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汪士铎一窥晚清至目前的知识阶层（转载）_风闻

对思想史的观察有助于了解历史，而汪士铎的思想是了解清末保皇人士的一个窗口，可以从《乙丙日记》那张狂的文字中窥探到清末历史涌动的潜流，而且也与几十年以后的一位反儒崇法人士不谋而合，故特此对其思想进行一番阐述。

晚清以来的思想谱系一直以来是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一般认为，鸦片战争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这一切研究的起点，近代史也是自1840年开始。从此以后，传统与西化，保守与激进，立宪与革命，专制与民主，这些话题被反复提及，成为永远绕不过去的课题。不过按讨论的参与度和话题的广泛度来考量，实际上直到20世纪初期，大量报社开办，各方论战不休之时，下述近代知识分子的格局才最终成型：

在大多数人印象里，近代中国的主轴是“传统派”与“西化派”的对抗。所谓“传统派”，大概是倭仁、王国维等。西化派，大概就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派和辛亥革命党——某些观点认为，正所谓“民族主义是从欧洲学来的”，所以革命党是改革派激进的产物，是彻底对满清这一“传统中国”失望的一群人。而洋务派和改革派，大概就是两者之间，要求一个“平衡”的折衷派。总而言之，大多数人印象里，近代中国两边知识分子的共同主张就是“爱国主义”，他们的共同底线是“救亡图存”。各派之间的区别在于手段不同：一边认为救国就必须保护以满清为代表的“传统”（辜鸿铭和王国维的辫子即是个鲜明的象征），另一边认为，要爱国，就得和传统彻底决裂（所谓“汉字不死，中国不兴也”）。

认为汉字必将灭亡，却不幸先一步离开的伟大思想家

汪士铎作为一个例证，恰好证明了此模型是大错特错的。

首先，汪士铎是完完全全的19世纪人，并未参与到上世纪初的数次论战中，其日记在三十年代被出版后，虽然引起轩然大波，但是并未影响之前的思想体系，他与后来的激进主义者们也并未形成思想上的前后继承关系。不如说，这一点才是关键——何以在太平天国时期写下并在三十年代出版的《乙丙日记》，与五四青年们的某些激进主义思想如此吻合？汪士铎所反思的东西，大多出于他在太平天国乃至鸦片战争前的观察，这又是否说明我们研究近代思想史的视角应该往前延伸？汪士铎对儒家“无用之学”的批判的样本，正是在在有清一代登峰造极的训诂考证学，儒家的这一变化又为何突然发生？这里有一次强力的外力干涉，使得原本在自发演变的思想产生了不可逆的形变，这一形变又在后来的清末引起了巨大反弹，其掀起的激进主义浪潮延续至今。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对近代史起点的定义问题。

其次，汪士铎的思想即有前述“传统派”中保皇、保满清朝廷的鲜明立场，也有“西化派”中的激进主义底色。他有着鲜明的“文化决定论”，他极端反儒反孔，他强调控制人口的必要性，他对人口与“内卷”的看法，都与五四知识分子乃至当今中国知识界的很多看法不谋而合。那么问题来了，二者到底有何根本上的共同点呢？

探索汪士铎的思想是了解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窗口。了解汪士铎有助于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主轴。

汪士铎（1802~1889）字振庵，号悔翁，江苏南京人。入胡林翼幕内，于其间结识曾国藩，后入曾国藩幕内，为其出谋划策。曾国藩说他是“血性男子”，又说他“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1]。胡林翼甚至称赞他是“旷代醇儒”[2]。在清末儒生眼中，汪士铎是一位礼学大家、一位经世学者。20世纪30年代邓之诚（1887—1960）整理出版他的《乙丙日记》后，汪士铎有了另一个面目——他是旧传统的激烈批评者，是个狂人，而且他的狂怪议论让人读了“头目皆疼”，以致张尔田（1874—1945）要专门出版一部《乙丙日记纠谬》来反驳他，并且将汪氏等同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吴虞（1872—1949）[3]。

那么汪到底有什么主张以至于如此惊世骇俗呢？难道汪是一个深柜的“西化派”，只是还没有发明出系统的改革/革命的西化理论，或者手头没有足够的“思想资源”，所以只好暂时躲在儒家的壳子里，当一个异端么？（一如李泽厚之类对19世纪满清“异端”的定义）——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但又不能单单这么说。汪的思想主张大体有这样几个核心：控制人口、反儒颂法，以及拥护满清。

一.控制人口

经济思想史学家赵靖认为：“洪亮吉并不能算作中国的马尔萨斯，这个头衔应该归于半个多世纪以后的汪士铎。晚清时期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尚未传入，汪士铎便已有了控制人口数量的打算。汪士铎的人口思想形成于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其在《乙丙日记》中将太平天国起义的根源归结于人口问题（“世乱之由，人多”），认为是人口膨胀造成了国家的动荡（“生齿日亿兆，山泽力难养”、“度其果饱温，未忍去乡党”），而维护社会稳定的首要任务就是控制人口，使其与国家经济规模相适应（“夫民不可过少，亦万不容过多”[4]）。此处甚至能看到八十年代一胎化前夕，宋健等学者用社会工程学论证计划生育必要性的影子。在他看来，土地是有限的，不断增多的人口定会造成土地资源稀缺，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他还认为人口增多会与行政资源形成矛盾（“官不足以官之……不为乱不止”），乃至于引发聚众造反，甚至导致人才越来越少。

为了解决心目中的人口问题，他提出了晚婚晚育、弃农经商、歧视妇女、屠杀民众等办法。汪士铎是中国近代倡导晚婚晚育的第一人，认为应该“严禁男子二十五岁以内，女子二十岁以内嫁娶”。同时，他对农民的厌恶之情也令人咋舌（“天下最愚、最不听教诲、不讲理者乡人。自守其所谓理而不改，教以‘正’则哗然动怒，导以为非为乱，则挺然称首”）。不同于以往重农抑商观点的出发点，汪士铎认为农民的生育数量一直很高，而城市商人的生育率更低，因此才提倡农民经商。

汪士铎还认为，防止人多的关键在于控制妇女数量（“女多，故生人多，而生祸乱”），并由此派生出杀伤妇女的主张（“长治久安之策，弛溺女之禁，推溺女之法，施送断胎冷药”），他为了保证自己的主张得到执行，设计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立溺女之赏”、“严立妇女之刑”、“妇人严禁文绣之技”、“家有两女倍其赋，……严再嫁之律，犯者斩决”【5】。除此之外，他还要求“非富人不可取妻，不可生女，生即溺之，既生子，而形体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即皆佳矣，亦可留一子，多不可过二子，三子即溺之，吃冷药使勿孕”、“立清节贞女之堂，广施不生育之方药”。也就是说，他要求淹死刚出生的女婴，给妇女服用打胎药物，对生育多的妇女施行金钱处罚。他把这种控制人口的办法当作救世的良方，“行之三十年而民可渐减，行之六十年，而天下皆富矣”。

汪士铎为了实现消灭七八成人口的目标，热烈期望着各种屠杀（“草芟而兽猕之”、“天不以刀兵消息之，何法处此”、“天不行疫使人死，女子格外多寿”、“水旱疾疫”）。汪士铎就是这样在《乙丙日记》中竭力赞美和追捧令常人闻之色变的天灾、人祸和瘟疫的。

二.反儒颂法

汪士铎并不是一个陈腐的老儒，他激烈地批判“传统儒家”。他在日记中用“过仁酿乱，过文无用”、“迁腐”、“浮夸”、“空谈”这种词语来责难孔子，认为现实世界要讲霸道而不是王道。对于孟子，他评为“无理取闹”、“大言不惭”、“惑世诬民”的“害人精”。在他看来，仁义道德是不能治国的，只有使用武力才能控制社会（“立太公、周公、孔子于上，而以韩、申、商，又辅以白起、王翦、韩信，配以管仲、诸葛，则庶乎长治久安之道矣”）。他提倡的十四徳（“城府阻于洞壑”、“机械捷于般倕”、“明睿炳于水鉴”、“灵警敏于鬼神”、“断制决于齐斧”、“勇敢鸷于雕隼”、“谋谲诡于良平”、“武略百于起翦”、“矫捷奇于猿猱”、“言辩敏于苏张”、“巧诈给于汤宏”、“残忍过于闯献”、“深刻倍于商韩”、“威力迈于贲育”）也没有一样不是反对儒家的。

汪士铎认为儒家的王道、仁爱是没有用处的，应该要严、要杀，主张“爱克”与“威克”，认为民之“畏威”甚于“归仁”，人民既然只畏威而不慕仁，则“威克之功大哉”，则此时治理天下，不但不应行仁爱，反而“要至不仁”【6】。他在日记中经常把满清的失败归咎于仁义，他认为满人错在过于仁义，杀得不狠，杀得不多——对于熟知历史的人来说，仅这一条就足够反常识了。他曾在太平天国起义中向满清献策，召募江淮一带“诸剧盗”，以加强清军的战斗力；杀光狱中的囚犯以防暴动；将城外附近的房星、船只、木料、粮食，一律烧光抢光，以断绝太平军的凭借【7】。他就是这样不断赞扬、呼唤凭借暴力、动辄屠杀的治理方式的。

在汪士铎看来，应该以“能杀敢杀”作为各级官员的选拔标准，“各级官员均以威断多杀为贵，有言仁慈不嗜杀者立斩” 。并提出把“光棍游荡少年”编入满清军伍，来提高杀伤力，以对抗太平天国。他还提出定额杀人：“各州县以岁杀光棍三十个、盗五人为称职，割取左耳送刑部验收，如果杀的是“贼”不是“盗”，则两个“贼”抵一个“盗”。乃至于叫嚣“各总督以岁杀万人为定额。”

三.拥护满清

汪士铎在日记中对于妇女和儒家大加批判，却真心实意地颂扬满情。他说“今日岂少廉吏？”、“今国家可谓至仁，行王政，行仁政矣”。在他眼中，满情不仅大仁大义，而且比得上三代之治（“今日之法度规画，虽使尧殚周孔为之未必有过于今日之治平，虽唐虞三代之盛，未必愈此”）。

他极度反感汉族自古以来的华夷之辩，声称华夷之分是荒谬的、无聊的——“夷狄者，古人之私心而有激之言也”，绩溪人士说清朝的冠服不如明代，汪氏反驳说明代人的冠服也不是三代之法服；绩溪人士说满人名字译音甚怪，汪氏说经书中也有这一类怪名字。他说“夷”之一名不能成立，所谓“中国”，也是一个逐渐形成的概念——“所谓中国者，渐拓渐广，遂取古人所谓夷者中国之，然则后人安见不六合一家无所谓夷也”。究竟谁是“中国”，谁是“夷狄”，根本没有定界，他认为如照着现代人的议论推下去，“伏羲神农舜禹文王为夷”。他甚至反对历史上以汉族为主的正统论【8】。在当前的舆论生态里，大多数知识分子也赞同这一点。他们经常引述元儒许衡对韩愈原文的篡改版本——“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来论证中国只是供各民族胜者随意摘取的一顶帽子，而不是汉族的民族国家。不消说，汪士铎的华夷观，又跟当今的主流民族观和对“中国”这一词的解释不谋而合。

四. 两种被遗忘的视角

前文已经说过，汪士铎不能用简单的“传统”与“西化”（或者说“激进”）来概括。他一方面捍卫满清朝廷的正统性，一方面有很多激进主义言论。为了解释这个矛盾，笔者提供两种视角：

首先，是一个一直以来被忽视的问题——当我们谈论传统时，指的究竟是谁的传统？所谓文化，是易于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而流动转变的，且经常被迫为统治者服务。儒家文化这一传统就变过很多次——从孔子到董仲舒，从宋明理学到陆王心学，不同时期人们谈起“儒家”时所想起的东西各不相同。然而就儒家的民族观来说，从春秋时期一直到宋末，都遵循着“华夷之辩”的春秋大义未曾改变。但是到元初，受第一次彻底的神州陆沉的影响，儒家被改造、被篡改了很多，许衡将韩愈的“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明显的反问句）篡改为“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变成了断言）并为蒙元统治者服务，这一影响深远的嬗变就是在这一时期。到明初，朱元璋清理蒙元胡俗，大力启用方孝孺等儒者，重铸华夷之辩，将文化从蛮族的武力之下解放，重新安置在自发的轨道上。明中期发展出的王阳明心学，便是儒家文化重新自发演化的结果。

但是到明清易代之后，自发演化的轨迹再次被打断。以雍正做《大义觉迷录》，用五伦君权来力压华夷之辩，并杀吕留良全族以儆效尤为标志，满清统治者开启了全方位的文字狱。明末清初的历史当然是重灾区，无数藏书被焚毁，数万人被杀头或开棺戮尸。君臣之义被无限拔高到远远高于春秋大义，满人殖民汉人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被深深地埋藏起来。钱穆回忆说，他小时候甚至不知道皇帝是满人，这就是极权洗脑带来的后果。而汪士铎所谓的“传统”的一面——即他尊满、保皇、解构华夷之辩，将“中国”的概念从汉民族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等等思路，其实都是满清一朝所形成的传统，其间不过二百年。这样看来，汪士铎不如说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激进主义者，他既反诸如“仁爱”、“多子多福”之类的传统价值观，也反自孔子以来一脉相承的华夷之辩。

需要注意的是，异族极权带来的高压渗入汉人社会的每一处毛细血管，除了被文字狱直接牵连波及的数十万人以外，其他文人百姓都不得不扣字、焚书以自保。在这种环境下，“自由地思考”当然是天方夜谭，空有一肚子墨水的文人们只能埋首故纸堆，以训诂考证为生，并强行拔高自己这一行为的意义（所谓“恢复三代之治的本来面貌”）。这才是汪士铎所批判的“无用的儒学”的真面目——在极权高压下嬗变的考证学，本来就“不敢”有用。汪士反儒学而不反满清，反受害者而不反加害者，足见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们欺软怕硬的真面目，这一面目即使在今天也屡屡得见。

除了区分传统的来源以外，另一种视角是彻底抛弃所谓“传统——激进”的模型，重新以民族角度来思考问题。如前一段所述，即便是传统，也分为汉人传统（华夷之辩）和异族殖民传统（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那何不抽出“传统”这一层中转概念，直接以民族视角来思考问题？这就是笔者接下来要讨论的。

五. 汪士铎的思想来源

我们可以先与其他民族做一比较。

不说深受儒家影响的汉族君主，汪氏的想法甚至也和其他正常（指未被殖民）民族的君主截然不同。汪出生的前一年，拿破仑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汪出生的第二年，拿破仑称帝，法国靠着人口优势和拿破仑本人的的才能横扫欧陆。随后，俄罗斯也称霸欧洲，其凭借的是俄罗斯民族的“地大物博”——直观来说，就是源源不断的可动员人口，他们被敌人成为“灰色牲口”。

对正常君主来说，任何时期“人多”都代表“税多”，在燧发枪时代，人多更意味着战场上的兵力多，减少人口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只有满清和奥斯曼这样的极权殖民国家才会恐惧主体民族的人口。对满清来说，治下人口增加会让极权统治变得困难，特别是在体量为王的燧发枪时代，汉民族人口越多，反抗满清就越容易——就算太平天国最终被镇压，捻军和其他起义军依旧此起彼伏。唯有尽可能减少汉民族人口，才能从根本上保住满清殖民帝国的存在。这可能便是汪氏一切“离经叛道”之举潜意识中的出发点。当看到人民的反抗已经不可能通过麻醉来敷衍，知道自己深爱国家的合法性荡然无存，只好寄托于屠杀和恐怖手段。“保满清”才是汪士铎的根本目的，爱（清）国才是他反民族主义、反儒、歌颂杀人的原因。汪氏看待汉民族的心态，与奥斯曼苏丹看待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心态如出一辙，手段也是如此的相似。这种心态，也是在1848年欧洲民族之春时，各民族日益觉醒反对外族统治的趋势下，各个绝望的外族殖民者和其忠诚的殖民地本土臣仆的共同心态。

那么汪是一个“深柜”的西化派或曰“前西化派时代的西化派”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我们必须承认，激烈反对汉人民族意识、声嘶力竭地歌颂满清的汪氏，是一个虔诚而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但不是民族主义者，他与下一代知识分子（所谓洋务派与改革派）最大的差别，在于对儒家的态度。洋务派试图用改良挽救满清，用西方的国民主义教育消解汉人的民族意识，增强他们对满清版“中国”的归属感。改革派的思路也差不多，只是把工具换成了立宪和激进主义，比如康有为所鼓吹的世界大同。

总而言之，汪与后两者并无本质差别，都是在保满清的爱国主义支配之下的爱国之举，区别仅在于手段。作为“老前辈”的汪主张以杀戮和彻底摧毁汉人传统的方式保满清，在历史证明这条路走不通以后，后来的洋务派和改革派转而打意识形态牌，试图用“儒家”和“中国”的概念消灭汉人的民族意识，掩盖满清对汉人的殖民。奥地利的日耳曼人为了塑造对意大利统治的合法性，勾结天主教，试图塑造新的天主教共同体，并为之大声唱赞歌；奥匈帝国建立后，哈布斯堡家族为了镇压马扎儿人、各路斯拉夫人乃至日耳曼人的反抗，转而试图构建“审美民族”这一新的共同体。洋务派和改革派之类爱殖民帝国的人也是如此运作的，他们不再像汪氏那样反对以儒家为代表的意识形态，转而加紧篡夺对儒家的定义权，彻底改造儒家，使之成为消灭汉人民族意识的工具。

新一代的爱国者们也确实成功了。在满人支持者觉得儒家的华夷之辨、鼓励生育、鼓励宗族和小共同体、仰慕大同之世动摇了皇清统治，并养出四亿多汉人毁了他们多民族的和谐的大岱清固伦的时候，第一批留洋的清儒却觉得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就是三代之治，也不认为西方这些制度和儒家的追求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等到爱国者们转而试图改造儒家，制造出超民族的“儒家共同体”来反对汉民族以后，康梁时代的新一代儒生就普遍成为了保教保国的信徒，宣称被洋人统治就是儒家的灭亡，是彻底的亡国灭种，邹容在《革命军》中骂他们不知道自己已成满清野蛮人的奴隶，却不愿意做文明人的奴隶，想想也颇有道理。

在此爱国主义形势一片大好之际，汪氏当初的直白反儒反倒成为新一代“爱国者”们赞美儒家、以儒家忠实信徒自居的绊脚石，“后辈们”纷纷对汪氏避之不及。无论是打着儒教保教旗号对付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曾国藩倒是也奉行对太平天国占区汉人的大屠杀政策，通过最大限度减少汉人人口来维护满清统治，看来与“多一个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帝国就多一分危险”所见略同），还是日后搞洋务的张之洞，都需要拿儒家来塑造“满清正统”、“儒家文明团结一致对抗洋人”的形象。讽刺地想，汪士铎当初可能也在潜意识里知道有害于同行们的保皇大业，才不同意刊行自己的日记吧？

六.近代史的主轴——“满党”和“汉党”、“保皇党”和“革命党”的对抗

清末的吴研人可以视作汪士铎的镜像。吴主张“恢复旧道德”——他起初完全拒绝一切时髦的新文化，后随着时间推移，慢慢接受了一部分，但终究还是心心念念“旧道德”。在上海见识了“西洋文明的电器”后，吴研人开始转变，转化为反对维新，但赞赏洋人的器械。这与某些“顽固派”颇为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吴研人极度仇恨满清和少数民族的殖民统治（对西方人倒是不甚关心），一门心思想着对蛮族斩尽杀绝，以至于在他的小说里贯穿始终的主线就是对蒙古人——实际上映射的是满人——的屠杀。

类似吴研人和汪士铎这样的镜像还有很多，1644年以来，汉人历史的关键并非进步与保守的冲突，而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殊死搏斗。**爱国主义，爱的是满清国；民族主义，要的是汉民族的独立自强，故而这条线也可以被简化为满汉之争。天理教也罢，太平天国也罢，林爽文也罢，这些希望建立起传统汉人王朝的人们虽然在某些领域显得保守（当然，他们如果成功，日后也不会排斥进步），但因其反满，就仍属于革命派；而孙中山和秋瑾等人在政治制度维度赞赏共和制度，可以算是“激进革命派”。

前者虽然保守，也是要革命的——因为满清的中国是异族统治，理应被推翻。

实际上很多保守的汉人反倒对加入革命、摧毁满清非常热忱，因为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本来就不需要“非进步不革命”，**革命和进步这两个概念本来就是解耦的，**把他们混为一谈才是一种政论戏法。

只要外族统治存在，那么本民族就有权利革命，拿回自己的当家做主的权利。拿破仑统治西班牙的时候，西班牙“反动教士”和“进步知识分子”一起向法国入侵者发动进攻；拿破仑进攻莫斯科时，俄罗斯最保守的农奴主和最西化的新兴贵族也同样一起动身反抗拿破仑——正如《战争与和平》里所反映的一般。保守主义者参加民族革命，这压根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命题，真正值得讨论的是——满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

满清治下，汉人的生活非常困苦。《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鬻女的情况十分普遍【9】。吴宾的《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一文记载了历代粮食人均占有量，秦汉为985斤，隋唐为988斤，宋代为1457斤，明代为1192斤，而乾隆年间仅为780斤。是什么导致了饥饿呢？在汪士铎看来，是人口过多。既然如此，为何不允许汉人向东北广袤土地移民开拓呢？为何不开放柳条边或者支援扩殖南洋的汉人？——为了给满人留下后路，满清必须这么做，这已经说明了这个政权的异质性。

军事上同样如此，满清出于防汉抑汉的需要，不允许发展火器，因为一旦大量装备新式火枪，人数众多的汉人在军事上获得的提升要比满人大得多，力量的天平就会失衡。无论西方使团带来的火器，还是民间汉人发明的连发火铳，亦或是在清准战争中缴获的新式大炮，都被满清皇帝弃之不用或牢牢封存。

军事上的倒退导致了清末一连串的军事失利，最后竟成了知识分子们反思汉人所谓“民族性”的原材料。

马戛尔尼作为八国联军的指挥官肯定直白：“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欧洲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10】

满清治下的诸多怪相足以说明，从所谓“传统”和“西化”的角度理去解满清治下中国的近代史，并把革命派当成是改革派的激进产物的行为是行不通的。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只有两派：

一派是革命党，从天理教和会党这些复刻朱元璋之路的传统领袖开始，到鸦片战争期间支持盎萨人、对满清冷漠的两广士绅，再到集众人之大成的洪秀全，捻军、林爽文等其他其它前仆后继的革命领袖，最终是吴趼人甚至章太炎，这种“保守民族革命”的思想路线始终存在。孙中山等走共和路线的“开明革命派”与前者略有不同，他们认为农民起义——威权君主——重建汉人政权的路线已经不合时宜，而可以尝试一步到位直接建立汉族共和国。可以认为他们是当初那些认为西方实现了“三代之治”的19世纪“大儒”们的继承者。虽有制度偏好上的差异，但两方在消灭满清的优先级上全无分歧。

与他们截然相反的是满清忠臣——保皇党。这一派以林则徐和魏源为起点。满清是一个典型的前燧发枪时代（即冷热兵器混合时代）产物，是靠大炮和骑兵统治的外族军事殖民帝国，它的性质与莫卧儿帝国、萨法维波斯和奥斯曼土耳其完全一致。

这种帝国在燧发枪时代到来之后，就变得无力在战场上对抗欧洲那些实行总动员的现代民族国家，同时也难以镇压受其统治的其他民各族。在这种情况下，“忧国忧民”的林则徐和魏源为了延续满清“正统”的统治，倡议“开眼看世界”（讽刺的是，汉人当初就是在满清的屠刀下被迫对外“闭眼”的）。

他们认为满清的武力优势已经无法维持，必须通过学习才能保持武力优势，镇压汉人。他们这一思路的后继者曾国藩看到太平天国打出的宗教旗号后，如同1848年欧洲那些高举天主教大旗镇压民族革命的外族统治者一样，依样画葫芦，举起儒家大旗，以此为法理镇压汉族的民族革命。而汪士铎看到了儒家对于满清统治的“无用”，所以说了真心话。

此后张之洞提出了系统模仿西方，重建军队，并输入爱国主义教育等一揽子方案。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革派则发明了提倡学习西方制度、建立儒教、大肆宣扬“爱国主义”（可类比为奥斯曼主义）的新路，梁启超和严复们也先后编造出“文化论”和“现代化论”给满清开脱，一起衍生为激进主义——“彻底改造旧社会，以建立强大的新国家”，此举进一步规避汉人的民族意识。最终在新文化运动中，逐渐汇聚成了“就算满清灭亡，满人皇帝不复存在，汉人也会建立一个没有满人皇帝的新满清”这一断言。

这个脉络是非常清晰的，所谓“儒家”也罢，“传统”也罢，都只是“保皇”（爱国、爱满清国）的工具。只要符合满清的利益，儒家可以被捧到天上（康有为），也可以被摔到地上（汪士铎）。只要符合满清的利益，汉人可以一方面被剥夺自己的语言（汉字拉丁化），一方面必须留着辫子之类的所谓“传统”。王国维之流的保守和批判国民性全面西化的所谓进步，在结果上是一丘之貉，都起到了给满清脱罪的作用。就如同孙中山敬重朱元璋与洪秀全一样，保守和进步，都只是革命派和保皇派各自内部的工具罢了。

七.结论

近代史（以及近代思想史）真正的开端是明清易代的1644年，这之后满清一方面实行“诛戮汉人，抚养满洲”政策，如同蚂蝗般不断吸食汉人的血液；一方面用遍布各地的八旗和满城散步极权政体的权力触须，将汉人社会牢牢禁锢，阻碍了任何自发进步的产生——这导致中国长期落后于西方，并在1900年甲午战争败于日本后刺激出了激进主义的思潮。

满人施加的赋税极为沉重。满人统治者立国的基础，就是过于沉重的高额赋税”，同时“使汉人出资以养旗兵，而因以防汉”。汉人须承担八旗俸饷，每年总数数百万至千万两之巨。咸丰时期满汉俸饷两项“统计二百余万，汉人所得者十一万有零。发捻乱后，俸饷减成，光绪初年，旋复旧额，是满人俸饷仍占汉人十之九。”【11】

满人又大搞文字狱。满人的文字狱规模是明朝的十倍之多，而且极为残酷，动辄满门抄斩，使社会思想停滞，流行金石与考据之学。明朝沦陷之后，作为异族统治的清朝，对于文化方面的统治与其说是重视，还不如说是敏感。禁书运动在清朝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其禁书范围之广，查禁手段之繁，刑罚处置之重，是没有哪个朝代可以比拟的。【12】

要想解决满人统治的弊病，就要强调华夷之辩；为了打破“共同体统治共同体”这一牢固的殖民结构，只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意图保满清的人，自然不能放任民族主义的传播，他们矢志不渝地把导致社会弊病的责任推到异族统治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汪士铎把原因推给了人口和文化。所以他强调不惜以屠杀的方式消灭汉人人口，强调对汉人文化的批判。他用乖张大胆的思维批判他所见到的汉人社会的一切，咬牙切齿地宣称一切都是汉人自己的原因。对于满人统治者却大加赞颂。他要求减少汉人的人口以便于满人奴役，希望满人使用蛮横强暴的手段控制汉人——实际上满人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做的。满人入关时屠戮汉人一亿以上，不断地弱汉、贫汉、疲汉、辱汉、愚汉、虐汉。没有暴力与欺诈，满人的统治一天都维持不下去。

“除了谎言之外，暴力没有任何东西可作护身符”。满人的殖民统治导致社会困苦不堪，为了降低他们统治的成本，“爱国知识分子”必须把社会困苦的责任推给别的因素：

人口太多导致马尔萨斯陷阱，社会资源不足；

文化低劣导致“内卷”而无法现代化，社会发展缓慢；

黄种人低劣，注定比不过白人；

中原低于所谓“内亚”，一定要被输入秩序；

封建君主专制，破坏了现代化进程。

总之，保皇派（无论何时）为了维持殖民统治，倾向于把原因推给除政治以外的一切因素。只要有人相信保皇派的说辞，反对人口增长、反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等，而不是去反对殖民者，那么殖民者面临的压力就会陡然降低，变得更容易维持统治。如果一个民族全都相信了这些狡辩的鬼话，殖民者的江山自然就如同铁桶般稳固了。

今人大谈保守进步二分，大谈文化决定论，只不过是步汪士铎之后尘罢了。有人说，中国近代以来大多数知识分子，无论是保守的还是进步的，求的都是“救国”之路，都是“爱国”的。此话着实不假，大多数知识分子确实都是爱满清的保皇党，孙中山和辛亥英烈们是少数，钱穆们在知识阶层圈子里也是异类，天地会哥老会等会党们也没有话语权。这样看来，大部分知识分子可不就是“爱国”的么？这是全体汉人的悲剧。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快速区分谁是“汪士铎”。

伏尔泰曾说：“假如你想知道是谁控制了你，那就看看谁是你不能批评的人”。

政治的原则是权力与责任对应，即权力越大，应该承担的责任也越大。

如果不批判掌握权力的人，只盯着没有掌握权力的那些因素穷追猛打，那他一定就是为了“保皇”而转移话题的人，他就是当代“汪士铎”。

参考文献：

【1】《曾文正公书机》卷十一，《复胡宫保》（东方书局本）

【2】《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五，《复严方伯》

【3】《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4】嘉木.汪士铎 中国的马尔萨斯[J].绿叶,2005(07):50-51

【5】张仲民.从《乙丙日记》看汪士铎歧视妇女的思想[J].史学理论研究,2006(02):144-151

【6】《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7】胡思庸.汪士铎思想剖析[J].历史研究,1978(02):30-45.

【8】《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9】《饥饿的盛世》

【10】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11】姚念慈，《“康乾盛世”与历史意义的采择》

【12】明清两朝的禁书与思想专制_李璇[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