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只能求助于警察，社会去哪儿了？_风闻
观察者网用户_1098796-2021-02-18 10:42
大家好，欢迎收看《历史五味》第22期，首先给大家拜年，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牛年大吉，平安健康！
2月初，前资深媒体记者嫁到青海，却遭遇长期家暴的事情，在网上开始流传，随后引发了许多相关的讨论，包括事件的真伪，以及双方的说法等等，都存在许多让人疑惑丛生的问题。这件事能够引起关注，是因为其中涉及到几个关键词，家暴，藏区，女文青等等，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就让这件事迅速上了热搜。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家暴的问题。
对中国来说，甚至在全世界，家暴都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有的问题。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女性社会地位低下，不要说家庭暴力，甚至在很长时间里，生命都没有充分保证。在一些特定情境下，杀死妻子甚至会成为值得赞扬的美德。
比如《红楼梦》中的贾府小姐迎春，因为嫁给了一个武官，在婚后就遭到了家庭暴力和虐待，但因为贾府此时也已经风雨飘摇，自身难保，无力干预。唐朝虽然出现过“醉打金枝”的传奇，但那只是传奇。在宋朝，曾经出现过出嫁的公主，因为遭到家庭暴力，不得不深夜奔向皇宫，夜叩宫门求助的事情。
也就是说，即便是天潢贵胄，达官贵人家的女儿，在出嫁之后遇到家庭暴力，其实也并没有太多的办法去解决，主流的观念仍然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并不鼓励女方主动离婚。只有男方有权利提出离婚，女方基本上没有权利提出，只能被动的接受。如果不愿意接受，就只能自杀，抗争的空间很小。尤其是在一些地方长期存在的买卖婚姻，女方一旦被家庭卖给男方，就完全丧失了人身权利，打骂更是不在话下。
到了南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女性贞节观念变成普世价值，离婚更是变得不可能了，无论男方如何打骂虐待，女方都只能被动接受。如果女方家庭势力大，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干预，如果娘家没什么势力，就只能听之任之。很多时候，即使打死，也可以私下当作自杀处理。
一直到清朝灭亡之后，男女平等，提高女性地位，才作为一个议题出现，但在当时的旧中国，并没有做到。而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在分配土地时，男女平等的分配土地，才彻底实现了男女平等。为了保护女性权利，提高女性地位，在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妇女组织。加上其它社会基层组织，才真正的保护了女性权利，扭转了社会风气。
这位女民兵叫梅素，她父亲是一个佃农，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双目失明，两个妹妹饿死，她和奶奶靠着挖野菜充饥活了下来。12岁的时候，正是抗战时期，她被村长抓去给日本人服劳役，经常被监工等人毒打，遍体鳞伤。15岁的时候，因为难以养活，她被嫁给一个小她一岁的男孩，之后长期被丈夫和婆婆虐待，不仅打她，骂她，而且不让她上桌吃饭，给她吃剩饭。
日本军官经常到他家来，调戏她，她不肯给日本军官端茶倒水，她婆婆就打她，打得她死去活来。她受不了，想要上吊自杀，自己已经昏过去了，因为绳子断了，才又活下来。从此她得了重病，无法下地干活，婆婆打她就更狠了。无奈之下，她逃回娘家，婆家追上门来，她奶奶阻止婆婆带她走，被打倒在地。村里的人闻声赶来，才赶走了婆家人。但婆婆和丈夫还是经常上门来闹，打她。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人走了，八路军来了。一位八路军女干部上门告诉她，“听你们家邻居们说，你受过很多苦。现在中国妇女翻身的日子来到了，你再也不会受苦了。”
她深受触动，告诉了奶奶，但是奶奶又给她浇了一盆冷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男人就是天，女人就是地。咱们能有啥办法呢？”
梅素把奶奶的话告诉了那位女干部。女干部说：“有办法，咱们组织起来嘛。只要咱们组织起妇女会，大伙儿都来诉苦情，看今后谁还敢欺压咱们妇女？”
这一番话使梅素深受鼓舞，从此她便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妇女工作，每日走街串巷，发动妇女们组织起来。由于工作积极热情，她被选为她所在片的妇联主任。在妇联的支持下，她终于与丈夫离了婚。
解放战争开始后，她变成了一个女民兵，也变成了一个妇女组织的积极分子，帮助需要帮助的妇女。有时候，她也化装成普通妇女，到城镇去搜集情报。她告诉贝尔登，她最遗憾的事情是，她还没有在战斗中真正的消灭过敌人。
贝尔登说，这是她在中国见到的第一个扛枪上前线的姑娘，她参加游击队并非出于浪漫的想法，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她貌不出众，粗手大脚，没有丝毫的娇姿媚态。除了身上穿的，她没有任何好看的衣服，一生连一把牙刷也不曾有过，与香皂更是无缘了。她就是这样一贫如洗。她没有花容玉貌，但是她满腔热情，干劲充沛。
贝尔登还在书中提到，他在华北解放区的农村看《白毛女》演出时候，他也深受感动，同时也讲了大量类似这个姑娘的故事。他们都曾经在旧社会被压迫，八路军到来之后，随着一些群众组织逐步建立起来，他们变成了积极分子，成了地方上的革命骨干，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革命一定能够成功，为了这个目标，他们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革命队伍的到来，不仅把鬼变成人，而且变成了坚定的革命战士。正是因为千千万万这样的普通人的解放，汇成了中国革命的洪流，摧毁了旧世界，建立了新中国。妇女解放始终是中国革命的主题之一，到新中国成立后，男女平权，同工同酬，贯彻到了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中国也由此成为世界上妇女解放的先锋。
在这个过程中，妇联和工会、农会、贫协一样，是新社会的基层组织网络中的重要部分，贫农可以团结起来斗争地主，工人可以团结起来斗争资本家，妇女也可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斗争打骂她们的丈夫。每个人都变成了有组织的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组织的力量来保护自己。
新中国成立后，群团组织延伸到整个国家的每个角落，每个组织都是这个国家的一条血管。如果有妇女在家里遭到了虐待，她们不用求助于娘家，可以直接向村里的党组织、妇联寻求帮助，村干部可以批评、教育她们的丈夫，严重的时候，可以组织批斗会进行批斗，如果实在无法调解，就可以支持离婚。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家都不需要出面，只需要各级群众组织出面，就可以解决问题和纠纷，实在无法解决，才会上升到国家机关的层面。也是因此，整个国家以极低的成本，维持了较高的社会治理水平，犯罪率也比较低。
虽然因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工业化水平不足，城市化程度也低，但在社会治理方面，无疑处于较高的水平。虽然在当时也存在许多限制，比如人口无法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自由流动和迁徙，从而导致上限不高，但反过来说，也可以为每个人兜底，生老病死，孤寡废疾，皆有所养。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社会网络体系也逐步破碎。一方面，对个体自由的限制越来越少，自由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但另一方面，每个人也都失去了兜底机制，变成了孤零零的、原子化的个体。唯一能够兜底的就是自己的家庭，如果家庭也破碎，或者无法起到兜底作用，就只能自己面对。
就家暴问题而言，现在只要一提到家暴，就会有人马上说，为什么不报警？但报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农村，虽然家庭暴力仍然大量存在，但大多数妇女的诉求并不是直接离婚，而是希望能够制止暴力，又能继续维持家庭。
农村不同于城市，现在的城市已经是陌生人社会，但农村仍然是熟人社会。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警察上门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尤其是因为家庭暴力的问题报警，警察上门会让这家人在村里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作为家暴受害一方的妇女，即便是受到村里的舆论同情，报警也会让她陷入被动。
也就是说，在农村因为家庭暴力报警，会让矛盾进一步激化，而不是缓解。多数情况下，因为警察不可能二十四小时提供保护，即便是采取一定的惩戒措施，也会让男方因为愤怒而采取更进一步的报复。而且，有了之前的经验，在实施暴力行为的时候，可能会预先摔碎手机、扣押身份证等，暴力结束后也限制受害方的行动，让她无法报警。
虽然从十多年前，法律就开始禁止家庭暴力，并且规定受害方可以报警求助，但实际上效果有限。因为大多数农村妇女如果不想离婚，仍然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或者向娘家求助，而不会报警，问题仍然无法解决。
也就是说，即便是有的农村妇女不愿意继续忍受，想要离婚，如果之前没有因为报警而留下的记录，也很难成功离婚。而在冷静期，如果无法逃离，还必须在一起生活，就要继续忍受更多的家庭暴力。
也就是说，因为缺少社会组织的干预，现在面对家庭暴力的时候，女性的选择就只有报警和离婚，或者是继续忍气吞声，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了。但这却又是大多数农村妇女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在个体与国家之间，社会是一个中间地带，既是一道重要的屏障，也是保护网。曾经有一个时期，社会舆论和学术界都在批判企业办社会，批评国家包办太多，要求把个人从社会组织里解放出来，让每个人在市场里自由选择，但这个过程同时也打碎了原来的社会组织体系，每个人都失去了保护，遇到问题，要么向家庭求助，要么就直接向国家寻求救济。
所以，在今天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说法，只要不犯法，干什么都可以，其他人都没有理由干预。比如在娱乐圈，因为缺乏行业自律组织，才会出现天价片酬、流量明星等等怪现象，伤害整个行业的形象和利益，行业内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是不对的，也无能为力，最后只能由国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干预。
这不仅让整个社会越来越缺乏基本的道德共识，底线越来越低，每个人都只能用比较极端的方式去思考和处理问题，只要我不违法，又能赚到钱，我就怎么样都可以。但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果一定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在法律边缘试探。
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角度说，因为缺乏社会组织体系的干预，所以警察承担的社会管理功能越来越多，责任越来越繁重，以至于不得不大量聘用辅警来协助警察工作，才能完成社会管理任务。从宏观的角度看，这也加大了社会治理的成本。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温福柯的那个说法，必须保卫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