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奇庚良 郑永振 （译）：伪史学与历史法西斯主义_风闻

[摘 要]

在韩国政府推行的韩国历史教科书国定化过程中，伪史学者们利用政府的支持试图将他们所认同的没有依据的历史叙述贯彻其中，并对韩国史学界展开了猛烈批判，其言行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和排他性，表现为一种“历史法西斯主义”。因此，目前韩国历史学受到“国家权力的不当干涉”和“伪历史学的攻击”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如何在这种夹缝中把握均衡并克服冲击是摆在韩国史学者面前的沉重课题。

[关键词]

伪史学；历史法西斯主义；伪书《桓檀古记》；韩国史教科书国定化

[中图分类号] K3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7

）04006307

[收稿日期] 2017-03-06

[作者简介]

1.奇庚良，男，韩国国籍，博士，韩国江原大学历史教育系讲师，研究方向为高句丽史（韩国春川 24341）；2.郑永振，男，朝鲜族，博士，延边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渤海史。（延吉 133002）

一、韩国史教科书国定化与历史法西斯主义

2015年10月12日，朴槿惠政府正式发布了韩国历史教科书国定化转换方针。虽然很多人对这一突然举措倍感意外，但实际上这却是朴槿惠从执政初期的2013年便开始实施的计划。2013年韩国政府曾因发行体现新保守主义（新右派）历史观的教科书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得到政府全力支援并由教学社出版发行的韩国史教科书创造了零使用率的记录，从而被彻底排斥在一线教育之外，其原因就在于其内容的不客观性和极右的观点。在“检认证体制”下的竞争框架内，想要扩大反映自己观点的教科书的影响力无疑是一种奢望，意识到这一点的政府遂改变方向制定了国定化措施。

2013年12月10日，韩国教育部长官徐南洙在发布2015年教育过程修正案总论中明确提出，韩国史教科书的国定化问题是可以公开讨论的。因此，对于由原国务总理郑烘和执政党议员陆续提出而引起争论的“国定教科书回归”问题，教育部长官直接点燃了公论化的火种……他还指出“计划于2015年发布教育过程改正案总论，且相关工作已开始着手进行。”[1]

韩国政府推进国定化教科书的理由是现行国史教科书的内容过于左倾，并认为这是无法容忍的。同时，韩国政府认为制定教科书话语标准和方向的历史学界的大多数人也都左倾，因而不能指望他们会自我净化。反思这些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史学界人士并不认同对“检认证体制”下韩国史教科书左倾化的认定，这就意味着认为其有左倾化的人只占史学界的极少数。因此教科书国定化暴露了政府动用国家权力，单方面支持少数意见，进而采取措施使之成为既定事实的意图。

政府和执政党及其追随他们的部分学者拥护韩国史教科书的国定化转换，他们所表现的言论是具有暴力性的。[1]以过度的自信和政治偏向为基础，把史学界的大多数人定性为“大恶”和“敌人”，以杜绝任何可能出现的不同意见，这一点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和排他性。为了把历史解释权归于少数集团，他们动用国家权力，污蔑整个学界“不正常”，属于“左派”，他们还蛊惑民众，由此可将之称为历史法西斯主义。但威胁韩国历史学的历史法西斯主义并不仅限于此，同时还存在着对史学界的另一种攻击，且其根基还相当深厚。

本文所要阐述的另一种历史法西斯主义，是以韩国上古史为研究对象，过分迷恋历史上国家的国力和领土的一系列非合理性的行为，也可称之为“伪史学”。在存在着多种可能性解释的历史研究中，给他们贴上“伪史学”的标签似乎略显粗暴。尽管如此，不得不使用这一用语的原因是因为可以断定他们已经悖离了学术研究的范畴。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韩国学界也曾把这些人看作是缺乏方法论的非专业的“过度民族主义”。但从7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正式着手推进民众活动，对学界进行无根据的污蔑和指责，最终还编造了《桓檀古记》这一伪书。学术领域绝不能容忍史料造假以及借此蛊惑民众，因此只能认为他们已经丧失了最起码的学术性。

韩国学界已经对确定无疑的伪书《桓檀古记》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过多次考证，而且对其造假过程和真实性也进行了深刻揭露。 赵仁成：《对现传<揆园史话>史料性质的检讨》，《斗溪李丙焘博士90周年纪念韩国史学论丛》，知识产业社，1987年；《<揆园史话>与<桓檀古记>》，《韩国史市民讲座（2号）》，一潮阁，1988年；《韩末檀君关联史书的再探讨——<神檀实记>、<檀奇古史>、<桓檀古记>为中心》，《国史馆论丛（3号）》，国史编撰委员会，1989年；朴光龍：《大倧教关联文献造假多1——对<揆园史话>和<桓檀古记>性质的再探讨》，《历史批评（10号）》，历史问题研究所，1990年；《大倧教关联文献众多造假2——对<神檀实记>和<檀奇古史>性质的再探讨》，《历史批评（16号）》，历史问题研究所，1992年；韩国历史研究会古代史分科编：《<桓檀古记>可信吗？——以问答形式编的<韩国古代史漫步>》，历史批评社，1994年；赵仁成：《“在野史书”伪书论——以<檀奇古史>·<桓檀古记>·<揆园史话>为中心》，《檀君和古朝鲜史》，四季社，2000年；《<桓檀古记>的檀君世纪和<檀奇古史>·<揆圆史话>》，《檀君学研究（2号）》，檀君学会，2000年；李文英：《造出来的韩国史》，《绿媒体》，2000年。 以往把以《桓檀古记》为基础的伪史学称为“在野史学”，最近有人提议使用“类似史学”的用语。

李文英：《造出来的韩国史》，《绿媒体》，2000年，第17～18页。“在野”是指埋在草野之意，以前主要使用于没有取得历史学学位的伪历史学者的用语，但伪历史学的他们不一定局限于“在野”。韩国古代史研究者尹乃铉和社会学研究者慎镛夏及最近非常活跃的卜其大（音译，考古学）、李德一（韩国近现代史）等是取得相关学科学位的人物。因此，用“在野”一词还不能完全概括伪历史学的范畴。endprint

这译自指称虚假历史的“伪历史（pseudohistory）”。在理解“伪历史”概念中可参考的用语是“伪科学（pseudoscience）”，是指无视能源保存法则的“无限动力理论”或否定进化论的“创造科学”等一系列“似是而非科学”的用语，也可译成“类似科学”、“疑似科学”等。

但是，“类似史学”的用语还不能直观地表达“伪历史”的本来意义，对初次接触该用语的民众而言也容易引起诸如“相似类型历史学”的误解。因此，尽管与“类似史学”属于同一概念，但本文还是使用更能直观反映其真实性的“伪史学”用语 “似而非”出自于孟子《尽心篇》，在孟子对孔子进行批判的《乡原》中曾提到“似而非”。 。

二、“伪史学”的登场和活动

为了考察“伪史学”正式登场的背景，有必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1972年5月11日，韩国政府按照朴正熙总统“寻找教育国籍”的提议，在文教部下设了“强化国史教育委员会”，[2]其目的是实施以民族为中心的历史教育。根据这一方针还颁布了在大学预备考试中国史科目独立出题以及在大学教育中推进国史教育义务化等具体政策。

1973年6月23日，通过1972年10月制定《维新宪法》确立个人独裁体制的朴正熙总统又实施了新的政策，宣布把大韩民国政府建立以来实行的“检认证体制”下的国史教科书改为国定化。[3]其理由是“为了确立学生的主体意识和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并改变因多种教科书而引发的混乱，但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宣传新建立的“维新体制”并使之合法化。

当时，史学界和教育界对国史教科书国定化措施是坚决反对的，理由是会造成历史教育的单一化。[4]但政府无视学界的反对，从1974年开始将国定教科书用于教育一线，由此引发了意想不到的风波。

1974年7月25日，曾是在野历史团体的“韩国古代史学会”（会长安浩相，与现在的“韩国古代史学会”没有任何关联——译者注）发表声明，其内容是国定国史教科书把檀君视为神话，从而压缩了韩国史的范围，同时照搬日帝殖民史观并强制贯穿于历史教育中。26日，“再建国民运动中央本部”召开“国史教科书评价大会”，从而建立了对国家国史教科书进行公开批判的场所。[5]

安浩相曾出任韩国第一任文教部长官，是提出李承晚政权统治理论“一民主义”的人物，而被批为以纳粹模式为榜样的“学徒护国团”也是由他发起成立的。安浩相在德国攻读哲学并取得博士学位，但却没有学习研究过历史，只是对檀君和古朝鲜很感兴趣，因此他很早就加入大倧教并终生信仰檀君，1992年还担任了大倧教最高职位的总典教。

当时，国定国史教科书在有关古朝鲜的叙述中指出，“檀君是祭祀长之意，王俭是指政治性君主，檀君王俭即祭政一体时代的族长”。[6]（9）安浩相等人对国史教科书的这一叙述内容表示了强烈不满。他们认为檀君是理应受到崇拜的韩国人的始祖，同时也是伟大思想的始源，然而国史教科书却把檀君叙述为未开化社会的族长，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

1975年10月8日，安浩相等人组建了“寻找国史协议会”，开始对史学界进行全方位的攻击。他们在自己发行的刊物《自由》杂志上连续登载批判历史学界的文章，其中有很多属于近乎污蔑和谩骂的人身攻击，特别是1978年9月29日，以国家为对象展开了要求修正国定国史教科书内容的行政诉讼，对学界造成了很大冲击。[7]（7）

对此，韩国史学界并没有保持沉默。1978年11月23日，与历史学相关的10个学会的代表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寻找国史协议会”停止用非科学的观点来误导国民的一切行为。[8]（5）

寻找国史协议会”中的在野人士认为：1.汉字是由韩国人创造的；2.孔子、孟子亦是白衣民族的后人；3.百济曾统治中国中南部地区400年；4.公州武宁王陵是为歪曲百济史而伪造的墓葬。他们四处宣扬这种背离常识的奇谈怪论，这种现象是一种暴露韩国文化落后性的可耻行为。

发掘武宁王陵的金元龙教授指出：“对于在野人士炮制的极度过分的伪说，此前学界并没有予以理会，但得到文艺振兴基金出版的《自由》刊物却在全国各地误导国民，学界不能再袖手旁观，必须予以澄清。[8]

这一时期，安浩相等人提出了很多基于沙文主义的错误观点，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武宁王陵造假说。武宁王陵是1971年发现的百济古墓，属于没有被盗保存完整并进行了科学发掘的墓葬，出土了华丽的金制冠饰和金耳环等众多遗物，特别是出土了刻有墓主名字的墓志石，在学界引起极大关注。然而，对于那些认为百济是领土扩张到中国和日本的“大帝国”的在野人士而言，武宁王陵的规模和出土遗物完全无法满足他们的期待，从而发生了非常事态，即光复以后韩国考古学界最大发掘成果的武宁王陵也被诬指造假。 《不要低估在野史家》，《京乡新闻》1978.11.29.5版。在《京乡新闻》上发表这篇文章的文正昌是当时伪史學代表团体韩国古代史的会长。他指出百济是大帝国，王陵墓室至少由三四个组成，但武宁王陵的墓室只有1个，认为武宁王陵出土的墓志石不过是百济灭亡以后唐军盗掘百济王陵时造假的结果。当然，他对自己的这种观点没有提供任何的合理依据。

韩国史学界在对伪史学者的这种无任何价值的观点进行反击的同时，还通过《京乡新闻》刊载了《这就是韩国古代史》的系列文章，向一般民众介绍学界的立场和研究成果，但仅凭这种应对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全斗焕政府的第五共和国建立之初，在1981年11月26～27日由国会文教公报委员会主持召开国史教科书听证会，这是按照安浩相等人的要求召开的。国会文教公报委员会要求安浩相（寻找国史协议会）、朴时仁（首尔大学英文学科）、林承国（韩国正史学会会长）代表在野学派出席，金元龙（首尔大学考古美术史学科）、金哲埈（首尔大学国史学科）、李基白（西江大学史学科）代表韩国史学界出席。[9]

安浩相等人的主张是：1.国史教科书中古朝鲜的历史依据的是日本人的观点，没有找回丧失了一千年多年的历史；2.檀君和箕子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其疆域曾扩展到中国北京地区；3.王俭城位于中国辽宁省，乐浪郡位于北京地区；4.百济在3～7世纪曾统治了北京至上海的中国东海沿岸；5.统一新罗的国都曾在北京；6.高句丽、百济、新罗创造了日本文化；7.女真亦是韩国的种族等。endprint

对此，史学界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殖民史观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克服，教科书的内容符合历史事实，在野人士作为依据提出的史料大部分是没有可信性的记载，有些则是对汉文解释的误读。同时，韩国史学界特别指出，请愿方所持有的危险史观，或者说捏造日本优越性的皇国史观最终却成为导致日本败亡的原因，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

经过两天的听证会，到底是谁赢得了胜利呢？参加听证会的舆论媒体大体上判定史学界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

这一天的听证会上，在双方所主张的论据中，历史学界的观点比在野派要具有组织性和合理性，而且在野派的成员不是专门的史学研究者。旁听第一天听证会的听众认为在野派的主张是缺少说服力的。[9]

但是，主持听证会的国会议员的反应则完全不同。他们对“在野派学者”的观点给予了更积极的响应和支持，对历史学者则始终采取带有攻击性和敌对性的态度。

在李基白教授答辩时，对国会答辩方式较为生疏的李教授没有提到指出问题的国会议员姜棋弼的名字，并对不熟悉议员的名字表示歉意后进行了答辩。于是，姜棋弼议员对他进行了直接攻击，声称“这里是国会会场，在名牌上写有我的名字，最起码也是国会议员在发言，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眼睛是否有问题，但仅从这一点来看，就可以感觉到你在学问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考虑到李教授的名誉不想再多言，但请以后多加考虑”……在这种氛围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林宰正（音译）议员接着对金元龙教授和李基白教授进行了攻击，训斥他们对国会的态度无礼，称他们如果用这种态度研究历史，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10]（91）

由于国会议员们的这种高压态势，历史学者们遭遇到了可谓是生平的第一次羞辱。

在全斗焕政权末期的1987年2月25日～26日，在精神文化研究院大礼堂召开了以“韩国上古史中的诸问题”为主题的大规模学术会议。[11]召开这次学术会议的原因是由于“在野学界”对传统史学界的攻势持续发酵，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试图把双方人员召集在一起从学术角度来整理期间的争论。

在这一天的综合讨论中，主席台上有15名学者就坐，台下有800余名听众……当时有部分听众在讲台旁高喊“李教授的观点剽窃了日帝殖民史学者末松保和、今西龙等人的观点”，“不能正常答辩就滚下来”，“主持方为什么让这种学者发言”等过激言论……虽然勉强维持了会场秩序，讨论得以继续进行，但包括李教授在内的近半数教授却已离席，在非常尴尬的会场气氛中，部分听众手持话筒继续对历史学者进行声讨。[11]

这样，在会场上演了一般学术会议中很难看到的惊险一幕，而且据其他媒体所言，“参加旁听的听众为了发言还相互争抢话筒，部分没有抢到话筒的听众朝主席台高声叫喊，一部分人还冲击了主席台。”[10]（159）与召开会议的意图相反，此次会议不仅未能调和史学界和“在野学界”的立场，反而变成了暴力言论和实施暴力的场地，并成为此后两者之间对话进一步断绝的重要原因。

三、“伪史学”形成的原因

那么，自称是“民族主义史学”或“在野史学”、主张“伟大上古史”的伪史学者们，他们的历史观及其依据是如何形成的呢？其根源可追溯到日帝占领时期的殖民史学。日帝占领时期的殖民主义史学家们力图使日本对朝鲜的统治正当化，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几种理论，大致可分为“日鲜同祖论”、“停滞论”、“他律论”等，伪史学的兴起与属于他律论的半岛性质论有着密切关系。

“他律论”认为，朝鲜历史具有缺乏主体性的他律性质，特别是基于朝鲜位于半岛的地理决定论，提出了半岛性质论。朝鲜历史是在介于大陆和海洋之间的半岛上展开的，因此注定是在大陆势力和海洋势力对决夹缝中展开的被动的历史。这使得近代日本人通过清日戰争和日俄战争而取得对朝鲜影响力后，其经验和视角一直影射到了前近代。

对于半岛历史劣性等同时也是他律性的观点，通过起源于半岛并发展成为主导欧洲历史的罗马或西班牙就可以得到反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地理因素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却并不仅限于此。对半岛性质论的最根本和最有效的反论就是揭露其任意使用地理决定论的非合理性。 关于史学界对殖民主义史学半岛性质论的应对可参看李基白的《半岛性质论》，《韩国史市民讲座（1号）》，1987年。

不过也存在着从不同侧面来解决问题的尝试，即认为韩国史不属于半岛历史，而是从大陆扩展开来的历史。为了否定韩国史的“劣等性”，为从“大陆”而非“半岛”来寻找古代韩国历史的展开空间，他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这种观点依然没能摆脱日帝殖民主义史观所认为的“半岛历史低人一等”的错误命题，因此在这一点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局限。

他们的尝试最终并不是对半岛性质论的克服，只不过是内化的自我陶醉。尽管如此，他们对韩国上古时代“伟大而强盛祖国”的勾划却是美好和具有诱惑性的。因此表面上是对殖民主义史学的激烈批判和排斥，同时也是把殖民主义史学理论自我转化为了奇怪的“沙文主义”。

“伪史学”的特征包括强调朝鲜民族的优越性、沉迷于古代领土的广阔以及阴谋论。他们认为自己所主张的历史之所以不存在文献和考古依据，是因为那些证据被日本人和目前作为学界主流的“殖民史学者们”所隐瞒和销毁。而对能够否定他们观点的众多资料则或是定性为日本人和“殖民史学者”捏造的虚假史料，或是拒绝进行探讨。在这种思维体制下进行任何对话和学术探讨都是不可能的。

“伪史学”想要确定作为伟大民族一员的真实性和成为遥远上古史中强大国家一员的欲望，使之抬高民族优越性而贬低其他民族，把专业学者的史学界污蔑为“殖民史学”并蛊惑民众，这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那么，为什么在“伪史学”兴起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安浩相要从1974年开始进行活动呢？

这与朴正熙政权的国史教科书国定化存在着关联。虽然安浩相是从颁布实施国定化国史教科书前后开始展开批判和炮轰正统史学观的，但其目标并不是“国定化”。事实上，对安浩相而言，教科书国定化本身并不是大问题，他所关注的是国定化的教科书内容。朴正熙政权强调“具有国籍的教育”，编订了重点在于“民族”和endprint

“国家”的教科书。但是，在信奉檀君信仰和法西斯主义的安浩相看来，这是完全达不到要求的。

特别是国史教科书的国定化在国家指定的特定历史解释中具有独占和优先权威。“检认证体制”下的多样性历史解释共存的局面被打破，只有国家认证的单一化的“国史”成为了历史解释的标准。这种“国史”单一化对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历史认识的安浩相等人产生了强烈刺激。

实施国史教科书国定化以后，安浩相等人妄图把他们所坚信的历史加以“国史化”。为了实现这一欲望，他发动作为前文教部长官所积累的社会资源和力量，对传统史学界进行攻击和施加压力。“伪史学”的兴起是1974年国史教科书国定化所导致的另一种形态的反作用和副作用。

四、“伪史学”的民众化和受容

通过数十年的持续宣传和鼓动，“伪史学”成功实现了广泛的民众化。例如，大韩民国国家足球队拉拉队“红魔”的象征——“蚩尤天王”就是受到了“伪史学”所造伪书《桓檀古记》的影响。在小说、漫画、电视剧等多种文化载体中也经常出现“伪史学”的内容，一些天文学者在电视节目或书中把伪书中所记载的天文记录当作“事实”来介绍，“伪史学”的阴影渗透到了韩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民众小说有李禹赫的《蚩尤天王记》和金镇明的《文字战争》，漫画有金善浩的《大陆新帝国史》、李炫世的《天国的神话》，这些作品都包含有伪史学的内容。电视剧《渊盖苏文》（2006～2007年SBS播放）和《太王四神记》（2007年MBC播放）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伪史学的世界观。天文学界的代表人物是韩国天文研究院院长朴熙载，他在2012年多次参加EBS的“历史讲座”节目并拥护《桓檀古记》、《天符经》。 最近，某新兴宗教团体还将此作为传教的手段，通过他们经营的地面广播播放相关内容。 甑山道经营的STB经常播送《桓檀古记》音乐会或《桓檀古记》背诵大会。反复播放的《桓檀古记》讲演者是曾山道的最高领导者宗道师安耕田，他在2012年还出版了《桓檀古记》译注本（相生出版）。《桓檀古记》事实上在宗教团体中已经达到了被经典化的程度。

最近甚至在总统的演讲中也出现了“伪史学”的痕迹，也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在2013年的光复节祝辞中，朴槿惠总统因引用《桓檀古记》中的内容而引起了争议。[12]朴槿惠总统引用了高丽末期学者李岩提出的“国家为身，历史为魂”这句话，这一内容是《桓檀古记》（1979）抄袭和改编自独立运动家朴殷植所著的《韩国痛史》（1915）。在2015年10月13日的非公开首席秘书官会议等场合，朴槿惠总统又反复引用了同一内容。[13]

从民众接受“伪史学”的情况可以看到其独特之处，即明明是以法西斯主义为基础的主张，但在很多情况下，无论是保守右派还是自称进步的人士都没有对之排斥反而加以接受。 以舆论媒体为例，标榜进步的《韩一家新闻》、《时事IN》等也毫无批判地刊载伪史学者的观点（《蚩尤天王》和《恶心的三国史记》，《韩一家新闻》（2005.10.5）；《高句丽的平壤在大陆》、《时事IN（391号）》（2015.3.18）；《紧随殖民史观的东北亚历史地图》、《夫列西安》（音译）（2015.4.2）。另外，教师、工人运动家、文人、政治家、学者等接受伪史学的“进步”人士广泛分布于各领域，已达到不能一一例举的程度。韩国的伪历史学不分左派和右派、进步和保守而广泛分布在社会各阶层，这一点具有独特性。 这主要源于伪史学在表面上所标榜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史学”。采用污蔑史学界的主流为亲日派并在其对应点上标榜自己的方式，因此很容易唤起具有清算亲日派问题意识的人们的共鸣。另外，连自称进步的人士也很容易赞同这种观点，这也反映了韩国人的思维在“沙文主义”方面所具有的脆弱构造。

最近在传播“伪史学”中起先锋作用的是著名民众历史著述家李德一。他连续出版了《古朝鲜是大陆统治者》（智慧屋，2006年）、《我们内部的殖民史观》（万卷堂，2014年）、《卖国的历史学，到了何种程度？》（万卷堂，2015年）等书，以向民众讲演的方式积极普及“伪史学”。虽然内容大体沿袭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安浩相等人的观点，并没有新的东西，但在韩国民众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普及效果已达到不容忽视的程度。

近期，李德一对国家机构东北亚历史财团所进行的东北亚历史地图编撰工作也提出了质疑。虽然指出了诸如独岛标记等问题，但其核心是对把古朝鲜中心地以及古朝鲜灭亡后所建的乐浪郡位置标记在朝鲜半岛平壤心存不满。

2015年4月17日，国会东北亚历史歪曲对策特别委员会要求东北亚历史地图研究负责人林起焕（首尔教育大学历史教育科）和李德一出席辩论，其氛围与1981年国会文教公报委员会主持的听证会相仿。国会议员中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一边倒地支持代表“伪史学”观点的李德一。李德一认为东北亚历史地图反映了中国和日本的“歪曲”历史观点，对于这一武断而又刺激性的主张，电视和广播等各种舆论媒体则原原本本地接受并进行了报道。 《用税金研究历史——“独岛是日本领土？”，这样也行吗？》，《moneytoday》（2015.9.7）；《“汉四郡在朝鲜半岛”——把被歪曲的古代史资料递交给美国国会》，《中央日报》（2015.10.5）等。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舆论报道的集中出现是在李德一的《卖国的历史学—到了何种程度？》（2015.8.15）出版以后。这是李德一在用不负责任的观点刺激民众并为提升自己的新书销量而采取的经销手段中，国会议员和舆论参与所导致的结果。

其结果是导致数十名历史学者参与、历经8年时间和投资47亿韩元的东北亚历史地图编撰工作处于被搁置状态，出现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伪史学”无理观点的歪曲结果的危机。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韩国就会成为国际笑柄，将会极大损伤国际学界对韩国史学界学术水平的评价。

在推进国定化过程中，政府执政党认为90%的史学界人士都属于左派，[14]而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新右派人士则批判现在的史学界过于倾向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与此不同，李德一等伪史学者始终把史学界污蔑为“卖国的亲日殖民史学”。 李德一在《卖国的历史学——到了何种程度？》中把韩国的史学界批判为“超越殖民史观的卖国历史学（6页）”。这种表现并非只有一处，在长达400页的书中反复把史学界称为“殖民史学”或“卖国史学”。 综合其论点来看，他们认为韩国的史学界是集“亲日派、国粹主义、左派”于一身的团体。“伪史学”的观点毫无疑问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中傷和诽谤。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警惕他们为把其所认同的历史认识贯穿于“国史”中的行为，进而把整个史学界污蔑为左派集团或亲日殖民学者，体现出极端性和非合理性。endprint

有人担心政府制定的国定韩国史教科书的近现代史叙述会变成对“亲日和独裁”的辨护或赞扬。为了淡化这种批判，政府很有可能会在国定教科书的古代史叙述中强化国粹主义视角，实际上已有报道指出，已经确定了在新的国定教科书中增加古代史和高句丽史内容的方针。[15]

在韩国史教科书编写过程中，对“伪史学”持好感的国会议员或高级官僚们让伪史学者参与教科书编写，或者把这些人没有经过论证的观点反映到教科书内容中的可能性很大。如果这种企图变成现实的话，那么，国定韩国史教科书将会呈现出古代史和近现代史领域中两种完全不同形态的历史法西斯主义共存的喀迈拉（chimera，希腊神话中的怪兽——译者注）形象。

目前韩国历史学受到“国家权力的不当干涉”和“伪历史学的攻击”双方面的围攻而遭遇危机。如何在这种夹缝中把握均衡并克服冲击是摆在韩国史学者们面前的沉重课题。

译者说明：近年来韩国古代史学界非主流言论蔚然成风，政界、媒体以至普通民众都对其主张的所谓“伟大的韩国上古史”津津乐道。而正统主流学界对此类荒诞不经的言论深感担忧。从2016年开始，一批新锐学者挺身而出，积极反驳其谬论。本文就是其中代表作之一，载于《历史批判（114期）》（2016.2）。作者奇庚良在首尔大学历史系攻读高句丽史，师从卢泰敦取得硕士学位，现为博士研究生并担任江原大学讲师。作者以尖锐不拘的言语批判了非主流学界的主张，贬称其为“伪史学”，得到学界普遍的好评。现译为中文，以供国内学界参阅。

参考文献：

[1][韩]《金武星新国家党党首的“韩国史教科书”发言》，《韩一家新闻》，2015.10.18.

[2][韩]《设置国史教育强化委员会》，《京乡新闻》，1972.5.11.

[3][韩]《国史教科书国定化》，《京乡新闻》，1973.6.23.

[4][韩]《对国史教科书国定化的各界意见》，《东亚日报》，1973.6.25.

[5][韩]《神话还是事实》，《东亚日报》，1974.7.27.

[6][韩]文教部：《国史（人文系高等学校）》，1974.

[7][韩]《国史光复——异色行政诉讼》，《京乡新闻》，1978.9.29.

[8][韩]《针对诉讼发表警告性声明》，《京乡新闻》，1978.11.24.

[9][韩]《火热的国史讨论7小时30分》，《京乡新闻》，1981.11.27.

[10][韩]尹钟英：《国史教科书风波》，慧眼，1999年.

[11][韩]《險恶的历史讨论现场》，《东亚日报》，1987.2.27.

[12][韩]《光复节祝辞中引用伪书的总统》，《今天媒体》，2013.8.21.

[13][韩]《朴槿惠总统在五者会谈中民生傍点》，《metro》，2015.10.24.

[14][韩]金武星：《国史学者们的90%转变为左派》，《京乡新闻》，2015.10.17.

[15][韩]《启动教科书编撰工作——用强化古代史来应对历史歪曲》，《联合新闻》，2015.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