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 | “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不宜设定制造业占比指标_风闻

近期围绕“十四五”规划，学界有一种观点，即主张继续增强我国制造业实力，这一点本身应该没有异议。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推动的经济超高速发展，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拥有世界最全的制造业门类，制造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这个优势不能丢失。但问题在于，怎样保持和强化制造业的实力与地位？

其中，学界有一种建议，要求在“十四五”发展期间明确制造业占比，这个建议听起来有一定合理性，然则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其不仅难以实现，且不利于贯彻中央提出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

强调制造业占比与工业化末期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相悖

我国“十三五”以来已进入工业化收尾期，在工业化完成时期如果硬性设置这样一个制造业占比指标，则有悖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产业结构演进与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史明白无误地显示，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演进一般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为“非农化”和“二产化”，这期间农牧渔业产出和就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持续上升；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作“三产化”或服务业化，其间第三产业产出和就业所占比重持续上升。一般地来看，当一个国家工业化进入收尾期，或曰“基本实现现代化”时期，第三产业产出和就业所占比重无一例外会超过60%。

在这方面，英美等老牌工业化国家略而不论，单就以制造业立国的德国、日本两大经济体为参照，可以印证这一规律的存在。经济史数据显示，德国产业结构的“非农化”和“二产化”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高潮，并一直持续到“二战”后的20世纪60年代。其间，德国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由不到30% 上升到50%；20世纪60年代，德国进入“三产化”阶段，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迅速上升，20世纪70年代超过第二产业，80年代占比超过60%。两德统一之后的1990年代超过65%，其后稳定在68%～70%之间。进入“三产化”阶段之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由50%以上相继下降到35%和30%，其后趋于稳定。最近10年以来，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分别稳定在70%和23%～25% 之间（参见图1）。与上述产值结构演进相一致，德国的就业结构也经历了相应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一半左右，第三产业只占1/3。70年代之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迅速增加，第二产业迅速下降：80年代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突破 50%，第二产业就业比重跌破40%。90年代，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突破60%，第二产业比重跌破35%，2000年以来，第三产业比重和第二产业比重分别稳定在70% 和20%。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在4000多万总劳动人口中，服务业就业人数接近3000万，占比超过73%，制造业就业人数727万，占比18%。

图1 战后德国产业（增加值）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1990年数据取自景跃进：《英国、美国、德国三次产业结构比较与分析》，“中国人口与发展”会议论文；1990 年之后数据取自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bank.org）。

战后日本的经历与德国极其相似。1955—1970年，为“非农化”和“二产化”阶段。其间日本第二产业产值占比由33.7% 上升至43.1%。1970 年进入“三产化”阶段，一直持续到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之前。其间，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相继跌破40%、35%，最后降到28.1%。同一时期，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由50.9%（1970 年）相继升至60%（1980 年）和70%（参见图2）。就业结构的变化与此相一致， 1955—1979 年，第二产业就业占比由24.9% 上升到35.3%。1970年之后第二产业就业占比开始下降，相继降到1980 年的34.3% 和1990年的33.8%，2000年以来维持在30%。

图2 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

资料来源：日本通产省，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bank.org）。

值得留意的是，即便经历了产业结构的上述巨变，日本和德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并未动摇。在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崛起之际，日德两国依然掌控着全球制造业最重要的高端技术，在世界制造业创新中占据着引领地位。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德国的制造业产值分别为1.03万亿美元和7577亿美元，分列世界第三和第四（参见图3）。根据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最新研究报告，日本和德国制造业质量效益指数分别排名全球第二和第五。其中日本排名仅次于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中国排名第七，不仅与日本和德国有较大距离，且位于韩国之后，仅优于印度（参见图4）。

图3　全球制造业四大国制造业增加值及其占世界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bank.org）

图4　制造业质量效益指数

资料来源：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等：《2019中国制造强发展指数报告》

制造业占比下降折射着制造业创新与效率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经济统计中所列第二产业，并非完全等同于制造业，一般还包括建筑业。世界银行数据库在制造业增加值项下，同时收录了两个统计系列：一个特别注明“含建筑业增加值”，这可以理解为宽泛的工业；另一个未标出，可理解为严格意义上的制造业。在“国民账户下的“国民产值部门比重”系列，只统计了广义的工业，把建筑与采掘归入工业之列。日本通商产业省20世纪以来所发布的统计数据也是这样分类，将建筑业与采矿业归入第二产业之下。

若以严格意义的制造业产值来看，前述日本与德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下降更快。历史数据显示，1970—1980年，制造业增加值占日本 GDP 的比重由35.8%下降到24.7%，降幅超11个百分点。1990—1995年，德国制造业产值比重由24.9%下降到21%，下降了4个百分点。（参见图5）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和德国制造业产值比重的大幅度下降，都发生在经济遭受内外冲击的背景下。其中，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产业结构剧烈调整，很大程度是由两次石油危机造成的。石油危机引发日本的危机感，结束了制造业的数量扩张时代，推动了包括制造业在内的整个产业发展重点转向知识密集型，这种转型是伴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折而展开的。与日本相似，德国20世纪90年代产值结构的巨变，很大程度上是受两德统一的刺激，在此过程中，西德先进的制造业纷纷进军东德，在获得进一步扩张的同时，淘汰了东德一些老旧的制造企业，实现了产业升级，其结果则是制造业整体占比的下降。

图5　日本、德国与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bank.org）（1990年之后），金明善等：《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1980 年之前）

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实际上很早就为经济学家们所留意到。关于变化的原因，经济学界有多个解释。早先最有影响的是“配第－克拉克定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科林 · 克拉克（Collin Clark）综合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数》中提出的。该定律强调 , 就业结构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进而向第三产业的这种转移趋向，并将产业结构这种变化的原因归于收入弹性和投入报酬。后来较有影响的解释，是“包默尔病理说”（Baumol’ s disease），这个解释由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包默尔（William Jack Baumol）最先提出。他在20世纪60年代基于美国产业发展与结构变化的数据研究发现，“二战”后不到20年时间，美国制造行业的技术创新和自动化，虽大幅度提升了该产业的要素生产率，降低了几乎所有工业品的单位制造成本。但结果却是，制造业作为一个主导行业的相对规模不断收缩，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就业和产值比重双双下降。与此相反，服务业的规模却得以大幅度扩张。仔细观察，服务业内部许多行业未曾发生技术进步，无法以资本替代劳动，最典型的是教育、医疗保健，以及政府服务等。其中，最极端的是历史文化部门，拍摄电影依然需要众多“群众演员”，演奏古典音乐依然需要一定规模的乐队。后来的经济学家把包默尔揭示的这种现象，以及据此提出的非平衡增长理论，称作“包默尔病理说”。包默尔最先是从服务业和制造业就业规模变化对比中揭示这个现象的，进而追溯到主要服务业和制造品价格指数的变化，最后推及这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化以及技术进步与创新。

数据显示，从“二战”前到最近时段，美国制造业就业规模仅略有增加，而服务业就业人数几乎增加了6倍（参见图6）。从1978年至今，美国服饰、汽车（新车）、日用品等制造业主打产品的价格指数上涨幅度，从 50% 到一倍不等，但教育、医疗和一般商业服务等服务产品的价格指数，涨幅从3倍到10倍不等（参见图7）。包默尔这样解释后面的原因：制造业最容易发生技术进步和创新，因而最容易提高劳动生产率；服务业创新比较难，因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比较缓慢。

图6　美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人数变化

资料来源：Wikipedia

图7　美国主要制成品与服务价格指数变化

资料来源：Wikipedia

回头去看，“包默尔病理说”所描述的，实际上是欧美先行工业化国家以往产业转型升级走过的一种“常规”路径，这种路径被经济学家称作部门间的“非平衡增长”。按照这种理论，率先发生技术创新部门的相对规模会收缩，这和企业层面看到的现象相反。在企业层面， 哪个企业率先创新，哪个企业的规模就有可能率先做大。

客观地来看，除了上述两种理论解释而外，产业现实发展引出的制造业本身的变化，以及产业统计分类引出的扭曲也不能忽视。制造业自身变化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其内部服务环节的外分化，即分离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性服务业。

传统意义的服务业，主要限于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各类服务行业。前工业社会乃至工业化早期，生产性服务业镶嵌在制造业内部，因而许多服务行业被古典经济学归入非生产部门。工业化后期，制造业越来越倾向于将原本属于行业乃至企业内部的服务活动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与消费服务并驾齐驱的生产性服务业。由此服务业或第三产业细分为两大门类：一类是直接服务于消费者的服务业，另一类是为其他产业运转提供服务的服务业，即生产性服务业。此类服务业多半是从制造业内部分离出来的，原本属于制造业内部活动，后来独立发展起来形成一个服务行业。这种服务业虽然与传统意义的那种向消费者提供直接服务的行业类似，不直接生产有形物质，却是制造业不可或缺的。我国国家统计局2019年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的通知指出：“生产性服务业依附于制造业企业而存在，贯穿于企业生产的上游、中游和下游诸环节中，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品，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制造业，是第二、三产业加速融合的关键环节。” 这个分类所界定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了“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通用航空生产、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职业教育培训服务，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等。细观此类行业，相当一部分在工业化早期、中期阶段都属于制造企业活动的一部分，统计分类上属于制造业部门。

客观地来看，上述三种解释都合乎逻辑与现实情形，只是聚焦点不同。其中“配第－克拉克定律”聚焦于产品需求弹性和投入要素相对回报率；“包默尔病理说”聚焦产业创新与效率提升相对空间；而生产性服务业游离说则聚焦于统计分类造成的扭曲。三种解释共同指向一个现实规律，那就是工业化后期一国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规模的收缩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收缩，恰恰反映着制造业的创新和运行效率的提升。

我国工业化进程与产业结构演进态势

回顾2010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特征，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收尾期，工业化臻于完成。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大众消费浪潮的涌动，一些标志性的变化接踵而至：首先是私家小轿车的普及和闲暇旅游业的兴起，接着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的显现，再接着是人均 GDP 突破1万美元大关（2019 年），最后是全面实现小康。这些特征与美国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日本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许多特征具有一定共通性。其意味着中国社会经济正在全面跨入罗斯托意义的大众消费时代。笔者早年的研究也发现，21世纪初叶我国沿海地区和内地大城市已经掀起大众消费的浪潮。十几年后再审视，目前全国总体上都已卷入这个浪潮。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我国工业化的完成，也意味着现在到了产业结构转型阶段。

实际上，现实的产业结构演进已经日益显露一种态势：我国第二产业粗放式扩张阶段正在过去，二产化高潮正在退去。其中产值结构方面，2011年和2012年是二产化至三产化的转折点。之前第二产业占比持续上升，2011年达到创纪录的46.6%。2012年发生逆转，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该年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分别为45.4%和45.5%。之后第三产业增速持续高于第二产业，比重持续上升，2015年超过50%，2019年攀升到53.9%。同期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由45.4% 下跌到40.8%和39%。三产化态势亦步亦趋（见图8）。

图8　我国 GDP 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变化（2000—2019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就业结构来看，三产化来得要更早些。21世纪开始之际，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就已超过第二产业，但就业结构的非农化进程要慢一些，到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呈现“ 3 ＞ 1 ＞ 2”的就业结构。2014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为29.5：29.9：40.6，初现“ 3 ＞ 2 ＞ 1”的就业结构。可以预料的是，未来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将会继续增加，而产值比重也会增加（参见图9）。

图9　中国就业结构的变化（2000—2019 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就严格意义上的制造业比重变化来看，转折点来得还要早些。其中制造业产值占比在2006年达到创纪录的32.5%之后，2007年出现拐点，2015年跌至29%，2019年跌至27.2%。就业结构的峰值出现在2013年，当年制造业就业占城镇就业比重的29%，之后连年下降， 2018年下降到24.2%（见图10）。

图10　中国就业结构的变化（2000-2019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接下去的结构演化趋向是不难预料的。按照中央新近宣布的关于“十四五”规划的指导方略，到2035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四五”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率”。要提高效率，无疑要“坚持创新引领”。很明显，不创新就无从提高产业效率，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再进而提高大众收入。然而，无论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进的历史来看，还是就“包默尔病理说”揭示的创新悖论来看，鼓励制造业甚至整个工业部门的创新，一个导向似乎是这个部门产值和就业比重的相对甚至绝对收缩。相比较来看，最有潜力扩张的依然是服务业。如若考虑到上述情形，即从制造业游离出的生产性服务业分离趋向，则制造业与服务业占比变化相当一部分属于生产性服务业。有研究估计，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略高于14%，而美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强国在21%~27%之间。若和制造业占比通盘考虑，则可以认为前述产业结构的三产化，不仅没有削弱制造业实力，反而反映了制造业质量和效率提升。

制造业创新的基本结论与可行性建议

创新的核心要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劳动生产率。生产率后面直接引出的是国民收入，是大众收入水平。相对于服务业，制造业创新具有强烈的劳动节约型偏向，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具有“索罗中性”（Solow Neutral）的偏向。由于这个偏向，创新引出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就业位置的减少，要鼓励创新就不能指望增加就业机会，这可称作“制造业的创新悖论”。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创新的劳动生产率增进效应较小，就业创造效应远远强于就业机会替代效应，这方面既为我国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所证明，也为阿里巴巴等新型服务业企业的案例所佐证。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13—2018年，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由19267万人减少到17255.8万人，净减少2005万人，减幅10.4%。同期第三产从业人员为21067.7万人，比2013年年末增加4726.2万人，增幅28.9%。2018年，仅阿里电商平台一家，就直接创造了1558 万个就业岗位，间接创造了4082万个就业岗位。因此，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就得考虑这个产业创新的劳动节约型效应，为这个产业游离出来的就业人口创造新的工作机会，而出路只能在第三产业。客观来看，“十四五”期间要实施中央提出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功夫多半得用在服务业上。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化，以智能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服务业引领制造业创新，推动制造业乃至所有产业的转型升级是大势所趋。

至此，我们的结论是不难得出的：我国目前经济结构的三产化或服务业化，恰恰顺应了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是制造业创新的结果。制造业的创新，一方面，产生了包默尔悖论现象，最先创新提升效率的行业，就业占比最早收缩；另一方面，在新增的服务业产出和就业中，相当一部分原本就属于制造业和宽泛的生产活动内部服务活动外化。这种外化是一种亚当·斯密意境的专业化，恰恰是提升制造业质量和效率的必须途径。

由此，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十四五”期间，不宜强调制造业占比，而应鼓励生产性服务业自制造业的分离。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不设定制造业产值占比并非意味着放任制造业绝对规模的收缩。实际上目前和今后发生的，多半是制造业相对于服务业增速的下降，继而是相对规模的收缩。即便制造业产值接近零的扩张，也会导致该部门绝对规模的增加。因此，若要刻意保持制造业规模，防止空心化，当下更为可行的做法是可以考虑设定一个合适的增速指标，考虑到前述三产化大势，这个指标须低于服务业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