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梳理百年历史，我发现有件事情毛主席从未改变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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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1年6月29日，长沙小西门码头。

暮霭沉沉大江阔，两个长衫长袖的人乘着暮色，在人群的推搡中悄悄地登上了一艘去往上海的轮船。

年长者，叫何叔衡，时年45岁。

年轻者，叫毛泽东，时年28岁。

因为走得突然，并没有什么亲友到码头送别，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离开长沙去上海是要干什么。

何叔衡的同事谢觉哉，日后的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曾在当年的日记里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

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但当时并不是很多人能想得到。

党的两名创始人都没有参加这次至关重要的会议。

陈独秀当时在陈炯明手下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大学预科校长，未出席的理由是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

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未出席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难以抽身前往。

两人当时都忙。但他们的理由与中共“一大”的历史地位相较，无疑是芝麻与西瓜相较。

什么是历史？这就是历史。

即使是参会的人中，也有很多人并没有太当回事儿，比如广州代表陈公博，本身已经是一所专科学校的教授，带着漂亮的妻子抱着游山玩水的态度来的上海，很多的时间都是在陪着妻子逛街。

会议中途遇到密探，嘉兴南湖上的会议还没开始开，就带着妻子忙不迭地跑了。

当然，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也无法对当时的陈公博苛责太多，毕竟，革命本就是大浪淘沙，像这样的投机分子，早点离开队伍，无疑也是革命的幸事。

毛泽东和何叔衡到达上海后，入住在一所女子学校内，学校的校长和参会人员之一的李达夫人很熟悉。

李达的夫人告诉她，有一群北京大学的师生暑期旅行团要借宿，校长便一口答应了。

各地代表陆陆续续到齐了，一共是13人，代表着全国各地的50余名党员。

一开始，会议在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的一座两层楼房里召开。

这个房子是参会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程的住宅，请注意这个名字，他在之后为保护这些参会代表们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2

1921年7月23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这个日期也值得注意下，因为并不是大家想象的7月1日。

事实上，也并没有在7月1日召开过会议，之所以后来的建党节要定在7月1日，是因为战争年代档案难寻，当时的参会人员后来又有很多人牺牲或脱党，回忆开会日期只记得是7月，甚至于连开会地点很多人都说不清楚了。

所以，在1941年6月，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文正式规定，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真正的开会日期和开会地点，一直要到建国后，党史研究者通过实地寻访、搜集档案，直到70年代才考证清楚。

虽然，后来的参会者普遍不记得什么时间、在哪开的会。

但并不影响13名代表在2名共产国际代表的牵头下，热情地召开数次会议讨论各地党团组织情况，研究党的纲领等。

直到，7月30日晚，还是在贝勒路树德里三号的房子里举行第六次会议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情况。

原本当天的会议是准备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宣布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

如果没有当天发生的意外之事，应该也就不会再有后来的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了。

历史，在扑朔迷离的层层脉络中，总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当天的会议还没开始，一个穿着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了楼房内，说是要找一个社联的王主席，因为找错了地方，所以很快就离开了。

贝勒路树德里三号附近确实有一个社联，一般人遇到这个情况可能也就不当回事继续开会了。

但当时开会的众人都非常警觉，尤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奔赴世界各地搞革命，干的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当然不可能那么麻木，他们判断这个人肯定是密探，并当机立断停止会议，所有人迅速离开，避免了被一锅端。

而不到一盏热茶的功夫，这个地方就已经被法租界的军警包围的水泄不通，3名法国警察带着4个中国密探上楼搜查和盘问，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证据。

而这时候，刚才我们说的第一个名字，宅子的主人李书城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书城是同盟会的元老之一，长期在北洋政府等担任要职，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孙是大元帅，而他是护国军总司令；之后还担任过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是一个手握兵权、声望很高的人物。

租界法警在盘问中得知此处是李书城将军的公馆后，气氛缓和下来，也就没有再继续追问和难为他们。

从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1. 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的高官，待遇真的很好；2. 当时的中国内地遍布类似法租界这种“国中之国”，执法权都是由别人掌管，现在想来简直匪夷所思；3.任何时代都是朝中有人好办事啊。

多说一点，李书城将军非常有民族大义和战斗精神，早年一直为了推翻满清、袁世凯以及之后北洋军阀而奔走，后来又毅然扛起了反抗蒋介石的大旗，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李书城霸气退出了国民党，之后他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和蒋介石作对。

1949年，李书城走上了开国大典，之后担任了第一任农业部部长，1965年病逝，那时候已经是全国政协常委了。

所以你看，只要善于发掘，从一个房子开始，都能梳理出一整条的历史脉络来，但无论怎样，我觉得李书城后来的故事告诉我们最重要的道理是：

道路千万条，选对路最重要。

李书城

3

再补充讲一个历史的细节。

还记得30日晚“无意”闯入李公馆，导致第六次会议被迫挪到浙江嘉兴南湖上去开的那个神秘男子吗？

这个神秘人后来也被查出了身份，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程子卿，先做巡捕，后来做到了探长。

这个人在历史上是个小人物，但他的结拜兄弟却比较有名，叫黄金荣。

近代以来所有关于民国上海的历史或者影片、电视剧，基本都很难绕开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

程子卿作为一个从历史反面参与到了中共一大的人物，解放后按理说绝难幸免，但因为他在法租界时“徇私枉法”，经常收了别人的钱就私自释放一些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员。

所以，由宋庆龄（宋庆龄曾经就是他的“老客户”）亲自向有关方面做了说明，党和政府宽大处理，既没有逮捕他，也没有为难他。

这也再次告诉我们，正确的选择人生路线是多么的重要。

讲完这么多历史支线后，我们再回到主线。

站在后世的我们来看，当然很清楚什么是主线、什么是支线，但处在历史进程中的人，又怎么可能知道呢。

历史的动人之处正在于此，任何一条支线都可能在后面发展成主线。

据说，去浙江嘉兴南湖开会仍然还是李达的夫人出的主意，并且承担了接待会议代表、租船之类的会务工作。

从一开始接洽代表入住上海到后来安排去嘉兴开会，王会悟就通过这种方式间接地见证了一个奇迹的诞生。

值得多说一点是，王会悟一直活到了1993年才逝世，享年95岁，从党的一大召开，到大革命失败，到抗日，内战，建国，再到改革开放，想想她都亲眼见到了多少天翻地覆的大事件。

不知道，去世之前的王会悟，回首往事时会是怎样一种心绪。想来也无非是“青山依旧在，换了人间”吧。

离开了上海，一路山清水碧，正是江南七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代表们紧绷的情绪也放松了下来，连毛泽东其间都翘会去了趟杭州游玩。

7月31日，在王会悟等人的精心安排下，剩下的代表聚在嘉兴南湖一艘美丽的红船画舫中，召开了决定性的会议。

讨论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还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决议。

从此，一个日后带领这个星球上五分之一人民去艰苦奋斗的超级大党就此诞生。

而今，这个超级大党已经拥有了近9000万党员，在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不仅实现了独立自主站起来，改革开放富起来，还继续走在民族复兴强起来的道路上。

从这里开始，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都得以改写。

这是当年参与一大的代表们，所无法预料的。

据金一南教授统计，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一共13人，平均年龄27岁，都是青年人。这些人里面，1人脱党，1人被开除，3人叛党，2人投靠了日本人。

也就是说一半以上都已半路放弃。除开牺牲的几个人，真正坚持到底的不过两三个人。

真正走到了开国大典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而已。

35年后的1956年，已经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董必武回到了上海，他来到曾作为一大会址的李公馆，感慨万千，提笔写了八个字：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

所有的伟大，其开端都可能从微不足道的小起点中走来，积土成山积水成海，星星之火终将燎原。

有意思的是，就在董必武重回一大会址的1956年，当年曾闯入李公馆进而无意中改变了历史进程的程子卿在上海病逝。

当年闯入李公馆时，他是不可一世的法租界巡捕，董必武等不过是不名一文的“革命分子”；几十年后，董必武再回到上海，已是国家领导人，而程子卿不过是一介平民。

历史神奇地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小小的交集，也再次提醒我们：

历史，真的是由不懈奋斗的人所创造出来的。

4

在去上海参加一大的路上，毛泽东曾经遇到了儿时的好友萧子升，两人彻夜长谈，据萧子升回忆，毛泽东一直都在劝说他加入共产党，并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毛泽东之所以说这句话，是因为在这之前萧子升曾说过他愿意“等一千年”，以实现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想。

从1921年到1949年，仅仅过了28年时间，就已经改变了中国。

现在来看，毛泽东当时随口的一句话是何其精准！

但这样的伟业只是随口说说就能有的吗？

当然不是。

或者仅仅只是坚持就得来的吗？

当然也不是。现在有一种鸡汤成功学，好像什么东西只要你一直坚持就能成功了一样。

如果1934年前后的红军和共产党人，还在继续坚持博古等人的错误路线，那红军很可能在湘江边上就打没了。

我一直觉得，从1921年的南湖红船，到2021年的现代化中国，我们这一路走来，最大的凭借除了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队伍，还有一条根本方法就是：正确的坚持和坚持正确的。

毛主席将其高度概括为四个字：实事求是。

 

这四个字至今仍镌刻在中央党校门口的石头上。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党历史上很多关键会议都是在不断进行总结和反思，遵义会议刚刚纠正了李德、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错误领导，重新让毛泽东掌握了军权。

结果，毛泽东重新获得领导权后打的第一场战役，土城战役就失利了。

如果是历史上那些刚愎自用的领导人，这时候一定是讳疾忌医，竭力掩饰失利，而毛泽东反而是在之后的扎西会议上总结教训，敞开了让大家自己批评，并带头总结了自己的3点教训。

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到七千人大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每一次的关键性会议背后，都是因为实事求是地做出调整，带来关键性的抉择。

先想先试，试了再总结，总结后就调整，调整后再边干边想，这样的方法对每一个想干成事的人同样有用。

5

从1921到2021，整整一百年的时间过去了。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更替，精神永存。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总是想起习大大说过的一句话，“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回溯历史，从1921年开始，诸如毛泽东、何叔衡等革命前辈，从一开始所怀抱的就是救国救民的大志向。

在党的一大上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

而2020年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再次用了很重的分量来再次阐释“共同富裕”。

更重要的是，在由大大作说明的十四五规划说明稿里，单独提到了需要说明的7个重点问题，每一个分量都很重，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原话如下：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值得强调的时候，这样表述，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

从我们党的第一部纲领，到近百年后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你会发现，我们党始终站在最广大老百姓的立场。

什么叫不忘初心？

这就叫不忘初心。

但大大也同样说了另一句话，叫：初心易得，始终难求。

别说这么大的一个党，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长的时间了，就是我们自己年初的时候立下的flag，到了年中多半就不记得了。

要想守住初心，只有以终为始，先去看到更远的未来，才来决定当下的行动。

2021年，是我们党建党一百年，这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成就，又是一个怎样的时间阶段？

当我们把目光只盯在眼前，只看到这一路走来多么不容易，一定会觉得，一百年的大党已经算是“功勋卓著”了。

但你看看习大大他们是怎么说的。

千年大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正因为立下了千年大党的宏愿，所以，再去看这已经过去的百年也不过只是其中的弹指一瞬。

如果当年的李自成有这样的历史眼光和高度自觉，也不至于刚进北京城，就腐化堕落到不到一百天就守不住江山了。

因为从革命的角度讲，打进北京城根本不算是革命的终点，充其量不过是历史长河起点处的一个较大的水花而已。

所以1949年我们进入当时的北平前夕，毛主席才要说：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在1949年的元旦，写下气势恢宏的新年贺词，号召大家“将革命进行到底”。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千年大党，百年风华。

​我之所以花这么多的时间来梳理我们党创建初期的历史，就是想在新年里，和大家一起去追寻初心。

就像毛主席说的：

“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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