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隋炀帝的秘密，皇帝与门阀的900年战争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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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篇春节前就想写了，是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故事的最后一篇，但一直拖着没写，写历史实在太累了，下一篇写军事故事与权力博弈；

隋唐是中华历史的分界点，读完本篇加上武帝和雍正篇基本上中国古代历史的脉络就很清晰了。

文|坏土豆 陪我的国一起逆袭

公众号|一个坏土豆 ( iamhtd )

第1部分：东汉刚建立就已垂垂老矣，刘秀的困局；

第2部分：如果权力可以世袭，将会如何？皇帝的妥协；

第3部分：隋唐之前的核心问题：中央争不赢地方，君权争不赢门阀**。**

第4部分：阶层失去流动性，王朝没有了动力，社会快速腐朽；

第5部分：晋朝得国不正，彻底开了历史的倒车，进入贵族共和时代；

第6部分：最黑暗时期的五胡乱华，却孕育了希望，为什么能够给中华新生？

第7部分：杨广，SM潮流的祖师爷？他干了哪三件事情？

第8部分：皇权与门阀的900年战争，终于划上了句号；

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公元25年，刘秀终于达到职业最巅峰，在河北鄗城称帝，之后在11年的时间平定四方，君临天下。

可是，当了皇帝刘秀才知道，这工作太不好干了，还不如自己原来做个小贵族逍遥自在。

因为没有财政收入，收不上来税，政府入不敷出，皇帝太穷了。

东汉，是一个崭新的王朝，刘秀和大汉皇室其实已经八竿子打不到了，攀亲戚要攀到刘邦的九世孙。可是东汉刚一降临，就仿佛已经是进入了暮年，垂垂老矣，面对困局左支右绌。

全国基本上都是豪强贵族建立的庄园经济，什么是庄园经济呢，以地主贵族为中心，不仅兼并一个区域的所有田地，还垄断了人口，整个区域的农民都成了他们家的奴婢，有田有人有钱，是完全封闭的经济体，和国家的税务体系没一点关系。

俨然就和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一样，各自为政，刘秀身为皇帝，也拿这些庄园主没办法。

任何一个政权要有财政收入，要征税，就需要有在编户口，需要更多的农民登记在国家户籍中，以备缴纳田租赋税、服兵役和皇帝修边塞军事设施、造宫殿等的劳役。

可是到了东汉时代，根本就没有什么在编户口，人是有不少，那是生物学上的「人」，在社会关系上，叫「奴婢」，都属于豪强地主的私产，和国家没关系。

不到1%的豪强贵族占据了全国90%以上的农田和60%以上的人口。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时候都不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而是**「半封建制半奴隶制」社会**，在当时的观念里，奴婢根本不算人，主人可以找个借口随意处死奴婢，心肠好点的主人还给赔点钱，多数豪强处死一个奴婢比杀个牲口区别并不大。

如大家都听说过的故事，东晋时石崇劝酒斩美人，在宴请宾客的时候，宾客如果不喝酒，石崇就把端酒的奴婢斩杀，一直杀到宾客喝酒为止，结果后面碰到了个狠人大将军王郭，根本无所谓，就像石崇是在打死了蚊子一样，连杀数人，不为所动。

谎报田产、瞒报人口，是豪强地主的日常工作，要知道，刘秀也是从小豪强起家，这些事情他门清的很。

最后税收不上来，地方官和豪强地主相互勾结，各种数据随便伪造；而对农民，不仅丈量土地，还把房舍、里落都作为田地丈量，以上报充数，本来没几个自耕农，现在国家的负担全落他们身上了，地主越来越富，农民越来越穷。

最后越来越少的在编农民还要承担国家的各种徭役，逼得农民把心一狠，卖身为奴婢，依附地主豪强，日子还好过点。

于是形成恶性循环，国家控制的人口越来越少，豪强控制的人口越来越多；

田赋、人头税、徭役，支撑国家经济体系的三根支柱，刘秀一项都搞不定。

如果时间倒退200年，在汉武帝的时代，是容易解决的，直接发文就可以了，一纸号令，可以让凡是财富在300万钱以上的巨富豪门，一律迁徙到京城附近的茂陵，如果不够，那就再发一张号令，向全国的豪强征收资产税；

可是，今时不同往日，现在的朝廷，远不能和武帝时代比较，在武帝之后的多个皇帝，对贵族豪强是妥协和收买，经过几百年发展，现在的豪强可不单单是有钱，许多大地主拥有武装，号称大姓兵长，他们兵强马壮，将自己的庄园修建成了堡垒，足以和朝廷抗衡。

他们从自己的奴婢中招募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同时也进行军事训练，战时便以部曲形式投入打仗。

一个小庄园主的豪强，俨然就是一个小国家，在自己的领地内，就是皇帝。

要知道，刘秀最后夺取东汉政权，事实上就是地主武装的胜利，而刘秀是他们选出来的代言人而已。

当时天下烽烟四起，地主武装死守各地，刘植便与他的弟弟刘喜、从兄刘歆，统率宗族宾客数千人，死守昌城。耿纯与从弟耿洭、耿宿、耿植，统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强占宋子县城。有上千家的避难人投靠刘秀的舅舅樊宏，因为他联合宗族亲属挖堑筑垒以自守。

而这些武装势力，仅仅是承认刘秀的皇帝身份，或者说，刘秀是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豪强再进一步就是军阀，所以在东汉衰亡之后，是时「豪杰多附绍，州郡蜂起」，国家马上进入了割据的局面。

面对这个局面，刘秀怎么办，要知道，刘秀本身就代表了大地主和豪强的利益，所以能将大家顺利联合起来，才能登基称帝。

可如果任凭豪强当局不改变，再过百年，自己就是一无所有的周天子了，到时候寄人篱下，说是皇帝，还不如是豪强的门客。

要改变这个局面，就要面对一个首要问题，靠谁去改变？怎么让国家机器有效运转？能不能信任自己的官员？

可是，那个时候的地方官员和地方豪强是绝对的铁板一块。

这个问题困扰了中国古代王朝900年都没有解决，要知道，在汉代的官吏任命是举荐制或者是考察制，即先由丞相、列侯、刺史等推荐，经过考核合格后，授给官职的制度。

最早的时候是举孝廉，大家觉得谁是孝子，谁道德高尚就推荐谁当官。

好吧，一听就知道，这是扯蛋的，大汉的官员本来就远离民间，现在难道每天不上班了到田野乡间去蹲着发现人才？而且所谓的举荐制根本没有标准，当然是谁和谁关系好谁就去当官，最后必然是任人唯亲。

汉武帝有效的打击了豪强，但是很可惜，没有从根上解决问题，科举制度在700年后才被发明了出来，

汉武帝只能打击得了一时，但是如果不打仗，不计算军功，皇帝怎么知道谁是有用之才？官吏从哪里来？中央政府的管理体系怎么搭建？

这个问题，汉武帝也不知道。

于是，在没有有效的官员任命途径之前，任人唯亲是人性的必然，这最终就导致了权力的世袭。

阶层完全没有流动性，豪强不仅有了钱，而且权力代代相传，最终滚雪球一样的越来越大，形成对皇权的强大威胁。

他们，在汉代的时候，叫豪强，在魏晋南北朝时，叫士族，在隋唐时，叫军事贵族集团；

于是，刘秀面临的问题就是，他的执政工具，执行命令的官吏和地方豪强是一伙的，可能自己的官员都是豪强推荐上来的，你想要革他们的命？他们觉得革刘秀的命胜算还更大点。

且全国都是庄园经济，你今天动了张三，李四王五马上就知道下一个就拿他们开刀，东汉时期，人人都有枪杆子，你要搞我，我就先下手为强，最后谁做皇帝，还不知道呢。

但是刘秀不甘心就这样碌碌无为，公元39年，下令度田，即要求各州、郡，清查人们占有田地数量和户口、年纪。

果然，刚推进下去，根本搞不动，度田成为了政治运动，在推进中，刘秀接见陈留郡派来的官吏，看见他手里拿着写着「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的木牍。光武帝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追问他，他不肯回答，却说这木牍是在路上拣来的。

刘秀火冒三丈，最后才搞清楚，很多地方如颍川、弘农集中了规模化的豪强贵族，地方官根本不敢丈量土地，否则就是自寻死路。

其实很多地方官根本就不把皇帝当回事，他们自己就是地方豪强的代表，荣辱一体，这么干不就是和自己过不去吗？

刘秀不信邪，杀了一批不愿意出力的官吏，结果全国马上开始烽烟四起，豪强贵族们开始带兵甲请愿，这还是好的，更多人汇成比较强大的武装力量，他们攻杀地方官吏，遇官兵前来镇压，便像鸟兽一样散开；一旦官兵离开，又聚集在一起。这些斗争以青、徐、幽、冀四州最为激烈，给东汉王朝以极大的震动。

眼看着搞下去，不是收不到税的问题，是自己的命都保不住的问题。

面对这种局面，刘秀一筹莫展，最后不得不作出让步，度田法令草草收场，不了了之，随后眼睁睁的看着豪强大族不断做大。

作为算有军功的开国皇帝刘秀都妥协，更不用说后期的皇帝了。

所以最后评价道：国恒以弱灭，独汉以强亡。

这个强，很多人解读为一方面指豪强，一方面指从汉代进入三国乱世，事实上国家并非没有钱，只是君权已羸弱不堪。

豪强最终发展为军阀，东汉灭亡后，袁绍等士族大家快速发展，基于中央集权的极度衰弱和太守、刺史权限上升，中央对地方逐步失控，地方上的军阀往往把国家军队变成自己私人的家兵部曲, 借以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雄据一方。

而民间呢？一面是权贵豪门奢华无度；另一面则是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代大儒董仲舒也曾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权贵奢靡、奸商暴富，市场混乱、国弱民贫。

从秦始皇开始，以郡县制确立了大一统的王朝基础，而汉武帝通过推恩令进行了强化，但是武帝时代对豪强的压制并没有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皇帝没有有效的工具来确认帝国的权利机构，简单点说怎么去搭建权力金字塔？依靠的凭证是什么？

所以武帝之后在隋炀帝之前，700年间门阀政治进行了全面反扑，皇帝没有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口、田地这两项，始终中央争不赢地方，君权争不赢除了门阀贵族。

中央集权的制度无法真正建立与落实。

刘秀面对豪强，还想到了进行压制去咸鱼翻身，但是从汉代之后的600年，皇帝对于豪强已经彻底失去了斗志，更多的是收买与联合，因为根本搞不赢。

历史上每个一新王朝的建立，在初期的时候都是欣欣向荣的，在经过百年之后才进入迟暮，但是不包括东汉到隋唐的700年。

到了司马炎建立大一统的晋王朝，一开始就不是靠军功获得皇权，而是得国不正，靠的是收买士族大肆给他们好处，保障士族们永远富贵，最后共治天下，中国彻底开了历史的倒车，进入门阀政治时代，所谓门阀政治，就是国家选拔官吏只看家世出身，导致门阀士族垄断了政府的官职。

而门阀贵族又通过大族之间互相联姻，在统治阶级内部构成了一个稳定的贵族阶层，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特权制度。

整个晋朝，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贵族共和国****时代，皇权与贵族共享权力，整个朝廷都没有追求，一起共享太平好时光。

当一个社会阶层没有流动性的时候，最终的局面是各阶层失去追求，荒淫奢靡之风盛行，永远也不可能出雍正那样的劳模。

因为士族阶层不需要努力了，永远拥有财富和权利，出生就已经是巅峰，要奋斗也没有目标，而庶族也只会浑浑噩噩，因为反正没有上升的空间，奋斗一辈子都没用。

好比土地如果是财富的象征，普通人家发现努力几代人都买不起，而富豪子弟含着金钥匙出生，永远不愁吃喝，就会整个社会都没有动力。

于是，从司马炎开始，开创了奢侈的先河，他在位时，宫中有选中的处女万人以上，宫中嫔妃多了，连自己也搞不清每天晚上应该到哪个嫔妃处过夜为好，于是想出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招数，让人制作了一辆羊车，让几只羊牵引着，羊车停在哪个嫔妃处，就在那里过夜。

上行下效，大官僚何曾，每天的膳食就要费钱一万，吃一碗倒掉一百碗，还埋怨老是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他的儿子何劭又胜一筹，每天的膳食费高达二万。

著名的大诗人阮籍的侄子阮咸，一生都沉湎在酒里。他还用一个大盆来盛酒，让一群猪来饮酒，自己和猪一起共饮，当然，他们管这个叫魏晋风范。

类似这样极端颓废放荡的例子，在司马氏集团中比比皆是。皇帝司马炎到女婿王济家做客，对一道蒸小猪赞叹不已，王济得意地揭开谜底，原来小猪是用人奶喂大的。

到了最巅峰时期，王恺与石崇斗富，轰动朝野。

晋武帝的舅舅王恺，在他家门前的大路两旁，夹道四十里，用紫丝编成屏障。谁要上王恺家，都要经过这四十里紫丝屏障。这个奢华的装饰，把洛阳城轰动了。

石崇成心压倒王恺。他用比紫丝贵重的彩缎，铺设了五十里屏障，比王恺的屏障更长，更豪华。

王恺恼羞成怒，向晋武帝要了一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向石崇炫耀，结果石崇冷笑一声把珊瑚砸得粉碎。随后一群随从回来，搬来了几十株珊瑚树。这些珊瑚中，三四尺高的就有六七株，大的竟比王恺的高出一倍。株株条干挺秀，光彩夺目。至于像王恺家那样的珊瑚，那就更多了。周围的人都看呆了。王恺这才知道石崇家的财富，比他不知多出多少倍，也只好认输。

翻看历史记录，晋朝的士族们已经钱多到不知道怎么享乐了，于是但凡关于这一时期的人物，都注重打扮自己，总是被描述外形俊朗，肤色白皙，那时有美得到现在都常被人提起的超级大帅哥潘安，有美得被粉丝们看死的大明星卫阶。

王羲之见到杜弘治时赞叹：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这是当时通行的士族审美标准，所以抹粉熏香是一个优秀男人必需做的事。

出门之前，士族们一定要抹得面如白玉，熏得香气扑鼻，然后才信心十足地握着拂尘，找人聊天，只有打扮和聊天才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

当然，如果是上流社会，那生活真的是天天都泡在蜜里，可是普通人家，却是人命贱如蝼蚁，无人关注他们的死活，随意被士族杖毙。

所以才有了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

上层饱食终日，底层没有空间，政风黑暗，贪赃枉法，贿赂风行，西晋只用了区区50年就被外族爆锤，中华进入了最黑暗的五胡乱华时期，但黑暗中也孕育了希望，中国进入民族大融合时代。

残存的司马家族南渡建康，开启了东晋王朝，琅琊王氏成为了士族的代表，已经根深蒂固，与皇权共治天下。

其实如果是单纯的看东晋时代的君臣交流，都不知道谁是君，谁是臣，皇帝给王导的手诏总是用「惶恐言」、「顿首言」、「敬白」之类的语言，他还亲自驾临王导的府邸，礼敬王导的妻子。正月初一王导上朝时，成帝都要起立相迎。

这个时代是很多人梦想中的皇权绝对受限，啥都干不了，可惜，这个时代一点也不美好。

在东晋王朝中，皇帝已经成为了一个吉祥物，无关政局的重要性，权力在有限的几个士族大家中来回让渡，皇帝随时可以被士族废弃。

所谓的贵族共和制度，到底好不好呢？历史很快给了我们答案。

南边的东晋王朝是士族治理天下，苟延残喘了103年，而北方长期处于分割与战乱之中，但一旦北方回过神来，以摧枯拉朽之力隋朝就攻灭了晋朝。

虽然事实告诉我们，南方的经济比长期战乱的北方强得多。但那不管用，制度的先进性终于在历史上发挥了作用。

因为晋朝是继承了几百年的腐朽制度，而北朝「北边不断更迭的政权，北周隋朝等我们统称北朝」却不断在战乱之中焕发了新生。

南方是真正的国弱民强，而这个民，仅仅指有限的贵族集团。

北朝做了件事情，是腐朽昏聩的晋朝无法做到的，而这件事情奠定了最后的成败。

北方由于长期的战乱，一方面导致很多早期的士族最终消失，一方面导致有大量的荒芜田地。

虽然北方也产生了新的贵族，但不会如南方那么根深蒂固，盘踞六七百年之久；

于是北魏开始搞均田制，给老百姓分田地，这样国家就有了大量的登记在册的人口，进而产生税赋，农民不需要庇护在士族的名下做奴婢。

这个事情，东晋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所有的土地都是士族的，皇帝都动不了；

很有意思的是，北方是民族大融合时代，所谓五胡十六国，你杀我我杀你，不断的政权更迭，但是能够胜出的皇帝必然是有强大的军功并控制军队，就一定有能力推动改革，谁不听话就杀谁，谁阻挡改革就送谁下地狱。

而南边西晋的皇帝是与士族不断妥协的结果，皇帝根本控制不了局面，自己都被士族控制，还敢去分他们的田地？

北方一旦开始分田地，南北方的攻守之势马上逆转，因为南边的庶民没有任何权利，自然想跑到北边去做有产阶级，结果就是北边的国家统计的人口越来越多，南边什么人都调动不了。

加强皇权有什么好处？

北边的隋朝想要统一天下，就会汇集全国的人力物力，但是南边是贵族共和，每个贵族都想守住自己的财富，国家根本就是个概念和形象，三次北伐都是做样子，完全无法发动对北边的攻势，能守住自己这一摊子家业才是大家的梦想。

说句最简单的，北方的人口属于国家，需要服兵役，南边的人口属于士族，是贵族的私产，贵族凭什么拿自己的私产为国家打仗？

在此基础上，589年隋军没有悬念的攻入建康，俘虏陈后主，统一全国。

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代表北方自由民对南方奴婢管理的贵族共和的胜利。

隋朝统一天下，但是核心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就是皇帝如何治理天下？怎样改变权力的世袭局面？怎么安排自己的权力结构？

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才推荐机制，最终贵族阶层必然死灰复燃，结成死板一块。

 

隋朝统一天下后，时间过去了短短的27年，公元616年，隋炀帝杨广被绞杀于扬州，两年之后，李渊逼迫隋恭帝禅位后正式称帝，建立唐朝，开启了中华民族最绚丽多彩的盛世伟业。

而隋朝，38年就嗝屁了，是最短命的王朝之一。

但凡王朝活不长，历史上都不会留下什么好的记载，都已经死了，谁还给他说好话？

隋炀帝的历史给后面的民间文学留下了大量的素材和遐想的空间，各种野史尽情发挥想象力博人眼球，尤其是在隋炀帝的荒淫无道重点描述，成了SM的开山祖师爷，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比如杨广修建了迷楼，所谓迷楼，神仙在里面也要迷路，而这是隋炀帝所修建的秘密淫乐场所，派人从全国各地筛选美女送到迷楼里来供他玩乐。

杨广还下令皇家画工绘制无数的春宫图悬挂在迷楼中，可以想象一进到这个迷楼，就会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神秘气息让人心旷神怡……这里还有许多不可描述的高科技玩意儿，比如有个大臣为了讨好杨广发明的一个小车,将美女放上这个小车后，车上有一个机关会启动，于是美女的手脚就会被全部卡住，一动也不能动，然后就任杨广摆布….

看到最新发明，杨广龙颜大悦，开心的嘴都合不拢，不仅重重赏赐了这个大臣，还给这个小车赐名为任意车。

这些我们就不论真伪了，将所有的形容和修饰去掉之后，翻看历史，隋炀帝杨广干了3件事情却是板上钉钉的。

第一是远征高句丽。

一定要注意这里的高句丽可不是今天的朝县，熊猫不是猫，高句丽不是高丽。

在南北朝的乱世，高句丽在辽东地区已经营二百多年，是农耕文明而不是游牧民族，依山修筑无数易守难攻的城池，鼎盛时期军队达到60万之多，可说是枝繁叶茂，根深蒂固。

在当时，高句丽城池坚固，是对中原王朝的强大威胁，远征高句丽，是开启大一统王朝的必要任务，也是为了收复辽东地区的汉代时的固有疆土，而不是单纯的好大喜功。

所以，从隋文帝时期开始，到了唐太宗时期，李世民也屡次攻打高句丽，非要打下来不可，一直到公元668年历经大半个世纪最终搞定了这个事。

但是李世民的治国与军事才能远远高于杨广，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不管记载的细节真实与否，杨广三次惨败，死者十之八九，这个成绩比起他爹杨坚来都根本说不出口。

杨广时期远征高句丽根据记录就是在胡整，下诏集结天下的军队，不算后勤部队的纯兵力就有100万以上，要求无论南北远近，都要汇合于涿郡。除了军队以外，另外长期来往在路上的有数十万人，挤满了道路，昼夜不停，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

最后导致户口锐减200万，高句丽没有打下来，大隋已经烽烟四起，这成了杨广身死国灭的导火索。

而在李世民时期，面对隋朝的历史教训，唐太宗说：炀帝无道，征辽东时，人们打断自己的手足来躲避出征与徭役。朕现在征高句丽，都是选那些愿意出征的人，募十得百，募百得千，据说一些没能跟随出征的人，都愤叹郁邑。

远征高句丽时，唐太宗的车驾至定州，唐太宗亲自慰问生病的士兵，把他们托付给州县治疗。最后有很多人自愿以私装从军，都说「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

所以，无论怎么给杨广洗白，杨广打高句丽时屡败屡战，死伤无数，而唐太宗亲自上阵，连战连捷，大破高句丽，这是不能改变的结果；

杨广干的第二件事情，是修建大运河。

修建大运河，也是必须要干的事情，隋唐时期，长安和洛阳成了国家的中心，但北方经过长期战乱，长江以南地区，在三国以后却相对平稳，几百年中得到了长足发展，经济上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

当时的荆州与扬州非常富庶，整个南方也成为了鱼盐杞梓以及丝麻布帛的全国供应地。

可是，黄河和长江都是东西走向，江南的物资通过航运根本到不了长安，而陆路运输的成本是河道运输的10倍以上，修建一条南北贯通的运河就可以有效地把国都与经济中心连接起来。

这件事情事关国家千秋大计，影响深远，杨广干了，李世民也接着在干，可以说杨广在修建隋唐大运河的时候横征暴敛，但没有人能否认隋唐大运河的价值。

 

这项伟大的工程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华北平原和东南沿海地区，地跨北8个省份，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大动脉，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作用，是让后世王朝稳定的一项核心工程。

而真正要杨广命的，是他干的第三件事情，科举制度；

前两件事情是导火索，如果杨广不搞科举制度，以当时隋朝的国力，杨广还可以继续作个50年没什么问题，但是科举制度一搞，杨广就彻底没活路了。

公元606年，杨广迫不及待的设置进士科，为朝廷输入新鲜血液，避免再次出现皇权旁落，贵族不断坐大的现象，这也标志着影响中国历史的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此时，政论文章是进士科考试的主要内容，朝廷选出那些才华出众、文笔优秀的人才，对他们委以重任。第二年，科举考试的科目已经增加到十科。

远征高句丽，修建大运河这两件事在当时劳民伤财，得罪的是老百姓，导致民生凋敝，怨声载道，但基本上对官僚贵族的利益没有损失，反而可能有好处，而第三件事情得罪的是整个门阀，将威胁到贵族士族的权利，现在从上到下，杨广都没有拥护基础了，最终被以关陇贵族为首的门阀集团推翻。

南方有士族，北方一样有门阀，只是不像南方盘根错节那么多年。

当年隋朝的建立，与关陇贵族有不可切割的关系，所谓关陇贵族，就是北周时代确立的8位柱国将军，每个人都赫赫有名，很多人是我们都熟悉的历史人物：

宇文泰、元欣、李虎-李渊的爷爷、李弼-李密的曾祖父、赵贵、于谨、独孤信-杨坚的岳父、侯莫陈崇。

这八个世家纵横北方一百多年，西魏，北周，隋，唐严格意义上都是在这8家中来回争夺，他们为着共同的利益，崇尚军功，交替支持，有斗争也互相联姻，结成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中央的军事贵族集团。

「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当时荣耀，莫与能比」

从杨坚开始，就对关陇集团深怀戒心，否则腐朽的门阀政治必然再度重生。

为了打压军事贵族集团，杨坚用心良苦，不断的提拔更有生机的中下层地主进入政治舞台，释放民间生产力，推动国家的改革发展。同时，杨坚对府兵制进行君主直辖，最大限度的限制了关陇集团的权利。

但是，这些对于传统贵族来说，都不是最要命的，真正要命的是杨广开启了一个时代，就是全新的政治结构的塑造，以科举制度选拔国家管理人才，这将彻底终结贵族们的权力世袭之路。

因为以往怎么选拔官吏，都是大家坐一起讨论，根本没啥标准，相互给面子，怎么选拔都在大家认识的几个人里面倒腾，现在可好，游戏规则完全改变了。

杨广废除九品中正制，是适应历史趋势的官吏选拨制重大改革。中下层地主与贫寒子弟，从此可通过读书应考成为国家的官员，一举扩大了人才来源和统治根基。

不仅如此，杨广还剥夺了大部分关陇集团贵族世袭爵位的特权。他下诏将原有的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侯、伯、子、男九等爵位，唯留王、公、侯三等，剩下的都直接废掉了。

这几套组合拳下来，就要了关陇贵族的老命了，严重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原有的军事、经济、政治特权被逐步被剥夺殆尽，子孙后代也无法把家族的基业传下去。

我们要清楚一点，灭掉隋朝的军队，绝非农民起义军，而都是关陇集团组织的贵族军队，首先是关陇集团核心人物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乘杨广二次征伐高句丽时在黎阳起兵，其中大部分是关陇集团后裔来进行支持。

随后星火燎原，关陇集团的各贵族加上已经有苗头的农民起义军烽烟四起，成为打击隋朝的中间力量。直到617年，蒲山公李密和唐国公李渊相继起兵，割据一方，众多关陇世族纷纷加入其中。

而此时的杨广，本想靠远征高句丽增加自己的军功，没曾想三次一次败得比一次惨，意志力完全崩溃，最终彻底放弃，在离宫内整天饮酒为乐，颓废不堪，走上了不归路。

这，才是隋炀帝身死国灭的真正原因。

可以说杨广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战略上做的几件事情方向都是对的，否则李世民也不会接着干，但奈何眼高手低，过于急躁，最后功败垂成，被关陇集团反扑。

但是开科取士这件事情，杨广干了，李世民也在接着干，因为不这么干，最终完蛋的会是自己，君权必然再次旁落。

而经过隋末乱世的战争，关陇集团已经整体开始崩溃，山东豪杰与科举寒门的加入，更推进了其瓦解进程。

科举制度的确立最终明确了当时先进的管理制度，杨广对中国的影响，也远胜于前两件，直接将中国政治制度从隋唐开始有了一个明确的分界点。

李世民比杨广要平稳得多，推进得有条不紊，一直到武则天时代，不只完善了科举制度，更非常重视科举选拔出的人才，录取名额远超前期，一经任用便委以极其重要的职务，从这个时候开始，大量寒门士子得以进入朝廷，取代了士族的权力世袭，成为各方博弈的新力量。

公元659年，长孙无忌被武则天流放岭南，这标志着关陇集团的最终瓦解，而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659年，历经近900年的皇权与贵族之间的战争，皇权得以胜出，而中国也进入了真正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