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愿就地过年的人，到底有什么苦衷？_风闻

       今天，关于春节出行问题，国家卫健委又给出了“船新版本”。

　　在回应“从低风险地区跨省返回城市是否必须持核酸检测证明”问题时，卫健委官微给出的回复似乎仍然需要读者做做阅读理解：

　　“低风险地区其他人员应当**持健康通行码“绿码”**出行，在体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有序流动。”

　　今天已经腊月廿六，回不回、哪天回、怎么回，大家其实早就应该做好了决定，但相关政策似乎还在不断出现新的解读。

　　而在近一段时间内，政府频频呼吁就地过年，地方上更有层层加码千般劝退，无论是“持7天内核酸检测证明”，还是“14天居家隔离”，被各种扩大为返乡务工人员设障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外漂泊的打工人对此有情绪，真的不可理解吗？

　　他们不是不识大体，去年疫情突然来临，一声令下，全国封城，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怨言。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跟所有人息息相关的大事儿，大局为重。

　　而在今年鼓励不回家的呼吁中，支持的人为数不少，但反对的声浪却也一波接着一波，真的只是他们“自私”？

　　这个问题，恰恰要从这个春节“消失”的春运说起。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人口迁徙，一年一度会准时在中国的大小城乡上演。

　　这支大军浩浩荡荡，气势磅礴，他们用尽了你能想象到的所有交通工具，包括飞机、高铁、绿皮车、轮渡、汽车……在中国的版图上，行进出无数条回家路线。

　　在并不久远的记忆里，我们应该还记得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骑着摩托车，翻山越岭，穿省跨州，冒风顶雨，风餐露宿，只为迫切地与亲人团聚。

　　人们称他们为“摩托大军”，在一票难求的春运关口，那时每年都会有数十万人以这样的形式，奔赴上千公里回家。

　　2011年，曾有一部纪录片《1350km》，拍摄出他们的艰难路程。

　　故事以一位叫做汪正年的农民工的视角展开，他也象征着千千万万在外打工人的一员。

　　汪正年的老家在贵州石阡，早年就前往1350公里外的广州肇庆，从事捣混凝土的工作，天气好的时候每月能拿到两千块钱。

　　距离那年大年三十还有10天，汪正年和妻子彭双芹开始收拾准备回家的行李，夫妇两人合算了一下，如果坐车回去，来回两趟至少要花两千多，超过了一个月工资。

　　为了省掉这笔对他们来说算“巨额”的开支，夫妇俩决定骑摩托回家，跟他们同行的还有堂哥汪长军夫妻俩，以及姐夫鲁朝军。

　　城市里的精神小伙们也喜欢骑摩托，夜晚的街道，很远就能听到他们发动机的轰鸣，很酷很拉风。不过，汪正年的回家之路，就没那么惬意了，要闯过一道道难关才能抵达终点。

　　在收费站，遇到一群穿的制服，却又不知到底是不是真的“公务人员”的人，要收两文钱才让通过，汪正年身上没有零钱，拿出一百让他们找，他们摆手说算了。

　　用了一个昼夜的时间，穿过城市、郊区和山野，汪正年几人才刚驶出广东。路上，他们会遇到自己的老乡，递上一根烟，彼此寒暄一番，匆匆交谈后，嘱咐路上小心，然后各自分开。

　　途中，他们要经过广东、广西、贵州，海拔由低到高，气温也越来越低，路上的危险系数也逐渐升高，回家之路也就更难了。

　　雨天，地面湿滑，虽然缠着塑料袋，穿着雨衣，但一路风驰电掣，刺骨的寒风依然会钻进他们的身体里。

　　实在冷得受不了了，就停下来休息，从路边捡一些杂草树叶，生火点燃，这团小小的温暖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路上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候摩托车会突然爆胎，有时候走到半途就没油了。

　　晚上休息的地方是简陋的宾馆，5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汪正年的妻子有些不舒服，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原来她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没有办法，汪正年必须将这段路走完，天还没亮，就摸着黑继续赶路。

　　汪正年常常会遇到特殊情况，他在经过一个小镇时被告知前方封路，只能绕道，而路上结冰，凶险异常，他被迫推着摩托车徒步行走。

　　饿了就吃顿简单的白菜火锅，乏了就稍微停下来歇歇脚。1350公里对城市的人来说，可能就是高铁三四个小时，对于汪正年则要五天四夜。

　　他没有手机，回家的路线被写在笔记本上，就靠着手写的地图一路导航，在茫茫的荒野里，以最原始的方式一点点推进。

　　近乡情更浓，不止是激动，当看到写有家乡名字“石阡”的路牌时，汪正年觉得，一切的辛苦是值得的。

　　快到家门时，家人和小孩都出来迎接，母亲一把抢过儿子的行李，赶紧往家里提。然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上了热气腾腾的饭。

　　汪正年只是千千万万摩托大军的一员，他们背井离乡，千里迢迢去往大城市打工，繁华的街景，喧闹的世界，与他们无关，几件衣服和一床被子就是全部的家当。

　　你如果问他们愿不愿意就地过年，我想这个答案是明摆着的。

　　史诗般的春运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上演，我们是如此地习以为常，以至于却忘掉了它的惊心动魄，那是因为我们“身在此山中”。

　　只有在春运时，普通人才会以战斗的姿态出现着，他们领着行李箱和大包小包，肩上扛着袋子，怀里揣着小孩，倒腾几次交通工具，动辄穿行几千里，哪怕路上遇到麻烦事，也会相互理解，不放在心上。

　　因为电话里频频相催的，是翘首以盼的父母，是许久未见的儿女，脑海里反复想起的，是亲切的家乡味道，把酒话桑麻，笑谈一年的收获与艰难。

　　回家过年究竟意味着什么？引用一位知乎网友的回答，“对于个人打工者来说，这是年年的“春节税”；对于城市来说，这是四十年‘改开债’”。

　　俗话说有债必偿，在这打工子弟身上，注定只是一句空言。

　　温铁军讲过这样的观点，中国并没构建西方人所说的“中央化”集权的经济体制，长期以来其实是以“地方化”为主的资源资本化的发展过程。

　　讲简单点，除了依靠“双规”这样的手段，中央对地方大员根本无能为力，由着各省之间弱肉强食。中西部的代表必须抱团利用压倒性的席位优势影响决策，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这不禁让人去思考，内地穷困地区老百姓，离开家乡前往沿海发达地区打工，究竟是改革的成果让他们受益了，还是说地区之间政策倾斜，而使他们成为被牺牲掉的一批人？

　　沿海城市经济飞速增长的前提，是可以不用负担进城务工人员的养老和生活，从而可以节省很多财政经费和土地面积。

　　大城市的资源并不对所有外地人开放，不然一众明星落户上海的新闻怎么会频频登上热搜，一张金光闪闪的户口本背后，无疑是有形无形的门槛，事实上将人分成三六九等。

　　当然，来扛水泥吃灰尘的农民工兄弟，可能更被“物化”了，也许充其量只是城市一次性的“燃料”而已。

　　那些在城市贡献青春的人，曾天真地以为自己可以留下来，但很快就会接受到社会的捶打，猛烈被教做人。

　　一轮轮的房价快速拉升，形成了巨大的闸门，不断关紧的过程中，里面的人战战兢兢，外面的人惶惶恐恐。晨鸡初叫，昏鸦争噪，哪个不去红尘闹，等年纪大了，今日少年明日老，又不得不在驱赶下离开。

　　有幸留在大城市里的才俊，往往要掏空六个钱包，以几代人的心血供养一个小家庭。而劳动力的父母长辈、妻儿老小就只能被摒除在门外，活生生的骨肉分离。

　　大城市也根本无意去吸纳每年在这里工作几百天的劳动人口，他们有没有完整的家庭，享不享受天伦之乐，并不重要。

　　于是，过年回家就成了势在必行的一场运动，各项成本的叠加就构成了“春节税”。

　　机票高铁几千元，是硬性的开支，中途来回奔波的心累体累，大量返乡人口瞬间涌入造成短时的通货膨胀，看个电影，票价上百，吃个饭，人均二百，大过年的，咬咬牙都忍了。

　　去年疫情刚刚好转，各地为了复工复产，赶紧派专机、专列和专车，农民工从家里接出来。等到要回家过年了，就视若无睹不管不顾了，用完即弃，很有精神。

　　一到春节，大城市就变空城，浩荡的城市，只属于那些手里拿着一串钥匙的收租人，属于那些脑满肠肥的产业和金融资本家。

　　而真正产生劳动价值的建设者，手里为数不多的钱，不仅要给他们房租，还要回去等着被割韭菜。

　　作为改革先行区，还是深圳示范得好，一句来了就是深圳人，曾感动了多少人，不过他们后来才知道，它其实有个隐藏含义，来了就是工具人。

　　深圳的经济体量是节节攀升，文明程度也是日益进步，不让吃狗肉政策与发达国家十分接轨。

　　然而，其医疗资源、居住条件、教育学位，甚至比不上很多二线城市，或许，这些从来就不是为外地人准备的。

　　曾经艰苦奋斗的深圳精神已经越来越远，那座袁庚缔造的城市已成了资本家的囊中之物。

　　2016年，深圳市人大会议上，一位身穿阿玛尼的少年端坐在席位上，并表达了并有“不要让一张考卷决定未来”的提议。

　　这名13岁的初二学生，身上奢侈品牌的金属 Logo 并没有被红领巾遮住，在偌大的会场，十分耀眼。

　　此人非常优秀，不仅思想先进，而且小小年纪就喜欢思考有深度、有使命感的宏大问题，首次在政坛亮相，便震惊全网。

　　也许，这就是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气度吧，而他正准备学习怎么接手这座城市的管理，不愧是少年强则国强。

　　与阿玛尼少年不同，大批的留守儿童格局就没那么高了，他们唯一乐趣就是“游戏人生”。

　　日上三竿，赖在床上组队“推塔”，夜里两三点在被窝“凶猛补刀”……学校禁止带手机，他们就偷偷摸摸玩；遇到老师和宿管检查，就把手机藏在厕所和鞋子里，而且还有同学放哨；没有充电的地方，就去小卖部花钱买电。

　　《青少年成瘾行为调研报告——基于2017/2018青少年健康行为网络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在玩游戏的时间上，留守儿童要高于非留守儿童。

　　这造成了他们作息不规律、视力下降、成绩下滑，还有很多人对学习彻底失去兴趣走上了辍学、打工的父辈们的老路。

　　试问，在不能玩水，不准爬树，没有课外活动的农村，没有任何娱乐，也没有父母陪伴，还有什么比电子游戏更具诱惑呢？

　　深圳“后浪”们出入两会，气质儒雅，浑身都散发着大视野、大局观，就不是农家少年们能学到的了。

　　的确，深圳应该骄傲，短短几十年就取得伟大成绩，全国独此一份，但它却不能贪天之功。

　　当年，工程兵部队集体转业开赴深圳，全国集中人力物力支援，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但其中是不是也包含了强制行政政策形成区域间失衡的结果呢？

　　从全国人民口中夺食，为某些城市进行利益输送，让它抢先一步富起来，而内陆地区却长时期在贫困线挣扎。这种政策倾斜，客观上也可以看作对内陆地区的剥削掠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呢？没有然后。这几年的扶贫工作才算是发现问题及时兜底止损，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在《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中，作者驻村400多天，画出了一条“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曲线：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

　　比起亲儿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更可靠。

　　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了7天假回家，看望垂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他发现父亲一口气还挺着，于是，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

　　老人无奈，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所有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人性扭曲至此，唯有仰天长叹。

​　　第一代农民工从外面赚钱回乡消费，使农村变得繁荣。而第二代农民工则城市赚钱城市花，他们的父母也将维持温饱以外的所有剩余拿给他们到城市消费。

　　这样一来，在县城买房的年轻人就不仅不赡养父母，而且通过代际剥削将父母从事农业生产所获收入全部投入到城市。新的通过代际剥削而形成的城市对农村的剥削便已成型。

　　就这样，那些到大城市燃烧自己贡献能力的打工仔们，在被冠以“外地人”的标签后，很快还会被污名化，仿佛他们永远是素质差的代名词，所有的坏事都是他们做的。

　　有人说，在大城市会感到冰冷，这份冰冷可能是你本就不属于这里，也从未被当作平等的人看待过。

　　在不回家的号召下，许多地方政府都发放了福利，以示对打工人的尊重和关怀。

　　杭州政府给留杭过年的非浙户籍务工人员发了千元现金红包，虽然简单粗暴，倒也显得实在。

　　而那些明明吸纳了更多打工人的一线城市，似乎没有太多进展，北京不咸不淡地给留京过年的人发放了20G的流量包，当然，需要是北京本地号码，有效期只有7天。

　　网友纷纷吐槽，这是鼓励外地人办理北京卡的小把戏，为运营商年底冲业绩。

　　深圳不愧是炒房之都，连劝人留下来的方式都非同一般：想留下来就买套房子吧。

　　疫情是一面镜子，我们揭开了所谓“文明世界”“民主国家”的遮羞布，看到了他们的滑稽与不堪，但照见自己的时候，也应该充满勇气去面对。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决策层从来就有很强的纠错机制。当人口快速向城市集聚，导致城市越来越不堪重负，这样的大城市病也被高层注意到了。

　　去年11月，在一篇以最高领导人署名的文章，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里，专门论述了新的城市化战略。

　　其中明确说道，“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是客观经济规律，但城市单体规模不能无限扩张”，“长期来看，全国城市都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大城市人口平均密度要有控制标准。”

　　而他在更早前还说过，避免使城市变成一块密不透气的“水泥板”。

　　也许，未来一个更加“均衡”的中国，能够允许我们大胆地想象：某一天，浩浩荡荡的春运将会成为历史，成为一段难忘的回忆。

　　那时，每个人可以更从容地选择自己扎根安家立业的城市，再也不用忍受分离之苦，思乡之痛。“就地过年”也不会再成为一个恼人的问题。

　　让每个打工人都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