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到哪, 路到哪: 修路搭桥如何塑造国族认同? | 文化纵横_风闻

✪ 李志农 | 云南大学

✪ 胡倩 | 云南大学

［导读］近日伴随中印冲突升温，“喀喇昆仑”成为关注焦点。50余年前，在《中巴边界协定》顺利签订后，从喀喇昆仑走廊区域联通中巴的友谊公路顺利开工。因喀喇昆仑公路修建难度极大，不仅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更有中巴双方700余人为之献出生命。巴方曾表示，公路的建成为巴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它为小山村的人们打开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巴方将永远记住中国的援助。

本文以滇藏公路为例，探讨道路修筑如何发挥强化国家和民族认同的作用，本文作者认为，道路不仅是国家意志的表现, 也汇聚着百姓对于国家的认知和评判, 从更深层次意义上来说, 道路建设的效益会提升百姓对国家的认同程度，从而实现边疆民族地区在社会建设事业优化与国家认同深化的双向建构。

文章原发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本文的田野点是地处川滇藏交界处的奔子栏村，坐落于“三江并流”的核心腹地金沙江畔，东与四川得荣县瓦卡镇隔江相望，滇藏公路(国道214) 穿村而过，距德钦县城81公里，距香格里拉县城103公里。村民利用地理位置优势衍生出了农牧商相结合的多元生计方式，从茶马古道时期到现代公路建设时期，村民的生活都与这条道路紧密相连，并且随着道路等级的提升，这种联系愈发紧密。自1950年滇藏公路修建以来，道路的建设对村民的社会、文化和生活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基于奔子栏村的田野调查，本文拟从道路、生计与国家认同相互关联的视角出发，讨论三者的逻辑关系，分析道路建设对国家认同的促进或削弱。

▍ 国家意志下的道路修筑

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证实，滇藏两地交往历史悠久。唐王朝时期，中央政府与吐蕃之间兴起茶马交易，清朝达到鼎盛。在茶马互市的兴盛下，位于滇川藏交界处的奔子栏村成为往来物资的中转站，官方驿道和来往马帮、客商为了基本生计而走出来的泥石小道构成了唐宋至民国时期滇藏间的基础路网。滇藏公路的修建，意味着迪庆藏区开始有了现代公路，也使新生的国家力量沿着滇藏公路进入了西南民族地区。从修建之初的1950年至今，其形态和面貌几经转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服务于政治军事需要的国防之路，到计划经济时代主要用于调配资源的林、矿输出之路，再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杂糅了现代发展观念和后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发展、生态之路，其修建目的几经变迁。

(一) 国家边防战略之进藏通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支援西藏的和平解放，国家决定抢修包括滇藏公路在内的进藏公路，完成全中国的统一大业。1950年8月，组建滇藏公路局，同年9月滇藏公路在大理动工，在一年之内便修通了大理至丽江中平接近300公里的道路，为西藏的和平解放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1956年，四川、云南藏区的旧封建贵族和奴隶主阶层发动了武装叛乱，为实现川滇藏边的和平稳定，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政府计划抢修滇藏公路的延伸段——中平至中甸段、中甸至德钦段，以及德钦至盐井段公路，并于1958年年底完工。1962年，印度军队因接壤领土边界问题入侵中印边境，双方交战，为保证从云南派遣军队支持边防战争，1967年7月国家再次开始滇藏公路的修建。到1973年10月，修好了德钦至西藏盐井、盐井至芒康的两段公路，至此，滇藏公路全线通车，共长715公里。从修建历史来看，滇藏公路的修筑是分段进行的，并因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时断时续。

(二) 资源经济战略之资源通道

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政局已基本稳定，对于民族地区，中央出台了相关文件，强调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建立相当规模的工业，以实现资源的流动与调拨。迪庆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迪庆州) 是云南省的重点矿区和林区，尤其是位于其西北部的德钦县，森林覆盖面很广，有高山松、云南松、杨树等多种树木，境内的矿藏主要有石棉、石膏、铬、金等。政府规划迪庆州重点开发矿业和林业，以支援东部的工业生产，于1973年下半年掀开了对迪庆原始森林大规模采伐的序幕。

为将迪庆州的资源运输出去，实现快速发展的目标，首要任务便是修筑外运物资的道路。在林业工程队的带领下，工人们一边修路一边伐木采矿。以县城所在地中心镇为轴，德钦县修通了通往境内各乡镇的林矿区公路。据记载，1972~1978年，奔子栏村修建的通往各神山的林区公路共计50公里，通往德钦石棉矿矿山的矿区公路近20公里。这些辅道将神山与滇藏公路连接起来，形成了依赖于林矿资源的经济发展方式，成为特殊时期德钦县的财政支柱，也因此一度被称为“木头财政”。但是许多村镇附近的森林受到剃头式的采伐，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频发，并迅速危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危害和巨大损失。

(三) 现代和后现代发展理念之生态、旅游通道

基于盲目求发展而使生态环境受到毁灭性破坏的惨痛教训，国家提出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齐头并进的可持续发展思路。从90年代开始，德钦县开始寻求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迪庆州政府于1989年提出发展旅游业，并于1997年打造了“香格里拉”品牌。奔子栏村作为香格里拉县至德钦县之间的必经之地，往来车辆都会在此停留歇息，而素有“歌舞之乡”美称的奔子栏村，以其浓郁的民族风情也吸引着很多游客将其作为沿途景点，驻足体验。

原本仅有的砂石道路无法承载不断增加的运输量，为解决日益严峻的运输矛盾， 2002年迪庆州公路局规划将香格里拉至德钦段仅有4.5米宽的砂石路面扩建为6~8米宽的柏油路。2010年初，迪庆州政府决定再次斥资37.5亿元，将铺设仅8年的四级柏油路提升为国家二级公路，于2016年正式全线通车。

回顾奔子栏村的道路史，从原来的马帮之路变成具有现代意义的公路，从砂石公路变为柏油公路，道路等级的提升降低了自然地理屏障的阻隔作用，将原本分散的各个区域联结为一个整体，也将奔子栏村在内的西南地区纳入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不同历史阶段的道路发展共同凸显了国家巩固政权的政治意涵。在国家战略之下，当地的公路交通得到了快速发展，交通运输能力增强，市场和资本随之进入，当地人的经济生计、思想观念、社会结构等多方面受到影响。

▍ 道路变迁下的生计变化

道路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国家主权和现代化的象征，道路建设加速了人员、物资和文化的流动，道路的延伸和进入也会对地方原有的生计方式进行改造。纵观奔子栏村近60年来的历史，不仅是一部道路建设史，也是一部生计变迁史。公路的出现及发展给奔子栏村村民的生计方式带来了明显的影响，在原有传统生计的基础上，道路的变迁带来了新的生计方式的拓展。

(一) 因路而生的多元生计

1. 伐木、运木

20世纪70年代初，为响应国家支援东部经济建设的号召，云南省迪庆州结合地方资源优势，州属三县相继成立木材公司，并从大理、丽江甚至其他更远的地方抽调工人，拉开大规模采伐森林的序幕。相对于伐木来说，运输木材的当地人较多，许多村民都自己买货车去拉木材。1978年开始，迪庆州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逐步放开政策，允许村民自办客货运输，许多村民都买车发展个体运输。据奔子栏村下社组的一位村民说：“当时光是下社组就有五六辆车在拉木料，那个时候拉木料很挣钱。”

2. 松茸采集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发现松茸中含有抗癌成分，随着日本对松茸的大量需求，松茸从过去不值钱的菌子一跃成为当地的热销产品。这一时期，我国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松茸得以远销日本和欧美市场。因为松茸保鲜质量要求高，政府在香格里拉县修建机场，提升道路质量，以保证松茸能够被快速运送至国内外市场。据奔子栏村习木贡村民小组的村民BI讲：“当时只要去捡两个月的收入，就够一年的开销了。”

3. 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钦县结束了“木头财政”，转向发展生态环保的旅游业。这一时期，国家加大了对滇藏公路改扩的资金投入。滇藏公路质量提升之后，游客人数随之增多，不仅直接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与旅游业相配套的商业、运输业和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旅游业的收入已成为奔子栏村收入的一项重要支柱。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当下，客运服务业的需求也随之产生。在奔子栏村新公路上可以看到许多“农客”——私人营运车辆，“农客”主要往返于奔子栏镇和香格里拉县城之间，也到奔子栏村附近的村落和东竹林寺、月亮湾等景点。

(二) 因路而变的生计特点

1. 历时性变化

从传统农业生产为主转向以旅游产业为主导的多元生计。传统的农业种植一直是当地百姓最基本的生产方式。作为由滇入藏的咽喉之地，位置优势为其商业、运输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马帮运输和贸易曾是许多家庭的辅助生计。20世纪七八十年代林矿采伐、现代交通运输成为一些家庭的辅助性收入。80年代末，松茸价格高涨，采集松茸开始成为百姓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90年代，国家为进一步缩小边疆与内地的发展差距，汲取之前“以木头换发展”的生态教训，鼓励人们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发展生态旅游。21世纪以来，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奔子栏村的餐饮、酒店住宿、手工艺品加工和运输业的发展，并逐渐替代农业，在当地百姓的生计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从历史维度来看，从修路至今的60多年里，道路交通的发展使奔子栏村的生计结构更为多元，村民的日常生活与道路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以道路为载体而进入的市场和现代化的观念，使人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农业生产，经商、外出打工、盖房出租、跑运输的多元化生计随之出现。

2. 共时性变化

改道后不同群体生计方式的再调整。在奔子栏村，已基本形成了依赖于道路和以市场交换为主的生计模式。而滇藏公路在村内改道之后，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原来传统的、封闭的生计模式和相对固化的资源和利益格局。面对新的道路和新的利益分配，地方社会的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回应方式，大家都试图从自身条件出发，期待在新的道路空间中占有一席之地，以谋求最大的利益。改道涉及征地，一些对土地依赖较大的村民失去土地之后，被迫在奔子栏村本地做零工，或者到香格里拉县、德钦县打工。一些原在家里务农的人因土地征用获得大量赔偿，自己买车跑运输，在路边盖房出租、开店等。

总的来说，在滇藏公路的影响下，奔子栏村的生计方式不断扩充和变化。虽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农业生产仍然居于基础地位，但是在当地收入比重中有所下降。经济作物的引入使得当地的种植作物多样化，依托道路的便捷性，与旅游业为一体的商业、餐饮业、酒店住宿业，以及手工艺产品加工业等，和传统农业共同构成了当地多元的生计模式。

▍ 道路建设与国家认同的动态演变

“认同” (Identity) 一词，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的心理学概念，其含义是个体在社会中与某些个体联系起来，而与其他个体区分开来的自我意识。认同包含族群认同、区域认同、国家认同等。其中，国家认同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那个政治共同体，以及对自己所属的政治共同体的期待”。国家认同有“认”与“不认”的性质之分和认同强弱的程度之分。它并不是单纯的认同或者不认同，它是在内外因素影响之下而复杂变化的动态连续过程。族群认同的“连续统”理论认为，“认同”并非一个单向度的自变量或因变量，而是一个历史过程和认同体系。族群成员或族群内部各部分对族群整体的认同实际是一段由许多代表不同认同状态的点构成的线段，它以“完全认同”和“脱离与重构”作为线段的两个端点。

从奔子栏村60年的道路建设史可以看到，滇藏公路在提升沿线百姓的国家认同方面有着重要而持续的意义，当地百姓对国家是认同的，但是认同度会因道路带来的效益差别而在纵向的时间维度和横向的阶层维度里有所不同。从历史维度来看，不同时段修路带来的不同效益直接影响了当地人对国家的理解和评价，也形塑了不同程度的国家认同。而从共时维度来看，不同的利益群体或不同阶层对国家有多种不同的声音。在现实社会中，在奔子栏村的案例中，藏族民众对国家的认同随着具体的情境不断变化，形成了对国家认同的“连续统”。

(一) 历时维度下滇藏公路的建设与当地村民的双向互动

根据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筑路目的，我们可以将其粗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国防边防之路(1950~1970年) 、林矿资源输出之路(1970~1990年) 、发展和生态之路(2000年至今) 。与此相对应，当地藏族村民对滇藏公路的认识也经历了光明幸福翻身之路、林矿资源输出并支援国家建设引发地区生态失衡之生态破坏之路、民族团结及惠民富民之路的变迁。

第一阶段的国防边防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广大藏族民众仍然遭受封建农奴制的剥削，国家在迪庆州实施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民主政策，使奔子栏藏族村民结束了农奴身份，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滇藏公路的建成，为解放西藏提供了保障。对于国家来说，这是一条稳定政局、巩固政权的国防道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修路能够为国家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因此，当地民众对国家的道路建设有着极高的热情，人人为修路而尽全力。坚韧不屈的解放军和吃苦耐劳的修路工人进入当地，他们作为国家形象的代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当地村民对国家的认识，修路过程中国家重视当地的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也增加了国家在奔子栏村藏族民众心中的信任度。路的修通加强了国家与西南边疆的联系，修路过程中不同民族的互动增进了彼此间的感情。

第二阶段的林矿资源输出之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之下，对资源的开采成为国家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方式。国家支持下的林矿开发，使包括奔子栏村在内的迪庆州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在特殊时期支援了国家东部的经济建设并形成了迪庆地区“以木头换财政”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新的生计方式。但是，对当地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造成了地方生态环境的破坏，干旱、泥石流、洪涝等自然灾害频发，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危害和巨大损失。虽然不能将木材砍伐带来的生态破坏直接归因于修路，但是在村民的观念里，这条路从曾经的“翻身之路”变为了“吞噬环境的路”。国家在规划林区时没有注意到对水源林的保护，地方政府在组织砍伐时的无节制，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对这条路的认识，进而影响到对国家的态度。虽然当地民众对国家修路的目的是认同的，但这始终是一段无法抹去的记忆。

第三阶段的惠民富民之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松茸市场的扩大和交通日益便捷，收售松茸为奔子栏村村民增添了物质财富。进入21世纪，在新的筑路理念下，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以修建“生态旅游文化公路”为具体目标，继续提升滇藏公路的等级，从根本上提升该公路的运输能力，给沿线百姓的生存和发展带来真正的实惠。滇藏公路的完善，为当地提供了巨大的商机，运输业迅速发展，也推动了旅游产业的发展。在奔子栏村村民的眼中，滇藏公路已逐渐褪去了早期的国防色彩，也不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态破坏之路，而是民族团结、惠民富民的希望之路。

(二) 共时维度里不同群体对国家的认同程度

滇藏公路建设的不同效应会影响奔子栏村藏族民众对国家的认同程度，而持不同立场的利益主体对国家的认识也会有所不同。2010年在奔子栏村开始的改道打破了奔子栏村原来的空间格局，同时，改道还涉及征地赔款、房屋拆迁等问题，这些都会带来资源、利益的再分配，进而影响到与村民利益直接相关的生计方式。

在改道之前，奔子栏村已基本形成较为固定的生计格局，在老路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商业格局。老路原来是香格里拉至德钦的唯一通道，改道之后绝大多数车辆都从新路上经过，老路失去了原先的区位优势，逐渐走向衰落，原来在老路上依靠房屋出租、开店的人失去了营生方式或者被迫改变生计。

就村社区划来说，相对于逐渐失去以老国道作为生计依傍的村民来说，另一些村民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道路对空间格局的重塑，使得发展资源在村民中重新分配，当地社会有了新的分层。从征地中获益最大的主要是获赔偿较多，或者在路边剩有土地的村民，他们可以利用余下的土地盖房开店、出租或者用赔偿款买车跑运输、做生意等。改道使一部分人获益，一部分人利益受损。这些不同利益群体的多种声音，不仅是对改道、征地的看法，也隐含着对国家的不同认同程度。

此外，奔子栏村原本有很多开阔的水沟，农田灌溉便利，但因改道时施工单位未与村民协商，用塑料管道代替了原来的水沟，埋在公路下面，导致水沟难以清理，经常出现水管堵塞的问题，农业生产受到影响，这给与土地赖以为生的村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无论是对普通民众还是对地方文化精英的访谈，他们都对现在修路所导致的问题有一些说法，虽然大多说法均肯定国家政策好，但是认为中间的执行者没有完全尽到责任。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执行效果会影响村民对国家的认同，这又会直接影响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

奔子栏村的筑路历史向我们展示了当地百姓对国家认知的动态过程, 这也启示我们, 奔子栏村村民对国家的认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认同的强弱是与道路建设的效应密切相关的。

▍ 结语

如何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重要难题。因为“多样化的族类群体的形成及其族类群体的自我认同，是国家认同问题形成的基础和根源”。也即是说，民族认同是影响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同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价值共识和功能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在社会实践中可以和谐共存”。在边疆多民族地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往往并非一种清晰而确定的对称关系，其关系更倾向于一种长期的竞争与博弈，彼此交织渗透，甚至互动匹配。由此，国家认同的建构，既有赖于公民个体建构自身的国家认同，也有赖于国家对各民族的国家认同的建构。

本文通过滇藏公路的个案研究，意在揭示道路作为国家与边疆民族地区之间的媒介，国家如何通过修筑道路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而地方社会又如何通过道路来认识国家。探讨滇藏公路建设与云南藏区藏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双向互动关系，并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检视与反思，以期推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建设与国家认同建构的良性互动和发展。

回顾奔子栏村60年来的道路建设史，公路建设不仅连接了不同的地理空间，还连接了物流、人流，沟通了各民族间的感情，促进了奔子栏村村民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但我们仍不可忽视，道路建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筑路理念和代表的国家形象对当地村民的国家认同的动态匹配关系。也就是说，一方面，道路建设作为“国家地方化”的重要手段塑造着当地村民对国家的认同，另一方面，当地村民对国家的态度和感情也直接关系着藏区的发展和国家边疆治理的成效。在当前大规模的筑路行动及边疆地区公共事业的建设中，我们应该将国家社会建设的优化与国家认同的深化有机结合，实现边疆民族地区在社会建设事业优化与国家认同深化的双向建构，这对构建我国和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原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原标题为“道路、生计与国家认同——基于云南藏区奔子栏村的调查”，篇幅所限，内容有删节，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