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事业“做得好”还需“说得好”_风闻

云南元阳

    2017年我曾随队去云南省元阳、屏边两县调研。元阳县人口42万，贫困发生率曾接近50%。屏边县共16万人，贫困发生率曾超过50%。中信集团自1992年以来在这两个国家级贫困县开展了持续不断的扶贫工作。2020年11月，我再次随队前往两县，得知今年5月17日，元阳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11月14日，我们结束调研那天传来好消息，屏边县也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同一天，共有包括屏边县在内的云南省9个县摘掉了贫困帽子。至此，云南省88个贫困县全部历史性地告别绝对贫困，实现整体脱贫。相信全国脱贫攻坚目标全部实现的时刻指日可待。（注：2021年央视春晚宣布：全部脱贫的目标已经实现。）

云南屏边

    贫困标准是动态的。1985年，我国贫困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低于150元。经多次调整，现行标准是人均年收入3000元。摘掉贫困帽子并非万事大吉。首先，有的个体脱贫效果还不稳固，有可能因各种原因而返贫。其次，随着国家发展，绝对贫困的标准还可能提高。第三，绝对贫困消除后，还会有相对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是长期性的社会目标。因此，国家承诺，脱贫后帮扶政策不变。这对摘帽之后的继续扶贫提出了新要求。此次重返元阳、屏边，听到一种声音：不少专职扶贫的基层干部认为自己的知识储备和工作技能已经达到瓶颈，希望能够得到培训，为今后巩固和深化扶贫工作积蓄更多的能量。这便涉及到一个宏大的话题——谁能为中国扶贫事业提供经验和培训？

    一、中国扶贫事业处于“无人区”

    “无人区”概念是借用的。我曾经与国内某科研部门的负责人交流，他指出，我国科研的某些领域目前已经进入了“无人区”。几十年前，以“863计划”为例，当时我国科研主要是跟踪国际先进水平。如果别人不把技术给我们，我们只能参照已有的国际先进水平，争取尽快做到与别人一样。经过几十年发展，今天在某些科研领域，我们已经没有可参照的对象：有些我们正在做的，别人也正在做，大家都处于同样的探索阶段；有些我们正在做的，别人从来没做过，因而没有任何借鉴。这就是科研“无人区”的概念。借用这个概念，我认为，中国解决贫困的实践一直处于“无人区”。

    西方发动的鸦片战争毫无道义可言，令中国严重失血，贫困大面积出现。此后，内忧外患导致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国落入一穷二白的深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口从5亿多增加到14亿，始终与欧美人口总量相当。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从农业经济迈向工业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中，如何解决历史遗留和新出现的贫困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以往的做法根本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榜样。

    首先，西方长期实行的奴隶制等于剥夺了一部分人摆脱贫困的权利，使得一部分人的贫困被法律固定。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实行奴隶制的时间，远远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历史。中国人的良心不会接受让奴隶制为我们的现代化做贡献；其次，地理大发现使得西方可以驱逐、流放或转移部分贫困人口，甚至为此而灭绝当地土著以抢夺资源。当今世界已经找不到那种“空白、自由”的土地。即便有，中国人的良心也不允许这么做；第三，依靠武力的殖民统治使得西方能用不公平手段掠夺别人的财富，从而为本国公民提供福利。有良心的中国人过去没有、未来也不会采取这种方式来获得财富。因此，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中国共产党解决几亿中国人贫困问题的宏大实践，刚起步就踏入了“无人区”。

    新中国刚成立时，我们曾经学习苏联。从十月革命到冷战启幕，苏联只有三十多年历史，其间还经历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浩劫。苏联的建设经验并不成熟，国情与中国很不相同，苏联模式在很多方面仍在摸索，不宜简单复制。中苏分歧很快出现并加大，从那时起中苏之间可以说是在同一片未知领域的同步探索。在无人区的探索难免遭遇挫折和失败，最终中国成功了，苏联则彻底成为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摸索实践，大方向把握正确，没有出现颠覆性的严重错误。

    解决贫困的前提是发展。面对百年耻辱，面对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现实，为了实现国富民强、振兴中华，如果用建筑作比喻，那么，毛泽东时代是绘蓝图、打地基的时代；邓小平引领的改革开放是框架结构拔地而起的时代；十八大以后的新时代就是内外装修的时代。精准扶贫就是装修环节一丝不苟地关注到每一个缝隙、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零部件。如今，“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近在咫尺，实现这个目标，不允许偷工减料，不允许金玉其外的豆腐渣工程。全面消灭绝对贫困是将伟大复兴的摩天大厦交付给历史的质量承诺，是“不忘初心”的全方位兑现。

    发展经济需要学习，所有的创新都源自丰厚的积累，但不可能照搬照抄。近代以来，西方值得中国学习的，主要是科学技术，即五四时期提出的“赛先生”。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等同于解决贫困。当今世界，科技最发达的米国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中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而且暂时看不到缓解的迹象，说明“德先生”并不能保证实现共同富裕。穷国若照搬米国只可能使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更为放大。欧洲改变了过去的一些野蛮做法，现在主要靠高福利解决内部贫困。然而，一方面高福利得益于殖民地时代不体面的遗产红利；另一方面，“德先生”对高福利的强烈诉求与入不敷出、财政难以维系，已经成为某些欧洲国家最严峻的考验。西方发达国家在追求共同富裕时的不尽如人意，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积累，它仿佛是中国道路上的一个警示牌：前方滑坡！请绕行！

    发展的路上时刻不能忘记解决贫困，否则发展将失去方向。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称：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中国的减贫规模达数亿人，中国的减贫速度，不管是30年还是70年，相对于欧米国家同样人口规模的减贫至少经历了200年来说，的确无出其右。世界银行曾预计，中国绝对贫困人口比例将缩小到1%以下。而当今中国的目标是0，要彻底消灭绝对贫困，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因此，“史无前例”不仅是相对中国自身历史，同样是相对世界历史而言——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2000年由189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其中减少贫困人口一项，70%以上是由中国实现的。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如何解决大面积贫困问题就已经进入了无人区，如今进入习近平新时代，在更高水平上的扶贫减贫速度又大大加快，除了中国自己，谁还能教中国怎么做？

云南元阳

云南屏边

    二、扶贫减贫的历史与现实

    贫困从来就有，产生贫困的原因各种各样。古今中外，解决贫困问题的方式各不相同。最典型的方式之一是等级制度。当近代西方国家声称自己的民主源自古希腊、古罗马时，就已经揭示了一个真相：古希腊、古罗马都是严格的等级社会。

    现代概念中的“公民”指拥有国籍的每一个人。我们理解的扶贫对象自然包括每一个公民。古希腊、古罗马历史中，公民贫困问题是引发社会冲突的核心。历史记载中古希腊的确存在向公民发放土地、重新分配土地、发放食物等扶贫方式。但人们时常忽视一点：古希腊、古罗马的公民并不是所有人，只是有特权的一部分人。以斯巴达为例，公民只有几万人，他们的生存完全依靠人数十倍于斯巴达公民的“黑劳士”，即集体奴隶。雅典的奴隶人数同样大致十倍于公民人数。不同在于，雅典的奴隶大部分属于公民个人财产。所有针对有特权的公民的扶贫减贫方案，从来不会涉及奴隶。

    进入中世纪，等级制度依然是欧洲解决贫困的法宝。封建制度下的低等级群体处境比奴隶稍好些，但只有非常有限的权利，长期处于贫困之中或徘徊于贫困边缘，低等级群体的贫困是被法律固化的。今天在印度依然能看到此类现象。不同在于，印度低种姓的贫困是被宗教意识固化的。低种姓贫困群体接受的宗教观念，认为贫穷是命，不求改变也无力改变，扶贫由此变得可有可无。

    工业革命后，欧洲等级制度和等级意识的消除，从理论到实践，经历了约200年。除了黑人奴隶制外，白人内部也有奴役方式，例如米国早期的白人契约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的等级制度和等级意识才大体上消除，真正面对全体公民的扶贫减贫才开始出现。然而，欧米国家内部平等了，大面积消除内部贫困，其代价是主权国家对外的不平等。种族主义是典型。例如，希特勒时代德国雅利安人的普遍富裕，其代价一是取消国内犹太人国籍后，剥夺他们的财产和生命，二是对国外的非雅利安种族实行不公平的差别对待。国内消除贫困建立在国外不平等基础上这一现象，在当今西方国家依然存在。过去的表现是殖民地，如今体现为不公平的国际规则。学术上所说的资本主义的“负外部性”，就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大面积消除贫困的代价是剥削其他国家。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所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一书，核心观点是，拉丁米洲不断向米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输血，才保证了西方的富裕。拉丁米洲的不发达，是西方发达的代价。由此我们才能理解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扶贫减贫计划为何成效有限，因为它不能消除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平的国际规则。

    通过等级制度将部分人的贫穷合法化，在中国早就不存在。孔子到卫国，见人口众多，说“富之，教之”时，没有任何等级区分，而是一视同仁。当然，由于中国历史漫长，不同朝代对于平等和等级的做法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中国古代政府对于贫困者的救济是不分对象的。灾年开仓放粮的对象没有等级区分；是否有人冻死、饿死街头，是古代考核县官的指标之一；从皇帝到县官都将鼓励农桑、劝民就业视为紧要大事。与现在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县政府以下基本都是自治。而今天，近280万各级干部驻村帮扶，将中央政府的扶贫政策直接落实到每一个贫困户，等于疏通了社会每一个毛细血管的最末梢。两者的差别是时代变化的结果。

    古代农业社会一般来说变化不大，乡村自治的有效方式可以长期不变。例如宋朝范仲淹父子创办的“范氏义庄”，制定了扶贫济困的规则，历时八百多年，一直发挥作用。现代社会的贫困人口大都处于远离工业化的偏远山区，教育、通讯、交通等各种原因，使得那里的人们很难跟上工业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步伐。如果等待他们改变观念和生产方式，将会非常漫长。因此，派出大批驻村干部，苦口婆心地讲解政策，从一分地、一只蛋开始为贫困户算经济账，提高他们及其后代的知识水平，引进新的农业产品和技术，介绍非农就业岗位等等，等于手把手地将他们一个不落地带入现代化行列，使得每一个中国公民都能分享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红利。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战中，帮扶对象不分民族、性别、宗教、智愚、区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

    虽然古代中国很长时间里都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把自己的富裕建立在压迫别国的基础上。现在很多人对中国古代的朝贡制度议论纷纷，大都持贬义，认为中国古代政府很傻，没有经济意识。事实上，中国古代朝贡制度宁愿倒贴邻国，恰恰说明了中国传统不愿剥削邻国、向别国转嫁贫穷的品质。古代中国有时会限制朝贡贸易，原因其实是担心倒贴太多。站在西方殖民主义的立场，的确会认为这种做法很傻，但这种观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中国人并不傻，中国人同样会算账，但中国人不仅仅只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和平共处、和谐共存，在中国人看来，比从别人那里掠夺财富更重要。今天，从中南海发出的、到达偏远贫困户的每一项政策、每一笔帮扶资金，没有一分钱是靠掠夺和欺压别国带来的，都是靠中国人的诚实劳动创造的。西方投入国内社会福利的资金，很多都缺乏道义，而中国帮扶贫困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

    三、扶贫与感恩，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感恩一词在当今中国有点敏感，也令人迷惑。一方面，媒体经常说中国人不懂感恩，每到米国感恩节便出现大量文章，要求中国人像米国人一样学会感恩。另一方面，对要求中国人学会感恩的某些观点又大加鞭挞。例如今年新冠疫情发生后，武汉市的一位领导说群众要懂得感恩，被骂得很快删除。这两种对立的现象与中国近年来出现的民间慈善有关。简单说，要求感恩的舆论，针对资本家或宗教慈善；反对感恩的舆论，针对政府。也就是说，资本家或宗教慈善做好事，包括扶贫，媒体便要求民众感恩；而政府帮扶贫困，媒体便认为不需要感恩。

    这种观念不是临时性的挑战，而是西方根深蒂固的传统。西方以前的等级制度下，世俗政府基本没有扶贫一说，但并不代表西方没有扶贫济困。西方历史上的扶贫济困大量都由教会实施。今天，我们在米国、伊斯兰国家（如穆兄会）、在俄罗斯、联合国依然很容易看到这种由教会、宗教机构、宗教NGO实施的慈善或扶贫济困项目。宗教慈善要求的感恩对象是神，不是世俗政府。但是，所有的一神教都有强大的政教合一诉求。当政教合一实现，感恩神、感恩教会，等同于感恩神权。这一现象经典地体现了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当政教合一被政教分离取代，感恩神、感恩教会而不感恩政府，本质上就是神权贬低世俗，宗教贬低政府。这种逻辑在米国政治理论中体现为，政府被定义成“必要的恶”，因此，政府做的任何事情都不需要被感恩。

    中国近年来受西方尤其是米国政治理论的影响严重，媒体领域更是如此。因此，对政府感恩几乎说不出口。在云南调研期间我了解到，一些帮扶对象会由衷地对扶贫干部说：感谢毛主席，感谢政府感谢党。但这类言论在媒体上很难出现，因为按照西方理论，这种言论属于“政治不正确”。这一现象已经成为如何宣传扶贫成果的一种困惑。

    中国传统长期存在“做好事不留名、不图回报”的观念。中信集团积极帮扶云南等贫困地区长达28年，基本都固守默默做事、不求扬名的作风。在云南我们发现，老人们会说“感谢共产党”，孩子们则会说“感谢中信公司”。这种细微的差别显示出今天的年轻人受西方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在无意识中，将党和政府排除在感恩对象之外。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中信公司”大概类似于媒体上时常能见到中外大公司的慈善活动，而非代表党和政府的央企。

    “做好事不留名、不图回报”的观念有它的合理性，它要求人们帮助他人是发自内心，而非沽名钓誉。雷锋精神体现了这一传统。在大政府、小政府的争议中，政府行为究竟是好事，还是本职本分？严格来说也不容易界定。当政府权力不受挑战时，由此产生的焦虑并不突出。然而，当今中国处在一种竞争状态中，尤其是西方价值观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开或隐蔽的较量一刻都没有停止。如果形成媒体的惯例：对中国党和政府所做的一切无需感恩，而对宗教、资本的民间慈善需要感恩，长此以往，将颠覆党和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以中国的经济基础构筑西方的上层建筑，这是极大的荒谬。

    新中国成立前，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士在做扶贫济困的慈善时，常常以信教、入教为条件，即要求对神感恩。这种做法违背了“做好事不留名、不图回报”的中国传统。然而，即便到今天，联合国平台上对欠发达国家做慈善项目的宗教NGO，有些依然如此。在中国基层社会，地下传教以小恩小惠的慈善要求信徒感恩，俘获人心，却把政府帮扶视作天经地义而无需感恩，“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并不少见。传教士为了在中国传播他们的意识形态，同时带来大量资源，例如教育传教、医疗传教、农业传教等，以至于到今天还有不少新老教徒对当年传教士的“善举”念念不忘。近年来，对于中国基督徒数量有各种说法，7000万、8000万、13000万等。这种说法的言外之意，就是说通过传教而改变中国的意识形态，翻译一下，与“经济发展后产生庞大的中产阶级从而导致政治体制的变革”完全是一回事。如果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米国意识形态与基督教密不可分、互为一体，那么，就应该进一步认识到，米国有神论意识形态与中国无神论意识形态的彻底对立。因此，中国的扶贫事业本质上也是争取人心的大事，完全可以归入“社会安全”的范畴。然而，由于政治理论和媒体理论受西方的影响，对于感恩的“世界惯例”已经造成对于中国扶贫成就的宣传困境。将“感恩”按世界惯例、米国惯例而运用于中国，甚至成为颠覆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舆论工具。

    四、“做得好”与“说得好”

    十八大后，总书记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看似一个简单要求，真正做到并不容易。中国扶贫减贫的成就在历史纵轴上“史无前例”，在国际横轴上无出其右。如此伟大的成就，值得大书特书。如此了不起的中国故事，我们讲好了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有很多“做得好”的事，但能够“说得好”的并不多。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经常把外国人的夸奖当成“说得好”的重要标志，这实际上等于将话语权力，将舆论的主动权交给了别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彻底消灭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战，相信我们能够按时获胜。但是，针对中国扶贫减贫的舆论战，很可能刚刚开始。

    就我浅显的观察，对于中国扶贫的舆论，大致有以下几种状况。

    第一，国内官方媒体对扶贫的报道数量相当多，覆盖面足够广，但口号式、表态式宣传较多，缺乏感染力。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脱贫攻坚最后的“老大难”，大多都是偏远山区，交通不便、条件恶劣。媒体记者很少能深入一线，到达现场，因而不能亲身感受、深度挖掘。常常只是拿个通稿完成任务。商业角度上这类报道也不太受广告商欢迎。此外，现在的年轻记者对于贫穷大多已经没什么感性认识和理解，扶贫话题远不如明星之类更容易触及记者的兴奋点。

    第二，国内自媒体对于扶贫值得注意的有两类。一类是有组织的或自发的正面宣传，它的问题与前者类似，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多。写这篇文章时，我查了一下微博热搜榜，前50名中没有一项与扶贫有关。另一类是拐弯抹角地嘲讽或含沙射影地抹黑。扶贫减贫可以认为是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若对此因感觉遥远而忽视，一定程度上还可以理解，绝大部分自媒体处于这种中间状态。但若对此冷嘲热讽或抹黑，只能说是敌对价值观在作怪。虽然在大的舆论氛围中，对于扶贫的负面态度较少公开或直接表达，但稍加留意就会看到此类负面评价时不时就冒出来。

    第三，国外舆论界对于中国的扶贫成就一般来说，要么是无端质疑，要么是沉默。虽然能看到一些国外对中国扶贫的正面评价，但有的是欠发达国家，有的是不很重要的国家，有的是发达国家内比较边缘化的人物，其中较大比例是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发表的观点。以米国为首的西方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的扶贫成就基本上是忽略，没看见或装作没看见。当然，其中原因之一可能是新冠疫情吸引了媒体太多的注意力，在应接不暇的国际变局中，中国扶贫很难进入西方主流媒体的排行榜。

    这个现象还有更深刻的文化背景。国内亲米媒体曾经大肆传播一种言论，认为中国人没有道德、道德滑坡、道德沙尘暴等。这种言论的依据是，有神论者因为有神有上帝，因此，因敬畏神灵敬畏上帝而自我约束，从而不会背弃道德。而无神论者由于灵魂没有约束而没有道德。这种言论还从无神论个人延伸到中国政府。十几年来，当颜色革命在中国暗流涌动时，大量媒体集中火力攻击“中国红十字会”事实上是一种因果倒置的舆论战术：只要将“中国红十字会”彻底抹黑，“中国政府没有道德”就被坐实，中国政府的道德基石就被抽空。而当时“中国红十字会”的名誉主席长期都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与这种媒体战争相配合的是大量资本家、NGO以及个人慈善的泛滥。它导致的结论无非就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没有道德，学习西方的慈善、引进西方的神才是真正的道德。虽然这一阴险的浊浪目前在国内已基本得到控制，但在国外丝毫没有改变。

    新冠疫情让全世界日益清晰地看到米国是个半神权半启蒙的有神论国家，它的道德来源完全基于上帝信仰。然而，米国国内贫困问题解决得并不好。米国还是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但米国的对外援助在国际上解决欠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同样成效甚微。因此，如果承认中国的扶贫成就，实际上意味着对米国上帝的道德否定，或者证明米国保守派顽固认定“政府是必要的恶”这种观念的破产。中国政府声势浩大、成效显著的扶贫成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道德觉悟和道德实践都超越了米国人信奉的上帝。这种结论对于很多米国人是无法接受的，因此，如果质疑抹黑不成，在没有找到新的舆论攻击点时，米国主流媒体只能暂时保持沉默，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们无奈中的焦虑。

    即便对于宗教氛围较弱的欧洲，这种尴尬同样存在。直接发放高福利是解决贫困问题最简单的方式，但长此以往一是会导致财政不堪重负，二是会出现越来越多无所事事、甘吃福利的懒人。与中国的扶贫相比，高福利属于“授人以鱼”，中国属于“授人以渔”。虽然有人质疑中国扶贫资金的使用也有变成直接发钱、直接输血的可能，但这种现象毕竟是少数。中国的扶贫干部总是想方设法提高贫困户的知识和技能，增强他们适应市场的能力，培养他们在现代环境中摆脱贫困的一技之能。虽然一年、二年、三年可能失败，但坚持下去，只要是有健全劳动能力的人，总有一天能自食其力地摆脱贫困，实现自我造血。因此，即便一个贫困户需要多年帮扶或者有可能反复，最终也能有效地避免欧洲高福利国家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财政压力。中信集团在贫困地区持续扶贫28年，实际上就是针对不同的贫困户，结合国家政策、企业能力、市场变化，做出及时调整，使得贫困户逐步适应现代生产方式。不同贫困户有的一次帮扶就成功脱贫，有的多年多次，最终脱贫。我们不能说针对一个贫困户多年多次帮扶投入的资金是浪费和无效。因为多年多次帮扶哪怕还不稳固，还可能反复，也比永远靠输血、福利解决贫困要强。习总书记要求斩断贫穷的世代传递，长期教育与短期帮扶都不能少。

    因此，中国的扶贫成就对西方的宗教慈善和国家福利两种模式都提出了挑战。不论是脱贫规模、速度、收入增长率、长期有效性等硬性标准，还是仁政、恤民、国家道德、社会良心等软性指标，中国的扶贫模式都绝不逊色于西方的各种模式。而中国扶贫所遭遇国际舆论，恰似2020年的新冠疫情：明明中国交出的成绩单世界第一，但西方主流舆论依然鸡蛋里挑骨头，要么装看不见，要么酸溜溜，要么颠倒黑白。

    五、从扶贫成就到文化强国

    十九届五中全会给未来中国设定了一系列目标，其中一项是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我认为文化强国的标志之一就是面对西方文化霸权我们能发起充分的反击，并有效战胜西方话语体系的舆论垄断。要做到这一点应立足于两个方面，一是从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理论建设上改变近几百年来西强我弱、西高我低的顽固意识；二是要用事实证明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有效性、普世性，打破西方数百年来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而中国扶贫事业毋庸置疑的突出成就正可以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突破口，成为夺取人类文明道德制高点的阶段性局部战役。

    首先应全面、深入地总结中国的扶贫成就。既要有国家层面的全方位宏观展现，也要有驻村干部、扶贫对象从个体到村落的微观故事；既要有东部省市对口援助西部省份的政策倾斜，也要包含像中信集团这样长期不懈为党分忧、体现社会责任的各类企业。在充分总结这场从上到下全力以赴的广阔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升华关于中国道路发展与平衡的理论，例如，宗教慈善、国家福利、阶级斗争等都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实践。要从历史变迁到横向比较，彰显中国近几十年来鹤立鸡群的伟大成就。将扶贫减贫的成就化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应无所畏惧地与西方价值体系短兵相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西方之间的矛盾必然会日益突出。热战的可能性不大，事关话语权力、舆论主导的意识形态碰撞则难以避免。面对西方咄咄逼人的道德攻势，中国无法避让，只有正面交锋。中国扶贫减贫的巨大成就是值得主动出击，变防守为进攻的文化战争的重要领域。因此，建议明年或适当时候在中国召开“全球扶贫减贫论坛”，邀请世界各国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社会活动家，以及联合国相关机构、宗教团体、宗教领袖共聚一堂，检验和审视中国的扶贫成果，反思和讨论各国的扶贫减贫历程，比较和鉴别扶贫领域的中国模式与西方宗教模式、福利模式的长短异同。从而让中国的扶贫事业成为中国在道德领域挑战西方傲慢自大的文化战场之一。破除西方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撼动米国华而不实的道德制高点，对于很多西方人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面对面的文化交锋总比背靠背的磨刀霍霍要好。扶贫成就是中国巨大的道德舆论金矿，如此丰富而生动的突出成就，应该使我们无惧于西方任何道德侵犯。

    第三，要让中国的扶贫减贫成就成为中国模式普世化、中国道路走向世界的探路者。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建立了“普世价值”的话语霸权。米国很早就以向世界各地派遣传教士的方式传播米国价值观，肯尼迪时期开始向欠发达国家大量派遣“和平队”与传教士本质上类似。如今，米国国内贫困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向外海派遣“和平队”已经式微，但传教士依然在亚非拉扩张，他们将广义的扶贫与西方价值观捆绑在一起，百十年来，包括中国当年以晏阳初等为代表的移植基督教模式的中国乡村建设，效果都不理想。近年来，米国以意识形态为由，禁止了孔子学院。今后中国文化如果要更有效地走向世界，创设“扶贫讲习所”之类的机构，立足于模式推广，也许会更有实效。因为“孔子学院”基本是单一文化内容，而中国扶贫模式可以成为全面了解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道路、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其他国家能否学到、学会中国扶贫的模式，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观念和制度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权衡与取舍。

    总之，中国扶贫是一个已经发生和仍在继续发生的“中国好故事”。能否向全世界讲好这个“中国好故事”，对于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要求是一项迫在眉睫的考验。尤其是当我们预料西方主流媒体迟早会对中国扶贫成就发起道德质疑的舆论攻势时，这种紧迫感十分必要。讲好中国扶贫这一中国故事，应该成为迈向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第一个坚实的脚印。

2020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