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卡脖子”的中国学术期刊_风闻

2016年，世界最大学术出版集团之一爱思唯尔（Elsevier）旗下的Scopus数据库所收录的中国学者发表论文首次超越美国（42.6万篇 VS 40.9万篇）。

2018年1月18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报告称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学术文章产出国，这也是国际范围内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在学术文章产出数量上超过美国。

同年SCI（科学引文索引）所属数据库Web of Science收录的中国大陆地区学者参与发表的论文数量达到了39.8万篇，超过美国的38.6万篇。2018-2020中国大陆地区完成了SCI和SSCI发表论文的三连冠，并将领先优势从2018年的1.2万篇扩大到了11.9万篇。

中国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全世界学术论文产出数量的老大哥，然而比较尴尬的是，上述的这几个统计中提到的中国学者所发表论文，基本都发表在了国外学术期刊上。

任何国家的学者将自己最好最优秀的科研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都是目前行业的现状，毕竟科学无国界。但是学术期刊的归属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术话语权的归属，谈到顶级期刊英国有Nature（自然）、美国有Science（科学）；谈到学术出版集团德国有Springer（斯普林格），荷兰有Elsevier，英国有Nature Publishing Group（自然出版集团）、Oxford University Press（牛津大学出版集团）、SAGE、Taylor & Francis等，美国有Wiley和各大学会出版巨头。你问我中国在这两方面有什么，不做点功课我根本答不上来。即使做了功课之后，我感觉我也很难给你一个可以和他们匹敌的答案。

今天所长老王就带大家认识一下被“卡脖子”的中国学术期刊。

巨大的差距

2020年6月，中国学术界翘首以盼的2019年度影响因子公布，作为“国产学术期刊之光”的Cell Research影响因子首度突破20分，使得中国终于有了第一本影响因子超过20分的学术期刊。

然而Cell Research的一枝独秀，却更间接地反映出中国学术出版业国际化整体的羸弱。

根据Web of Science数据库2020年的影响因子数据：

收录影响因子超过40的期刊19种， 中国有0本入选，

收录影响因子超过30的期刊39种， 中国有0本入选，

收录影响因子超过20的期刊86种， 中国有1本入选，

收录影响因子超过15的期刊148种，中国有3本入选，

收录影响因子超过10的期刊312种，中国有9本入选；

收录影响因子超过5的期刊1169种，中国有41本入选；

收录影响因子超过3的期刊3288种，中国有88本入选；

收录影响因子超过2的期刊5861种，中国有152本入选；

收录影响因子超过1的期刊9879种，中国有218本入选。

截止2021年1月31日，Web of Science共收录SCI和SSCI杂志12856种，中国只有255种，占比仅为1.98%。作为世界第一大学术论文出版国的中国，所拥有的SCI和SSCI杂志数仅排第六位，仅领先第七位的日本（251）4本，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4472）的5.7%，世界第二的英国（3137）的8.0%。

而即使在这255种被SCI和SSCI收录的中国英文期刊中，大部分仍旧采用的是“借船出海”的方式。所谓的“借船出海”，也就是中国相关单位主办期刊，而出版和发行交给国际上知名的学术出版商。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增加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有利于期刊早日被各大数据库收录。当然缺点也很致命，中国的学术出版单位不光要向这些大的学术出版商缴纳不菲的出版服务费，而自己尽心尽力办好的学术期刊带来的可观的数据库收益基本拿不到钱，为他人作嫁衣裳。

2020年，SCI所属数据库Web of Science收录中国作者参与发表论文53.6万篇，这53.6万篇论文中只有3.6万篇发表在了中国自己主办的学术期刊上，刚好一个零头。

巨大的差距背后，是庞大的历史旧账。

1665年3月，世界上第一份真正用于学术交流的科技期刊诞生—《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这本由英国皇家学会创办，全世界诞生最早且现在还在发行的学术期刊，刊登过牛顿、富兰克林、瓦特、法拉第、焦耳、李斯特等科学巨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论文。

而直到两百多年后，中国科技期刊办刊最早且连续出版至今的、由中华医学会1887年创建的《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才宣告诞生。

而在这过去的两百多年间，科学期刊出版业诞生了至今仍是学术期刊“扛把子”存在的现象级期刊。1869年，顶级期刊《自然》（Nature）创刊；1880年，另一本顶级期刊《科学》（Science）诞生。国际四大医学会杂志，也都在这期间诞生。1811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内科医师John Collins Warren和James Jackson创办《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11年后，英国外科医生Thomas Wakley创立《柳叶刀》（Lancet）；1840年，《英国医学会杂志》（BMJ）应运而生；1883年，《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诞生。而这期间的中国，正在清朝的统治下实行着闭关锁国的政策，正经历着两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铁骑地蹂躏。

而正是在这个时期，国际上最大的几个学术出版集团诞生了。1807年威利（Wiley）出版集团在纽约成立；1842年，斯普林格集团在德国诞生；1852年，Taylor & Francis在英国问世，1880年，爱思唯尔在荷兰成立。

直到爱思唯尔成立近50年后的1930年6月，而中国目前最大的科技出版集团中国科技出版传媒的前身龙门书局才在上海成立，这时候Wiley已成立123年，斯普林格也已诞生88年。在成立后的前几十年里，龙门书局经历了八年抗日、解放战争、十年动乱，从1984年到1994年有8年亏损,直到1995年才走出困境。而这期间的国际学术出版，早已换了人间。

进入21世纪，国际出版业五大巨头爱思唯尔、斯普林格-自然、威利、Taylor & Francis、SAGE，早已完成跑马圈地，出版超过50%的全球学术论文。美国各大学会也凭借着自己领先全球的学术实力，推出了自己在行业内的代表期刊。而这时候的中国国际学术出版，可以说才真正意义上刚刚入局。

搞学术出版和当代社会异常流行的网络自媒体其实有很大的共同之处，先到咸阳为王上。在任何平台刚刚建立的时刻，先入局者凭借初期的平台巨大红利都可以实现一段时间的野蛮生长。然而当平台足够大，吸引了足够多的竞争者入局之时，市场由蓝海变为红海。这时候如果还想入局，唯一的选择要么是期待千载难逢逆天改命的机遇再次出现，要么就只能在红海之中杀出一条血路。

在传统学术期刊数据库订阅模式为主流的21世纪初，学术界开始向国际学术出版商存续了上百年的付费订阅模式发起冲击。对于中国的国际学术出版业，第一次逆天改命的机会出现了。

学者普遍认为学术出版商利用学术数据库在攫取了高额利润的同时阻碍了学术知识更大范围的传播。2001年12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开放存取倡议组织会议上，开放获取（Open Access）应运而生。2003年10月，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科研机构在德国柏林联合签署《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资源的开放使用的柏林宣言》，开放存取正式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开放获取的出现给了那些平时无力抗衡学术出版巨头的其他出版商一个千载难逢的翻盘机遇，一时间国际学术期刊出版业风云变幻。

1996年，华人科学家林树坤在完成自己的博士后研究后在瑞士创立MDPI出版集团，经过20多年的发展，出版英文科技期刊310个，其中SCI收录期刊82个。在2020年全球SCI收录期刊发文量最多的前十本中，有六本出自MDPI出版集团。同时MDPI集团有8本SCI期刊2020年度单本发文量超过5000篇。

1997年成立于埃及开罗的Hindawi出版集团，紧紧抓住开放获取的机会。截止2019年，旗下出版期刊超过两百种，超过七十多本期刊被SCI收录。2021年被著名出版巨头Wiley收购。

2000年，BioMed Central （BMC）在英国成立，8年后被斯普林格自然集团收购，在创办后20年内已拥有超过三百多种学术期刊，两百多种被SCI收录。

2006年，被称为当年江湖“四大神刊”之一的Plos One问世，这本开放获取期刊在创刊后第七年，年度发文量达到了惊人的3万篇，占到了当年度上万本SCI期刊发文数量的1/60。

成立于2007年的Frontiers出版集团，借着开放获取的东风12年间成功打造100多种学术期刊，其中40多本被SCI收录。

2013年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创办开放获取期刊 IEEE Access，2020年度发文量超过了1.7万篇。根据其网站公布的1750美金的出版费用，如果简单估算的话，仅这一本杂志一年就可以为IEEE带来近两亿人民币的收入，而这个杂志的文章一大部分来自于中国。

被开放获取打乱阵脚的传统学术出版巨头也开始纷纷布局，斯普林格自然旗下的Scientific Reports于2011年创刊，近年来年度发文量维持在2万篇左右；同时旗下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0年度发文量达到6000篇。根据其官方网站介绍，两个杂志的开放获取费用分别为1495美金和5560美金，这样算下来，仅仅这两个杂志一年就可为集团贡献超过4亿人民币的收入。

Elsevier旗下的Cell出版集团推出Cell Reports系列和iScience等开放获取期刊，美国科学促进会也推出Science Advances，一度被广大学者认为是对标Nature Communications。

虽然200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就代表中国签署了《柏林宣言》，但是这个开放获取的千载难逢的入局利益再分配的机会，我们仍然没有及时抓住，至今想来仍让人唏嘘不已。

在SCI和SSCI收录的255种中国学术期刊中，虽然有79种属于开放获取，但是这79种期刊的2020年度发文量加起来也只有不到8000篇。2020年SCI和SSCI收录的开放获取论文达到了75.5万篇，归属于中国学术期刊的比例仅为1%左右。

接下来留给中国学术出版业者的，只有在红海之中杀出一条血路。

差距带来的经济利益他让和话语权缺失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的图书出版业遭受重创。然而学术出版业所受影响极小，反而得益于科技的发展更加蓬勃的发展起来。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学术出版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的动力，更多来自巨大的利益驱使。

2019年，Wiley的年度营业额达到18亿美金，爱思唯尔的年度营业额达到了25.38亿欧元，斯普林格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1.12亿欧元。根据维基百科的介绍，爱思唯尔的利润率在30%以上（2017年为37%，2011年为37.3%，2002年至2012年间从未低于30%），估计其他学术出版集团也低不到哪里去。这样子算下来，爱思唯尔和斯普林格两个出版巨头的的各自年度利润至少应该在60-70亿人民币之间。和这个数字比较接近的是另外一个出版巨头Taylor & Francis，根据其母公司Informa公布的2019年度财报，Informa的年度利润达到了9.33亿欧元，折合人民币73亿。

这是什么概念呢？爱思唯尔、斯普林格、Taylor & Francis这三个学术出版巨头母公司哪一个的年度利润放在中国，都可以排进2020年中国最赚钱的公司100强。中国汽车制造业的领军企业吉利、中国家电制造业的龙头企业海尔的年度利润也不过与这些学术出版巨头相仿。

而当国际大型学术出版商赚得盆赢钵满之时，我们的很多学术期刊依然游走在靠经费支持才能续命的道路上。即使作为中国最大的科技期刊出版集团，中国科技传媒2019年度的总营业额也仅为25亿人民币，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利润4.65亿，大概约为爱思唯尔的1/13, 斯普林格的1/15。

这些传统学术出版巨头收入的一大部分来自于对其旗下期刊的数据库订阅，掌握了大量期刊资源的出版巨头在制定价格上拥有巨大的话语权。

2019年轰动全球的加州大学系统与国际出版巨头爱思唯尔的决裂，再一次将国际出版巨头们在数据库期刊定价权上的豪横和大学图书馆的无奈放大到公众面前。

面对学术出版巨头，这种学术圈的无奈是共通的。

早在加州大学与爱思唯尔决裂前9年的2010年9月，包括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中国30多家图书馆的代表联名发表了致读者和出版商的公开信。

“近年来，国外科技期刊及其全文数据库的价格不断提高，有的出版商全文数据库的价格连续多年以百分之十几的幅度上涨，个别出版商的全文数据库甚至出现年度涨幅20%~30%的情况，造成图书馆外文科技期刊订购费用迅速膨胀。其中个别出版商利用自己的垄断性地位涨价，提出要在2020年把中国用户使用其全文数据库的论文篇均成本提高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持续大幅度的价格增长已经严重威胁到所有教育科研单位的科技文献资源的可持续保障。…..任何无视用户权益、不顾市场现实、肆意攫取暴利、破坏科技文献长期可持续保障的做法，除伤害用户合法权益外，亦会破坏市场之长期稳定性和个别出版商自身利益。”

没办法，定价权掌握在别人手里，只能任人宰割。即使做出反抗，也达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别说国际数据库出版商，就连我们国内的知网涨价都能涨到让北大受不了选择停用。只可惜知网割的是我们自己人的韭菜，国际大型学术出版商割的是全世界的韭菜。如果知网能割全世界的韭菜，那也是国际学术数据库的中国之光了。从国家层面而言就是钱从左边口袋进入右边口袋，我们被割韭菜的时候还能心服口服一点。

虽然近年来开放获取的出现，让数据库割高校图书馆韭菜割得越来越费劲。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出版商钱还是要赚的，只是改成学术期刊直接割科研工作者的韭菜了。就像我上面提到的，我们在开放获取期刊的数量和发文量上都和国际上有着巨大的差距。也就是说我们以前主要是高校图书馆被国外学术出版集团薅羊毛，以后可能是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变成主要被薅羊毛的对象。

除了最直观的学术出版集团的经济利益外，学术期刊背后的国际社会话语权的影响力和其带来的其他利益也不容小觑。

谈到学术话语权，国际学术期刊已经成为广大学者发声的舞台。虽然学术是一个讲究客观、公平、公正的事业，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偏见的存在，学术期刊内部的一些操作全世界都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在保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开辟发表绿色通道。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国际学术期刊的高水平论文发表也很难完全做到绝对的公平公正，都会存在一定程度上偏袒本国学者或者同类人群，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期刊表现尤为明显。尤其是在科技迅猛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谁先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成果谁就掌握了最早的知识产权的归属、接下来研究的主动权和学术界这方面的话语权。

比如2012年施一公老师发表在Cell Research的这篇题为“Crystal structure and biochemical analyses reveal Beclin 1 as a novel membrane binding protein”的文章，1月13日投稿，1月16日修回，1月17日接收。这看着就给人一种有人在抢发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感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抢发别人。这当然也只是笔者的一种猜测，具体背后的故事只有当事人老师知道。

跟大家讲另一个也算跟学术话语权沾点边的一个小故事。只是这次故事的主人公，是被别人抢发论文。潘卓华，是一位在美国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医学院工作的华人科学家。他在2004年做出了一个诺贝尔奖级别的发现—光遗传学技术，将光敏蛋白表达在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上，可以让这些细胞获得感光能力，这项发现目前已经在神经科学领域得到广泛的使用。

他关于这一发现的论文在2004年和2005年先后被Nature、Nature Neuroscience、Journal of Neuroscience拒绝。2005年8月，斯坦福大学的Karl Deisseroth和Edward Boyden抢在潘卓华前面先发表了光遗传学技术的论文，而且发在了一个曾拒绝过他文章的期刊—Nature Neuroscience。斯坦福大学的两名科学家因而名声大噪，赢得无数荣誉与奖金，其中就包括最奢华的“生命科学突破奖”，甚至很多人预测这两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只是时间问题。而潘卓华的文章2016年论文才得以发表，虽然发表在跟Nature Neuroscience同样级别的Neuron上，但是基本没有人知道他才是最先发现的那个人。

如果在2004年“国产学术期刊之光”Cell Research能有今天的高光，华人科学家潘卓华可能会选择投稿到Cell Research，很有可能他就会成为那个聚光灯下的人。作为一个华人科学家，这势必对中国相关领域的发展也起到不可估量的带动作用。今天，我们无法去判断当时Nature Neuroscience的编辑为何选择了拒绝潘卓华而发表另外一个课题组的同样论文。只是我们禁不住会去猜测，如果Nature Neuroscience是一个中国杂志，这个故事会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如果潘卓华的悲剧发生在国内，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反思？

除了学术话语权，学术期刊背后的学会影响力和衍生的学术会议收益也不容小觑。很多期刊做大做强之后都会以期刊为平台举办学术会议，而学术期刊的成功与否从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学术会议的成功与否。

依托美国各大学会的学术期刊为媒介，美国硬生生的把很多美国本土的学会搞成了世界级的学会，把美国本土的学术会议办成了世界级的学术会议，慢慢的变成了很多世界级科研成果的首发平台。这里当然也关乎我们刚刚提到的学术话语权问题，同时还有这背后的那个国际学术会议大蛋糕。

比如美国肿瘤学研究领域的两大学会，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年会和美国临床肿瘤学年会，每年基本都可以各自吸引超过2万名和4万名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参会，参会者都要缴纳不菲的报名费（人民币少则几千，多则上万），这样的一场学术会议就可以给主办方带来上亿人民币的收入，同时也可以给当地带来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这些学会每年的注册会员也要缴纳不菲的会费，进一步反哺学会的发展。除了每年的年度会议外，这些学会还会办很多大大小小的卫星会，既有了促进学术发展交流之名，又得了正当营业之收益，何乐而不为呢？

从中美学者在SCI/SSCI收录的学术会议发表的摘要数量，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的话语权与美国相比依然有巨大的差距。中国近些年来在这些国际顶尖的学术会议上发表的摘要数量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虽然一部分要归因于中国的顶尖科学研究依然和美国有较大差距，但是也有一大部分原因来自于中国科技期刊与美国学术期刊的悬殊实力。

好切的蛋糕，自然有人要来分一杯羹。各大行业内的顶级期刊出版集团当然也要进入分蛋糕的行列。自然（Nature）有旗下的Nature Conferences，细胞（Cell）有下属的Cell Symposia，其他的老王就不在这里给大家一一列举。

例子有很多， 但是道理很简单，你只有期刊做大做强，平台足够大，才能邀请到更多的顶级科学家来做报告，才能吸引到更多的人来参会。

知耻而后勇

巨大的差距下，我们该何去何从？

相信这是很多读者看完前两个部分之后，脑海里自然而然就会冒出来的问题。

既然所长老王看到了这个方面，那么学术出版行业的从业者和相关主管的高层肯定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

2013年，中国科协、财政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推出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连续三年，对于入选的期刊每年给予200万、100万、50万的资助。国家为了提高中国科技期刊的影响力，可谓砸下重金。

六部委联合发出了对世界第一学术出版国学术期刊从业者的灵魂拷问，正在崛起中的中国科研，能否带着科技领域的学术刊物一起飞？

2019年，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四部委再度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提出了“到2035年，我国科技期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一方阵，建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期刊和若干出版集团，有效引领新兴交叉领域科技发展，科技评价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明显提升，成为世界学术交流和科学文化传播的重要枢纽”的目标。

2020年2月23日，科技部正式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通知 中要求对科研工作者的评价实行代表作制度，其中国内期刊不少于三分之一。很多科研工作者看到国内期刊都错误地理解为中文期刊，其实不然，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办的英文期刊。这其实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内科技期刊的国际化助力。

近年来，广大科技期刊出版业者和科研工作者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直面与国际的差距、积极探索，为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作为国内学术出版龙头的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近年来通过爱思唯尔合资的方式成立了其控股的北京科爱森蓝文化传播公司，专注打造国际化学术期刊，在其开始拓展期刊业务六年后的时间里与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合作创立了61本英文科技期刊，其中13本已被SCI收录。

成立于2009年的中国医学国际期刊出版领域老大AME出版集团，专注医学领域。截止到2019年1月，AME旗下拥有60多本英文医学学术期刊，其中18本PubMed收录、11本被SCIE收录。

同样是2009年，中国激光杂志社率先实行转企改制，在遭遇寻求与国际光学出版巨头合作的挫折后，坚持自办期刊数据库、持续加大投入。11年后，这个原来只有十几人的联合编辑部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全球第三的光学期刊出版机构。

创刊于2012年的Light， 由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所主办，目前已连续6年影响因子超过13分，稳居国际光学期刊榜榜首；国产学术期刊Cell Research用20年左右的时间将影响因子从2打造到了20，在本学科领域期刊中排名世界第七、亚太第一；Molecular Plant在13年内影响因子从2.784升到12.084，成为植物领域排名第五的顶尖学术期刊。

2018年中国科协与美国科学促进会共同创办了定位为国际化、高影响力、世界一流水平、综合性、大型开放获取科技期刊《研究》（Research），创刊不到2年，已被DOAJ、EI、ESCI、PubMed、INSPEC、Scopus等国外重要文献数据库收录。

2021年1月29日，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管主办的英文期刊Fundamental Research期刊首发仪式举行。

很多可能改变国际学术出版业格局的事情在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依然正在发生。

成绩令人欣慰，但是差距依然巨大。

因为一个中国科学传媒、一个科爱森蓝、一个AME、一个中国激光是远远不够的，一本Light、一本Cell Research、一本Molecular Plant也是远远不够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写在后面的话

卡脖子这个原本听起来俗里俗气的词，这几年频繁出现在各大主流媒体。百度百科给出的解释是“指用双手掐住别人的脖子，多比喻抓住要害，致对方于死地”。

近几年“卡脖子”这个词进入公众的视野始于“中兴事件”，2018年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不到一个月后，2018年5月9日，中兴通讯公告称，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美国商务部的一项禁令，直接让中国第二大、世界第五大电影运营商陷入瘫痪，确实是卡住了脖子，卡得死死的。这项禁令在2018年6月7日解除，解除的条件是中兴向美国缴纳10亿美元罚款，外加4亿美元保证金，3个月内更换董事会和管理层，为期10年的美国合规团队现场监控，还要再加上一个美国可以视时启动的为期10年的拒绝令。

芯片遭遇的是硬件卡脖子，学术期刊则是内在软实力的卡脖子。不管哪一种卡，都是可以让人窒息的。

发展壮大学术期刊，这个不需要两秒钟就可说完的话背后可能要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而且是非常高效的努力。现阶段中国面临的学术出版业的现状是，学术期刊阵容庞大而不强，国际化程度低，小作坊式作业普遍，我们的学术期刊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国际化学术期刊数连行业龙头国美国的二十分之一都不到。

根据《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0）》报道，“全国4958种科技期刊共有1291个主管单位，3083个主办单位，4288个出版单位，平均每个主管单位主管期刊3.84种，每个主办单位主办期刊1.61种，每个出版单位出版期刊1.16种，其中只出版一种期刊的出版单位有4108家，占全部的95.8％”。

在这种国际巨头林立、困境重重，国内学术出版业力量分散的情况下如何均衡各方利益、集中优势资源、顺利完成突围，考验的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智慧和耐心。

中华民族向来不缺智慧，也拥有极大的耐心。

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所在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等几家单位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名义，在国产期刊《科学通报》上发表了有关青蒿素化学结构及相对构型的论文《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青蒿素》，除此之外，《科学通报》还发表过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等世界级的发现。

期待不久后的将来，中国学者可以再次将自己最顶级的科研成果发表在我们自己的学术期刊上，真正的将论文发表在祖国大地上。

期待这不只是期待。

*本文中所统计期刊未包括我国港澳台地区，仅统计中国大陆地区