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家阿尔弗莱德·塔斯基的“美丽人生” | 袁岚峰_风闻

导读

波兰犹太人家的孩子，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中，内心仍不得不怀希望。伯克利就是塔斯基的柏林。

最近我看到一篇神奇的文章《私生活逻辑混乱的“最强”逻辑学家 | 哆嗒数学网》，介绍了伟大的逻辑学家阿尔弗莱德·塔斯基（Alfred Tarski，1901 - 1983）丰富多彩的一生。

阿尔弗莱德·塔斯基（Alfred Tarski，1901 - 1983）

一般认为，塔斯基是哥德尔（Kurt Gödel，1906 - 1978）之外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逻辑学家，不过他本人大概认为自己可以同哥德尔比肩。为什么呢？他证明了实数的一阶理论是可判定的，而哥德尔和丘奇（Alonzo Church，1903 - 1995）证明了整数的一阶理论是不可判定的。

这是一个有趣的对比，在实数域可判定的理论，在整数域却不可判定。相比之下，不可判定更让人吃惊，所以哥德尔的结果更美、更伟大。

哥德尔（Kurt Gödel，1906 - 1978）

塔斯基是波兰犹太人，生于1901年，逝于1983年，22岁拿到华沙大学博士学位。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已经迫在眉睫，美国逻辑学家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 - 2000）和几位朋友劝他来美国，但他因为害怕在陌生的国度找不到合适的学术位置而犹豫不决。正好1939年9月哈佛大学要召开“哲学和科学统一大会”（Congress of Unity of Philosophy and Science），蒯因和朋友们趁此机会为塔斯基买了机票并负责吃住，把他连蒙带骗地给整到了美国。

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 - 2000）

塔斯基到美国没几天，德国就入侵波兰。塔斯基的父母以及一堆亲戚是死在纳粹屠刀之下的最早一批波兰犹太人，蒯因救了塔斯基的命。

2012年，Roald Hoffmann（左）与袁岚峰

这是一段沉痛的经历。我的博士后导师Roald Hoffmann就是波兰犹太人，出生于1937年，即德国入侵波兰之前两年。他在二战期间跟他母亲被一位好心的乌克兰人藏在阁楼上，躲过了大屠杀。他的父亲被抓进了集中营，但他是个英雄，在集中营中发动起义，被德军镇压。

2012年，Roald Hoffmann 75岁生日的时候，我回到康奈尔大学参加聚会。老爷子在演讲的开头回忆起许多人未能坚持过二战，仍不禁哽咽失声。

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 -1970）

为了帮塔斯基找工作，蒯因请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我崇敬的学术榜样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 -1970）帮忙。罗素在回信中说：“我完全同意你对塔斯基的评价，在他那一代逻辑学家中（你除外），没人能同他比肩。”请看逻辑学家是怎样夸人的：一下夸俩，不留死角！

塔斯基1943年起出任伯克利的数学和逻辑学教授，迅速把伯克利变成了逻辑学的圣地。塔斯基培养了一批干才，包括朱莉娅·罗宾森（Julia Robinson，1918 - 1985）、张晨钟、所罗门·费佛曼（Solomon Feferman，1928 - 2016）等。

朱莉娅·罗宾森（Julia Robinson，1918 - 1985）

其中朱莉娅·罗宾森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数学院士、美国数学会第一位女会长，并对解决希尔伯特第十问题做出重要贡献。塔斯基还曾担任过符号逻辑学会的会长及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学会的会长，为逻辑事业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以上这些都像是正常的传记。但奇妙的是，这篇文章有一半篇幅是记载塔斯基跟女学生、女秘书的各种风流韵事。

例如其中有一位叫做万达·史蜜娃（Wanda Szmielew），是塔斯基的三个女博士生。文章中的说法是：

“万达的美是艳丽加神秘、大方且有范。她绝不是中国的理工大学校花身上那种敷衍、有上限的美，她是真美。把万达和赫本、梦露、范冰冰排一块，你仍然觉得万达更突出。”

又如这样一段：

“除了学生和秘书，塔斯基的花边还会延展到朋友的圈子。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的迷人妻子芙丽娜（Verena）在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其中一个是科学史家乔治·戴森），和逻辑学家乔治·克雷泽尔（Kreisel）私奔，克雷泽尔其实还是戴森邀请到普林斯顿的，这两位又都是塔斯基的朋友。那段时间，塔斯基也不断向芙丽娜献殷勤，并朗诵歌德的情诗。芙丽娜和克雷泽尔散伙后，到伯克利数学系接着读博士，那时塔斯基已移情别处，但一有机会，还是会给她背歌德情诗。”

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1923 - 2020）

戴森球模拟图

弗里曼·戴森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思想家，在2020年2月刚刚去世，享年97岁。我向观众介绍过他的很多奇思妙想，包括戴森球。没想到在介绍塔斯基的文章中读到费里曼·戴森的八卦，这简直是八卦的八卦，八卦的平方。

就在我以为这文章是八卦大全的时候，结尾来了个猝不及防的转折：

“塔斯基在十二岁时，翻译过一篇德国小说《最后一小时》，作为给父母结婚十三年纪念日的礼物。故事是这样的：死刑号子里，狱警问第二天就要被行刑的死刑犯要不要找个牧师来忏悔一下，死刑犯说，我才不要呢，我最后的时光要快乐，我想吃猪排喝啤酒，然后再打一圈牌。狱警满足了死刑犯的食欲。晚上，狱警又带着牌桌和刽子手来到号子。死刑犯的手气出奇的好，赢了一把又一把，弄得狱警和刽子手直担心他们没机会赢回来了。这时，死刑犯跟俩对手说：‘我小时候父亲要搬家到柏林，搬家前一天，我把村里的小孩都臭揍了一顿，小孩们纷纷说饶不了我，第二天要他们的哥哥们来报仇，但第二天我已经在柏林街头散步了。’

他们再接着打牌，死刑犯指控刽子手耍赖，刽子手不承认，于是俩人打起来，狱警只好把刽子手拖出号子。半小时后，狱警回到号子，死刑犯已在窗户上吊死了，他利用牌桌悬空。

这故事作为给父母的结婚纪念日礼物，看上去不合时宜。但设身处地，波兰犹太人家的孩子，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中，内心仍不得不怀希望。伯克利就是塔斯基的柏林。从这个角度看，也许他的人生和学问并没有那么割裂。”

这令我感慨万千，想起了Roald Hoffmann和反映集中营生活的喜剧电影《美丽人生》，不禁泫然泪下。

《美丽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