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式回顾抗美援朝战争（468）志愿军38军女兵风采（三）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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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难忘的护理伤员经历

——抗美援朝战争中亲历的二三事

汤仲敏

防空洞遇险

△和战友们在朝鲜(前排中汤仲敏)我叫汤仲敏，今年87岁，1949年4月于北京入伍，是原38军文工团团员。我是1950年10月19日的深夜第一批文工团跟随38军入朝参战的志愿军。

我们38军文工团的任务是，战地宣传和战勤工作。在战斗没有打响之前，我们是夜间行军，白天在山坡露营休息，等到傍晚太阳落山后，就开始行军，急速开往前线。

在第一次战役打响后，也就是入朝后的第四天晚上，我们来到公路上的一个小镇叫花坪站，前方传来命令，命令我们停止前进，就地接受护理伤员的任务。

领导把文工团带到镇上的一个小学校院内，开始部署任务。当时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都安排在小学校周围的防空洞里，从防空洞里不时的传出了伤员痛苦的呻吟声和呼喊声，这对于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女兵来说，多少都产生了恐惧和畏难情绪。领导发现后，就教育大家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要有大爱，这些伤员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为了保家卫国，与敌人战斗连死都不怕，你们护理照顾伤员，为重伤员接屎接尿有什么害怕和不好意思的？听了领导的动员，大家都纷纷表示，要坚决完成好上级交给的护理任务！

于是，女同志都去防空洞护理伤员，男同志一部分去前线采访，准备编排节目，一部分去转运护送伤员，把重伤员送到附近的一个小火车站，等候回国治疗。

那时敌人的飞机每天都过来进行试探性的轰炸，对公路两边的民房，用汽油弹轰炸和机关炮扫射。我们的条件非常艰苦，缺医少药，伤员吃饭没有碗筷，就用吃完的罐头盒儿当碗，用树枝当筷子，用立式罐头盒儿来接尿。

有一次，我为伤员接完小便，走出防空洞正要倒掉时，敌机又飞来了，我连忙把接尿的罐头盒放在防空洞附近，准备等飞机走后再去倒。这时，敌机俯冲下来，嗒嗒嗒……，一排机关炮打过来，把接尿盒儿打飞了，还有一颗子弹从我的右肩旁穿过，太危险了，我差点儿被打中。伤员看到这种情况，都关心的对我说：小同志，你可得小心哪！多危险啊！

第二次战役结束后，我们继续行军，在去往前线的路上，看到公路两旁，到处都是敌人扔下的物资和尸体，还有被我军打坏的正在燃烧的汽车、坦克等。我们顺着公路旁的一个小道走到山下，看到一片房子，这就是我们的集结地。

军机关和野战医院就安营扎寨在这里。同志们安顿好后，文工团的领导就开始给大家分配任务，一部分男同志去俘虏营管理俘虏，另一部分男同志准备运送伤员，还有几个男同志与女同志搭配分组去护理伤员。

我很高兴和赵启明(大家都叫他“大赵”)分到一个组。大赵身高体壮，办事沉着冷静，团里发给我们俩一支卡宾枪和一个手电筒。野战医院的同志告诉我们，往里边走，有一户民房，那里住着一些伤员需要去护理。

我们俩走进民房，野战医院的同志在交接时向我们介绍了伤员的情况，我和大赵也做了自我介绍，并告诉伤员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护理工作。

忙到半夜时，就听到屋外有喊声，我和大赵急忙跑到外面一看，发现是一个举着双手投降的外国兵，他指着自己的腿和脚，表示已经冻伤，不能走路了。大赵与我商量说：“我去把他送到俘虏营，你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守着伤员行不行？”我当即果断的回答道：“行！你去吧，快去快回。”于是大赵把卡宾枪交给我，在漆黑的夜晚，我紧握着卡宾枪，站在病房外一个人看着伤员。

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前面的草堆里有“哗哗……”的声音，当时我很紧张，心想又有散兵过来了。我把卡宾枪握的更紧了，暗暗的鼓励自己要勇敢。同时自己也做好了心里准备：如果真是俘虏兵，我就让他举手不许动！让他先在原地站着，等大赵回来以后再处理。

大赵终于回来了。我即刻告诉大赵，前边的草堆里有声音，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大赵急忙把卡宾枪接过去，我打开手电筒，我俩一起朝着有声音的方向走去。走到草堆旁一看，是一头牛在那里趴着呢，原来这是一场虚惊啊！

这时候东方已经发白，天渐渐的亮了起来，我们又把周围的环境仔细检查了一遍，才放心的回到病房，开始给伤员们打饭喂饭，接屎接尿等护理工作。一直忙到下午四、五点钟时，这批伤员就准备转回国内治疗。看着担架队的同志们抬着担架把这些伤员送上汽车，我们才松了口气，这次的护理任务顺利圆满完成。

任务完成后我们回到文工团的住处，其他同志也都陆续回到团里，这时团长和协理员高兴的召集大家开会，首先是协理员宣布志愿军首长给38军颁发的嘉奖令，嘉奖令里表彰了38军在第二次战役中，战果辉煌，消灭了大量敌军和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仗打得非常漂亮！当宣读到嘉奖令后面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时，大家都沸腾了，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鼓掌和欢呼声！

为伤员演唱

△38军文工团在朝鲜时为前线官兵演出小歌剧《三个战士》剧照

紧接着团长开始部署下一步的行军任务。会后，炊事班的同志不辞辛苦，连续几个昼夜，给同志们准备行军路上吃的干粮和炒面。几天后，同志们背着行装和干粮袋继续行军，向前线挺进！

经过几天的行军，我们来到军野战医院所在地，上级又从文工团抽调部分同志去执行护理伤员的任务，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这次护理的伤员，都是因在行军路上，遭到敌机轰炸扫射而受伤的，我负责护理七名伤员，住在山下的一间小房子里。

他们的伤势轻重不一，有的因为失血过多，出现了口渴、心慌、烦燥等休克症状，不断地喊着要喝水。医生再三嘱咐我，不要给伤员喝太多的水，这样对他们的伤势恢复不利。因此，我只有一点点的给他们喂水，并耐心的安慰他们。

其中有一个伤员实在太难受了，让我去找医生，等我把医生找来时，一进屋就看到这个伤员坐了起来，他半睁着眼睛，身体在不停的晃动。我赶紧跑过去一把把他抱住，让他靠在我的怀里，只见他慢慢的闭上了眼晴，昏迷了过去。经医生全力抢救，也没能把他抢救过来，一个年轻的战士就这样牺牲了。

后来剩下的几个伤员，都被转到离医生办公室较近的大病房。这个大病房里共有十几个伤员，他们有的是因包扎不及时，失血过多而出现口渴，烦燥的症状，一直喊着“太渴了！我要喝水，喝水……！”为了转移伤员的注意力，我耐心的对伤员们说：“你们再忍一忍，我给你们唱歌儿好不好？”大家高兴的说：“好！”

于是我就站在病房中间，给伤员们唱起了《清川江之歌》，和《二月里来》，歌声在病房里响起，伤员们听到歌声后都高兴的为我鼓掌。

这时，有一位离我较近的老同志，他是担架队队长，参战前是黑龙江某县的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老同志随即开口问我道：“小同志，你多大了？”我立刻回答说：“17岁啦！”老同志接着说：“我女儿和你同岁，也是17岁了，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她了？”我马上和他说：“能！一定能！你们的伤都不太重，过两天就能转回国内大医院治疗了，很快就能治好的。”这时老同志慢慢的闭上了眼睛。我看他再也没动，就俯下身大声呼喊：“老同志，老同志，……”，他还是没有回声。我马上去找医生，医生过来后经抢救无效，这个老同志再也没有醒过来。老同志就这样带着对女儿的思念，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他和我对话的情景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怀念伤员战友

1952年9月，上甘岭战役开始前，我军在394.8高地与敌人展开激战。这时候文工团刚下部队开展文艺培训活动回来，准备抓紧排练节目，再深入部队演出。因开战后，会有很多战士负伤，这时野战医院的护理人员比较紧张，医院急需有护理经验的同志支援他们，团领导经过研究后决定，再次派我去执行护理伤员的任务。

当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时，问我是否愿意去，我觉得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前期护理伤员工作的肯定，于是我就愉快的接受了任务。

当时野战医院驻地在大王岱山下的一片松树林里，房子是用松树木搭建的。这次我负责的两个病房都是重伤员，大部分伤员是因遭到敌人的毒气弹感染后，伤口腐烂坏疽的，有的伤员为了保住性命都截了肢。

记得有一个伤员因瓦斯坏疸感染，两个下肢从膝盖上方以下的部位全部截了肢。医生查房时，发现他的右手也已经感染，手指开始发青。医生与他商量说，感染如果继续向上发展，就会有生命危险，只有把右臂截掉，才能保住性命！这个伤员很果断的告诉医生说：“我听医生的！”医生感动的说：“那我们就准备手术吧……。”

这就是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他们在战场上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不怕流血牺牲，负伤后为了早日康复，强忍疼痛积极配合治疗，这种强烈的求生欲望和坚强的革命毅力深深的感动着我，激励着我，使我以更大的热忱去关心他们，以更周到的护理去照顾他们……。也使我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惨烈和美国军队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在侵略战争中使用毒气弹惨无人道的罪恶行径，……。

几十年过去了，我经常想起那些伤员，我的眼前时常浮现那些负伤和牺牲战友的脸庞，也不知后来他们的伤治疗的怎样了？他们是否回到祖国的大医院治疗了？他们能安置在丹东的荣军疗养院吗？我多么希望他们都能坚强的活下去啊！

经受战火锤炼

△38军文工团在朝鲜时为前线官兵演出小歌剧《一把洋镐》剧照

在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认真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于1951年荣立大功一次；1952年荣立三等功一次；1953年6月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本篇文章的手书原稿作者简介：汤仲敏，1933年6月出生，1949年4月于北京入伍，入伍后在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学习，后分配到38军文工团参加解放战争。1950年10月19日随38军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回国。1954年1月调入东北军区文工团话剧队，曾任沈阳军区前进杂技团政治干事，沈阳军区政治部幼儿园园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