更为审慎和警惕，目的也更为单纯——为了自身的幸福。  

台湾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如此形容传统婚姻的目的：“在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一个人是不完整的，他甚至都不能构成存在的单元，没成过家的单身汉、疯子等等，他们会被排斥在家族体系之外，或者被忽视得厉害，必须结婚生子构建一个完整家庭，才会构成一个被尊重的独立单元。”

而现在，婚恋已经不像过去一样被赋予了传宗接代的“崇高”目的，比起随意地寻找一个伴侣度过终生，人们开始宁愿选择不将就地独自生活。因此，择偶场上的主角也从为下一代担心的三姑六婆转变为必须亲自决定未来的年轻人们。

婚姻，似乎已经真正走向自主和独立，它逐渐成为一项私人事务，无须诸多家族长辈的干涉，传统的宗族观念已经被现代社会渐渐祛魅。

但是，这些观念的影子却仍然根深蒂固地作用在当下的婚姻生活中。  费孝通认为，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夫妇感情淡漠的原因，是家庭系统涵盖了除生育之外的诸多功能，使得家庭更像是一个事业组织，它重视宗族与社会的秩序和延续性，而压抑排斥个人情感。

如今，尽管家庭生活的宗族色彩已经逐渐淡化，不再成为父系社会延续的必要条件，但是，今日之家庭所涵盖的种种功能，比起数百年前的祖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投资、育儿、赡养老人……除了爱情之外，这些同样是家庭所要担负的必要责任。

在这些庞杂而又困难的事务之外，爱情甚至很难再取得主导地位。婚姻已经开始和爱情无关，而更像是事业上的合作伙伴。  在许多人眼里看来，婚姻是责任、契约精神、信任、忠诚的象征，而爱却是可以被缺失的。

在性观念和爱情观高度开放的今天  ，  人们完全可以先从一个人那里得到激情和热恋，等到热情退却，再和另一个人  缔  结婚姻  合作关系。  这一矛盾的现象，看似与  21  世纪格格不入，却是  许多青年内心的真实写照。

传统婚恋观的回潮，其根源也许是由于市场经济环境下，婚姻家庭越来越成为个体抵御风险的基本单位，而非情感交换的媒介。组建“常人”家庭的意义，远大于自身能否在婚姻中得到幸福。  正如王一平所写，“爱情承载着理想与未来，婚姻却映射着矛盾与现实。”

今天，人与人之间缔结的婚姻关系，尽管不再受到宗法制度的层层束缚，却似乎又掉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陷阱。

3.

“他者的消失”与“爱欲之死”

真正的爱去哪了？阿兰·巴迪欧用“濒死”这个词语来形容当今的爱情。

是什么将爱置于濒死的边缘？他在《爱欲之死》的序言中告诉我们，是当今时代的个人主义，一种将一切事物在市场上明码标价的必要性，一种可定义当今社会所有个体自私行为的逻辑。  

在这个充满欲望和挣扎的世界里，我们很难和童年的自己一样，痴迷地相信着梁山伯与祝英台般的爱情神话。甚至，对于当今的大多数人来说，尽管心中埋藏着梁山伯的影子，却仍然会选择马英才这样的伴侣。

这并不能被轻易地贬斥为“包法利主义”的婚恋观。今天，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王子，除了要亲吻无数青蛙之外，就连宫殿也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建造。童话世界里的爱情是没有后顾之忧的一场美梦，但在现实世界里，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提醒着我们，并不是一切真爱都能得到仙女教母的祝福。正如阿兰·巴迪欧所说，事实上，纯粹的爱站在当今这个资本全球化世界所有规则的对立面。

如今，借着信息技术的东风，人们的择偶范围正在无限扩大。在一个不设限的、充满可能性的世界里，爱情变得高度自由，却又仿佛激情退却。

尽管信息时代下社交变得轻易、快捷且范围巨大，但毋庸置疑，它正在逐渐瓦解传统的社交方式。从肢体的接触和神情的沟通到寥寥几条文字和语音消息，人们传递感情的通道也被日复一日地堵塞，取而代之的是情绪和价值观的输出，由此往复，我们的思想也逐渐成了一座具有排他性的孤岛，又或者，一个更常用的词，思想茧房。

我们与他者的思想共鸣正在逐渐被限制。极度膨胀的自我意识使得我们很难去感受他人，从而做出让步，本该痛苦与幸福共存的爱成了只关乎自我的极端享受。  

德国思想家韩炳哲认为，这正是爱欲消亡的原因。那些以牺牲自我意识为前提的爱情在当今世界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人们的自我意识从自爱转变为了自恋。

自爱只是接纳自己，同时又承认和包容他者的存在；但自恋是过分关注自我，并把自我无限扩大，把自身的价值观、偏见、情绪投射到整个世界。在爱情中自大而又精于算计的我们，很难再获得情感追求和价值共鸣。

在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中》，作者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没有隐私，没有家庭，没有一夫一妻制，婚姻的意义已经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获得纯粹欢愉的性和由政府负责的试管繁衍。

美丽新世界之外的野蛮人说：“我不需要舒服。我需要上帝，需要诗，需要真正的危险，需要自由，需要善，需要罪恶。”而新世界的居民则嘲笑他说：“你要求的不过是受苦受难的权利。”  

爱情之所以伟大、动人、令人垂泪，正是因为它非理性的精神和盲目的不确定性。我们这些新世界的居民，在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逻辑以后，自以为是地认为真正的爱只不过是在承受苦难，因此从根源上断绝了爱的发生。

同时，对择偶对象无限的选择也让我们感到疲劳**。如居伊·德波所言，在景观社会中，人的身体才是至要的景观。谁能否认，在寻找伴侣的过程中，我们又何尝不是在将未来另一半的特质符号化？**公务员代表稳定的收入，经商者代表未必稳定但可能较为丰厚的回报……这一切，都使我们寻找“真爱”的路途变得更加崎岖。

而且，当代年轻人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对待婚姻的态度愈发回避。

诚然，爱情已经不再是人类唯一的精神需求，井喷式增长的感官刺激消遣似乎已能带来足够的愉悦。而在低欲望社会中，恋爱、结婚、繁殖这些生理活动，与时下流行的“佛系”和“丧文化”精神显然是相悖的。这一当代人的普遍性精神危机，詹明信将它称为“情感的消逝”。

因此，许多青年在重获择偶上的主动权后却又意识到了失败，甚至再次向长辈亲朋高呼“替我相亲吧”。这一次，年轻人的求助与传统的“媒妁之言”不同，比起不想谈恋爱，大多数人面临的困境可能是，在诸多可能性面前，人们反而失去了爱的能力。

在当下中国，左右人们婚恋观念的，除了传统的宗族主义思想以外，也有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情感消逝。

一方面，许多人仍然背负着“传宗接代”的任务，家庭的结合并不基于爱情而是基于责任;另一方面，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正在被全面异化，甚至连最纯粹的爱情，也蒙上了利益关系的阴影。

现在，我们必须清醒地打破身上的桎梏。同上一代人不一样的是，婚姻已然成为了生活答卷中的参考而非标准答案，我们甚至也不再需要婚姻来庇护自己的财产、地位和后嗣。

那么，婚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又希望从婚姻中得到些什么？在年复一年地面对着三姑六婆的催婚之前，这是我们应该反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