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角下的中日关系_风闻

去年年底，在撰（zhun）写（bei）帖（pen）子（ren）的时候，一则新闻，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0_12_29_576095.shtml

为了避免引发歧义，还是将原段落附上：

澎湃新闻：在中日民间交往方面，此前有民调显示，中日之间民间相互好感度出现反差。中方认为这值得重视和深思，王毅国委说日本社会的对华认知似乎出了偏差和问题。您如何看待？对于如何促进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有何看法？

垂秀夫：外交涉及的是国与国的关系，尽管说有各自的政府在管控，但归根结底国民之间的感情和信任问题恰恰是需要外交部门去妥善应对的。

根据你提到的舆论调查，对日本印象“好”的中国人增多，而对中国印象“不好”的日本人也很多。

在过去中国人对日印象极为不佳的时期，中方经常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措施。而日本政府也一直在努力，比如健全吸引中国游客的制度，切实开展各种文体交流和青年交流活动等。国民感情问题有着非常脆弱的一面，很多因素都可能成为其突然爆发的导火索。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改善中国人的对日情感而不懈努力。

在日本人对华情感方面，针对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以及如何扭转这种局面，还希望中方能够好好研究。当然，我们愿意同中方一起思索，如有需要也可以提出参考意见。对于中方的努力，我们会尽全力去协助。因为搞好外交部门同行间的沟通正是我们外交官的职责所在。

另外，在这次的舆论调查中，日中双方均有约7成的人回答说“日中关系很重要”。因此，我认为日中两国应该有更多的人，逾越认知上的不足和感情上的障碍，谦虚坦诚地客观看待对方，并开展多领域和多层次的交往。

       我的个人态度必须说明一下，垂秀夫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们要求他站在中国人的视角上看待问题，有点不现实，但是作为一个日本大使，还是希望其以后不但能站在日本政府的角度表态，也能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不是简简单单的说一句“国民感情问题有着非常脆弱的一面”。

       这段话强调了“中国人对日本人态度改观，是日本政府的功劳；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改观，则需要中国政府的努力”。而这，无疑也是中日双方对待中日历史（特别是近代历史），最根本的分歧点。

一、分析的前提——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的传播主体变迁的过程。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在我国古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及不同的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的影响。以史书记载的内容来看，随着权力的转移，一些同名同质的文化也一并发生了变化。

       这里有两个例子：

①《尔雅·释言》曰：“齐者，中也”；《尔雅·释地》曰：“距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桐，东至日出所为大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汉书·郊祀志》曰：“三代之居皆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尔雅·释地》曰：“中有岱岳。”

②九州为古小部中度地居民之法。古人笃于宗教，故知识稍进，又以天文地理相牵合。《周官》保章氏“以星土辩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此即《吕览》“天有九野、地有九州”之说。

……将于之广狭，今古不侔，而九与十二之数不容变，则其所分必不能一致矣。《史记·孟荀列传》云：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还之，人民禽兽莫能相同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邹衍所谓禹所序九州者，乃于《王制》《禹贡》之一州中，复分为九。今《禹贡》《尔雅》《吕览》《周官》所言之一州，已当赤县神州者九矣。衍说之异于人者，时人谓天下之大，止于《禹贡》等书所言之九州，衍则谓有如是者九，非谓当有如是者八十一也。……古人之言地理，又有系据天象推测而得者。如《尔雅》言：“距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桐，东至日所出为大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周髀》言两极治下，夏有不释之冰，物有朝生暮获是也。古盖天家言，以地为平面。北极居中央，四面皆为南，故其南方无穷《庄子·天下》举惠施之言曰“南方无穷而有穷，乃反乎恒情而言之也。

       这是中原地区依托信仰体系流传下来的“五岳”和“天下”文化变迁的两段描述。

      《尔雅》所记载的，主要是商周时期的记录，与后续的历史相比，中岳从“岱岳”，变为“嵩高”，由山东泰山，变为河南嵩山。天下九州所指代的区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前后描述地域尺度上的差异来看，这不太可能仅仅是因为创造“五岳”、“天下”文化的部族迁居、发展壮大所致。

       如果以文化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发生这种变迁的可能性，至少有两点：

1、通过强制力推行文化的传播；

2、其他族群对该文化的学习造成了客观上文化的传播。

       在这一历史时期，知识属于权贵阶层的特权，书面文字只有贵族才能解读，那么无论是那种可能性，文化传播的主体必然是以贵族为主要核心的。而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组织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掌握读写技能的人出现，传播主体所处的社会阶级有向下移动的趋势，这亦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文化基础。

       但是这一规律，并不是绝对的。笔者就以汉末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底层社会的组织结构被破坏后的表现作为切入点进行论述：

       汉初的社会制度，分封藩王，藩王实掌其国，至七国之乱，渐削王权，门阀遂起，武帝时，徙强宗大族，不得族居，新莽之乱平定后，刘秀放权予门阀，则门阀之势不可制也：《三国·魏志·仓慈传》，迁敦煌太守。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慈皆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值。

       这种社会状况，势必使得基层组织职能失效，比如：里正、亭长手中如果没有公田那就无法去管理连饭都吃不饱的平民，此时拥有土地的大族对没有土地的平民拥有绝对的权力。不但民俗中最重要的祭祀、葬礼、婚嫁，完全由大族所决定，中央政府的一些政令，在里、亭失去职能以后，事实上只能由大族执行。这一状况贯穿整个三国魏晋时期，门阀对于依附的贫民，是当作奴隶使用的，汉晋两朝在迁徙杂胡进行教化时，一定层面上激化了不同族群间的矛盾，是导致五胡乱华的原因之一。

《晋书·石勒载记》：其父周曷朱，性凶粗，不为群胡所附，每使勒代己督摄，部胡爱信之。邬人郭敬、阳曲宁驱并加资赡。勒亦感其恩，为之力耕。太安中，并州饥乱，勒与诸小胡亡散，乃自雁门依还宁驱。北泽都尉刘监欲缚卖之，驱匿之获免。勒于是潜诣纳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饥寒。敬对之流涕，以带货粥食之，并给以一副。勒谓敬曰：“今日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就谷，因执卖之，可以两济。”敬深然之。会建威将军阎粹说并州刺史东赢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两胡一枷。勒时年二十余，亦在其中。数为隆所殴辱。敬先以勒属阳及兄子时。阳，敬族兄也，是以阳、时每为解请。道路疾病，赖阳、时而济。既而卖与荏平人师欢为奴。每耕作于野，常闻鼓角之声。勒以告诸奴，诸奴归以告欢，欢亦奇其状貌而免之。欢家邻于马牧，与牧帅魏郡汲桑往来。勒以能相马，自托于桑，后遂相结为群盗。

《晋书·外戚传》言太原诸部，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

       这两段可以表明在当时的社会中，卖胡为奴的风气一定存在，当然石勒建立的后赵更为暴虐，这里仅举一例：沙门吴进言于胡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

       而当矛盾演化成不同民族间的战争时，此时是否传播、接受某种文化，已经不是门阀、平民所能决定的了，这种权力又回到了中央政府的手中。以同时期北魏的崔浩为例，他是崔宏的儿子。

《崔宏传》有云，始宏因苻坚乱，欲避地江南，于泰山为张愿所获，本图不遂，乃作诗以自伤，而不行于时，盖惧罪也。及浩诛，高允受敕收浩家，始见此诗，允知其意。允孙绰，录于允集。

又《魏书》云，初太祖诏尚书郎邓渊著《国记》十余卷，编年次事，体例未成。逮于太宗，废而不述，神䴥二年（429年），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浩及弟览、高谠、邓颖、晁继、范享、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及平两周之后，复命浩监秘书事，以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续成前纪。著作令史闵湛、郗标，素谄事浩，乃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浩赞成之。恭宗善焉。遂营于天郊东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

       在此不讨论史书的记录是否就是事情的真相，崔浩其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的史家，正反两种立场均有。只说《魏书》中诛崔浩的表面理由是“崔浩把拓跋家以前干过的事都写下来了”，后世修史的人也并没有改掉这一说法。这种状况就明确了一点，在北魏时期，史书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什么，是由站在统治地位的鲜卑人所决定的。而之后的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汉化改革引起旧鲜卑贵族不满也是一个侧面的佐证。

《魏书·高祖纪》：太和二十年（496年），十有二月，废皇太子恂为庶人。恒州刺史穆泰等在州反，遣任城王澄案治之。乐陵王思誉坐知泰阴谋不告，削爵为庶人。

《魏书·废太子恂传》：恂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中庶子高道悦数苦言致谏，恂甚衔之。高祖幸崧岳，恂留守金墉，于西掖门内与左右谋，欲召牧马，轻骑奔代。手刃道悦于禁中。领军元俨，勒门防遏，夜得宁静。厥明，尚书陆秀驰启高祖于南。高祖闻之骇惋，外寝其事，仍至汴口而还。引见群臣于清徽堂。高祖曰：“古人有言，大义灭亲。今恂欲违父背尊，跨据恒、朔，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乃废为庶人。置之河阳。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饥寒而已。恂在困踬，颇知咎悔。恒读佛经，礼拜，归心于善。高祖幸代，遂如长安。中尉李彪承间密表，告恂复与左右谋逆。高祖在长安，使中书侍郎邢峦与咸阳王禧奉诏赍椒酒诣河阳赐恂死。二十二年，冬，御史台令史龙文观坐法当死，告廷尉，称恂前被摄之日，有手书自理不知状，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贾尚，寝不为闻。尚坐系廷尉。时彪免而归，高祖在邺，尚书表收彪赴洛，会赦，遂不穷其本末。贾尚出系，暴病，数日死。

       封建主义社会（马哲概念，非指狭义的封建制度）中，文化传播主体在不同时期的变迁大抵如此，不再赘述，下面谨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描述这种文化传播主体的变迁。

       需要解释的是，在文化这个概念下，客体，作为文化的载体，在主体试图施加作用时，也一定有反向的作用。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顺水推舟”不外如是。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文化冲突的历史中，出现过很多试图缓和矛盾的办法，如起源于汉朝在唐朝大规模出现的都护府，辽朝的南北两个枢密院，元朝在西藏建立的宣政院，清朝的土司。在民族矛盾尖锐的社会状况下（不同于西方历史上以宗教战争为表现的意识形态之争，我国历史上主要是利益之争），这些手段往往会失效，传播文化的主动权虽然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

       相比于西方的近代史，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革命史，当中包含了大半的封建社会史，而短暂的民国史与抗日战争史交杂在一起，所以没有一个明确的前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换句话说，基本是在一到两代人之间完成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的一代人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西方近代史中社会变迁过程相似的是中国的现代史，而且可以说只有前40-50年，至90年代初，我国完成了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尺度上，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笔者学力尚浅，就不献丑了，仅引述几篇论文以证明笔者的观点。

       传播媒介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演变的过程中，社会地位逐渐升高，从旧社会的政治力量手中继承/获取了部分话语权。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传媒逐渐演变为媒体、平台、自媒体、网民等多层级的传播方式。当然也可以简单点，处于媒介控制下的个体传播（谨用媒介代替广义的信息传播媒体，下同），特朗普推特帐号被封的事件提醒我们一点，目前所谓的碎片化传播，仍旧是以媒体（平台）为主导的碎片化传播，现代化的信息传播媒介是工业体系下的产物，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能做到的事情——除非我们的生产力发展到一个人可以组织工业化生产（就如当代游戏所描绘的场景一样）。

       在西方自己设立的游戏规则下，文化传播的主体，表面上的确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体，无论是在B站，还是在youtube，无论是在贴吧还是在reddit，都可以看见各国的网友发帖，上文的模型讨论的是类似的问题，如果个体只掌握“说”的主动权，而选择“听”的渠道没有掌握在个体手中，“思考”时的分析工具也无法自主选择，传播文化的主动权不能说掌握在个体手中——当然，满足这些条件的个体，是传播文化的主体。

       话说的再明白一点，对内宣传阵地上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如果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媒体不去占领，那么敌人就会去占领。

       媒介在对碎片化信息的处理方式上所采取的态度，无疑是判断文化传播主体的关键因素。效仿法律执行过程中的判断方法，简单分为两类——人治和法治。当然，执行规则或者制定“审核机器人”程序的，肯定是人，我们判断的标准人治和法治的标准，主要是规则是如何制定的，以及执行规定的过程中，落实监督权的脉络。

       另一方面，教育、社会氛围等影响文化传播的因素，作为塑造国民认同进而塑造公权力的重要手段，除了无政府主义者，以美国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也并没有放弃对这两者的管控，比如限制华裔录取比例的法案，以及一直以来脸书和推特对中国正面信息的封锁、限流。

二、以毛主席视角下的中日关系变迁作为切入点，分析近现代中日两国关系的变迁。

       本段内容将从一篇论文开始，这里只粘贴摘要部分，分析部分可以视作笔者对这篇论文的读后感。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尽管日本已经在东北和沙俄打了一仗，在胶东半岛犯下战争罪行，但中日学者之间交流并未断绝，当时的民间、学界、政界，效仿日本近代维新后崛起的声音仍旧存在。文章第一部分，主席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1910-1920）也反映了这点（各位看官注意胶东半岛事件的时间）。

       同时，甲午战争、占领朝鲜也让很多人开始警惕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表示基本接受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教员在吊唁一位友人的时候，撰写了一首挽联：“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前,独令我来何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笛,特因君去尚非时。”

       而随着一战爆发后各方面局势的发展，日本的侵略意图逐渐展现。一战后各国条约限制了日本政府的动作，日本政府开始扶植伪满以及各大军阀，意图分裂并蚕食中国。紧随其后的就是日本国内的“少壮派”发动“九一八”事变，彻底激化了中日矛盾。

       在中日关系从甲午战争之后，整体向下走的历程中，学习日本的声音是逐渐增大再减小的一个过程。甲午战争之前，主张学习西方制度的声音始终没有占据主流，直到近邻明治维新的成果，以战争的形式展现在中国人面前，才打醒了清朝统治者，笔者前面分析过，封建王朝，掌握土地的统治阶级所拥有的权力是巨大的，两次鸦片战争已经让清朝意识到自身的军事实力已经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是直到甲午战争的胜利，才打破了洋务派企图在朽木上生新芽的愿想，统治阶层有这种意识产生，是清末维新派可以成为一支政治力量的前提。

       清政府灭亡后，地方军阀多与外国势力有所勾结，九一八事件作为一个标志，可以说自此以后，社会主流声音转变为对日本的仇恨，随着战争的激烈程度提高，20世纪初效仿日本的声音也逐渐降低。这一阶段，作为一个被帝国主义侵略了近百年的国家，社会各个阶层对帝国主义的仇恨都是刻入骨髓的，从集体意志的角度观察，整个社会是不希望自己变成敌人的样子的（类似今天我们对美国政府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力量的感情）。与一切帝国主义的矛盾，在这一阶段逐渐转变成主要以日本帝国主义为主，代表性的事件是中、英、美在缅印地区的联合作战。

       此时的毛主席在经历了一系列斗争后已经脱离了年轻时代对日观点的不成熟，基于区分日本人民和帝国主义政府的原则，形成了人民观，随着敌后战场的节节胜利，整个战场逐渐朝着我方有利的形势转变，在我党教育感化下，出现了一大批认识到自己也是日本法西斯的受害者的日本基层军官和普通士兵。

       抗日战争结束，进入战后对日清算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的主要态度是主张我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有权处理对日事务包括受降、接受赔偿等等，反对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垄断对日受降并且与日本军队相互勾结。

       同时又因为美苏双方冷战格局逐渐形成，美国对日政策也发生转变，不但饶恕了一大批没有对美国犯下战争罪行的日本战犯，甚至免除了731部队的战争罪行。我党也从一开始拥护蒋介石政府、美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理态度，转变为要求严格按照《波茨坦公告》的原则和相关国际协定来处置战后的本战犯。

       但最终，在以蒋介石、麦克阿瑟为代表的国民党和美帝反动势力的影响下，一部分侵华战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这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暗流的存续、战后右翼团体的重新组合和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今天，因为美国与日本特殊的关系，中日关系经常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美国扶持的吉田茂政府、佐藤内阁，多次跟随美国表现出反华反共态度。

       随着中美因为苏联的缘故邦交趋于正常化，中日关系趋于正常化。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日本政府敌视共产党的大背景下，我国制定了联合日本对抗美帝，以民间交流促进官方交流的指导方针，对不同团体所发表的中日关系的看法，表现出了区别。

比如：

       可以看见，既有对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较为平和的“应该忘记”，也有会见日本旧军人代表团时缓和气氛的“感谢日本军阀进攻了我们”，不过，当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表示：“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曰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地反省之意。”时，面对这种一国首相对日本侵华战争历史反省的轻描淡写和不彻底性，毛主席严肃地指出：“你们那个添了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了只说句添了麻烦,年轻人不满意,在中国,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时说的话。”坚定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时辩证的看待中日历史，中日关系，是基本态度。面对不同的群体，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不同的用语是斗争的艺术。

       近年来，在日本左翼政治力量被日本右翼势力打压排斥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一度走向紧张的态势，在一部分境外势力的影响下，既出现了“精日”这类民族败类，也出现了一批借钓鱼岛事件推动打砸抢的地痞流氓。

       当前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在内部，体现为不同知识水平、立场的群体间对日态度的分裂，在外部，体现为以把反华作为政治正确，塑造民众认知从而获取政治资本的外国政客。

       相比于中日蜜月期，少了一点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人，同时对日本政府而言也少了向我们内部掺沙子的空间。相比于历史上的多次低谷期，多了经贸上合作空间，文化上的交流空间，同时也给我们这些普通人一项考验——如何辩证看待当前的中日关系。

三、面对部分日本右翼在政局中搅起来的浑水，作为一个普通网民能做些什么。

       从公开的资料看，日本国会关于把日本战犯摆进靖国神社合祭的讨论，最早始于1958年4月9日。最初讨论的是乙级、丙级战犯，1978年10月正式把甲级战犯列入靖国神社合祭。教科书的修改则更加复杂，日本战败前的教科书，本就是宣扬军国主义、皇国史观的工具。日本战败后有短暂的正视历史的时期， 1955年8月,当时执政的日本民主党散发了一本小册子《值得忧虑的教科书问题》,大肆攻击中小学教科书是“马列主义的和平教科书”,是“偏向教育”。他们强烈要求删除侵略他国的历史,就连日本受害的历史记述也被强行限制。近年来更是不顾邻国（中、韩、俄）的抗议，把有争议的领土在教科书上划定为日方领土。

       从整个历史过程看，日本右翼是典型切香肠策略，利用美国在亚洲的反共反华的战略，于内打压左翼，扭曲历史真相，于外在试探邻国底线的同时，干扰国际舆论的走向。

       我国内众多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亲历者逐渐远去，也使得日本右翼在21世纪逐渐抬头。这是必须加以警惕的，美国二战后基于应对冷战的需求，释放的日本战犯（在明知我党要求严惩甲级、乙级战犯的情况下），到今天日本右翼已经形成老、中、青三代，在政界、商界、文艺界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势力范围。

       从我们自身的角度看，表达出正确的态度，是十分必要的。以@大漠叔叔 纪念海南慰安妇的视频中所表达的态度：”要说日本人，我不讨厌，我讨厌的是日本鬼子。”为例，我们讨论一下，如何继承毛主席的人民观，区分日本人民和日本鬼子。

       先举一些较为清晰的例子，比如，今天B站的一众日本UP主：@矢野浩二 、@松浦文哉-SPWZ社長- 等等，以及二战时的日本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帮助过我们的日本人，都是典型的日本友人。

       而《日台合约》签订后，被吉田茂内阁释放冈村宁次等88名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无论台当局，日本政府，美国政府怎么看，这些人始终都是“日本鬼子”。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些比较模糊的例子：

1、“精日”；

2、1978年10月，靖国神社宫司松平永芳（战败时期的宫内大臣松平庆民的长子）把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名字列入靖国神社合祭。

3、今天的日本军国主义者。

      一个大前提，今天的国际格局，日本再度成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或者是伪装成一个正常国家的军国主义国家的可能性不大。

       在第一类模糊情况中，我们国内的“精日”的危害性是当这类人出现在公共场合时，会给一些思辨能力不强的群众一种“这很正常”的错觉，这类人当然很好处理，只要他还受中国法律的管辖，那么直接用法律武器解决问题就行了，这类情况中，造成麻烦的反而是那些明知一些言论有问题，仍旧在法律的框架内散播这些言论的“公知”（知乎上最常见，不举例了）。

       第二类，日本右翼的一些“随从”，很难说这些人是“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是和那些政客一样“心怀鬼胎”。

       第三类，这类群体（实际上就是极右翼），经常制造一些言论来达成一些目的，譬如：以“中国造的东西会爆炸”来抵制中国产品，再比如炮制购买钓鱼岛的言论，引发钓鱼岛事件。如果跟这些人讲“对等反制”，那么很容易出现“保钓”时，被带节奏的群众去打砸我们自己买的日产车。

       对于这些立场模糊、在主流社会被边缘化的群体，基于“因为他这个人有问题，所以我要跟他对着干”的态度很容易出问题，今天不像冷战时期，凡是敌人反对的，都是我们应该支持的（比如最新的美国超级碗播放印度农民抗议的游行就不能用简单的敌我意识来判断）。只能就事论事，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把这类人的人格消解掉，让受众可以更偏向于关注问题本身。

       而在对内的舆论上，就更复杂了，就拿笔者撰写本文的动机来说。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帖子下发生的辩论：

       从2L展现出的他自己的视角来看，1L的言论的确有扩大仇日情绪的可能性。1L也的确没有进行反驳。但是，如果我们把最终目的定为“引导话题向正确的方向转移”，2L的行为很明显是不成功的。因为这个“你们”必然是包括当年侵华日军以及战后没有被清算的日本战犯，不把这个可能性排除，那么批判是无法达到目的的。一个中国公民，在公祭日，表达对侵华日军的痛恨，是完全正常的，作为战后的第二代、第三代人，对父母、祖父母所遭遇的灾难感同身受是完全正常的一件事。

       而如果要把舆论朝向央媒说的【我们以国之名悼念逝者不为延续仇恨只为警醒：吾辈自强】那么对立“警醒“和“仇恨”这两个概念的行为，就是有问题的。

       什么叫延续？宋朝人恨秦桧，今天的中国人也恨秦桧，这叫延续仇恨么？如果我们把这也当作延续，那很明显，历史上的反面人物，我们都别恨了。或者说，因为秦桧早就死了，你恨他也没用，所以别恨了？

同样做个模型来解读：

       正是因为我们记住日本人在历史上曾经做过什么，才能对战后没被清算那些的“日本战犯”能有警惕心——我们有能力引导舆论向不仇恨任意一个日本人的方向前进，但谁又能来保证日本政客不会继承“祖业”呢。

       如果在国家公祭日的帖子下，都是一些劝不要转嫁仇恨给今天的日本人的口号，那才是真的帮日本右翼煽风点火。抗日战争结束才76年，日本政府既没有正式纠正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也没有对甲级战犯和乙级战犯进入靖国神社合祭给东亚各国一个合理的交代。

       再换个角度说，就算我们向日本右翼展现出“我们不恨你们”的态度，也无济于事，因为最终决定日本政客态度的，是日本的国内政治局势。如第二段引述的田中角荣的发言，历史早就告诉我们结果了。

       如何带节奏的问题，以后有空再谈。仅以该贴为例，说一说，如果出现了“日本人都不是好人”这类发言，笔者会如何处理。

      我们首先定性，

这篇帖子目标群体主要是谁：中国人。可能会有外国人看，这没错，毕竟你祭祖的时候，也会有邻居看，但主要目的还是纪念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

有仇恨倾向的发言，有没有被敌人利用的可能性：有。热评里引起争议的那串在笔者看来根本不算，反而是另外一条从我多年带节奏的经验来看，更容易实现带节奏的目的。

我不细说怎么带，只说日方的经典回应是什么——“中国尝试干涉日本内政”。

       面对这样的局面，最基础也是必要的手段还是扩大中日民间交流的渠道，比如bilibili上的一众日本UP主。而如果真碰见带节奏的人，毛主席的人民观，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药，对于没有深刻学习过毛主席理论的朋友，也不要紧，两个要点：认清楚对话的对象是谁，记住最终的目的是解决问题。第二段的史料中，不同场合，不同时期，不同的对话对象，官方的措辞虽然都是不同的，但是立场从来都没有变化——首恶必究。

       今天中国人民对日本的负面印象，不仅仅来自我们对侵华战争的记忆，还有福岛核电站的鞠躬处理，日本资助亲日的“公知”“媒体”，以及篡改历史、把战犯当成英雄的行为。这些负面影响，都是有明确的对象的，不是想象中的“日本鬼子”，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哪些日本人是日本友人，哪些日本人是“不负责任的人”，哪些人干脆就是“敌人”，都是能分辨得出来的。

       而今天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负面印象，既有教科书里灌输的潜意识，也有媒体捏造的虚假信息，当然因两国文化不同造成的误解，也的确存在。

       今天的中日关系的局面这是由二战后的历史进程所决定的，笔者在此不想评价双方政治体制、民族性格的区别和优劣。面对现实才是解决问题之道，沉溺于过往的，不是在国家公祭日纪念历史的中国人民，而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历史的日本政客，既想抱美国人的大腿，又想批判美国人对日本扔原子弹，既想和中国做生意，又想方设法遮掩自己犯过的错。如此首鼠两端，最终的结局不会是时间解决一切问题，只会是今天的日本政客被日本人民彻底抛弃。

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不吝于表达对日本友好人士的赞赏，比如在B站一些优质作品下面点赞，同时也没有必要过于忧虑表达自己痛恨“日本鬼子”的情感，今天的日本右翼，是历史上被麦克阿瑟作为政治筹码释放的那一批日本甲级、乙级战犯经历各种演变形成的，面对这样的敌视中国的政治力量，表达自己的立场，日本投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来就没有放弃追究甲级乙级战犯的权力。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基于事实辩证的看待问题的思想，今天的日本友人不是历史上的日本友人，今天敌视我们的日本人，也不是历史上敌视我们的日本人，开放合作、和平发展是目前国际环境的主题。

参考资料：

1、B站up主@大漠叔叔 的作品：

2、吕思勉所著系列断代史。

3、《毛泽东的日本观研究》许屹山

4、《论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根源与实质》金美星

5、《新中国政府改造日本战犯研究》齐雪

6、《日本右翼政府对左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压制》谭晓军

7、钱学森系统工程学系列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