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大厂”普通人的选择_风闻

快手在2月5日敲钟上市的新闻刷屏了社交媒体，可以预见，又一批人等待着涌入这个代表着“未来”的行业。

2010年后，中国互联网产业势如破竹，“互联网大厂”迅速成为了城市青年最熟悉的词汇之一。它不仅代表着那些大名鼎鼎的公司，更指向了一套高强度高回报的工作方式，和一个有点特殊的劳动群体。

总之在那时，进了“厂”，就是体面。

从这个打趣的“厂”字便能读出公众印象中的互联网公司——它规模大、业务繁、员工多，还有一定程度上的流水线作业。但原本打趣的印象，在“996ICU”、“35岁魔咒”、计时如厕，以及最近的拼多多员工猝死事件刷屏微博微信后，被加注了压迫的意味。

渐渐地，选择去互联网公司工作的人给外界一种微妙的印象，他们像是一群被驯化的人才，或高才能低自我，或独善其身不关心他人。

不过，任何“大”群体都有被架空和简化的可能。

看理想曾发布多篇文章探讨      资本家与劳动者    的关系，以及      改善“996”的可能    ，但尚未与互联网企业员工直接交流过。

为了更了解“互联网大厂”里鲜活的人的思考与选择，我们采访了三位在不同“大厂”做着不同工作的员工，试图捕捉一种去奇观化的互联网人生活。

或许，在不那么特殊的细枝末节中，铺陈着一些去标签化的、普世的困境和自我矛盾，而自洽的方法，各有千秋。

01.  

70%基层互联网创意从业者，30%脱口秀演员  

19点整。

距离在东城区的脱口秀演出还有一小时，毛冬随便吃了两口饭，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公司。

他通常会骑自己的电动车去。如果路况顺畅，气温怡人，从位于牡丹园的办公楼去演出场地大概花他20分钟，北京的冷空气是唯一能让他减速的外力。

毛冬喜欢自称午夜骑手

毛冬是字节跳动的一名员工，入职两年，从事创意策划。此前，他在上海创业失败，当了一年的自由职业者，来北京参加脱口秀比赛时经朋友牵线获得了入职字节的机会。

“当时我知道字节是一家冉冉升起的新兴大厂，它是一份正经工作，能给我相对优渥的物质回报。”和很多选择去大厂工作的人一样，毛冬的生活需要一点稳定性，但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意浪费和东东枪共事的机会。”

和字节跳动的其他部门相比，毛冬自觉自己加班的频率不算高。除了业务旺季之外，基本可以按时离开，这归功于他的领导。“我的领导  （东东枪）  非常鼓励我们按时下班，他老说‘没啥事就赶紧走’。”

但毛冬对脱口秀也是认真的。做脱口秀的两年多来，除了跑本地商演，他还办了全国巡回专场，上过《奇葩说》。如此丰富的业余生活让人很难不问出那个问题——“你是怎么平衡在字节上班和讲脱口秀的？”

毛冬的答案是，周末和请假。

事情确实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可能。工作日的商演多在晚上8点开始，毛冬只要准时下班就能赶上，而需要外出巡演和录制节目时，就请假。在大厂的两年间，他把“70%的时间分给字节，30%留给脱口秀”，而这30%的代价，是做公司里最早用完年假的人。

尽管可以通过请假和准点下班完成大部分脱口秀活动，但字节的大小周制度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我已经很久没去单立人开剧本会了，因为都在白天。开放麦  （一种宽松的单口喜剧形式，演员去打磨未成形的段子）  、Sketch  （简易的场景喜剧）  、漫才也很久没去演。”毛冬渴望参与更多喜剧创作。

某种程度上，这是个甜蜜的烦恼。

一年前，有另一位字节跳动员工风靡中文社交网络。他是在28岁实现财富自由，提前退休旅居日本的程序员郭宇。在《人物》的报道中，他自白到，自己曾因赚到一大笔收入而一度陷入迷茫和抑郁，因为他发现自己除了写代码什么都不会，未来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没有生活爱好、缺乏与不同人打交道的社交经验，是过劳之外，“996”人群的另一个普遍症状。再美好的工作都有消磨个人意志的部分，如果长时间沉浸在内，周围的世界和个人生活就会模糊起来。人的“螺丝钉”感往往就从埋头苦干开始滋生，加剧“螺丝钉”感的原因不是工作没意义，而是工作之外没有有意义的生活。

人还是得走出去。

郭宇走出字节，在日本乡间旅游时偶然迷上了温泉旅馆，如今他在异国开了家旅社生活。毛冬走出字节，骑着电动车奔波于脱口秀演出场地，路上还会放声高歌。

对于未来，毛冬期望终有一天，可以做一份输出内容与个人意志高度重合的工作。因为员工是服务于公司的，即便他所在的部门的自由度颇高，还是需要为项目的集体利益而妥协。

演出时的毛冬

脱口秀的存在，让毛冬更心平气和地接受工作带来的平庸和无力。他可以在公司当一枚默默无闻的螺丝钉，因为他知道只要走进演出剧场，就能获得掌声。

“Hello！大家好，我是毛冬毛书记。”

这是让他免于生锈的救生衣。

02.  

周末来公司“加班”，因为网速快  

在一家知识类互联网公司从事技术7年后，85后的小安“退”到了一家小内容公司。这两天，Clubhouse非常火，拥有三个邀请码的他瞬间成了全司最内行的互联网人士。

小安入行的2013年，互联网业内流传着一个说法，即想要实现财务自由，就去初创公司，因为这样可以拿到期权。

按照这个方法论，小安找到了一家合适的。他既认同公司的产品，团队的规模又尚小，公司也给了员工做创新尝试的空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能“摸鱼”搞点自己喜欢的。

头几年，小安和同事们待在公司的时间很多。刚工作时需要尽快熟悉公司代码架构所以经常晚走，后面偶尔周末也会去“加班”，学习一些新技术，搞一些side project，毕竟互联网公司的网速比家里的快。

当然他们也不只去网上冲浪。小安有同事利用空余时间和公司过人的网速，做了一个开门APP。

技术之外，小安对投资很感兴趣。在播客尚未在大陆流行时，他就已经和好友开过一档专门聊投资理财的播客，后来因为表达能力不好，也没什么听众，做了几期便搁置了。

创业公司鼓励创新的氛围让七年前的小安感到兴奋。“这种加班是受自我驱动的，大家都能从中获得正向的反馈。”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安的公司和其他互联网公司都在壮大，当头部互联网产品都迈过了拉新用户的阶段后，大家纷纷开始涉足竞争对手的业务，以争夺用户时间。原本分散的竞争者就这样聚集到同一条赛道上。

发展，与竞争共生，而竞争不会是安逸的。各个大厂都因为开拓新业务而出现了大规模的加班，小安把这视为产业蓬勃发展的连带现象。

但“996”也分实行得好和不好的。“有的公司仅仅是为了效仿头部公司的制度，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业务，这样员工加班摸鱼，公司付出加班成本，不断恶循环。”

后来，小安也负责起一些招聘工作。

他诧异地发现，即便公司提供的薪酬并不比那些践行“996”的公司低多少，有些应届生反而选择了“996”的公司，因为这证明公司项目多机会多，能“用两年的时间换三年的经验”。他切实地感受到了年轻人想要快速成长的普遍渴望，对他们而言，马云的“996福报论”不是一个资本家的大放厥词。

按照互联网的“行规”，85后的小安已经快步入中年了。但作为一个在中年离开了互联网公司的名副其实的互联网中年人，小安认为“35岁魔咒”有夸张成分。

“对于一些乐于钻研技术，想在一个领域深耕的程序员们来说，一般不会面临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技术好。而一些仅仅是因为程序员薪酬高而入行的人，可能会更容易遇到瓶颈，倒不一定会被淘汰，只是薪资涨幅有限。”小安主张，大部分程序员还是有选择的，大厂的淘汰率没有外界描述的严重。

而他离开大厂的原因，则是生活重心的改变。

2021年，当年只有50人的小团队已经发展成一个千余人的公司，小安在里面是个带双端的管理层。但公司变大，从前的创新氛围被效率需求所取替，它渐渐“变成了一家普通的公司”，小安从中获得的价值感也随之变少。

去年，小安的孩子出生，他想分更多时间给家庭，于是选择离开，又去了一家只有50人的小内容公司。  现在，小安可以每天按时回家吃晚饭，身边有一群更多元化的同事，偶尔还会被别人  邀请去录制播客。

这像是一次时间的回旋，又像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03.  

“大学”  

妮可入职百度三个月了，她在这个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员工的大厂里从事视频节目策划。

每天早上，妮可需要从北三环附近的家通勤到北五环外的百度科技园，耗时一小时以上，所幸她的所属部门打卡制度比较宽松。

问及日常加班情况时，妮可表示这因项目流程而定。“策划初期，比如像找选题的时候时间相对自由一点，但正式进入制作阶段就会有很多琐事需要跟进和解决，这种时候就会加班。”

上一个视频项目制作期间，妮可经常加班到十点，周末也需要处理突发情况。有一次周六晚和朋友在三里屯吃寿喜锅，妮可意外发现第二天要上线的专题的名字与别家媒体撞了，她不得不马上和领导商量对策，因为这牵涉到合作方以及后续物料的制作。

但妮可也没有多反感“996”，她认为那是个人选择。“这边没有强制性的‘996’，更多是一种软性氛围。但一个人如果对工作有热情并想做好，加班是很正常的现象。”在她看来，比起工作时长，弹性工作制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界线是个更大的问题。

加班必然会压缩享受个人爱好的时间，但这对自诩都市文艺青年的妮可的影响不大。

“爱好嘛，当代都市青年不都差不多吗？无非是看片，读书，唱歌，尤克里里，刻章，健身……”妮可玩笑似地列了一长串，当对前三个爱好到底是打发时间还是真兴趣表示怀疑时，她笑笑说：“我走在路上或者骑车都会哼歌，这还不算爱好吗？”

对于很多内容从业者而言，看电影和读书确实是工作的一部分。只是个人意志和公司意志永远不可能百分百重合，那些自己想看的闲书电影，妮可会在通勤路上或周末看。

至于后三个爱好，就真的浅尝辄止了。妮可回忆，入职百度的前两个月，她的健身教练每周都会微信她去上课，但就在前两周，妮可第N次发出“下次一定”之后，教练再也没找她。

“被教练抛弃的感觉的确有点伤心。”

忙归忙，妮可做足了心理准备。大学毕业后，她辗转过好几家创业公司，这次她想回到一家架构完整的大公司工作。

百度大到给人一种大学的感觉。几栋办公楼屹立在科技园区的不同角落，由空中走廊连接成一个硕大的四边形。四边形中央是下沉广场，中午时分稀稀拉拉站着抽烟和踢毽子的人，他们大多刚从员工食堂出来。百度的食堂选择丰富，妮可常吃烤鱼、生煎包和麻辣香锅。

去年11月入职当天，妮可被安排在一个大会议室里与上百号人一起走入职流程，她形容“非常像大学新生”。 

在中国互联网行业中，百度是资历最老的一批大厂，但它的公众形象却没有和资历形成正比——几乎无人不知那句“中国人不需要隐私”。事实上，拼多多、美团、字节跳动等企业都面临着相似的拷问，它们不是工作制度就是产品算法被指剥削。

在由“996”衍生的关于互联网大厂体系的讨论中，“平庸之恶”的概念被越来越多人熟知。那些参与加班的员工，参与写算法的程序员和产品经理，是否该为这套体系下的剥削承担一定责任？去这些公司工作，是否就意味着在挣他人的血汗钱？

妮可处理这个矛盾的方式是，只着眼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

“我只评判我的工作所带来的价值，以及在公司这个环境里是否可以实现。互联网（大厂）内部有太多业务线和部门，它们做的事都不好吗？未必。所以我关注我那部分的价值就好了。这是我个人足以自洽的理由。”

今天，互联网行业的膀臂早已伸展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能与此般庞大的体系割席也是一种“特权”。对妮可来说，在体系内保持反思，是她的“力所能及”。

妮可拍摄的西二旗地铁站

最后，我们聊到是否想过换一种生活，妮可若有所思地说，“有啊，但我们一直都在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想法也一直在改变，所以一下子说不上来。”

“那为什么想换呢？”

“也许是因为通勤时间太长了？”这回，妮可的回答十分简洁。

尾声.  

采访提纲的最后一行，躺着这么一个问题：你认为外界对互联网公司有什么误解？

在三场采访抵达尾声前，毛冬、小安、妮可都在回答其他问题时表达过相似的想法：外界口中的“互联网大厂”指代的群体太大了。

这里有写程序的，干创意的，当财务的，做行政的，有人加班多挣得多，有人加班多挣得少，有人加班少挣得多，有人加班少挣得少。

当然，倒不是要用“具体个例具体讨论”来捂住一切对制度的质疑与反思，但理论和现实的碰撞就是充满了错位，我们需要反复观察现实，才可能填补部分空缺。

厂内厂外，我们殊途同归，归到最后，也许是李诞写在《候场》里的那句：“老子已经打卡了，还要我怎样？”

（文中的小安、妮可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