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政府需要发展自己的施政伙伴_风闻

抗疫方法古老而简单****重点在满足市民需要

内地抗疫的成功，说简单也可以，说先进也可以。对付新冠这些高传染性病毒，自古也是透过隔离防止病毒进一步蔓延，所以方法是古老而简单的。但同时能满足封锁期间，民众日常起居需要，却不是每个国家能做得到。以武汉封城76天为例，所面对的，不仅是医疗系统需要承担一种全新、性质未明的病毒，而带来突如其来的求诊量；同时需要满足健康的市民对吃喝拉撒的要，这才能说服市民安心留在家中。在日常的情况，每个人的不同选择可以透过市场机制解决，我透过上班赚钱，换取自己喜好的物质供应：你吃你的素食餐，我吃我的牛肉锅，资源的分配透过出价的多寡决定。然而在封锁期间，中断了人与人的交往，市场机制也变相失效了，不仅赚钱出现问题，金钱换取物资也难以做到。

抗疫方法古老而简单****重点在满足市民需要

以我们熟悉的佐敦封区来比较，香港政府透过免费提供封锁两天期间的食物需要，也被人抹黑诟病没有照顾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的需要，甚至被人炒作没有满足罐头刀的问题。难道武汉当天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吗？封锁一个千万人的城市，肯定有；而解决的办是，我们看到的是中央协调的额外物资的供给、科技提供的平台，和扎根社区的街道办、社区委、居民委员会，以及居民之间的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而这些「软基建」是香港与西方国家都缺乏的，因此难以长期大规模封城。

回顾疫情，武汉封城作为世界首例，大规模的资源调度是必要的，无论是医疗人员、器材以及日常生活用品，也是从全国供给，这显示中央调度资源的能力；成熟的社交信息网络、物联网，以及线下社区作系统性整合，令物流及外卖平台能提供不同种类的食物，以至热食和代购生活用品，使得封城得以成功。在封城期间，武汉市内各小区内兴起了「团购」。这并不是香港过去所认识的网上促销式团购，而是透过社交软件内的群组功能，组织小区内居民，统一向不同的供应商，进行集体订购 (早期为套餐式，后来物资较充足后较多为清单选购)，并在线上支付，再整批运到小区大门，由团购组长、物业管理公司人员或社区委人员分发。由基本的蔬菜肉食主粮卫生纸，到后来有活鱼、热干面、小龙虾、卤菜等等非必需品。令封城期间市民的生活体验得到维持，而不仅仅只有基本生活保障，市民可以安心宅在家里。虽然国外在相似的平台服务，然而相形见拙。

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政府的网络是植根于社区，最基本的单位是街道办，而街道内有各社区居民委员会。在北京这些超大型城市中，街道办大概以5 - 10万人为一区，其它地方不超过15万，辖下还分有若干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平均约5000人组成一个社区，有些社区會因整合而令常住人口可高达16000人以上。而社区内再以不同屋苑，或不同所属单位，而划分成多个小区；在工作上，社区下再划分为多个「网格」并设「网格员」，具体在社区内落实不同工作。而香港则分为18区，一个行政区管理约42万人，而当中的民政署分有两套系统的咨询架构，分别是约17000人一个区域的区议会，以及7－10万人一个区域的分区委员会，与实质的社区管理者包括业主立案法团、业主委员会、公共屋邨(村)的互助委员会、乡村的乡委会的人员互有重叠，从而肩负起民政总署「收风」之责。

武汉市內一社区简介

封城抗疫是宏观的政策，需要极具执行力才能成事。内地透过社区居民委员会，以当区居民作为控制防疫的一员，当然是相得益彰，因为他们对于社区的了解巨细无遗，居委会的成员守土有责，以下而上地发动群众配合抗疫政策，从而令政策得以全面落实，居民都难以钻空子；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因为居民委员会的成员是生于斯，长于斯，对每家每户都有相对深入的了解，即使不是直接认识，也能透过可信的渠道了解讯息的真伪，而不是单单透过市民的申报和索取。因此，当行政架构与个人有了多重验证的信任和多途径的接触，个人的需要也会得到有弹性的处理：前线工作人员要么处理，要么劝说，处理相对而言更为人性化。当然，封城肯定也是会干扰到日常生活，个人毫无怨言也是绝无可能，不过对大多数人而言，政策落实大体是瑕不遮瑜的。

改善地区行政****在于政府与建设力量团体更深度合作

我们将视角拉回香港，香港一直引以为傲的「小政府」架构难以提供这种执行力。因为民政署辖下的两套系统根本只是「咨询架构」，缺乏行政资源，难以担起相应的行政责任。理论上，区议会议员掌有若干行政资源，如果他们愿意与政府合作抗疫，也能起到「弱化版」居民委员会的作用。可惜，一方面特区政府长期忽略基层组织，社区层次组织的建设和支援本来就不足，我们一众建设力量的议员和团体，基本也上只能「八仙过海」；而在修例风波过后，区议会大部份席位被「黄丝」议员占据，他们因政治立场而事事反对政府，令特区政府希望透过他们协助抗疫，简直是缘木求鱼：由抗疫开始之被他们号召市民反对兴建指定诊所，甚至放火烧毁诊所，到近来反对社区强制检测以致封区，简直难以令人对他们抱有希望，也令清零难上加难。

因此，我们见到政府调动其它部门，用三千多名公务员进行佐敦封区，然而熟悉当区情况，应该只有民政署当区的联络主任，以及警务处在当区的警民关系科，其它外来人员只能执行指示，未能做到因地济宜，显然，单效公务员团队是的不足够的。长远而言，如果政府针对「小政府」未能解决的问题，根治政策不能有效到达社区，其中一个方向就是要有发动群众的思维，与支持政府的地区组织形成有机结合，澳门有些例子值得我们参考。

最近，我的小兄弟黄远康早前在专栏中，分析了他对澳门智慧城市的建立如何协助澳门成功抗疫，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澳门政府与澳门建制团体的深度合作，透过共用平台，将防疫物资透过团体在社区的网点，以成本价出售。澳门政府透过系统，实时向社会公布不同网点的物质数量，以及清点资金交收，以及定期而次出售物资。如果相类似的网络在香港建立，相信即使在最艰难时期，香港市民能更安心面对疫情。

除了以资讯科技为基础的智慧城市来协助抗疫工作外，香港民政署的地区系统，与地区团体亦可协助政府疫后重建。回归前，特别是八、九十年代，港英政府相当重视各区民政署及辖下架构在咨询和收风的功能，也算是一种地区版的以行政吸纳政治，但自从选举化后，这功能日渐不被重视，甚至沦为装门面的花瓶。

在新形势下，在特区政府应与加强地区团体的合作的目标下，这个框架需要增加资源，重新活化，成为政府在地区层面的微细血管，政策才能到位，执行有力。但要发展众众，说易行难，特区政府的做法美其名叫做「由下而上」，但形式刻版，欠缺弹性、欠缺主体性、欠缺积极性、欠缺组织性、欠缺持续性。结果令基层工作往往沦为搞活动、派小福利的工作方法；或是因为所谓的「政治中立」资源分配原则，却事实培养了一批受政府资助却自己无法「政治中立」、不利于特区治理的团体。

笔者认为特区政府应该思考如何加强与建制的团体合作，提升层次，引入「社区发展」、「社区营造」、「社会资本」、「社区经济」等发展概念，透过居民参与加强社区凝聚力，并且令社区内的意见适时被反映。同时透过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和基金资源，以目标为本，形成机制，鼓励支持大政方针的团体申请资源，令这些团体成为政府的伙伴，同时令政府的政策更贴近民意，社区上有需要时能召集群众的力量，去解决问题。

在国内原有社区组织和科技加持下，已率先让全球五份一人口摆脱疫情困扰；而澳门将部份行政工作外判予建制团体，让他们作为行政协作一部份，协助施政，这是科技带来的新思维。而香港政府面对高效率不再，抗疫使命不达的困境，会否跳出既有思维，与建制团体深度合作，重拾香港的良政善治？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