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减贫使农村教育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_风闻

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不论贫富，只要有可能，总是要让孩子接受教育。“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历史的真实，它的缺陷是将读书出路狭隘地铆定于做官，但重视读书本身不是坏事。中国古代以“耕读世家”为荣，读书人既有离开家乡的，也有留在家乡的。离开家乡后，很多人还渴望衣锦还乡、荣归故里、落叶归根。这一农业社会的传统在工业经济时代发生了改变。

    工业经济时代的一个读书人，如果他来自农村，绝大多数都会永远离开农村，即便农村还有家人或亲戚，一般只是偶尔回故乡探亲或者将家人接到城市。因为农业与工业的差别太大，农村与城市的差别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非常悬殊，从农村到城市，几乎是不可逆的过程。在中国的一些极度贫困地区，这一现象相当普遍。

    我曾经到一些偏远的贫困地区调研扶贫情况，教育扶贫是其中的一项内容。以就业导向、生产转型与市场结合的扶贫比较容易短期见效。如果因贫穷而忽视教育，下一代依然可能落入贫穷。虽然国家有义务教育，不需要贫困户花太多钱。但是，贫困地区学校的硬件设施一般比较差，教师待遇不高，师资也成问题。因此，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比较容易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它虽没有立竿见影的减贫成效，但对于扶贫减贫有着长期功效。

    然而，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即便获得了较好的帮扶，某些现象仍然值得探讨。贫困地区的一些校长或教师在介绍教育扶贫的成绩时，最喜欢将高校录取率拿来作硬指标，考入985、211高校的学生数量可以做横向和纵向比较，甚至每一个鲤鱼跃龙门的学生的名字都会被老师牢牢记住。如果有考上北大、清华的，老师、校长都脸上有光，这一光荣“成绩”会被念叨多年，并用来鞭策一届届学生。

    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学校的好学生、班干部则表示，如果考不上好大学，不知该怎么办。高中青春期的学生，面对择校、择业的人生大事，几乎得不到任何有益的咨询和建议：他们的父母大都对外面的世界没多少了解，他们的校长和老师更多关心的是升学率、大学录取率。当校长、教师听到学生这样的困惑，便对我们这些外来的调研者说：我们这个地方穷，好生源大都去了相对富裕地区。如果生源好，我们的高校录取率还会更高。因为生源差，学生的这种困惑很正常。听了这话，我按捺不住地说：教师怪学生差，这不对啊！美国有《春风化雨》这样的电影，法国有《放牛班的春天》，即便我们时常看不起的印度也有《嘎嘎老师》、《地球上的星星》等电影，这些电影的主题都是老师将别人眼里无用的“废柴”学生培养成才的故事。西方国家以及印度尚且如此，我们呢？真正的好教师应该是发现每个学生的特长，找到适合每个学生的人生方向，而不是只用高考来衡量一切。

    我并不想责怪这些校长和老师。必须指出的是，贫困地区校长和老师乃至于学生家长的这种心态，有着必然的客观原因。除了前文说的城市工业与农村农业造成的巨大差异外，近代中国还因为户口等特殊原因造成城乡差异在一段时期内完全被固化，农村成为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承担者，付出多，回报少，农村经济和农村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因此，生活在农村的人要改变人生的途径非常有限，大致只有当兵、招工、上学这三种方式。由于农村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变，一旦离开农村，绝大多数人都不愿再回去。升学率、高考录取率因此成为摆脱停滞农村的重要指标。

    无望的农村使得很多成功的学子一去不返，仿佛与一个永远落后的世界彻底告别。农村对于某些考试成功的学子来说，似乎就是一个弃之如敝履的所在，连学生家长也把孩子因好成绩而进入城市，当作孩子“脱离苦海”的象征。再加上改革开放之后，读书好的学生还能出国。想象一下上世纪80年代一个读书优秀的农村高中生，18岁以前都在落后贫穷的农村，突然之间进入了中国城市里的大学，其中有些人三、四年间又出了国，去西方发达国家读书。短短几年间，一个年轻人从当时年收入150元人民币的中国贫困线，突然跃入了人均年收入相差百倍千倍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于这样的年轻人会产生什么影响？好一点的就是永远不再回农村故乡，甚至不再回中国。糟一点的就是把故乡的社会状态视为地狱，把经济上领先贫困家乡千百倍的西方发达国家视为天堂。后者不论在国外还是回中国，很容易导致一个结果——恨国。如果我们对当今崇洋媚外的公知群体做一个统计，就会发现“崇洋媚外恨国党”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中国贫困农村的苦孩子出身。如果1949年以前的权贵后代现在“恨国”还可以理解，那么，一个农村苦孩子因读书好而“恨国”，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在某个时期的最大失败。

    这类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伊朗巴列维政权非常亲美，那时候，很多伊朗青年赴美读书，向美国学习以改变伊朗的落后面貌，是巴列维的长期方针。但是，巴列维时代赴美深造的大批伊朗青年，大多数都没有回国。不管回不回国，赴美读书的伊朗青年，大多数都反伊朗、反巴列维，以至于巴列维访美时，大批伊朗留学生将白宫围起来以示抗议。不仅伊朗如此，很多欠发达国家这一现象都比较突出：一个穷国从牙缝里省出了钱办教育，培养了一批人才，结果被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割了韭菜，要么不再回国，要么对母国缺乏感情。西方发达国家以这种方式，接受了穷国的人才输血，把穷国辛辛苦苦培养的人才无偿地掐了尖，无偿地享用了穷国的人才精华。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是穷国改变无望，发展绝望，因而使得按西方模式培养的人才觉得留在穷国毫无前途。穷国教育倒贴富国，穷国人才流入富国的现象，结果只能导致穷国、富国的差距长期无法改变，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上述主权国家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对中国贫困地区教育的解释。因为中国贫困地区的好学生即便都去了大城市，毕竟还是在一个国家内部，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扶贫减贫等政策在国内发达与不发达地区间做了平衡与调节，但这毕竟是间接的。我在一些贫困地区发现，不少公务员或县级多个部门的领导曾经都是中小学教师。这一现象说明两个问题。首先，贫困地区的公务员和干部队伍需要有文化的人，因而中小学优秀教师经常成为唯一的地方人才库；其次，由于好教师经常变身公务员，使得贫困地区学校的师资更为紧张。这两个方面其实都说明了一件事情：贫困地区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紧缺。因此，从中央到地方，为了实现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目标，选派了近280万干部驻村帮扶，从另一个侧面说，就是暂时弥补了贫困地区人才紧缺的短板。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近几十年来出现的中国人才向西方发达国家单向流动的现象正在逐步减少。有些曾经怀抱美国梦的人，毅然决定放弃美国，回到中国；有些曾经的“恨国者”到了美国大失所望，很快变成了爱国者。这是一种理性的回归，崇洋媚外现在已经是弱智的表现。但这种理性回归不等于说不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方面，尤其是科学技术。只是现在的中国人日益清晰地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最终归宿还是自己的国家。与之类似，我认为东西方之间教育不平衡的理性回归也应该尽快体现到国内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

    由于中国持续地扶贫，对贫困地区的帮扶力度有增无减，脱贫攻坚将其作为阶段性的硬指标，使得曾经为中国现代化原始积累做出巨大牺牲的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终于能够实实在在地分享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红利。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不遗余力地向偏远地区延伸。精准扶贫的大力实施使得昔日的贫困地区再也不是毫无希望的绝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概念，使得生态环境成为工业经济时代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贫困地区曾经苦守的“美丽的贫穷”，如今日益成为“美丽的财富”。

    在这一大背景下，我们再来看贫困地区昔日的教育目标。一方面，大量本地人才流出，一去不返；另一方面，大量驻村干部流入，帮助群众脱贫。从大数据的角度说，这两个方向的人才流动，多少有点不合理。我认为，随着精准扶贫、绿水青山政策效果的不断体现，贫困地区的教育思路有必要做出重大调整。首先，考上好大学不应该否定，但应改变以此为唯一目标，而且还应鼓励考上好大学的人才今后回乡或为家乡多做贡献。其次，能够考上好大学的毕竟是少数，贫困地区的教育宗旨不应该使那些没有考上好大学的大部分学生对人生感到失望，而应该鼓励他们、提供条件，让他们学到能够帮助家乡发展的实用技术。虽然我遇到的驻村干部，有的干了一届又一届，自愿留下，不愿离开。但毕竟绝大多数驻村干部迟早要走的，即便还有新来的，至少还要有学习适应的过程。因此，本地人才实际上更为重要，他们应该成为既熟悉本地情况，又热爱家乡的有用人才。如果贫困地区的教育使得他们因为没有考上好大学而失去人生的激励，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和损失。

    近年来由于农村处境改善，发展前景看好，也出现了一些昔日外出打工者回乡创业的现象。贫困农村的外出打工者一般分为在本县、本省和外省三种情形。最后一种常常是在沿海地区打工，他们从沿海地区回到农村创业，基本都是在外面接受了新观念、新技术再返乡，事实上等于给贫困农村输入了新知识。虽然在城市化大背景下，农村地区人口流出是一个大趋势，但毕竟农村经济仍将长期存在。农村如果仅留下老弱妇孺，对于美丽乡村建设以及根本性地摆脱贫困是不利的。然而，打工者返乡对于贫困地区的知识文化输入作用有限，如果将他们与驻村干部、农村本地教育培养结合起来，便能较大程度上化解贫困乡村人才稀缺的问题。

    此外，随着中国老龄社会的到来，很多有知识、有能力、有资源的城市退休人员其实对于贫困地区是一个巨大的人才库。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医疗保障能够跟上，这些城市闲置的退休人才完全可以同贫困地区的人才需求结合起来。很多老年人退休之后，其实也愿意在青山绿水之间享受城市里得不到的生态福利。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开发城市闲置的老年人才资源，成本也比较低。

    总之，贫困农村要真正有效地摆脱贫困，教育扶贫是慢工出细活的长远之计，关键就是要提高贫困农村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避免贫穷与无知相伴的恶性循环。2015年11月，习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要“拔掉穷根子”。2016年7月，在“东西部协作扶贫座谈会”上习总书记指示：“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贫穷并不可怕，怕的是智力不足、头脑空空，怕的是知识匮乏、精神委顿。脱贫致富不仅要注意‘富口袋’，更要注意‘富脑袋’。”2017年2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总书记强调：“选好配强村‘两委’班子，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促进乡村本土人才回流，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

    习总书记关于教育与扶贫关系的精辟论述要落到实处，需要多种渠道长期不懈地共同努力。其中，贫困农村自身的教育是关键一环。目前我国已经完成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农村呈现出一片希望。但扶贫还要巩固和继续，为此，农村教育理念和手段应该与时俱进地做出调整，以适应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2020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